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及其意义

　　[摘要]疾病研究是环境史领域的重要课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哥伦布交流》既是环境史领域疾病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典范之作，它在研究视角、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值得借鉴之处。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疾病　克罗斯比　《哥伦布交流》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6－0114－07 　　 　　疾病(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涉及的疾病专指传染性疾病)是自然环境变迁和人类演进的参与者之一，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可以说，疾病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人类社会的发展为疾病的孕育、繁衍和扩散提供了条件。当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后，人与动物的接触增多，出现许多因与动物接触而产生的疾病。然而，在很长时间里，历史学界较少关注疾病及其影响，疾病研究曾经成为史学领域的“漏网之鱼”。近几十年来，这一局面因历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而大为改观。其中一个表现是。1960年代后期环境史初露端倪后，环境史家把疾病纳入研究范围，从疾病的视角重新评价历史上的某些重大事件，探究疾病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人与疾病、自然的互动关系及影响。近40年来，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梳理其研究成果，分析其研究范式，思考其史学意义及现实价值。是学习和研究环境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概述 　　 　　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关著作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论性研究中的个案分析。另一类是专门研究。 　　(一)涉及疾病研究的通论性作品。1970年代以来，疾病研究呈现出强劲的势头。1976年芝加哥大学的荣誉教授威廉・H.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从人与瘟疫关系的角度论述疾病对历史的影响，提出了“传染性疾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参数和一个决定性因素”的观点。英国学者庞廷在《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中论述了影响人类历史的三类疾病，分别是：曾经猛烈暴发的各种疾病和瘟疫：长期的、造成严重影响的地方性传染病；人类都曾经历过的疾病和健康不良。他还着力强调了工业化以来出现的新疾病及其影响，表达了对所谓“文明病”的忧思。德国环境史学家拉德卡的《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自古至今的环境发展脉络，其中也论述了疟疾在历史上的影响，认为“从古典时代到今天，疟疾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厉害、传播最广的地方病”。美国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强调，殖民征服中西方不但拥有先进的武器和技术(枪炮和钢铁)，还拥有杀伤力惊人的秘密武器――病菌，天花、疟疾、肺结核、麻疹等疾病成为西方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得力助手。此外，《疾病改变历史》一书探讨了古罗马灭亡、殖民征服、拿破仑东征等重大历史事件与瘟疫、天花、斑疹伤寒等疾病的关系。库尼兹所著《疾病与社会多样性――欧洲人对非欧洲人健康的影响》一书也有力地证明了欧洲人征服非欧洲人不是因为他们的勇气或智慧，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枪炮与钢铁，而是他们的疾病。不过，在承认疾病使土著人口锐减的基础上，作者又深入一步，认为疾病是植根于特殊的文化、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的众多变量的表现，而并非单独起作用的因素。疾病也在非洲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身影，论文集《非洲史中的疾病――一份概览和病例研究》探究了疾病、移民、生态系统和人类行为之间复杂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非洲相互交往的加强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疾病的风险。许多研讨会也专门探究疾病与生态之关联。2000年3月，在英国的爱丁堡召开了国际微生物学研讨会，会后出版了由15篇论文组成的名为《健康新挑战――病毒性传染病的威胁》的论文集。该文集的一大特色就是学者们倾向于在生态和历史背景下考虑研究的主题，他们一致认为人类未来最大的灾难不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或宗教的，而是病菌的。 　　 　　(二)环境史领域疾病研究的专著。美国环境史学家阿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在这方面既具有开创之功，又取得了突出成就。1960年代后期，克罗斯比从疾病人手重新探究西方征服美洲的原因，1972年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哥伦布交流――1492年的生物与文化后果》，拉开了重新评价美洲征服的序幕，也开启了环境史领域疾病研究的先河。与以往的历史学家过于局限于详细论述1492年的政治和经济后果不同，克罗斯比大胆强调生态后果是更根本的。为此，他论述了哥伦布交流的三大方面：疾病交流、食物交流和家养动物交流，认为这三大交流破坏和摧毁了美洲微妙的生态平衡，改变了美洲的生态环境。随后，克罗斯比把他的生态研究视角延伸到对900－1900年欧洲扩张的研究中，重新审视1000年来欧洲在世界占据主导的原因，这体现在他的《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一书中。他鲜明地指出：“欧洲人在温带地区取代原住民，与其说是军事征服问题，毋宁说是生物学问题”，疾病是比刀剑更为强大、更为可怕的武器。在《病菌、种子与动物――生态史研究》一书中，克罗斯比更直接把“生态史”应用到具体的研究中，疾病研究成为生态史研究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环。这表明克罗斯比在疾病研究上由初期的尝试转为持续不断的系统研究，不断摸索疾病研究的视角和范式。 　　如果说克罗斯比提出了重新探讨哥伦布征服美洲和欧洲殖民扩张的视角和框架，诺贝尔・大卫・库克则从人口锐减这个具体问题探究疾病对美洲人口的影响。得出了“疾病造成的毁灭是发现美洲造成的所有后果中最悲惨的”结论，这体现在他的《注定死亡――1492－1650年疾病与新世界的征服》一书中。他在和洛弗尔共同编辑的《“上帝神秘的判决”――殖民时期西属美洲旧世界的疾病》这本论文集中，也强调了疾病在殖民征服中的作用与影响，及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与改造。对于1492－1650年间疾病在美洲人口减少中的作用，凯尔顿在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传染病与奴役――1492－1715年东南部土著的生态灾难》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从而对克罗斯比与库克的观点作出了补充和修正。与克罗斯比笼统地论述疾病对美洲土著的影响不同，凯尔顿区分了不同时期疾病的不同影响。并用有力的证据说明1492－1659年间传染病虽然在美洲的部分地区兴风作浪，但是还没有传染到美洲的东南部，这一时期东南部人口的锐减与疾病无关；美洲人口的减少推动了奴隶贸易的兴起，奴隶贸易打破了东南部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相对封闭状态，结果天花也乘着奴隶贸易的阴风传播至此，造成范围更广、后果更严重的人口锐减乃至种族灭绝，土著人口被迫向西迁移，东南部人口的锐减更刺激了1700年后奴隶贸易的兴盛，欧洲白人、非洲黑人成为此地的新主人。东南部固有的生态环境随之改观，造成前所未有的生态灾难。此外，惠特莫尔的《殖民早期墨西哥的疾病与死亡――美国印第安人的变形》一书具体考察了美洲征服时期墨西哥的疾病造成人口减少、生态变迁等问题。 　　以克罗斯比为首的提倡从疾病视角进行史学研究的学者被称为“枪炮和病菌”学派，他们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的观点遭到了某些学者的批评。出自9位历史学家和1位地理学家之手的《16－18世纪的技

术、疾病与殖民征服――重评枪炮和病菌理论论文集》认为，“枪炮和病菌”学派的观点虽有用但过于简单化，歪曲了欧洲殖民扩张的本来面目，由此掀起一场热烈的史学争鸣。然而。由于他们拿不出充分、有力的证据反驳“枪炮和病菌”学派的观点，非但没有驳倒该派，反而使其观点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在克罗斯比等人的推动下，疾病研究佳作迭出，溯古涉今。其中《疟疾与罗马――古代意大利的疟疾史》一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论述了古罗马衰落与疟疾的关系，鲜明地指出疟疾是造成古罗马世界萎缩和古罗马灭亡的重要原因。苏珊・斯科特等编辑的《瘟疫的生物学：历史人口统计的证据》涉及了中世纪的黑死病，并且该书在人口统计学和瘟疫社会史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既照顾到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又精确地描述和界定每一场瘟疫的不同特征，并运用跨学科方法和技术构建一部体现生物学观念的瘟疫发展总体史”。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以来因污染而引发的疾病或产生的新疾病也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课题。迈克尔・杜里在《瘟疫的回归――英国社会与1831－1832年的霍乱》中论述了霍乱与英国社会、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比尔・拉金的《污染与控制――19世纪泰晤士河社会史》虽然采用的是社会史研究方法，却注意到了疾病与泰晤士河周围的环境变迁之关联，即泰晤士河环境的恶化造成霍乱横行，根治霍乱也为泰晤士河的污染治理提供了契机。由于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线也成为疾病滋生的一个根源，像《工作的危险――从工业疾病到环境健康学》这部著作就论述了从1800年代末到1960年代美国的工业卫生，注意到极度衰弱、铅绞痛、铅中毒性麻痹以及其他的疾病都是因工作环境而生的疾病，展现出工作环境、工业疾病与工人健康之间的关联，推动了环境健康学的诞生和发展， 　　克罗斯比还探究了一战末期席卷西方的西班牙大流感，。认为在解释一种传染病的后果时。生物学与社会结构同样重要，主张从生物学角度探究西班牙大流感的病因与治疗。随后论述西班牙大流感的著作也程度不同地借鉴了克罗斯比的研究范式，《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传染病――新视角》、《英国与1918－1919年流感传染病――一个黑色的收场》和《1918年流感――温尼伯湖的疾病、死亡与斗争》。分别论述了西班牙大流感对非洲、英国和加拿大的影响及其暴露出来的环境问题。正当西班牙大流感肆虐之际，斑疹伤寒降临波兰。康尼比斯的《斑疹伤寒与美国步兵――1919－1921年美国人解除波兰斑疹伤寒的远征》讲述了一战后波兰出现严重的斑疹伤寒后，美国派遣军队前往波兰与斑疹伤寒战斗的故事，并分析了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医学、外交和环境问题。 　　二战后，水俣病成为因环境恶化而产生的疾病的典型。水俣病是日本的四大公害之一。发端于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在《水俣病――战后日本的污染与为民主而斗争》。一书中，蒂莫西，s，乔治论述了水俣病与日本社会的民主运动、政治改革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联，对于其他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相关的环境保护和环境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探究疾病问题的相关论文也数量众多，此处不一一赘述。 　　 　　二、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特点之分析――以《哥伦布交流》为例 　　 　　1492年哥伦布率船只到达美洲，离船上岸后的欧洲人发现他们来到了一个奇异的“新世界”，植物、动物、肤色、语言、宗教等完全“非我族类”。一个多世纪后，欧洲人把这片陌生的土地改造为欧洲的翻版，成为“新欧洲”；而在旧大陆，欧洲人完成对亚洲和非洲的殖民瓜分却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鲜明的对比使人们不由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欧洲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征服美洲”?克罗斯比总结了以往史学家的诸多解释：铁器对石头、加农炮和火器对箭和投石器的优势；以前从未见到过马的土著步兵看到马后惊慌失措；印第安人各自为战，他们的抵抗虽勇猛顽强却无效：等等。 　　克罗斯比认为，这些解释都存在疏漏。他把疾病视为美洲征服中的秘密武器，从疾病人手探究美洲征服的原因及生态后果，分析疾病交流是如何改变美洲的生态环境的。他还指出，有17种疾病参与到美洲征服之中，其中天花(第二章)是旧世界传往新世界的疾病的代表，梅毒(第四章)是新世界传往旧世界的唯一疾病，体现出“疾病交流”的相互性以及不对等性，而天花在早期殖民征服中的作用尤其不容抹煞。 　　天花是一种通过呼吸在患者中传播的传染病，在20世纪发现天花的疫苗之前，它是欧洲最致命、最盛行的疾病，尤其是儿童的感染率很高。但患过天花而存活的人即获得了免疫力，因此前往美洲的欧洲人大都免受天花侵扰。1518年底或者1519年初天花随欧洲人来到美洲，它在“美洲历史上的影响就像黑死病在旧世界历史上的影响一样无可置疑，影响巨大”，在白种人的生态扩张方面扮演了与火药一样或许是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欧洲征服美洲的过程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急先锋”和刽子手。尤其是在欧洲人节节败退的关键时刻，天花成为屠杀美洲土著、使欧洲人反败为胜的第一功臣。 　　可见，与欧洲人的枪炮和屠刀相比，疾病是更恐怖、更迅速的杀人武器，在美洲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灾难，富饶的美洲成为美洲人的坟场。这样，与以往的史学家把印第安人的灭绝和人口减少归结于欧洲人的屠刀不同，克罗斯比将之视为疾病肆虐的后果。 　　美洲印第安人的人口锐减乃至种族灭绝造成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欧洲殖民者和穷人纷至沓来还不能满足需要，欧洲人不得不从非洲运来黑奴充当劳动力，推动了奴隶贸易的兴起和兴盛，改变了美洲的人种和民族构成，对此克罗斯比和其他史学家找到了共识。不过，克罗斯比在此基础上更深入一步，认为疾病(包括随运奴船来到美洲的非洲疾病)不但直接推动了“人”(美洲的人种和民族)的改变，也间接促使“物”(植物、动物、作物、疾病的种类和数量等)的改变，结果使美洲的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种巨变的后果，与传统史家从“进步”(包括政治进步、经济进步、技术进步等诸多方面)的视角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不同，克罗斯比从生态的视角出发持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它(指哥伦布交流的后果)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富裕的而是一个更加贫困的基因池”。 　　这样，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克罗斯比的美洲征服研究既凸现出疾病的重大影响，也彰显出环境史领域疾病研究的独特范式。大体而言，克罗斯比的疾病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一)就研究对象来说，具有“老故事，新版本”的特点。自哥伦布到达美洲的500多年来，美洲人口锐减成为历史学、人类学、人口统计学等领域的学者不断探究的重点和热点课题，得出了看似差异很大、实则无本质差别的结论，即基本都认为印第安人的灭绝归因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征服野心。而克罗斯比为这个“老故事”做出了全新的解读，得出了一个颇富挑战性和创新性的观点：美洲人口锐减并非因为欧洲人的屠刀，而是因为欧洲人无意中带往美洲的隐性杀手――疾病，哥伦布到达美洲不是“欧洲人征服美洲人”的征服故事，而是关于生态系统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的演进故事，正如克罗斯比在副标题中指出的。是要探讨哥伦布事件的“生物与文化后果”，同时突出疾病、食物、动物等生态因素在美

洲征服中的重大作用和影响，从而更新和深化了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 　　(二)从研究视角来说，把传统史学的“人一人”研究拓展为“人一疾病一人”研究。以往的史学研究皆以“人”为研究对象，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人学”。然而，在克罗斯比笔下，研究视角从“人”转变为“物”，再从“物”作用于人，这就使征服者的高大背影让位于生态因子的巨大能量，于是形形色色的“物”(包括疾病、食物、作物等)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就人口锐减来说，疾病是屠杀印第安人的头号杀手，成为这一重大事件中无可争议的“第一主角”。这样一来，欧洲人从“美洲刽子手”的阴影下解放出来，“欧洲人征服美洲人”的研究视角扩大为“欧洲生态征服美洲人”，进而扩展为“欧洲生态征服美洲生态”，生态因素在美洲征服中的作用跃然纸上。 　　(三)从研究方法来说，大胆引用其他学科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以往的学者多从各自学科的角度研究哥伦布事件，缺乏相应的交叉与整合，而克罗斯比凭借过人的才智和气魄勇于这种学科交叉与整合的尝试。比如，在疾病研究中，克罗斯比巧妙地把医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人口统计学、地理学的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熔于一炉。广博的史料应用与深厚的史学素养相结合。使克罗斯比以疾病为主题的环境史研究实现了“博”与“专”的统一，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色彩。 　　但是，毋庸讳言，克罗斯比的疾病研究中还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他突出了天花对美洲人口的残酷屠戮，忽视了许多土著人也在感染天花后产生了免疫力，成功地存活下来；对于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天花在各个时期、美洲的各个地区造成的不同影响也缺乏较为明晰的论述：他过于强调了欧洲的疾病、生物和作物对美洲生态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奴隶贸易兴起后，非洲的疾病、生物和作物等对美洲生态的影响。此外，克罗斯比对疾病在美洲生态变迁中的作用有明显的想当然之处，例如，他过于强调交流的相互性，因而不适当地把梅毒视为新世界传人旧世界的疾病单列一章论述。以与第二章对天花的论述相对照，结果出现了明显的史实错误。就克罗斯比从哥伦布交流中得出的结论而言，也有些需要辩驳之处。以往的史家大多强调哥伦布交流的政治、经济“进步”意义，认为是先进征服落后的一个必然结果，克罗斯比从生态视角否认哥伦布交流的积极意义，如何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我们当然不能为欧洲殖民者的罪行张目，为美洲土著的灭绝、生态系统的破坏唱赞歌，也不能像克罗斯比那样持悲观态度，而应从全球生态的视角加以评价。虽然哥伦布交流使美洲的生态环境面目全非，但也使欧洲、非洲和美洲的生态系统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融合，推动了生态系统自身的演化和更新，丰富了世界生态的多样性。还有人认为，克罗斯比把美洲土著的灭绝、生态环境的变迁归因于疾病等造成的生态后果，而不是欧洲人的屠刀和种族灭绝政策，也容易成为西方殖民者为自己的殖民罪行开脱的借口，减轻殖民者的道德压力，削弱对殖民主义的谴责力度。 　　总起来说，克罗斯比的疾病研究的价值不在于记录哥伦布交流的全面广泛，而在于对理解生态的和社会的事件确立了一种观点、一种范式。如今，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既得益于克罗斯比开创的研究范式，又根源于疾病研究具有不容否认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之意义 　　 　　疾病研究在众多史家的努力下，如今蔚为壮观，并成为环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环境史家的疾病研究也并非一问世就受到主流史学家的认可，而是在质疑声中确立其研究范式和彰显其学术价值的。譬如《哥伦布交流》一书出版30多年来，就经历了从冷淡忽视到奉为经典的历程。这本大作在出版之前，曾有部分章节在学术刊物上登载。1960年代末全书成稿，因其观点过于惊世骇俗，几乎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直到1972年这本书才艰难面世，但学术刊物仍反应冷淡，不愿意评论。随着新史学和环境史的异军突起，这本书的境遇大为改观。30年后的2003年，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修订版暨30周年纪念版，以飨学界；美国著名史学家J.R.麦克尼尔在一个下午一口气读完了它，并为该书作序；如今此书荣膺环境史的经典之作行列，“哥伦布交流”这一概念也为主流历史学家所接受，出现在美国史和世界史的教材中。克罗斯比自己也再接再厉，把他的生态史研究视角和方法应用到时间较长、空间较广的生态研究中，《生态扩张主义》、《病菌、种子与动物――生态史研究》等著作都继承了《哥伦布交流》的研究视角，并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拓展。克罗斯比的开创性努力既奠定了他在环境史领域的疾病问题研究方面的泰斗地位，也激发了其他环境史学者研究疾病问题的兴趣和热忱，使疾病研究成为环境史领域的“固有领地”，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疾病研究，从史学中的“漏网之鱼”转变为环境史领域的不可或缺的“固有领地”。从被质疑到被仿效，证明了史学界对这一研究课题的肯定和认可。那么，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的意义何在?我们可以从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两个层面来认识。 　　(一)在研究对象、史料的分析和利用、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不但展现出鲜明的环境史研究特色，也有助于推动史学自身的发展。疾病是人类生存、发展中如影随形的一员，也是生态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人与疾病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发展的方向和生态环境的走向。然而，在很长时间内，史学界对于疾病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定位总是模糊不清，对于它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也没有充分的研究和合理的定位，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则弥补了这种缺憾。 　　独特的研究对象也需要扎实的史料支撑，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依据。环境史家也非常重视对史料的取舍。不仅如此，他们在史料的运用上还有很大的突破。拉德卡曾指出：“环境史的主要魅力在于，它激励人们不只是在‘历史的陈迹’，而是在更广袤的土地上发现历史。在那里人们会认识到，人类历史的痕迹几乎处处可寻。”这在克罗斯比的疾病研究中具有鲜明的体现。 　　(二)体现了“世界是联系”的唯物史观，有助于史学的发展和史学思想的更新。克罗斯比认为：“人类的历史不能从他最初留存的记载开始，也不应该只局限于他对文学感兴趣的方面”，“理解人类的第一步是把人视为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一个生物体，数千年来影响他的同类生物体，反过来又受到他们的影响”，因而“在历史学家能够明智地评价人类团体的政治技巧或他们的经济实力或他们的文学意义之前，他必须首先知道他们的成员人类是如何成功地生生不息并繁衍后代的”。这就必然追溯人与自然的关系，疾病研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备受他的重视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以史为鉴”的警戒作用。一切历史都暗含当代史的影子。1960年代日渐加剧的环境问题让史学家也惊恐不已，具有深切现实关怀和史学素养的史学家开始从生态恶化、环境保护的视角探究历史问题，从人对自然之顺应、改造乃至破坏的活动以及自然对人之行为的反作用中寻找“人与自然”平衡的交汇点，力图为当今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前车之鉴。正是出于对生态问题的深切关注和现实关怀，克罗斯比在《哥伦布交流》中才对生态系统的巨大能量及其造成的生态后果深感不安，甚至产生一些悲观的看法。他的研究揭示了疾病如何作用于人，并对历史进程乃至生态系统产生难以扭转的影响，体现出“以史为鉴”的功能，即警醒世人，切莫小视疾病的巨大能量。 　　综上所述，环境史领域的疾病研究探讨历史上疾病与人、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有助于我们更具体而全面地认识人类历史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并警惕日渐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危害。克罗斯比所贡献的那些疾病研究成果，为人们从环境史的视角进一步展开对其他传染病以及其他生态因子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参考文献] 　　[1]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M]，杨玉龄译，陈建仁审定，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3]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M]，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M]，王国豫，付天海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5]阿尔弗雷德・W.L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M]，许友民，许学征译，林纪焘审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6]Scott，Susan&Duncan，Christopher J.Bwlogy of Plagues：Evince from Historical Population[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7]Crosby，Alfred W.The Columbian Exchange：BMoglcd and Cultural Comequences of，1492[M]，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2003。 　　[8]Hopkins，Donald R.Princes and Peasants，Smallpox in Histor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责任编辑：郭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