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芒: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李剑芒：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2010-12-12 02:16:22

浏览 49605 次 | 评论 219 条

最近中国官方肯定了“重庆模式”，很多人很想不通，甚至大骂。其实没必要这样，应该首先分析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只有真正理解了他们的用意，从这个用意上进一步分析才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否则，根据自己的主观好恶而乱骂，啥效果也没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决定的真实用意吧。中国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是什么？维稳！这个任务相信中国人都看到，也感觉到了。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维稳为什么变成了如此的重要。中国目前的维稳开销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国防预算。这可不是说说玩儿的！几百万军队，那么多的武器工业，研究机构，加在一起没干过维稳的开销！但为什么这样呢？

让我们看看数据（来自《杨继绳：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中国各年的群体事件是；『1993年有8700起，1999年 32000起，2000年5万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骤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2006年达到90000宗。 2008年超过10万起』。有人说民国崩溃之前的群体事件是每年4万次。我无法验证这个民国数据的准确性，但如果中国目前这个群体事件增长势头不控制住，那么中国的太平日子就没几天了。

我相信中国政府早已经看到了这个危险，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中国把维稳当做了最大的政治任务，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近期官方对拆迁问题突然转向，开始大规模地指责拆迁中的野蛮现象。因为全部群体事件中，36%来自农村。而这几万群体事件相信大多数是和拆迁有关。

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提倡“重庆模式”呢？我看不到重庆的群体事件这几年的变化趋势，我假设重庆的这个趋势可能不错，使得中国上层看到；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薄熙来的政策，但这可能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我看不到具体数据，重庆模式是不是最终能解决这个群体事件不断上升的问题，我就不过多地评论了。但我感觉中国忽略了另一个问题；人口的男女平衡问题。

解决社会不安定问题，首先要分析其原因。有些原因是一目了然的，无需过分的理论；如权力野蛮造成的社会积怨。这就是中国似乎已经认识到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拆迁问题。但拆迁是问题的全部吗？

关于社会不安定这方面的理论还是很有限。一位德国不来梅大学的教授Gunnar Heinsohn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Youth Bulge。这个概念说，社会不稳定与整个社会（成年的）年轻人的比例有关。比例越大，社会越不稳定。但这个理论的弱点是解释不了古代；古代在现代医药发明之前，年轻人的比例一直很高（因为老的都病死了），但社会却没有因为比例高而出现不稳定。对于这个弱点，有很多人提出年轻人的比例很高本身并不是社会不稳定的直接原因，但社会不稳定的真正原因是性别失衡，特别是当大量男性找不到性伙伴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不安全了！

如果我们用这个理论看法来回顾社会群体事件的不断上涨，我们看到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到了2000年后，80后就逐步进入性成熟阶段，由于男女越

来越失衡，越来越多的男性无法满足性要求，这造成这些年轻人情绪急躁，容易为一点点的小事而突然爆发。这个性别失衡可能在想当的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群体事件的持续上升。

那么如果这个原因是社会群体事件的重要原因，那么重庆模式就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将越来越严重，学者预计在2020年中国有3500万男性找不到配偶！这3500万男性就是社会中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似乎无法逃过这一劫！

中国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否则这个问题到了2030年不但不会减弱，而且会更加严重。但即使放弃计划生育，已经造成的118：100的畸形分布已经无法修改，这个畸形分布已经产生。解决这个无法逃过的问题有两个理论途径；第一就是通过国际婚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在中国周围有两个大国的出生趋势与中国相反。俄国和印度是除非洲外，女性率最高的国家。中国应该考虑从这两个国家引进女性。但怎么引进我就不知道了！

另一个自我解决的方法是性服务；即大家分享性伙伴。但目前的性服务非法状态阻碍了这个目的。中国据说有2000万性服务者，但这些服务都是非法的，而非法就使得这个服务黑社会化。敢于触发法律的黑社会要从中得到他们的分额，这就使得服务价格上升。而真正需要性服务的人口层次却是经济收入最低的层次，他们因为收入太低而失去对异性的吸引力，而性服务黑社会化使得他们负担不起这个高价服务。所以如果中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男女失衡带来的社会问题，那就必须使得性服务合法化。可这与重庆的唱红容得到一块吗？

重庆模式的思想灌输也可能使得人们大脑出现短时的短路而减少群体事件的次数。但当人要求性生活的时候，傻子你也骗不了他！没有得到性满足，你讲什么革命故事，唱什么革命歌曲都解不了性饥渴。他要性交，唱歌讲故事取代不了性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