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眼泪

　　时间虽然过去已经好几年了，可是，一想起那天一滴浑浊的泪，从他那干涩得像熏黑的坑洞似的眼眶里滚落下来的情形时，我的心就不由得颤栗了：人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那是一个下午，我和父亲前去看望他的一位老上级、老领导。记得早在几天前，父亲打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位老上级病了，就住在县城，但不知道具体住址，要我帮着打听一下，然后给他回电话，他要来看望的。听父亲的口气，人一定病得不轻，他的心情非常急切。我不敢怠慢，放下电话立即四下打问，终于弄清楚了，并给老人回了电话，商定了具体时间。办完这一切，我的心情才松弛了一下。自己也已经到知天命的年岁了，是十分理解老人们惜惜相依相恋的感情的。 　　我陪父亲来到这位老人的屋子里的时候，他正在炕上躺着，大睁着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出神。老伴正在整理被弄乱了的床铺。屋子里有一种刺鼻的异味，我不由得皱了皱眉头。父亲虽已七十多了，但很细心。我的这个细微的动作被他看见了，不客气地瞪了我一眼，我赶紧热情地向阿姨招呼起来。 　　一看见父亲，阿姨还没有说话，眼泪便刷刷刷地流下来了。父亲的眼圈也红了，尽力地安慰着。他们说着话，一同来到了炕前。父亲大着声，向炕里边蜷缩着的病人问候着。我看见，病人目光呆滞，没有多少反应，只是木木地望着眼前这个站着的人，似乎一点也不认识。我心里一酸，还是俗话说得好，作为人，什么都可以拥有，但不能有病。病魔可以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摧残得让他竟然不认识在自己的麾下工作了十多年，后来成为至交的老部下、老朋友！他的老伴见此情景，便大声给他说着父亲的名字。父亲本来说话声就大，有时接听他的电话，直震得人耳膜微疼。这会儿他用更大的声音又一次自报家门。可他的头只是略微地动了动，眼睛眨了眨，便又木木地呆望着。阿姨不好意思地向父亲解释了两句，便爬上炕去，贴着他的耳朵，大声地说着谁谁看你来了。这时，只见病人略转了转头，看了老伴一眼，从喉咙里发出了“啊”的一声，眼神便直直地望着父亲，身子也扭动了起来。父亲赶忙上前，拉住了老领导枯瘦如柴的手，亲切地问候了起来。我觉得，那一瞬间，病人的思维一定有了部分的恢复，神志也有些清醒了。他的嘴张了几张，啊、啊，我、我了几声，眼里的泪珠就滚落了下来。我想，两位老人，几十年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和曲折的一对老战友，该有多少衷肠需要互相倾诉啊，可是，病魔却不允许，却不给他机会――病人思维的恢复和神志的清醒也就只是那么一瞬！ 　　在回去的路上，父亲的心情格外沉重，半天没有说一句话，步子也没有了往日的那种有力和轻快。我想打破这沉闷的气氛，便说，虽然老叔神志不清了，但毕竟友情能战胜一切。一见您，他还是激动得流了眼泪。父亲说，也对。可我思量，今日的眼泪，肯定有更深的含义哩。这句话，把父亲带入了对几十年前一件非同寻常的往事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父亲的这位战友这时在某一单位担任主要领导，造反派指控他曾投敌叛变，他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正在他欲生不能，欲死不得的时候，他的一位上级领导愤然站了出来，给他作了最有力的证明，终于使他出了牛棚，拣回了一条性命。恰在这时，本单位的一位副职领导，亦被诬指投敌叛变。而事实是，那次的行动，就是他按照上级的指示组织的。只要他一句话，这位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如今的部下就会逃脱厄运。可是，他没有。他怕再一次惹火烧身，再进牛棚，始终保持了沉默。为这件事，当时在异地工作，一样处境艰难的父亲急急地赶来，要他挺身而出，为战友洗清罪名。两人的谈话进行了一个通宵，直到天将破晓，他仍是那句话：“你要理解我。我不能啊！”父亲几乎是乞求了：“一句话，你就只说一句话，就能救人一命的啊！”等待中的父亲最后终于失望了。他痛心地说：“你，你一辈子会良心不安的！”然后，流着泪离去了。后来，这位同志不堪非人的侮辱和折磨，倒是结结实实地留下了一句话：“某某昧了良心，他不得好死！” 便愤而离世了。 　　父亲流着泪说，后来，他自己深深地后悔了。可是，悔之晚矣。 　　听着父亲的话，我忽然想起了下午两位老人眼神交汇时，他眼晴里的闪光。――虽然只是一瞬间，可我还是感觉到了。他一定是用这种方式向老战友倾诉着多年来内心深处的痛苦，或者就是在向亡灵忏悔，就把我的父亲当成了证人！这一切的一切，在我的脑海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人啊，来世上一次不易，要做到善待他人则更不易。对不少的人来说，“善”待自己可能容易些，这大概也就是许多损人利己行为的主要根由之一。岂不知在损人的同时，也已经使自己受到了伤害，――这种后果的显现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而已，哪里又谈得上是善待自己呢？ 　　我们看过之后不久，这位老人便离世了。阿姨特别告诉父亲，说是那天流泪之后，临终他再没有流过一滴眼泪。走时，面容平静得跟睡着了似的。 　　选自《大地》双周刊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