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与现代服饰观念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　第2期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与现代服饰观念

秦永洲

　　内容提要　深层:,;追求雷同型的和谐美而,;外在服饰展示内在品格,上层位的人对服饰既不邋遢不羁,也不标新立异;服饰的政治、伦理特征,“结缨”正冠表现了至死不乱方寸的牺牲精神……

　　服饰是人类独有的生活技能,从远古到今天,与人类形影相随已有上万年的历史。在所有的身外之物中,就数它和人类贴得最紧密,也最受人关注,在衣、食、住、行中居首位。丰富多彩的中国服饰文化,层累地堆积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灵感和创造。它作为一种深厚而悠久的物质文化,渗透在中国人的情感、习俗、审美情趣、道德风尚和社会制度中,不仅成为一种鲜明的民族外在标志,而且积淀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服饰审美观念。

一、“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与服饰角色心态古代服饰始终贯穿着“分等级,定尊卑”的原则,服饰成为明贵贱,弘教化的图解。《尚书・尧典》载:“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后汉书・舆服志》对此曾作过系统的解释:“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

①,只有贵族可以戴先秦时期,“士冠庶人巾”

冠,有相应的冠礼,而庶人的发髻上只能服以帻巾。

②到唐代,不仅“帻者,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所服也。

冕旒、黄袍、黄色成为皇帝的专利,还出现了标志官位的品色服。

明清的品色服又缀以补服,绣上各种禽兽来表示官阶高下。

僭越服饰者必遭杀身之祸。春秋郑国子臧“好聚鹬冠”,郑文公派人将其诱杀于陈宋之间。左丘明评论说:“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诗曰‘彼己之子,不称其

③服’,子臧之服不称也夫。”

森严的等级制度将服饰的社会功能推向极端,人们的服饰审美观念框定在不同层次的人为环境中

而不得超越,使现代人在服饰上仍带有自觉的角色心态。人们在以服饰美化自身,在用它来体现自己的理想、气质、身分、追求时,总是按照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与社会集团、阶层　职业的某一类对号入座,一般不萌生非分的奢望。世俗社会“只认衣衫不认人”的偏见,就是共同存在的角色心态的反映,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衣衫直接反映着本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

“分等级,定尊卑”的原则,又使服饰成为各阶级、阶层的类别包装,服饰雷同成为封建服饰的典型特征,没有充满个性,反映独特审美观念的奇装异服。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服饰上追求的是一种雷同型的和谐美,而不是一种超越型的反差美。多数人不愿在服饰上大幅度超越,与周围形成强烈反差。

这种不敢超越的心态,可借用孟子的一句话,叫

④。作“五十步笑百步”当某种服饰刚出现时,大家都

以排斥的心态评头论足;形成潮流后,也都跟着穿戴起来,同时又在指责那些跑在服饰潮流最前面的人。她不抹口红,不描眉时,总评论人家风流、妖艳;当体会到口红、画眉的美感,也化妆时,又指责戴项链、耳环的人是奢侈。

不敢超越的服饰心态,不仅使历史上的服饰改革家和发明家得不到应有的宣传和肯定,而且使近现代中国服饰的发展步履蹒跚而缓慢,辛亥革命后的服饰就这么走一步,停一步,看一步地过来了。

二、澡身浴德与个人的内在品格

古代人喜好将服饰与人的品格联系起来。《礼记・儒行》中叫作“澡身而浴德”,即保持身心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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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品格。在古代,领导服饰新潮的男人,主要是品德高尚或有身分,有名望的人。如齐恒公好衣紫,国人皆衣紫;汉高祖好竹皮冠,而刘氏冠名闻天下。东汉名士郭林宗路上遇雨,头巾的一角被淋湿垂下,时人纷纷仿效,故意将巾的一角折向下方,称作“林宗巾”。东晋刚刚播迁江左时,国用匮乏,库中仅有纟束布千匹,卖不出去。大族王导和朝臣们制纟束布单衣而服之,江左士人竞相仿效,纟束布价格猛增,每匹竟卖一金。人们由仰慕名人的品格、名望而仿效其服饰,,,是妓女。,王好细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

⑤西汉卓文君的远山眉,东汉梁冀妻孙方全匹帛。”

寿发明的堕马髻,三国吴孙和邓夫人的妆靥,南朝宋寿阳公主的花钿,唐玄宗时的《十眉图》,均发自宫中或京师。甚至是缠足的恶习也起自南唐的宫嫔娘。

到了宋代,始有“四方看京师,京师看妓女”的民谚。宋代汴京有二万多妓女,有些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统治阶级把嫖娼看作风雅之事,像柳永、周邦彦等风流才子不用说,连当朝天子宋徽宗也拜倒在李师师的石榴裙下。由于职业上的原因,妓女服饰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更高的追求,成为一支服饰创新的主力军和奇装异服,浓妆艳抹的先行者。宋代名妓莹姐“画眉日作一样”,可作《百眉图》。明末名妓陈圆圆有《十美图》。

推动服饰发展的人的类别上的反差,给过分的艳美蒙上了一层淫邪的阴影,形成了中国人外在服饰展示内在品格的审美观念。其中淡素大方的服饰标志着稳重端庄、成熟而有修养的品格;妖艳新奇的服饰标志着生机勃勃而不成熟,趋新而轻浮浅薄的品格。因此,它成为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赋予了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以不同的追求服饰美的权利。从年龄上看,年龄越大,选择服饰的范围越小。待子女长大后,母亲的爱美之心就得掩饰起来,在女儿、儿媳面前更要退避三舍,中国基本上没有母女间争俏比美的现象。近几年来,老年人的服饰渐趋鲜艳,这是一种冲击旧俗的新观念,反映了人数渐居多数的新一代老年人的现代审美要求。从职业上看,它使社会的每个个体,文化层次和素质越高,荣誉、头衔越多,在服饰上所受的限制就越大。

三、男尊女卑与男女两极分化的审美意识

重视仪容和体服的整齐,爱清洁,讲卫生,注意和美化自己的外表,是中国古代男女共有的传统。

《礼记・内则》载,古人“一日五舆,三日一发沐。”周公曾对伯禽说:“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

⑥这虽是周公在告诫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贤人。”

儿子要礼贤下士,却说明周公经常洗发,且捉发中断后还要解开重洗,不草率了事,否则就不会老让进见者碰上了。中国人在祭祀、。孔子,的假期。:。”,以示郑重。

、浴发、梳发和护须,至多是傅粉。女子的化妆则比男子要复杂得多。髻鬟、额黄、眉黛、朱粉、口脂、花钿、妆靥、金钗、玉珥等,可以说倾尽了天下资财和耗尽了古人全部美容艺术智慧。然而,男尊女卑的社会以及文人学士的推波助澜却扭曲了对妇女的审美意识。

古代妇女缺乏与男子平等追求服饰美的权利和独立的审美观念,她们的服饰化妆必须取悦于男人,先秦“女为说(悦)己者容”的成语即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统治者往往将美女珍宝视为同类,作为赏赐、进献等政治交易的工具,当然要通过服饰化妆来显示她们的美色。因此,妇女服饰的丰富多样

,美容艺术的发达,恰恰说明妇女地位的低下。

历代的文人墨客、风流才子挖空心思写下了连篇累牍的诗文,创造了无数绝妙辞句,来刻画妇女的化妆和美色。楚宫之腰、汉宫之髻乃至浸透妇女血泪呻吟的“三寸金莲”,都能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从南朝萧子显的“逶迤梁家髻,冉弱楚宫腰”,唐岑参的“朱唇一点桃花殷”,到苏东坡的“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从元代开始的“金莲杯”行酒到清代晾脚会的风俗,对妇女美貌的嘲弄、亵渎式的赞美愈演愈烈。这种赞美,无视妇女的人格尊严,缺乏应有的庄重和严肃,除了单一畸型美的夸张外,再没有别的了。

男性美则不同,历史的优越感使男子获得一种理所当然的自尊。他们一般不喜欢别人恭维他的美貌,更不和女性争美。尽管禽兽类的许多雄性要比雌性美上几十倍,足以用来证明男性美胜过女性,但他们从不去挖掘和宣传。男性需要人们以庄重严肃的态度来赞扬他的威武、神勇、智慧和才华。李白的“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苏东坡的“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显然是另一种格调和气派。

这些传统的观念,加之前述推动服饰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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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别上的反差,使男女服饰审美观念两极分化:男性以阳刚为美,服饰以显示自身的内在价值,塑造仪容的尊严为目的;女性以阴柔为美,服饰以增加自己的外在美色,获得别人的赞誉为主要目的。

现代女性对嘲弄式的赞美已表示出强烈的反感。中国人一般没有当面称赞女性美的习惯。一个陌生异性当众说:“你真美”,在外国是恭维、赞美;在中国,轻者是轻浮,重者则是调戏。然而,在世俗社会的女性心理深层,仍然把美貌作为自身价值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外在标志。,以任意选择,,人做了垫鼻子、、隆胸等手术,以至于现代医学在救死扶伤的基础上又加一项新功能:用手术刀、麻醉剂、鲜血来铸造美。

因此,女性的服饰化妆带有比男性更明显的增加美色的目的。从近几年的消费趋势来看,女性消费最大的是服饰和化妆品,男性则是烟酒。

不可否认,有些男性也在修饰自己的外在美,但男性拉双眼皮与女性抽烟喝酒一样,改变不了整容和烟酒的归属性质。

四、“易服色”与服饰的政治伦理功能至迟从战国的邹衍开始,中国人有了“尚色”的习俗。邹衍认为:黄帝土德,色尚黄;夏禹木德,色尚青;商汤金德,色尚白;周武火德,色尚赤。秦始皇统一后,自以为水德,色尚黑。所以,秦朝的服饰以黑色为尊,罪犯却穿着红褐色的赭衣。以后的新建王朝都要以“易服色”来表示重新受命,改朝换代。服饰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功能,甚至成为各个阶层政治主张、政治立场的外在标志。

清军入关后,把是否接受满洲服饰看作是否接受其统治的标志,强令汉民　发。区区衣着打扮竟演出了几十万人丧生的惨烈悲剧。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张勋等遗老遗少,拖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除表示向清廷效忠的政治立场外,还意味着只要长辫子和长袍马褂在,清王朝就阴魂不散。革命党人也如此,只要我剪去长辫子,穿上西装、中山装,就和满清划清了界限,民主共和似乎就完成了。“文革”后,中山装再度普及,但很快就被西装取代了,因为西装就标志着改革开放。

由于封建制度对服饰颜色、花纹的界定,有些甚至成为中国人的服饰禁忌。

唐高祖以赤黄色为皇帝专用色,饰有龙纹的皇

袍成为皇帝的专利和象征。后周郭威、北宋赵匡胤黄袍加身,就意味着当上了皇帝。在现代服饰中,常服仍很少通体一色地采用黄色,大型庆典活动的集体服饰却较多地采用。至于龙纹,在现代服饰中很少出现。龙的传人,耍龙、舞龙、画龙、雕刻龙,就是不“穿龙”。

西汉馆陶公主的情夫董偃,戴绿帻见汉武帝,元。

,具有。因此,它又成为礼节、气节、伦理道德的鲜明标志。

《孝经》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蓄发、留须是几千年的传统,但主要不是为了仪容,而是为了成就孝道。免冠、徒跣、沭浴更衣是为了礼,近现代的脱帽致意,经常赤脚的人到隆重场合穿上鞋,就是秉承了这一传统。另外,君子佩玉表示德;绨袍表示情义;戴獬豸冠表示智;戴冠表示勇。“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表示贫贱不移,蔑视一切的自信。子路冒死结缨,似乎很迂腐,却表现了一种至死不乱方寸的牺牲精神。它是近现代烈士在刑场上正好衣冠,从容就义的历史渊源。

上述种种都说明,传统的服饰文化风俗仍在影响、主宰人们的行为和观念,每个人在程度不同地充当着它活的载体。它保留了中国古代服饰风俗中许多美好的传统,如对仪容服饰严肃、庄重、礼貌的态度;由个体品格的自律而产生的服饰打扮的自然得

体(上层位的人,对服饰仪容既不邋遢不羁,也不标新立异);至今仍然存在的服饰道德舆论对奇装异服,尤其是裸露装有一种天然的抵制等等。然而,千年的偏见,特别是视艳美为轻浮的观念,限制了多数人对美的正当追求,又成为开拓生活,美化人生,创新服饰的严重障碍。

[注]

①刘熙:《释名・释首饰》。②应劭:《汉官仪》。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④《孟子・梁惠王上》。⑤《后汉书・马援传》。⑥《史记・鲁周公世家》。

(责任编辑　翟得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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