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_孙思邈_千金方_研究_

・60・

Chin...,1996,26,.1

读《孙思邈〈千金方〉研究》

孙中堂　高文铸

　　近日得读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孙思邈〈千金方〉研究》,深感这是一部好书。这项艰巨工作的完成,可以说是既有功于思邈,又有德于今人,有助于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医药学的一件好事。

苍生大医孙思邈,以大慈恻隐之心,普救众生之志,青衿之岁既有志于医,白首之年仍读写不倦,积终生所学编成了两部医书——《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千金方》问世之后,历来受到医界同仁的重视,学习、研究此书者代有其人。此书不仅对唐朝以后我国医学的发展具有深广的影响,而且还流传海外,其在治病救人方面的功业是不可磨灭的。

两部《千金方》的内容是博大渊深的,它几乎涉及到孙思邈以前中国医学发展的各个方面。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后人对《千金方》的研究,不论是在医史文献方面,还是在基础中医学、临床中医学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的研究资料,据粗略统计,有关孙思邈《千金方》研究的论文,目前已达1000余篇。尽管如此,从整体而言,对孙思邈《千金方》研究的资料都还是比较零散的,从某一点或某一个侧面进行研究者多,从大的层面上进行系统研究者少,而从整体上对孙思邈《千金方》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资料目前尚付阙如。因此,由陕西省卫生厅、陕西省中医管理局组织有关专家集体编写的这部《孙思邈〈千金方〉研究》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项空白。尽管在有些内容的具体研究方面还有可能存在一些不完善或有失允当的地方,但诸多学者能够鼎力合作,在不很长的时间里将孙思邈《千金方》的全面系统的研究编写成一部长达百余万

作者单位:1.300193　天津中医学院医古文教研室,1

2

字的专著呈现给读者,这项工作成果的本身就是很令人高兴的。

纵观《孙思邈〈千金方〉研究》一书,篇章结构的总体安排可谓合理,有关孙思邈和他的两部《千金方》的事迹、思想和内容差不多都涉及

到了。全书除书首绪论和书末附录之外,共21篇,我们可以把这21篇分五个部分来看待,第一、第二篇为第一部分,首先对孙思邈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察和叙述,然后从与医学相关的角度,对其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医学美学等方面,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高度作了分析和探讨。第三篇至第十八篇为第二部分,从医学科学本身对两部《千金方》所涉及到的药物学、方剂学、诊断学、伤寒、温病、临床各科、针灸、急救医学、老年医学与养生、食疗、预防医学、性医学等一系列的《千金方》固有的内容进行了详细、全面的研究探讨,并对其中的有些内容采用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观点和方法做了探讨和阐发。第十九篇为第三部分,采用学科渗透的研究方法,从时空医学和象数之学的角度对两部《千金方》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相关学科的研究。第二十篇为第四部分,就两部《千金方》的有关内容从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第二十一篇为第五部分,从文献学角度对两部《千金方》的版本流传及《千金方》计算机库的建立进行了研究。

就整体而言,笔者认为,《孙思邈〈千金方〉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一、取材丰富,内容全面

正如编者所言,作者们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不仅认真学习研究了孙思邈两部《千金方》的本文,还参阅了历代学者的有关著作,吸取了,

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1月第26卷第1期

・61・

量的考查、考证工作,同时结合作者本人的学习体会和研究心得编成此书,主观上力求做到系统和全面。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从书中每一篇章的研究正文得到证实,另外,从书末附录的主要参考书目、有关孙思邈研究的部分书籍及专辑题录和孙思邈研究论文资料索引这三部分参考资料的丰富程度上也可以得到说明,其中主要参考书目达123种,有关孙思邈研究的部分书籍及专辑题录达49种,孙思邈研究的论文资料1000余篇。因此可以说,《孙思邈〈千金方〉研究》是迄今为止对孙思邈生平事迹及两部《千金方》本文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集大成者。

二、阐述深细,观点新颖

该书不仅注意到了对两部《千金方》研究的广度,也注意到了研究的深度,对原书有些内容和观点的阐发深入细致,在广泛参考各家对孙思邈《千金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还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该书在绪论中谈到孙思邈的历史功绩时提出了孙思邈重视对疾病的个性研究,实则这一现象是晋唐时期临床医学发展的特点所在。但同时作者还注意到,这一开创性研究在经历了一个时期之后却未能深入下去,继隋唐之后的宋金元医学的发展又走上了偏重疾病共性而忽视疾病个性研究的道路上。从传统中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情况的确是这样的。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因素影响或阻碍了对疾病个性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呢?作者从几个方面对这一现象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除了当时医学本身的发展情况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之外,作者还指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重整体轻个体,重视社会功能而忽视个性发挥束重共性轻个性,重综合轻分析的倾向,在宋元之后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们只注重概括,注重简化,注重执简驭繁,结果却限制束缚了个体的独立发展,也阻碍了对疾病个性研究的发展。这就是说,是中国文化背景影响下的传统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传统中医学的发展趋势。这种阐发看似超出了对孙思邈《千金方》研究的范围之外,其实正是作触发了一连串的深层思考,从更高的层面上揭

示出影响医学发展的社会思想根源。

三、忠实原著,既有发扬又有批判

研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历史,客观公正地去分析研究当时的人和物。作者对于孙思邈《千金方》的研究,也力求做到这一点。因此,在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上,是既有发扬,又有批判,不带有主观上的倾向性,而是事实求是地对待其人其书。孙思邈的两部《千金方》不论从思想性还是医学的实际价值来讲,对人类的贡献和积极影响都是主要的。但不可否认,书中也有一些消极的内容。对此,作者也做了分析和批判。比如在孙思邈的伦理学思想中就指出了其在医德理论方面的一些不足,认为思邈不应该将具有高度社会化的人的生命与只具有一般生物特性的其他动物的生命等同对待,进而批评了思邈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因果报应这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道德说教。另外,还指出了思邈在炼丹服食、性医学等方面存在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当然,两部《千金方》中的不少内容并不能代表孙思邈本人的观点,因为有些内容是思邈对别人观点转引的所谓“述而不作”的内容。但尽管如此,转引本身也是应该负有责任的。

至于《孙思邈〈千金方〉研究》一书的很多具体研究成就,在此不一一细说了。另外,该书也还存在一些不妥之外,提出来与同道商榷。该书第25章肾系病第八有“压热”一词,从写作的前后体例来看,作者是把“压热”作为一个病证名称来对待,令人费解。其实压是压制、平息,热指热邪,“压热”应理解为压制、平息热邪,这是用于服食寒食散等金石药物之后出现发热病人的一种治疗方法,不是一个病证名称。因此,书中所言“人体抵抗力减弱是产生压热的因素”,“金石类药物所致压热”就显得很不通顺了。如果看一下《外台秘要方》第38卷会发现其中有这样一个标目:乳石发动热气上冲诸形候解压方53首。意思是解除平息由于乳石发动而出现热气

・62・

Chin...,1996,26,.1

息热邪的意思就更加明确了。还有,该书第十章药物学第一、(三)“重视病源和辨证用药的探索”一节有用谷白皮治疗脚气的述说,其中的“谷”字是用错了的,而且这个错误还不仅限于本书,有些别的书也用错了这个字。考《千金翼方》卷十七《脚气第二》(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据清翻刻元大德梅溪书院本影印)有“白皮粥”一方,“”实际是一种树,又叫做楮,属桑科木本植物。那么,“谷”字的错用是如何产生的呢?原来在汉字简化以前“谷”写做“”,与“”字只有一笔之差,后来通行简化字之后,有的人就把“”、“”二字混淆在一起,于是白皮也就错写成了谷白皮。实际白皮是楮树白

皮,而不是禾本科植物谷子的皮。据《名医别录》记载白皮具有逐水,利小便之功,而脚气病发展到较严重阶段可出现水肿、腹胀的临床症状,所以古代才有以

白皮煎汤煮粥治疗脚

气病的疗法。

诚如作者所言,他们对孙思邈《千金方》的研究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完美无缺的作品也几乎是没有的。《孙思邈〈千金方〉研究》无疑会给医药界同仁学习、认识、研究孙思邈的两部《千金方》提供诸多便利,相信喜爱孙思邈《千金方》的人也一定会喜爱《孙思邈〈千金方〉研究》。

(收稿:1995-10-17)

关于林亿等校正《伤寒论》时“无需杂卒之辨”质疑

　　贵刊1994年第3期刊登的“杂卒考及认为,林亿等校正《伤寒论》时,未辨“杂”“卒”二字,是因

为在林亿校正《伤寒论》(1065)之前,郭雍已在1038年著《伤寒补亡论》,对“杂”“卒”已进行深入的辨析,因此,林亿等无需再进行“杂卒之辨”。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杂卒考”说:“考《伤寒补亡论》成书于宝元元年己卯(1039)年之前,书首有该年朱熹为之序”。经查:朱熹写的不是序,而是跋。跋文最后为“庆元元年乙卯岁五月丙午鸿庆外史新安朱熹书”(据宣统三年武昌医馆重校心太平轩本刊版《伤寒补亡论》、《中国医籍考》、《中国医籍通考》,三书此段文字完全相同),据此,“杂卒考”所引资料有三处错误,即将“庆元”误为“宝元”,“跋”误为“序”,“乙卯”误为“已卯”。按庆元是南宋宁宗第一个年号,庆元元年是公元1195年,而宝元是北宋仁宗第四个年号,宝元元年是公元1038年,二者相距157年,朱嘉是南宋时人,“宝元”二年显系有误。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的知名哲学家、教育家,生于南宗高宗建炎四年(1130),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他为《伤寒补亡论》写跋是在郭雍书成并写自序之后14年写的,朱熹一生都是在南宋渡过的,他怎么可能在北宋宝元元年为《伤寒补亡论》写序或跋呢?此外,宝元元年干支纪年是戊寅,不是乙卯,也不是已卯,而庆元元年正是乙卯,据此,也应对“宝元元年已卯”是否有误进行查对。关于“序”与“跋”,序在书的正文之前,跋在书的正文之后。

郭雍《伤寒补亡论》自序,写于南宋光宗绍熙八年(1181),他序中说他“行年八十”(按:宋史本传所记与其自序所记年龄有十余岁差距),据此可推算出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以虚岁算,北宋亡时,他26岁,他大半生都是南宋渡过的,他著《伤寒补亡论》已是南宋中期,北宋儒医林亿等校正《伤寒论》,怎么可能看到南宗郭雍1181年的著作呢?因此,“杂卒考”文中《伤寒补亡论》…早于宋臣校正《伤寒论》。由此可知,林亿等校书时“无需杂卒之辨”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

(史世勤)

(收稿:1994-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