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四夷考]之史源探析(论文)

第20卷第3期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No.3 Vol.20 2012年6月 Journal of Hulunbeier College Published in June 2012

叶向高《四夷考》之史源探析

王 平

（呼伦贝尔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 内蒙古 海拉尔区 021008）

摘 要：《四夷考》是明人叶向高撰写的一部记载本朝周边各民族和国家情况及其与明朝关系的史书。由于作者位居枢要，闻见博洽，所以该书取材丰富。探索《四夷考》的史料来源，认为当取自以下几方面：其一、大明历朝实录，其二、前世形成之边防图集，其三、内阁档案与诸臣奏议、文集。加之叶氏本人的闻见及其对史料的甄择，保证了其史料价值。

关键词：叶向高；《四夷考》；史料来源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601（2012）03-0038-04

《四夷考》8卷，明叶向高撰。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今福清县）人。在数十年的仕宦生涯当中，勤于著述且成果颇丰，《四夷考》为其代表作品之一，主要述及周边国家、地区、民族情况，后被编入叶氏文集《苍霞草》中。万历二十二年明朝修国史，叶向高在万历二十三年被增为纂修官，虽然万历二十五年国史修撰活动废止，但由于许多史学家的热衷还是留下了部分成果，叶向高的《四夷考》便是其中之一。《四夷考》又名“《四夷志》”，属于此次官修国史中“志”的范畴。万历朝国史修撰由时任礼部尚书陈于陛主持，提出修史构想的同时，慎选史官，协调合作，统一事权；建立报送史料系统，广泛搜访资料，使“史学有资”。因此《四夷考》的作者能够闻见博洽，取材丰富，加之该书叙述条贯、内容充实，在同类史籍中又成书较晚，故价值极高。《四夷考》的史料价值取决于它的史料来源。考其史料来源，可以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明历代实录，其二、前世形成之边防图集，其三、内阁档案与诸臣奏议、文集，在此基础上结合本人闻见、甄择，从而保证了《四夷考》的史料价值。下面将分别论及其史料来源的种类，且逐一举其例证。

一、《明实录》的利用

众所周知，实录之书，虽因出于官修，难免诬妄不实，但其内容之丰富超过了其他史书。另外，其编写的依据是国家的档案，出了特殊的情况之外，一般说所记也较准确。再者，它经过了初步整理，按年月日记述，头绪相当清楚，利用起来也颇为方便。所以，当撰写史书的时候，被选为基本依据的文献，没有比实录更为妥当的了。《明实录》是研究明史的最宝贵的资料，是由明代中央政府组织人力编纂而成的文献。按照旧制，帝崩后即设馆编修该帝之实录，但凭官府案牍文书整理而成，逐年逐月逐日记载前朝的事迹。因其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关明朝一代的史书皆以其为指归。在清初修明史起到主要作用的万斯同就曾说：“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读而详识之，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攷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它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它书证之，它书之诬而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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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如此，那么叶氏撰写《四夷考》参考和利用《明实录》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我们再看一下，万历朝修国史时陈于陛的奏疏：“为是国之正史，必以列圣实录为主。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间与近日重录者，俱尊藏皇史宬，不敢轻易请发，内阁虽存副本，不便传观。若付史局，即可给笔札于兰台，群官僚于禁署，议定规程，刻晷成书。” [4]

通过陈的奏疏可发现，此次编纂“正史”的主要史料来源于历代实录，由于历代实录多秘而不见，陈请求为史局提供方便条件。陈氏又云：“臣愚以修正史之序，当以国家诸大志为先”，[5]

此段记载说明，此次正史先修大“志”，其中就包括叶向高的《四夷志》（即《四夷考》）。“大都起于开国之初，至隆庆末年而止”，

[6]

记载断限为开国初到隆庆末，此断限正和叶氏的记载时限相一致。我们将《明实录》和《四夷考》两书详细对比，可以发现发现叶氏的《四夷考》的确利用了《明实录》，兹举数例：

有的史事《明实录》记载详细一些，而《四夷考》因为行文上的要求则记述简略一些。如（洪武七年三月）癸已 “……诏中书礼部曰：‘古者中国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远国则每世一朝，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高丽稍近中国，颇有六物礼乐，与他番异，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礼’” [7]

而叶氏原文：“（洪武）七年，谕中书省臣曰：‘古者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夷戎世见而已。高丽去中国近，知经史礼乐，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则，比年聘……’” [8]

两相对比，叶氏明显沿袭了《明实录》，文字略加润色而已。

又如太宗朱棣规劝鬼力赤臣服一事：《明实录》（永乐元年二月己未）“遣使赍书往迤北谕鞑靼可汗鬼力赤曰：‘元运即衰，我皇考太祖皇帝，抚有天下。朕太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继大统，嘉兴万邦，同臻安乐。比闻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挥朵儿只、恍惚等赉织金文绮四端，往至朕意。今天下大定，渤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并遣敕谕虏太师右丞相马儿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孙台、太保枢密知院阿鲁台等以遣使往来之意，

赐马儿哈咱等文绮各二” [9]

。而《四夷考·北虏考》卷之五：“永乐元年，遣使赍书谕鬼力赤曰：‘元运既终，我皇考太祖皇帝受天命，抚有天下。朕以嫡子奉藩于燕，入继大统，嘉兴万邦，同臻安乐。比闻塞北推奉可汗，特遣指挥朵儿只、恍惚等持文绮四，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并赐其太师右丞相马儿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孙台、太保枢密知院阿鲁台，告以遣使往来意，各赐文绮二。” [10]

叶氏除了对个别文字进

行了简单润色之外，几乎是原封不动的沿袭。类

似的例子很多。

《四夷考》的很多记载与《实录》同，只是文字略有润色。《四夷考》在利用实录进行记载时，不全是原封的照录，而是有取有舍，亦有综合。而采录朝廷的重要文书时，则原文照录，正如上述“永乐元年，遣使赍书谕鬼力赤”，一事便为如此。当然，叶氏也并非完全拘泥于实录，亦参考了以郑晓《皇明北虏考》等为代表的边防图籍类著作。

二、前世形成的边防图集

有明一代有关记载边防图集的史书众多，在《四夷考》成书之前已产生了郑晓的《皇明北虏考》、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王世贞的《北虏始末志》与《庚戌始末志》、王士琦《三云筹俎考》等时人著述，笔者经过对比发现叶氏在著述的过程当中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上述史书，尤其是郑晓的《皇明北虏考》。兹举数例：

如郑晓《皇明北虏考》云：“天顺二年正月，孛来大举寇陕西，安远侯溥统兵御之辄败。御史刘浚劾溥，溥行贿得释，浚谪官。已而虏大炽，关中震动，召溥还，夺太傅。” [11]

叶氏只是在语言文字方面删繁就简：“天顺二年春，孛来大举寇陕西，安远侯柳溥统兵御之，辄败，犹时饰小捷闻。御史刘浚劾溥，溥行贿得释，浚谪官。已而虏大炽，关中震动，乃召溥还，夺太傅。” [12]

又如郑晓《皇明北虏考》成化十三年记述云：“当是时，虏中相猜。癿加思兰女妻满鲁都，欲代满鲁都为可汗，恐众不己服，又欲杀满鲁都而立斡赤来为可汗。满鲁都知之，索斡赤来，癿加思兰匿不与，遂相仇杀。十五年，满鲁都杀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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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兰，并其众。”

[13]

叶向高的《四夷考》卷六《北虏考》记载，“（成化）十一年，满鲁都、癿加思兰并遣使来贡。未几，复相仇杀。始，癿加思兰以女妻满鲁都，欲代为可汗，恐众不服，谋杀满鲁都立斡赤来为可汗。满鲁都知之，索斡赤来，癿加思兰匿不与，攻逐满鲁都，并有孛罗忽之众。”

[14]

很明显《四夷考》完全沿袭了《皇明北

虏考》的说法，只改动了最后一句，“癿加思兰匿不与，攻逐满鲁都，并有孛罗忽之众”。

除了参考了《皇明北虏考》外，叶向高还参考了前世形成的其它边防图籍。如记述“把汉那吉降明事件”中就明显参考了王士琦的《三云筹俎考》，该书作者曾任大同巡抚，因纂辑《三云筹俎考》以记述大同镇边防及边外蒙古情况，其中的卷二《封贡考》，详实的记述了蒙古土默特俺答封贡，薄音湖、王雄先生认为，“《封贡考》对研究蒙古史的价值最高，许多内容为他书所不载，十分珍贵。”[15]

《四夷考·北虏考》云：“把汉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铁背台吉子也。幼孤，鞠于俺答妻一克哈屯所。长而儇，俺答爱之，为娶歹慎部女，日大成比妓。……那吉恚恨，携其妻及乳母之夫阿力哥等扣败胡堡求人。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相与计：此奇货可居。吾丰馆饩，饰舆马，予官爵，尊显之以示虏，令俺答而急之，则因与为媾，令絷板升诸酋以赎其孙；……若循故事置海滨，彼一穷胡雏，何足轻重？且恐失意飏去，非计。因具以其章上闻，诏授那吉指挥使，阿力哥正千户。御史叶熊疏争之，谪去。”[16]

此段记载，叶氏一字不差地沿袭了《三云筹俎考》。

通过以上例证，充分说明叶氏参阅了在此之前形成明代边防图籍中郑晓的《皇明北虏考》和王士琦的《三云筹俎考》等权威著作，无疑提高了著作的史料价值。

三、内阁档案与诸臣奏议

作为明官修“国史”的重要成果之一，《四夷考》的作者位居枢要。因此可以充分利用职权之便遍览内阁所藏的重要档案。这些原始材料多为戍边大臣上报兵部的情报资料，将其作为著史资料，保证史料的第一手性，弥足珍贵。《四夷考》全文中屡次出现“兵部议：…”，而此类史料来源于朝廷的重要档案。如：正德八年夏，蒙古犯边，山西守臣请调他镇兵戍大同者还守关，“兵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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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武二关所以蔽山西，而大同所以蔽宁武也，若专守宁武，是自撤藩篱，非计。大同兵宜无动，而别调内地兵戍宁武’。从之。”

[17]

就为明显例证。

除了内阁档案，叶氏亦参考了相关大臣的奏疏与文集。与上述史料相比，此类史料价值更为重要，值得进一步探究。这些大臣大多久历边防或担任过兵部要职，其奏疏、文章为当时人写当时事，可信度较高。关于此种资料，我们可以通过奏疏标识来确定。书中很多奏议，著者在撰述中明确给予指出，如用“…言”、或用“…上言”、或用“…上疏言”等语言进行标识。如：陕西巡抚杨一清疏言：“诸将观望莫相救，致虏深入，多杀伤。宜择臣节制诸路，令乃可行。” [18]

又如为捕

杀赵全等人，御史李凤毛言：“虏累入犯，谋由富

等，乞命副使杨顺计获。”

[19]

奏疏、文集是《四

夷考》的重要史源之一，当无疑义。对这些“经世”资料利用，成就了《四夷考》。

四、叶向高本人的闻见及其对史料的甄择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知，叶向高在写作《四夷考》时，大量利用《明实录》以及前人的文献等资料为自己撰写《四夷考》提供丰富的史料来源，但他并不是一味地毫无选择地盲从这些资料，而是对这些资料料进行了认真分析整理，并且和自己的所闻所见相结合，对前人记载不清或回避之处加以补证。如关于“也先之死”的记载，并没有单纯相信《实录》，而是在采录《实录》原文之后，又采录了郑晓《皇明北虏考》书中“至一妇人所乞浆，妇人饮之酪，遂去。夫归，妇言状，夫疑其为也先，追杀之，也先死。”

[20]

的记

述。又如《四夷考·北虏考》天顺六年条中：“未几，小王子殁，或云孛来弑也。虏共立其兄脱思为主，称马可古儿吉思王子，遣使入贡。” [21]

此

条史料《实录》不载。又如《四夷考·女直考》

关于明成祖赐名“阿哈出曰李思诚”

[22]

一事，《实

录》亦不载。叶向高为万历重臣又参加官修国史的纂修，深知《实录》的重要性，但并不拘泥于《实录》。这些都充分说明《四夷考》对《明实录》有补正之功。叶向高还对一些史料进行认真的考订，力图能够反应其书的主旨材料，如关于“土木之变”、“俺达封贡”等重要事件，就充分参考了前人的传志。而这些传志的作者大多为这些事件的亲历者，为当事人记当时事，史料价值极高。

另外，万历朝本朝官修正史时，作为纂修官之一的叶向高必然会与总裁、副总裁以及其他纂修官密切接触商讨修史之事宜，这其中就包括焦竑、郭正域、董其昌等人，值得一提的是郭正域后来还为叶氏的《苍霞草》文集作序，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使叶向高更能够得到这些史官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利于史料的斟酌取舍。同时叶向高位居中枢，熟知政府高层内幕，与政府高层相互之间交流极多，愔知舆图、军制、镇戍、简练、征讨等事宜，这些都为《四夷考》的成书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叶向高本人的闻见及其对史料的甄择，无疑进一步提高了《四夷考》的可信度。

通过上述探析，我们发现《四夷考》史料来源十分丰富，保证了该书极高的史料价值。就全书而言，明实录为其主要渊源，同时作者亦参考了前世形成的重要传志、内阁档案和名臣奏议，在这些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审慎去取，反复修改而成。嘉靖至隆庆朝的史实，因距离叶氏所生活的年代接近，为当事人记载当时事，见闻真切，史料更为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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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郑晓．皇明北虏考[A]．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

汉集史料汇编（第一辑）[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206． [12]四夷考·北虏考506． [13]皇明北虏考208． [14]四夷考·北虏考509．

[15]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集史料汇编（第二辑）

[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382． [16]四夷考·北虏考522． [17][18]四夷考·北虏考512． [19]四夷考·北虏考519． [20]郑晓.皇明北虏考206． [21]四夷考·北虏考507．

[22]叶向高．四夷考·女直考．宝颜堂秘笈本．北京：

中华书局，1991：17．

（上接第45页）态度。而且，他强调理论不是封闭的结果决定论，没有哪一种理论绝对正确，学术应当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这样一个“永远不作保证”的霍尔的确值得后人研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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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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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向高《四夷考》之史源探析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王平

呼伦贝尔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 内蒙古 海拉尔区 021008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lunbeier Universities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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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格式：王平 叶向高《四夷考》之史源探析[期刊论文]-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