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壮大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和创业史上，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是其全面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抗战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党员人数由3万余人发展至120万人，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也由5万多人增加到340万人，为夺取民族解放和建立人民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以什么“法宝”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环境中实现壮大的呢？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始终坚持了她的先进性，是她在这一时期实现发展壮大的最根本原因。本文拟以共产党领导石家庄地区敌后抗战的史实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之所以以石家庄为例，是因为：第一，华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的敌后抗日战场，也是我党成长壮大的重要根据地；而作为华北腹地的石家庄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开展工作的核心区之一；第二，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投入到华北的日军兵力，占到侵华日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使石家庄成为战争重灾区，也使得这里的抗战斗争异常艰难，缩影了中华民族的整个抗战历史；第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石家庄地区的发展情况与其在全国同期的发展情况非常吻合：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由于国民党10年的残酷剿杀，该地区中共组织大部份被捣毁，党员人数只剩下2000余名[1]；1945年抗战胜利时，石家庄及周边17个县统计显示，中共基层党支部发展到2390多个，党员发展达71000多名[2]。因而，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石家庄的奋斗史，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坚守先进性中实现发展的。 　　一 　　坚持担当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先锋队，以民族大义为重，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形成，把壮大自身与打击外敌入侵有效结合起来 　　（一）开辟根据地，发展敌后抗日力量。合作抗战达成之初，中国共产党即着手大力发展党员、组织群众的工作，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做准备。从1937年9月中共晋察冀省委成立到年底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共产党抓住全民抗战激情高昂的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先进分子入党，使石家庄地区的中共党员数量从2000人迅速增加到5100人。随着1937年10月中共晋察冀省委在阜平成立，以及八路军的进驻，石家庄市周边各县大力发展党员、恢复和建立中共各级组织。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3]。根据这一决定，石家庄地区各县迅速中共健全了县级党委，发展党员和组建区、村党组织工作进展很快。1938年5月，赞皇县中共党员数量迅速从100多名发展到2500多名，形成“红五月”现象；束鹿县从1938年4月份到年底，全县党员由100多名发展到1574名，而到1939年底，又增加到1982名，基层支部发展到204个，全县除敌占区、近敌区外，80%的村庄建立了党支部；藁城县由1937年底的65个党支部、758名党员发展到1938年底的139个党支部、1842名党员[4]。各级党组织深入细致的工作加上人民群众高昂的抗日热情，石家庄地区各县农村广泛建立起了中共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组织。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把壮大党员队伍与创建敌后抗战根据地紧密结合，很快形成了以东西向正太铁路和石沧公路、南北向以平汉铁路十字交叉所分成的四大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囊括了石家庄市区周围各县[5]。敌后根据地的创建，为壮大自己、打击日寇壮大提供了坚实依托。 　　（二）科学判断形势，做到真心抗战、有效抗战。在石家庄地区，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敌后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与日寇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运动战、游击战，从东部平原到西部山区，不断袭击日寇据点、破坏敌人通讯交通设施、蚂蚁啃骨头似地消灭日伪有生力量。共产党运用依靠人民的运动战、游击战基础优势，抓住机会集中发力，在石家庄地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成功抗敌的战例，如1939年9月在灵寿县一举歼灭1000名日伪军的陈庄歼灭战，1940年1月元氏、赞皇抗日军民反击日伪九路围攻中一举歼敌800余名的马岭南佐战役，1940年8月“百团大战”中端掉17处日伪据点、毙伤900多日伪军的正太路破击战等[6]，有力地打击了敌寇嚣张气焰、削弱了敌人实力。特别是在反击日寇对根据地一次次的“扫荡”和围攻中，共产党领导石家庄地区军民遍地开花地开展运动战、游击战，大小作战达到千余次，打击了敌寇，保护了人民利益，用行动彰显了共产党抗战救亡的赤子之心。 　　与共产党的作为相对比，国民党在抗战中不仅分化出了汪精卫投降叛国派，而且不少国民军在不能速胜的情况下产生了畏难情绪，有的溃退，有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如，栾城县议事会议长张化五，恭迎日军入城，组织维持会，担任伪县知事。其它各县替日本人组织伪县公署的，都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地方上层人物[7]。此外，在抗战斗争中，一些国民党部队消极抗日甚至变节投敌。如国民党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冀察战区第四纵队司令侯如墉，起初是暗通日军，而后则公开投敌，残酷镇压我抗日军民。所以，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石家庄始终充满着投向与反投降、积极抗日与消极抗日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国民党失去了民心，共产党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发展的人气基础。 　　二 　　放眼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严肃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坚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奠定了在抗战烽火中壮大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被实践证明是十分必要的。抗战中，国民党一直坚持“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陆续秘密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并专门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等，大肆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制造摩擦，争夺领导权。这种争夺，在石家庄地区十分突出。如1938年上半年，在共产党已于石家庄周边普遍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情况下，国民党仍重建了“河北省政府”，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张荫梧为民政厅长、河北民军总司令，乔明礼为河北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民军总司令，力图控制共产党对敌后根据地领导权。同年冬，国民党又成立冀察战区司令部，委任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此后，鹿钟麟在根据地实行所谓“三环政策”（即一环占束鹿、藁城，二环占平山、灵寿、行唐，三环占博野、蠡县），目的是分割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鹿钟麟一面标谤抗日，一面宣布抗日政权非法，取消冀南、冀中行政主任公署，擅自撤换各县抗日县长。此时，阎锡山部国民党军也从西部进入石家庄地区根据地，同样是争地抢权，撤换或杀害抗日政府领导人。国民党乔明礼所部河北民军在晋县、藁城、深泽、束鹿、赞皇、元氏等地，大肆捕杀、殴打共产党干部、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和抗日群众组织负责人，用武力逼迫抗日政府交权。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的部署下，石家庄各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政府不断受到国民党攻击，有的被随意撤换了县长、区长、村长，有的则被宣布非法，由国民党另立一套行政组织。因此，一些地方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双村长的混乱局面，甚至个别地方，如赞皇县竟出现了国民党政权、汪伪政权、抗日政权三种政权严重对峙的乱局，这给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民族解放事业造成了严重困难。 　　面对这种形势，1939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指出：河北磨擦的原因，在于军政不一致，是鹿钟麟向八路军抢夺政权和地盘所引起的；对于非理的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根根据中央指示，八路军、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共产党石家庄各级组织，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 　　（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丑行，争取政治上的主动。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争地抢权、破坏抗日的行为，共产党组织抗日群众开展情愿、声讨等活动，使其陷于政治上的被动。如1938年10月，共产党冀南第一军分区一个营在藁城县角中村正在围歼40多名抢劫的日军时，却遭到乔明礼部国民党河北民军五支队的背后袭击，使日军借机逃脱，分区部队多人伤亡。为此，中共藁城县委发动群众开展请愿活动，找乔明礼当面讲理；冀南第一军分区抬着角中战斗中牺牲战士的棺材在冀南四十多个县游行，声讨国民党河北民军五支队破坏抗日的罪行。1939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晋察冀边区反映的情况，坚决要求国民政府撤换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的鹿钟麟，由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9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接受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采访时，又揭露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张荫梧在河北的不端行为，要求国民政府严加查办[8]。虽然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呼声反应迟缓，但终究还是先后免除了张荫梧、鹿钟麟在河北的全部或部分职务。这种有理有节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活动。 　　（二）坚持又联合又斗争，把积极争取团结抗战与坚决回击无理进攻结合起来。在石家庄的国民党军各部，在处理抗日与反共关系的上态度是不同的，因此，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出发，共产党对他们也区别对待。一方面，大力宣传联合抗战、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争取团结，缓解摩擦。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保证了共产党在领导敌后根据地抗日斗争中的独立自主。 　　三 　　切实维护和发展广大劳苦人民群众利益，推进根据地基层政权改革，不断完善自身，营造了一方保障自己发展壮大的热土 　　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中心环节，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进行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抗战初期，石家庄各根据地建立的的区、村政权还比较脆弱，尤其面对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猖狂围攻，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和蚕食，有的垮了，有的瘫了。各级党组织对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这样的现实，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改革举措。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布：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虽然这是国民党对全国人民的一场骗局，但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时机，真诚表示拥护，并提出召开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宪法，实现新民主主义宪政。194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强调共产党领导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规定在政府机构和参政机构中实行“三三制”的原则。之后，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决定在晋察冀边区开展民主大选举运动。接着，晋察冀边区政府召开各级选举准备会议，颁布了晋察冀边区《选举条例》、《县区村暂行组织条例》、《边区参议会暂行条例》。按照这些部署，石家庄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全面铺开了自下而上的五级民主大选举。这次大选，贯彻了共产党提倡的 “三三制”原则，使根据地各级政权中，除共产党员外，不仅有工人、农民、妇女、革命知识分子，还有愿意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地主、富农、国民党员、开明士绅及其他少数民族代表，真正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性质。此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三三制”民主政权不断完善，使社会各阶层都有表达愿望的话语权，使群众广大群众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综上所述，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壮大，表象是人员队伍的发展，而核心则是她维护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坚决性、先进性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感召力、影响力更加壮大，这是她成为时代主导力量的根本所在。事实上，抗战时期，国民党也在大量扩充党员队伍。据统计，1937年国民党就拥有165万多名党员，到1945年底，国民党党员总数接近900万人（其中，普通党员311万多人，军队党员485万多人，海外党员9万多人），是中共党员总数的8倍多。但是，由于国民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没落性，决定其抗战时期的扩张只是病入膏肓式的通体臃肿，并很快被时代所淘汰。 　　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在石家庄地区的抗战斗争史，我们可以认识到，共产党在抗战御倭的8年艰苦斗争中，以其无私爱国的精神建功立业、赢得了人心，以其坦荡无畏的胸怀打击了日寇侵略、挫败了国民党打压，以其顺应时代、灵活创新的谋略赢得了自身发展壮大。概括为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她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保持了旺盛的发展活力。保持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开创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财富，值得继承下来，传续下去。 　　注释： 　　[1]中共石家庄市委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231页； 　　[2]同上，第461页。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10月版，第 641 页。 　　[4]中共石家庄市委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238页、242―243页。 　　[5]石家庄地区四块抗日根据地分别是：正太路以北、平汉路以西的晋察冀―北岳根据地，平汉路以东、沧石路以北的冀中根据地，平汉路以东、沧石路以南的冀南根据地，平汉路以西、正太路以南的冀西根据地。 　　[6]参见中共石家庄市委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278、281、332页。 　　[7]参见中共石家庄市委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227页。 　　[8]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