[致命的自负]读书报告

《致命的自负》读书报告

余可丰 3100101245

1.书籍简介

《致命的自负》成书于1978年，当时年届80高龄的哈耶克希望进行一次辩论，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与赞成市场秩序的领军人物就“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吗？”这一话题展开讨论。用哈耶克本人的说法，从大学时代开始，他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关于社会改革的知识，都具有社会主义取向，而知识分子中所有的“好人”似乎也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却对这种社会改革热情始终存在怀疑。终其一生，哈耶克的思考与著作都围绕自由秩序、市场经济而展开。相比于壮年时所著《通往奴役之路》的细致、深刻，耄耋之年哈耶克所著《致命的自负》篇幅短小，行文间却显出举重若轻的练达。书中融会贯通了一些科学、哲学问题，不过主旨仍然是证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一些错误的前提上的。尽管它有可能出自一些良好的愿望，并由我们时代中最聪明的一批人从中领导，却仍威胁着我们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甚至生命本身。

书籍的前三章从新颖的角度对我们文明的发展、维持做出解释。第四章到第六章则对上文提到的主题进行论证，并驳斥了社会主义者的一些错误认知。在第七章，作者转向语言，希望以此说明社会主义的影响对它造成的破坏，以及须小心地避免在这种影响下，也陷入思维误区。第八章则针对人口爆炸理论是否会削弱作者的论点展开了讨论。在第九章，作者对宗教在道德传统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做了简短的评论。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很多看法是超越自己所在的时代的。在他之前，人性本恶的理论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存在矛盾是非常明确的。而他更进一步提出，即使人性本善，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不具可操作性的理想。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不足以胜任社会化的大生产，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有之后，即使能生产出至少同我们现在一样多的产品，如何进行公正的分配仍会是个严重的道德难题。他的诸多观点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三十余年中获得了更多的作证和支持。而他所讨论的话题，也能为今日转型中的中国带来现实的观照与启迪。

2.核心概念：扩展秩序

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哈耶克讨论的核心概念是：扩展秩序。扩展秩序类似于亚当斯密所讲的“看不见的手”，但比后者概念更为广泛。在早期思想家看来，人类活动存在着一种超出有条理的头脑的想象范围的秩序，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之间的秩序只能扩展到传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之内，因此存在超过10万人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亚里士多德说这些话的时候，与他观点相反的事实却正在发生着。因此，当时的社会运行所依据的秩序是超出了在秩序中任何一个成员所能理解的范畴的。

人们只是遵守一些基本的“元规则”，虽然人们的生活要取决这些限制，但无法理解它们如何发挥作用或如何造福于他。

在哈耶克看来，这些元规则有悖于人类在几十万年进化中所积累的、适用于几十人规模的小部落存续的一些本能。比如利他主义、人人互相认识，有共同的目标、休戚与共。但是这正是文明得到发展的基础。比如：“人人待人如待己的秩序，会是一种相对而言只能让很少人有所收获和人丁兴旺的秩序。如果对媒体轰炸向我们发出的一切爱心呼吁全都做出反应，就会造成沉重的费用，使我们无法再去做那些我们最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并且很可能会使我们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或有关特定需要之相对重要性的特殊立场的工具。” 但是，当人类在依靠对事物的共同感受而遵守一些往往禁止他按本能行事的规则时，则能建立了更高级的文明。

扩展秩序能够优于其他秩序的原因并不是他更令人愉悦或者比其他任何秩序更道德。相比于其他秩序，人类社会所遵循的扩展秩序仅仅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扩展秩序的出现，与生物的进化有很大的类似之处，他们都不是任何一个智慧个体可以设计的结果，而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在进化论中，达尔文认为核心的因素是：

 遗传与变异

 自然选择

而在扩展秩序的演进中，有着与进化论相对应的要素：（通过非遗传方式）代代相传的道德、习俗与遗传对应，社会中个人与众不同之自由——它与似有财产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此处按下不表——与变异对应。而在社会中，某种特定的规则如果具有更大的优势、影响到更多人，那么其他的规则的地位便得到削弱，这与自然选择相对应。

在进化论仍然受到一些质疑的今天，我们大概能对先贤们忽视扩展秩序的存在抱有理解。扩展秩序与本能行为存在矛盾，但是又不是严格的理性行为。“不可理喻”这个成语的原意很适合形容它。人类文明是（扩展）秩序的结果，而非某种经设计的秩序创造了文明。人口的增长、私有财产、贸易、分工等自然演化出的行为远在人类开始理解这些行为之前便已出现。一位生物学家曾经说“如果大脑简单到可以被我们的思维所理解，那么我们的思维将简单到无法理解大脑。”而经济也类似：如果我们的社会秩序简单到可以被完全理解，那么我们的文明将粗鄙到无法（在物质资料与文献等精神资料两方面）供养这样的智者。当我们开始理解、解释亚里士多德年代的社会运作机制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通过遵循（目前无法完全理解的）更为复杂的扩展秩序从而进入到更高的文明阶段的结果。

书名《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这种自负之所以是致命的，是因为它潜在的逻辑中希望用理性代替扩展秩序。我们的理性在某些领域可能有其局限性，但如果一个聪明人在这个问题上它没有表现出任何自觉，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3.秋水时至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

——《庄子·秋水》

作者认为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自负，实际上是一种滥用理性的病态思维。这种病态的思维表现为一些这样的观点：

 凡是不能得到科学证明或观察验证的事情，就没有理由遵守

 凡是没有理解的事情，就没有理由遵守

 对于一项具体的事业，除非对它的目标事先有充分的说明，就没有理由参与其中  任何事情，除非不仅事先完全知道它的后果，并且还能充分观察到这种后果并能

将它视为有益的，那就没有理由去做这件事情

而作者认为，这种想法的潜台词中包含着人类，尤其是其中较为睿智的个体，不愿意放弃对自己思想的控制权的倾向。这种倾向“甚至比一个工匠不愿意放弃自己制作的精美工艺品还要强烈”。然而，对知识局限性的自觉本身就是知识的一部分。如牛顿在取得巨大成就后说自己“挑拣美丽的贝壳时没有意识到更广阔的大海”绝不能看做是自谦的话语。然而，当人类的理性在某一个历史阶段突飞猛进的时候，总不免进入到一种“癫狂状态”——正如一个国家在对外扩张中无往而不利时军国主义便易于滋长一样。庄子在《秋水》篇中提到的河伯，在“秋水时至”的背景下陷入“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矣”的癫狂状态也是人之常情。在历史上任何时期，人们都不曾实现对自己思想的完全控制。但在文明突飞猛进时，“闻道百”的学者容易高估人类的理性能力。作者认为，倘若认识到理性存在这些局限性，就能部分地得到克服它们——譬如利用经济科学或“交换学”。

基于本能的、小家子气的利他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的前夜——一个“秋水时至”的年代中——与理性主义结盟，让介于本能与理性之间的扩展秩序原则受到忽视。比如，在复杂的条件下，通过分散的决定可以更有效地获得秩序和对未知事物的适应能力，以及权力的分化实际上会扩大全面秩序。被认为是一种荒唐可笑的观点。

在自负的理性主义者面前，传统的“扩展秩序”很难自证是理性的。而很多试图为扩展秩序自证理性的做法也因为过于粗陋反而给理性主义者的攻击留下了空间。然而这种自负实在戴着很重的有色眼镜。比如社会主义的理想在自证合理上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又如中国学生自小就被教育“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存在冲突”，但历史却又展示出“计划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存在冲突”。对于这些问题，自负的社会主义者却疏于自证。 在笔者看来，这种自负隐藏在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对这类自负者进行道德批判是不必要的。因为人的思维中本身就充斥泛灵论的暗示。作者在讨论语言时就提到：“我们的语言中及物动词使无生命物体似乎具有某种思维能力。天真或无知的头脑，当它感觉到运动时，总是以为有生命存在，同样，当它以为存在着某种目的时，也总是设想存在着思维或精神活动。以下事实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进化似乎在每一个人类思维的早期发展中重复一次。皮亚杰在《儿童对世界的认识》一书中写到：‘儿童最初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目的。’只是在第二个阶段，头脑才开始对事物的目的本身（泛灵论）

和造物者的目的（造物论）加以区分。”这种幼稚的、泛灵论思维在宗教中盛行，而它所包含的暗示又附体到通常主张消灭宗教的共产主义者身上。从事实来看，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本身往往有着类似宗教的地位。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我们在学习化学的时候被老师告知“水由氢原子和氧原子组成”时，脑海会如卡通动画般浮现一个个氢原子和氧原子结合的场景。这样的思维习惯之上，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构建主义的思想。但是，与构建主义的方法不同，我们在实际中并不通过堆砌分子来获得化学药品，而是加入原料、控制反应条件。对于极难获得的稀缺物质，曾有人花费巨资用前堆砌分子的方法获得以微克计的试样，这种行为要作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却是我们决计负担不起的。作者也提到：“我们能够让未知事物有序化，惟一的办法就是诱导它自己产生秩序。……例如，当我们引发产生结晶或新化学物质的过程时，我们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笔者的专业是机械工程——一个传统的、充满工业革命时代构建主义色彩的学科。但笔者愿意分享一些有趣的事实。对于机械产品的设计，“事先完全知道它的后果，并且还能充分观察到这种后果并能将它视为有益的”这件事是不存在的。少数重要的机械零件通常会做细致的分析计算。而大多数零件通常依靠工程师的经验选型，然后再经过调试确认设计可行。这是出于扩展秩序经济人的行为——成本核算的考虑。让工程师做精细的计算意味着为企业主需支付更多的工资来满足昂贵的好奇心。此外，在一些高级的产品设计中，一种“进化设计”的方法被引入。一个零件的多个特征，每一个特征有若干可能的描述，比如“有无凸台”、“是否倒圆角”等作为零件的“基因”。用自然选择的方法对一个包含很多可能的“零件种群”进行筛选，并允许零件“杂交”来“交换基因”，最终得适者生存的“零件种群”。即便是机械这一理性设计色彩如此强的行业，理性与扩展秩序间的合作关系仍然至关重要。

4.财产与贸易

哈耶克在论述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时候，将财产与贸易放在扩展秩序中的关键位置。幻想着乌托邦的人大都轻视被私有财产与贸易。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常常浑然不觉正式这两者让他们成为一个可以在书斋中思考这些问题的人。

作者首先纠正了一种认为贸易通常买卖奢侈品的偏见。因为买卖奢侈品——比如金银——的考古证据很容易得到，但是人们却很难得到，比如，人们从很远的地方买卖得到的盐。人类文明所到达的区域远大于具备支持人类文明存续所需的全部要素的地区远。促成这一事实的便是贸易。贸易使得“我们生存所需的数量虽小但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得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这使固定职业，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化，……一种连锁反应出现了：更大的人口密度导致了专业化机会或劳动分工的发现，由此引起了人口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这又使人口的继续增加成为可能。”贸易，在人类本能所构建的道德看来中，是把自己的邻人十分需要的货物拿去给了那些他们的邻人素不相识的人是不道德的。他们是小团体中的成员若是同意这种做法，他们必须先放弃自己的成见，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

理解世界——一个小团体的重要性大为减少的世界。社会主义的观点则倾向让社会变成一个整体性的原始人的“小团体”。

这一构想的可行性，作者围绕分立财产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贸易不能建立在集体知识上，只能建立在独特的个人知识上。这种个人知识包含企业家的直觉和不便让所有人知道的“特殊信息”。后者通常被社会主义者认为是不道德的东西。然而将特殊信息视为不道德，恐怕就不会有福特、比尔盖茨、乔布斯以及它们为每一个普通人带来的生活的便利。私有财产能促进创新，不仅仅在于它激发人们发财的欲望，还在于它保证人们“与众不同的自由”。每一个人通过财产界定自己自由意志的边界，避免自由意志泛滥的同时也保证了足够的多样性。房龙在《宽容》序言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里，一个群山深处小村落的人一个希望走到外面的世界里。但他的个人自由，和村庄保守的传统之间发生冲突时，缺乏一个调和冲突的话语体系只能诉诸暴力。社会规范与个人与众不同的自由是一对永恒的矛盾，私有财产可以调和它。当私有财产被消灭（或弱化）后，我国和苏联的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矛盾没有消失。而是采用了另一些东西调和——比如行政级别与特权。在现实世界中，相比于万恶的私有财产，万万恶的东西绝不在少数。

在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有人认为应当“为用途而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为利润而生产”。作者认为这种观点的谬误在于将生产与分配割裂了。在社会化大生产中，需求和生产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量，断言“东西一旦在那里”，我们就能够以我们喜欢的方式自由处置它们，是完全错误的。作者认为：“我们认为产量能够达到如此之大，是因为“分配”方式，即价格的决定作用。能够分配什么，取决于组织生产的原则——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取决于价格机制和分配。”技术改变成本进而影响到的分配关系变，也很难通过计划经济来调整。因为绝大多数技术进步不像福特引入流水线生产那么直接、明显。在大多数情况下，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是十分间接的。譬如在生产金属螺钉、绳线、窗玻璃或纸张上的改进，受益者分布极广，因此也很难再具体察觉到其来源和效果。为用途而生产的说法充满着令人振奋的力量，但在依靠扩展秩序组织的世界中，不过是画饼充饥的行为。而市场、价格信号的重要性，一个事实求是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日的中国，也在其国策中明确的承认了。

5.制度与文明

哈耶克否定自作聪明的集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分立财产下的分散的智慧能带来文明的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利的无所作为。作者以希腊、罗马时代为例，论述一个文明的发展通常始于强大的国家权力对于“元规则”的维护。保障自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贸易在良好的治安中进行等。随着文明的发展，国家权力进一步强化，对社会的干预逐渐增多，由此却带来了文明活性的丧失和的衰落。作者认为，将国家权力的巅峰视作文明的巅峰——或者说极致状态——是一种错误的认知。相反，这种权力的巅峰被认为是国家衰落的原因同样符合逻辑也更接近事实。因为，如作者说，“史官对贸易的偏见和历史同样悠久”。扩展秩序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被我们忽视了。

权力通过保证元规则实现繁荣，权力的失当干预导致衰落。在《致命的自负》成书二十年后，奥尔森所著的《权力与繁荣》也支持了这一点。当自以为是的权力泛滥时，权力稀薄的地区往往是社会进步的星星之火的来源。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佛罗伦萨。

哈耶克并未具体展开权力的影响。但是，就是否保护版权这一“给某些商品赋以强制的稀缺性”的行为为例，他指出，在有些时候、对有些书籍版权保护有益于文明的发展，有些时候放开版权更有益。因此并不存在绝对正确的制度。维护扩展秩序也绝不存在简单、唯一的方法。相反，其中很多细节值得仔细考量，并充分发挥人的智力来获得更好的结果。但权力绝不至于有理由越俎代庖地颠覆扩展秩序。权力拥有者是庄家，最有利的策略应该是坐在扩展秩序的牌桌前博弈获得收益；而不应该掀了桌子把筹码一抢而空。 既然是博弈，过程往往瞬息万变，所以绝对不存在完美的制度。而自柏拉图至后世的社会主义者，对于“理想国”的描述总是充满完美主义的色彩。它们往往是静态的，因而与进化存在紧张关系。如果雅典人遵照亚里士多德的建议——对经济学和进化茫然无知的建议，他们的城邦很快就会退化成村庄，因为他关于人类形成秩序的观点，把他带向一种只适用于静止状态的伦理学。

因此乌托邦与权力结盟时，后果是灾难性的。当它们认为社会“不完美”时会“路见不平一声吼”，甚至理直气壮的进行不择手段的“社会工程”。笔者不否定社会改革的意义，况且完美主义的乌托邦也不总是改革的动力——反对改革的保守主义者同样借此树起“国体”“祖宗遗命”等大旗。理解扩展秩序和理性的局限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政治制度，让权利保持克制与自我批判的状态——自命能带你到乌托邦的人不是疯子就是骗子。

6.对现实的观照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一书影响的范畴也不止经济学，在帮助人更好的理解政治制度上、在思考的方法论上都能带来启迪。在此笔者分享几点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对现实的观照。

在我国的改革中，构建主义的流毒甚重。当遇到一些社会问题时，成立一个办公室、委员会，并赋予一定的威权成为一个通行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习惯。但是，作为扩展秩序一部分的社会问题，在合适的规则下诱导它解决代价更低、效果更好。反之，而充满自负的构建主义思想的效果却往往让人不敢恭维。比如几年前曾出现的的“馒头办公室”和去年设立的“中国梦办公室”、“大数据局”等于实质问题无甚用处的臃肿机构。

社会主义高估理性能力时往往伴随着造神运动。唯有让自己力图消灭的宗教的东西借尸还魂，才能强化统治的合法性。而在一个相信私有财产、分立智慧、价格信号的国度中，政治祛魅却是重要的话题。在习大大在庆丰包子铺吃包子的时候，我们东北的友好邻邦则全国山呼“除了金正恩我们谁也不认”。不同的行为逻辑背后是国运的殊途。 在一篇题为《论互联网的女性主义特征》的文中，作者提到，男性主义体现着机械的、集中的逻辑，而女性主义则体现着生命的、分布的逻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分布式计算成为热门概念。它一方面体现着自由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通过高效率的交互，整

个互联网形成了类似于人大脑的组织结构——大脑的“运算”也是分布式的、去中心化的——进而“英特脑”的概念被提出。《社会契约论》中“人民变成单一的存在”的说法，在工业革命时代的逻辑下，要实践往往意味着付诸集权、控制。但是，在信息革命的逻辑下，“人民变成单一的存在”有了新的意义。不再与扩展秩序、基于私有财产存在从前那样的紧张关系。

关于中国为什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扩展秩序下比理性主义下更具有解释力。按照理性主义的观点，中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走上社会主义是说不通的。但是扩展秩序中提到的物竞天择却不囿于理性主义的狭隘。同样，前三十年建设中出现的错误，和改革开放的道路同样可以从扩展秩序和制度设计上思考。实事求是地，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分散的智慧在市场机制中的创造力往往能给人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