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形成

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形成

一、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的核心内容

苏珊斯特兰奇由一个黄道故事引申出相互竞争的三种社会模式，也就是现实主义模式、理想主义模式以及经济的社会模式。进而从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即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四种观念入手，并基于此斯特兰奇分析了两种权力，即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 从结构性权利出发分析出四大基本权力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以及四个次级权力结构———运输、贸易、能源与福利。斯特兰奇认为，在政治经济中使用的权力有两种———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 与联系性权力的范围狭窄不同，结构性权力是一种大范围的权力范畴，不仅包括了强迫性权力，更多的是指制约性权力，甚至很多时候这种制约性是被制约者所无法体会出来的。

在《国家与市场》中，斯特兰奇试图找出一种分析世界经济的方法， 她认为首要考虑的应该是人类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的基本价值观念———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 在全书的开场白中，斯特兰奇描绘了一个荒岛场景，漂泊到岛上的三个团体受到各不相同的社会价值观念支配。 马丁的团体优先考虑秩序和安全，杰里的团体优先考虑公正和平等，杰克的团体优先考虑财富和生产效率。可见，“不同的社会（或不同时期相同的社会）在产生这每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同时，总是对四种基本价值观念作出不同的先后安排顺序”，有的社会最优先安排物质和财富的生产，有的国家把秩序安全摆在第一位„„此外，斯特兰奇指出，传统的以国际体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存在以下缺陷:第一，用各国相对政治权力的变化来解释国际体制的变化，只注意到经济发展过程，忽视了经济权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二，忽视对跨国关系特别是跨国经济关系的研究；第三，对权力的研究不够，完全不探讨体制（原则、规范、条例和决策过程）对谁的权力最有影响，也不探讨权力的来源；第四，对于在国际体制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不作明确地判别。 基于此，斯特兰奇提出了 “集中研究权力机构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并着眼于分析安全、财富、自由和公正这四种基本价值观念”的研究方法。 不同的国家制度（如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反映出四大基本价值观念的不同的比例合。 “从根本上说，决定这些组合的性质的是权力问题。 ”

斯特兰奇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存在从属于四大基本权力结构的次级权力结构，它们是，运输体系、贸易体系、能源供应体系和福利体系。次级权力结构是基本权力结构的辅佐，基本权力结构对于次级权力结构的形成具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次级权力结构，是因为就大多数国家而言，如果排除外交、国防和司法部门，其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权力主要掌握在交通运输、农业、工业、安全和能源等部门手中。由于国家权力必须考虑全球市场， 而国家权力又主要掌握在上述部门手中，因此这些部门存在着有待研究的全球性问题。我们

所要研究的次级权力结构与这些部门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对这些结构进行考察。 由于次级权力结构是由基本权力结构衍生出来的， 是基本权力结构影响的结果，因此笔者将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四大基本权力结构的角度来阐述运输、贸易、能源、福利这四种次级权力结构。

二、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思想形成

结构性权力这个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概念是苏珊·斯特兰奇经过其多年记者工作经验的积累， 特别是从事国际政治经济教学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思考和潜心钻研逐渐形成的，而这一切与斯特兰奇对于国际问题的关注是分不开的，但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 总是会遇到一些阻力， 而斯特兰奇面临的阻碍就是由美国学界所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式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定式。 斯特兰奇虽然知道从新的角度研究国际问题十分艰难， 但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决现实问题使她毅然决定思考新的研究方法。 斯特兰奇对于国际关系与国际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权力的思考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 一系列的事件使得政治因素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凸显出来。 这些事件主要有:欧洲和日本在经济领域的竞争、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1973一19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石油禁运， 这些事件的合力结束了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 也使20世纪40年代末建立的国际机制宣告终结。20世纪60、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中发生的各种变化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互相促进。 比如国际格局的转变使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并且超出一国范围， 发展经济成为一国追求的目标，由此，各国开始关注跨国公司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展跨国公司成为增加一国财富的主要手段。跨国公司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又使各国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此各国开始寻求其他一些诸如经济的或文化的等和平手段来解决彼此间的纠纷[。

斯特兰奇是以一个国际经济学者的身份进入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但是当初她的研究方向还不明确，是一系列问题引导她去研究国际问题。并且，结构主义方法对斯特兰奇后来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国际关系的结构主义方法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从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秩序的解释逐渐发展起来的。 这项研究的基本前提是跨国文化和经济相互作用促进了全球体系的发展。结构主义学者参考这个前提，并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抽象描述世界体系结构的演变”。 然而，马克思主义结构方法却低估了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

正如帕兰（Palan）指出的那样，一个更平衡的方法即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出现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认为国际体系理论不应该只用一个维度，单一实体的方法，而应该认为体系中包含着许多相互关联的权力结构。

如果说斯特兰奇已经在《跨国关系》中就结构性权力尝试做了一些分析，那么到了80年代早期，这种试探性的结构性权力思想分析已经得到很大发展了。 她果断地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机制分析（1982）并且，斯特兰奇还描述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其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最后的框架是在以后的六年之中逐渐完善发展的。 当代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实践对传统的国家“主权”造成侵蚀。因此，斯特兰奇认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了。 她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的权力逐渐受到限制，而跨国公司的权力在扩张，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是否在一个国家投资来影响该国的政策。 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是以国家为中心考虑国际问题， 很少从跨国公司或其他非国家组织角度来分析研究问题。 这和当前的变化是不相应的。 ”在斯特兰奇的着作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思考不时有所反映。 最后，斯特兰奇认识到军事力量的作用在逐步减弱。随着科技的进步，军队的武器装备也越来越精良， 维持军事力量的费用也越来越高。 另外，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存在，使用武力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

三、国际政治中的依存性和主权危机

“依存性”或者“相互依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主题特征。而全球化更加深了依存性。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的巨大变革造成了所谓的全球存。 频繁的社会和经济交往形成了一个无边界的世界。存在四百多年并主导世界政治的领土国家，其地位正受到非领土国家角色如多国公司、 跨国社会运动和国际组织的挑战。民族国家的角色正在逐渐淡化。历史上曾经有过政治，或军事的局部性相互依存。而当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方面、多层次、全方位和全局性的相互依存。

依存性或者相互依存性是一个与全球化相关的概念。 但当世界进入新世纪时，人们意识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他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 传播新技术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 却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在相互依存的经济中，政府并没有完全的控制手段来影响贸易平很或者收支平衡，每个政府都可以调整国内利率来试图影响国际资本运动，或者设置关税，出口补贴来影响贸易。然而要成功地影响资本流动和贸易运行还要看其他国家如何动作。 影响资本运动的是利差，而不是绝对的利率水平。 关税影响进口，但绝对值依然对贸易发挥重要作用。在相互依存关系中，一个国家既不能完全脱离依存性，也不能完全控制依存性，这就需要政府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依存性向国家利益最大化方向发展。

传统上， 国家都是以军事力量来控制世界事务的。 而现在，产生权利或力量的资源变得更加复杂了。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使得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了解到军事弱国可以利用其对至关重要的原材料的垄断或者半垄断而形成一种政治军事经济之间的功能关系。 因此，对权力或力量的新解释是：权力是一个角色使得使得其他角色做他们不想做的事的能力而自己所付出的代价有限；权力也是一种可以控制结果的能力。显然，依存性越少，权力越大，

然而正如政治学者说的，一个侵略者要完全行事，现在需要波斯湾的石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铝土和铀，津巴布韦和南非的铬，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粮食。

四、总结

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全球化表现在企业的跨国界建立，资金、信息、技术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 这之中，跨国公司或多国公司是主角。最大的跨国公司富可敌国。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的冲击在于：首先，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现实力和庞大的跨国网络， 可以摆脱东道国和母国的控制；其次，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施加压力或寻求或者培植代理人，影响东道国和母国的决策；第三，跨国公司通过公司文化的营造和推广，传播管理方式、价值观念、文化意识，改变东道国和母国旧有的传统价值。第四，跨国公司创造的税收更使得单一民族国家要从原先的国有化运动转向主动限制主权， 与整个世界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