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回眸与展望(一)

0 引言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被很多人看作是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也因此成了20世纪后半个世纪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中的当红话题。而且，直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对这一转向的讨论热情因新世纪的到来而降温的征兆。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在哪里发端？又是由哪些人物推进？他们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这些转向给哲学和语言学带来哪些影响？语言哲学在不断的发展中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新问题？

1 几个概念

1．1 在汉语语境下，the linguistic turn有多种译法，经常见到的有“语言转向”、“语言的转向”、“语言学转向”、“语言性转向”等。本文仍沿用“语言学转向”这一说法。

1．2 汉语中的“语言哲学”在英文中至少有两种常用的对应概念，一是philosophy of language，一是linguistic philosophy，本文使用的“语言哲学”指前者，即philosophy of language。

1．3 虽然“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两个概念究竟是不是有区别，有些什么不同，本来就不是很容易说得清楚。在本文所论问题的语境下其分别无关宏旨，故这里不作区分，而作为通用概念来使用。

2．语言学转向与语言哲学

2．1 从古希腊探讨世界最终成分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到近代研究认识的起源、认识能力以及认识方法等的认识论，再到现代把语言意义的研究作为哲学研究首要任务的语言哲学，西方哲学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

2．2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西方哲学经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代表着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和不同的哲学论题。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本体论思维侧重于探究世界的最终构成成分,试图寻求宇宙的本源和某种形而上学本体，即传统的客观理性；到了近代,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轴心主体性形而上学以主客、心物、思有二元对立为出发点,以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为特征,强调主体的理性能力。这是一种主观理性、是一种意识哲学；主体中心的认识论形而上学在现代又受到了来自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以及解释学等哲学力量的冲击,这就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语言哲学转向”。

2．3 “语言学转向”的说法（the linguistic turn）最初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67年，罗蒂编辑出版了后来成为语言哲学经典文献的一本论文集书名就叫The Linguistic Turn。

据罗蒂说，这个说法是伯格曼创造的（转引自王路：1998）。

伯格曼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许多文章中使用这个词表达了他的一些基本主张：“语言如同它所表达的思想一样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用语言谈论世界，也可以用语言谈论语言，而谈论和关于谈论的谈论是有区别的，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歧义，这种歧义又会导致荒谬或悖论，所以语言哲学家必须使用一种合适的语言来谈论世界”。可以看出，伯格曼所说的“语言转向”，是为了解决哲学谈论中的悖论、荒谬和含混的东西，依赖现代逻辑建立理想语言，对语言进行分析的哲学研究方法。语言学转向是指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其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和世界的关系。

2．4哲学由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标志着哲学主题的变化和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近代哲学的“主体－客体”思维模式让位于意义辨析、语言表达的分析以及言语行为。语言转向在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中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西方哲学家通常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的这种从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变称为“语言学转向”。

2．5语言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在20世纪初建立以来，已有百余年历史。它认为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需要首先弄清语言的意义。作为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以适当、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思想。即便语言哲学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定义，现代逻辑促成了语言转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代逻辑是语言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虽然作为现代逻辑的创始人的弗雷格对语言哲学影响不是直接的，但他对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等人的巨大影响很快就转移到了语言哲学上去。在涉及方法的根本策略这一点上，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想语言哲学家是一致的。但对于什么是这种意义上的“合适的语言”，二者存在分歧。维也纳学派则不仅通过其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而且通过这一学派群体的作用对当代哲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传统哲学家、康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托马斯主义者、甚至老式的实证主义者都在维也纳学派的强大攻势下感到震惊并被征服。

3．语言学转向发端的直接土壤

3．1在西方哲学史上,几乎每个新的时代都是以反叛前一时代的哲学实践开始的,都宣称并努力实现把哲学转变为一种科学,即普遍公认的关键步骤可以适用于检验一切哲学论题的学科,这是任何一个时代哲学家们追求的梦想。20世纪的西方哲学同样也是首先以反叛者的面目出现的,但它反叛的不仅是19世纪的思辨哲学,而且是对近两千年的西方哲学整个传统的彻底和全面的背离。

3．2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甚至哲学家们的社会作用都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攻击。这一历史情节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当时黑格尔的唯心论遭到普遍攻击,在哲学上取而代之并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中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的“科学的自然主义”,主要代表是福格特、莫尔丘特、毕希纳和车尔伯这样一些训练有素的生物学家。

3．3由于自身的致命的缺陷,自然主义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很快就在19世纪下半叶失去了它的思想地位。但在自然主义之后,哲学家们不但没有找到另一种可以取而代之的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倾向,反而对哲学自身性质产生了更深的怀疑,对哲学发展的前途感到更加渺茫。布伦坦诺认为,哲学衰落的根本原因不能归结为社会的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在于哲学自身性质的不足,譬如,它缺乏能够普遍为人们接受的定理,它接二连三地经受着革命,我们在经验上无法达到它所选定的目标以及不可能在实际中应用等等。

3．4哲学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也就在于放弃经验科学的方法,而采用更适合解释精神现象的心理学方法。一时间心理主义成为当时各种人文学科用于解释分析精神现象的主要方法,特别表现在新康德主义、批判的实证主义和早期现象学观念之中。这种心理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严格地区分哲学与科学,区分思维的主观心理条件与经验事实的客观内容,认为人类知性的限度迫使人们回到康德式的先验论认识模式。同时,与自然主义哲学观不同,心理主义者认为,最终的给予不是物质对象,而是可以选择精神主义或物理主义用语加以解释的感觉;逻辑规则是经验的自然规律,它们没有做出关于经验本质的假定。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心理主义与自然主义在承认感觉重要性上是一致的。事实上,当代西方哲学家们也都承认,自然主义不过是心理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心理主义则是“弥漫于19世纪最后25年的西方哲学头上的迷雾。” （江怡1998）

3．5心理主义还在被大多数哲学家奉为拯救哲学的最后法宝时,当胡塞尔基于心理主义建筑自己的思维逻辑大厦时,特伦德伦堡、洛采以及被公认为分析哲学奠基人的弗雷格强烈地感到由于心理学侵入逻辑而给哲学带来的灭顶之灾。在详细考察了莱布尼茨构造纯粹理性语言这一观念之后，弗雷格提出哲学必须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作为基础科学的形而上学为基础,建立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概念文字”。依据这种人工建立起来的语言而提出的哲学概念就可以避免心理主义对哲学的侵蚀。另一位哲学家洛采更是明确地反对心理主义,他严格区分心理学和逻辑、认识对象和它们的认识、主观精神和它们的客观意义。洛采以康德的先验论反对经验论,试图通过强调逻辑优先于心理经验的特性来确立纯粹逻辑作为一切知识之基础的地位,这些对弗雷格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3．6从抛弃黑格尔绝对唯心论的科学自然主义到反对这种自然主义的布伦坦诺心理主义,再到向心理主义提出挑战的逻辑学家、语言学家们的逻辑主义,这一切仅仅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的几十年间。这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对哲学事业大厦的根基却造成了摧毁性的冲击。这种冲击使得本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不但没有体验到康德、黑格尔哲学为理性思维的高扬所带来的哲学快乐,反而命定似地背负着由于这些哲学的玄奥思辨所招致的人们对哲学事业本身的非难和唾弃。所以,世纪初的哲学家想要继续哲学的事业,首先就不得不向世人表明,黑格尔哲学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哲学的灭亡。只要人类思维需要继续运转,哲学就有存在的价值和必然。

3．7 从这种历史背景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像摩尔、罗素、克罗齐、桑塔亚那、柏格森、怀特海、胡塞尔、皮尔斯和詹姆士这样一些持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哲学观念的哲学家,在他们于本世纪前后开始哲学生涯时都会对“哲学究竟是什么?”或“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这些对哲学来说最为基础性的问题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正如当代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说,上述这些哲学家热衷于回答哲学基础问题,动机在于希望保持哲学的“严格性”和“科学性”。但在他们的声音中包含着绝望的声调,因为这样的哲学越是成为“科学的”和“严格的”,它与文化的其他领域的关系就越少,而它所坚持的传统主张就显得更为荒谬。这样,随着哲学自身向哲学家们提出的生存要求,一场库恩意义上的“哲学革命”就在哲学家们“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的阵阵风雨声中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