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的多次易名

陶行知先生的多次易名 2011-11-13 13:47:23| 分类： 文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大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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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的多次易名

范金豹

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浚。1912年，他另取“陶知行”为名，次年将之用作笔名。1917年留美归国后，他正式改名为“知行”。1927年，他又想改名为“行知”。1934年7月16日，他发表《行知行》，终于公开宣布将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陶行知改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陶行知先生为什么一改再改自己的名字呢？

陶行知先生出生在皖南歙县，这里古代隶属徽州，而徽州也是王阳明的故乡。1910年他就读金陵大学时，开始研究并信奉王阳明的心学理论。王阳明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的观点，认为“知行合一”。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还主张“知轻行重”，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谓真知。”当时的陶行知，正是求知欲特别旺盛的青年。他发愤求知，目的就是为了日后去笃行，去实现他的人生抱负：救国救民。当时的陶行知接受了“知行合一”说，特别是“知轻行重”的思想，并奉为圭臬。正因为如此，1912年陶行知先生又取名“陶知行”。

陶行知1914年秋赴美留学。留学期间，他确定了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他师从约翰·杜威——美国伟大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教育思想的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本质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但含有辩证唯物主义成份。实用主义哲学又属于“行动的哲学”，重视“行”。王阳明的哲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同中有异。杜威论述了知与行的关系，提出了“从做中学”的观点。这一观点表明“做学合一”，也即“知行合一”；但“从做中学”强调“做”是“学”的起点，即先“行”后“知”，与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同。1917年陶行知回国之后，正式改名为“陶知行”。

陶行知回国后，写了不少文章宣传杜威的教育理论，提倡试验主义。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却千难万难。将“教授”改为“教学”，改一个字都很困难。此后，在平民教育运动、晓庄试验师范学校教育实践中，陶行知深刻地认识到：“自从亲自到民间打了几个滚后，才觉得我们有好多主观的意见都是错的，没有效验的。”中国的传统教育“老八股”固然要改革，可是怎么改？用杜威的洋教育理论来改造，却到处碰壁。于是他一面批判中国的传统教育，一面批判外国的“洋教育”，反省自己的教育实践，学习新的哲学思想，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

1928年1月在《行是知之始》一文中，陶行知仍然赞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但是又指出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露出了错误的尾巴。与此针锋相对，他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主张。当时，已经有人称他“行知先生”，他又萌生了改名的念头。

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思想称为改良主义教育。改良主义教育主张“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和“做学合一”。陶行知根据中国是穷国、学校里的东西太少的现实，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主张“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和“教学做合一”。这样，“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因为在这样办法下，不论校内校外，都可以做师生的。”

陶行知从墨子重感性经验的认识观中得到启发。墨子根据认识的来源把知识分为“亲知”、“闻知”和“说知”三种。墨子特别重视“亲知”，认为直接经验比间接经验更重要、更可靠。陶行知批评中国传统教育把“闻知”当作唯一的知识，忽略了“亲知”，也忽略了“说知”。他认为：“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才能发生效力。”

更为重要的是陶行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1年11月陶行知先生在《思想的母亲》中写到：“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所以我要提出的修正是在困难之前加一行动之步骤，于是整个科学的生活之过程便成了：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了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陶行知的“行动——知识——再行动”这一教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再实践”实践观是完全一致的。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先生发表《行知行》一文，继否定“知行”观之后，又否定“知行知”观；将“行知”观发展为“行知行”观。他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还创造了以“行知”二字合写的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至此，他真正做到了“名”副其“实”。

从“知行”到“行知”再到“行知行”，他的名字的每一次变化，实质上是他教育哲学思想一次又一次发生质的飞跃的表现：从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发展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他易名的过程，实际上是他不断追求真理、实践真理的过程。他信奉的哲学思想在不断变化，他的名字如影随形，但是永不变更的一点，就是他的“真人”品格。不论先生取名“知行”，是“行知”，还是“行知行”，他的名字都是他那一段时期所信奉的哲学思想的标志，是他追求表里一致、言行一致、名副其实的“真人”品格的体现。他有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他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陶行知先生，那就是一个充塞天地的“真”——有真爱、做真人、求真理、去真行。

《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14日第8版

生活即教育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形成“生活教育”教育思想体系。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

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生活”不是人们通常狭义的理解，而是“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生活”是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具体讲，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均由生活决定；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生活是发展的，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

“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因此“社会即学校”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学做合一

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值得指出的是：“教学做合一”的“做”与杜威“从做中学”的“做”是有区别的。首先，陶行知所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节。其次这个“做”亦是

“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既以做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阳明东原的见解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可见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这些见解在认识论上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因而“教学做合一”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从保重中学”就有了区别。但是陶行知所说的“行”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实践还不同，他所说的“行”还只是个人狭隘的琐碎的活动。

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山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当时的历史下，对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适应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时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积极作用，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也有启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