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革命时期江西农民运动的历史功绩

　　[摘 要] 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江西农民运动,功绩卓著,影响深远。它显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推动了北伐战争在江西的顺利发展,为党在后来把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创建井冈山、赣东北、东固等农村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培养和锤炼了大批革命干部。

　　[关键词] 江西 农民运动 历史功绩

　　

　　近年来,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否定农民运动的逆流:一是有意无意否定农民运动在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否定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说什么大革命时期江西农民运动是骚动不安的江西农民本能地将乡村中以大中土地所有者为主要代表的有产者和有文化者作为其专政对象。二是提出土豪劣绅是“价值创造者和拥有者”。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卑贱者”对“价值创造者与拥有者的仇恨”。三是硬说“‘文革’爆发的整个历史,都只是农民运动的延续”和“重演”,等等。这些错误观点严重歪曲了中国近代社会和历史,更不了解大革命时期的江西农民运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江西农民运动的历史功绩和影响深远作一番正确的阐述。

　　

　　一、突显了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1924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下,江西农民运动蓬勃兴起,英勇奋斗了近4载,波及江西70余县,沉痛地打击了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充分显示了江西广大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强大威力。

　　国共合作后,江西地方党组织创始人赵醒侬、方志敏、袁玉冰,在创建江西地方党团组织时,根据农民占江西人口85%以上的实际情况,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花大力气开展农民运动。他们派遣共产党员回家乡,利用夜校等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农民阶级觉悟,秘密发展农民党员,建立农民协会。1924年11月,赵醒侬、方志敏等在南昌近郊扬子州组织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农民协会――扬子州农民协会。1925年夏,方志敏回到家乡弋阳,开办贫民夜校,培养农运骨干,并在湖塘村秘密组织了农民协会。同年7月,国民党省党部成立,赵醒侬、方志敏、邓鹤鸣等7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方志敏任省党部农民部长。在北伐军未到江西前,江西有永修、都昌、吉安、九江、万安、弋阳、星子等7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全省有区农会28个、乡农会120个、会员6172人。北伐战争进入江西后,农民协会组织由秘密转入公开,农协组织和农协会员得到迅猛发展。据《1927年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统计》记载,江西农民运动发展状况仅次于湖南、湖北、陕西、广东,居全国第五位。就江西而言,又以吉安为首,当时吉安县建立了9个区农协,212个乡农协,会员人数有23647人之多。[1]P189在农民运动大发展的基础上,1927年2月20日至28日,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选举方志敏、陆智西、刘一峰、丘倜等5人为常委,方志敏兼秘书长。江西省农民协会正式宣告成立。

　　省农民协会成立后,在全省农村掀起了政治、政济、武装斗争的大风暴:在政治上打击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取得了乡村的部分权力,对罪恶昭彰、民愤极大的劣绅恶霸和不法地主进行清算、罚款、关进监狱、判刑甚至枪毙,打掉了地主的威风。在经济上进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开展平粜和反加押退佃的斗争,减轻了封建剥削。农民在夺取乡村政权的斗争中,部分地推翻了地主武装团防局,建立了农民的自卫武装――纠察队、自卫军和梭镖队,有效地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和乡村社会治安。对束缚农民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展开了猛烈的冲击,明令禁止或废除危害社会的吸毒、赌博、蓄奴、纳妾、缠足、迷信鬼神等陋规恶习,使广大农民特别是乡村妇女从封建压迫下解脱出来。农会还组织农民学习文化,修塘建坝,筑路垦荒,植树造林,办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有效缓解了江西乡村贫苦农民的穷困状况。这些革新措施和革命活动,不仅变动了乡村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播种了创建根据地基本革命力量,充分显示了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生力军和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二、为农村根据地开创奠基

　　

　　江西农民运动为党在后来把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创建井冈山、赣东北、东固等农村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1926年和1927年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这些省份的许多地地方,曾经有过很广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政治的斗争。”[2]P49-50这段话高度地评价农民运动对创建革命根据地重要作用。

　　1.江西农民运动壮大了江西党组织的力量。早在1924年,江西就成立了中共中央直属的江西支部,1926年建立了中共江西省委。至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江西省仍有县委14个、市委1个、区委46个、特支7个、支部188个。[3]P8江西党组织力量从总体上看虽然不算很强大,但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就得到恢复和重新发展。以赣南为例:“在1928年春,特委代表会后,在于都、兴国、宁都、安远、寻乌、信丰、赣州、崇义8县有党的组织。”至1929年春,“党在赣南17县可能普遍地发生了影响”。[4]P106而且党在农村中的力量雄厚、影响大。根据1928年的统计材料,江西全省党员“农民成份占了90%以上”。[3]P5这说明江西广大农村已经具备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力量条件。

　　2.江西农民运动为农村革命根据地准备了“相当力量的红军”。江西党组织在领导江西农民运动的斗争中,十分重视掌握革命武装。江西农民协会根据江西省第一次农代会关于组织农民自卫军决定,于1927年5月在省农协会内增设农民自卫军部,另建立农民自卫军大队部。由淦克合任军部部长兼任大队长,大队部驻南昌市状元桥天花宫内。时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朱德,从市公安局拔出100多支枪武装自卫大队。同时,赣东、赣西、赣南办事处也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有1.2万余人。其中遂川县农民自卫军有枪110支,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有枪60余支,安福县农民自卫军有枪200余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说:“赣南、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依然存在,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4]P106这就为根据地的创建准备了“相当力量的红军”。

　　3.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而这时江西广大农村的革命形势却在继续高涨,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特点,这就是“农村起义比哪省都要普遍”[5]P269。1927―1929年,仅较大规模的农村武装暴动就有万安暴动、东固延福暴动、赣县暴动、信丰暴动、于都暴动、寻乌暴动,等等。这些起义虽都失败了,但它范围几乎遍布全省,都建立过政权,组织过革命武装,有的还开创小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3月至4月间,“永丰、兴国、于都三县交界处已形成割据”。此外,还开辟了于都县桥头红色割据区域、信(丰)安(远)定(南)边和寻乌南部阳天嶂山区等小块红色割据区域。这就为井冈山、赣东北、东固等农村根据地的创建进行了先行先试。

　　

　　三、为北伐战争胜利铺路

　　

　　大革命时期,江西农民运动为北伐战争在江西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基础。1926年9月北伐军兵分三路向江西进军,江西农民全力以赴支援战争,做侦察、引路、输送军需、供给饮食、直接参加战斗。

　　1.侦察、引路、输送军需。在赣西,1926年9月,北代伐军进攻宜春时,宜春的广大农民群众,将侦察到的敌情告诉北伐军。11月,北伐军在南浔路作战,奉新县组织前敌工作团,为北伐军输送子弹,抬伤员。北伐初期,中共江西地委委员王怀心奉命回到奉新工作,组织力量迎接北伐军。9月底,王怀心等赴高安与北伐军第六军联系,会见了该军党代表林伯渠。林伯渠派军部参谋和师部参谋随王怀心等到永修侦察敌情,罗殿区农会组织侦察队协助参谋工作。在赣南,北伐军沿赣江而下到达万安,万安农民组织运输队、慰劳队,迎送北伐军。罗塘湾、嵩阳一带农会还派出四五百农民随北伐军出征作战,直打到吉安。在赣中,北伐军在攻打南昌,南昌的广大农民主动为北伐军第六军送情报,送军粮、抬伤员送子弹,还为北伐军看押俘虏。

　　2.直接参加战斗。1926年9月24日新余之战,北伐军眼看不支,千余农民参加战斗,200多名农民用土炮打击敌人,扭转战局,帮助北伐军攻克新余。10月初,北伐军攻打永修,恰逢连日大雨,河水上涨,船只被敌人封锁,北伐军无法渡河。危急时刻,永修农民直接参战,协助渡河。31日北伐军攻克永修。9月北伐军第一次攻打南昌,北伐军第六军先头部队一度攻克南昌。军阀调兵反扑,南昌广大农民主动掩护第六军撤退。“我军到达距南昌六十里之万寿宫时,与卢香亭部万余人大战两昼夜,由于农民抄袭后路,遂将卢部击溃。”[6]11月,北伐军集中力量再攻南昌,工农群众带领北伐军从城门旁边水沟爬进城内,攻破德胜门,把北洋军阀的部队打得溃不成军。11月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11月14日,北伐军攻克彭泽和景德镇。北伐战争江西战场经过两个月的作战,宣告胜利结束。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说:“江西同胞对于革命军非常欢迎,而农民尤甚,帮助革命的工作比其他省更多,如运输、接济粮食、用土炮来打军阀,虽牺牲一切,亦且不顾,较之各界的人民其功尤大,所以革命军到江西能如此之快。”[7]

　　

　　四、培养和锤炼了大批革命干部

　　

　　在汹涌澎湃的江西农民运动浪潮中,江西地方党组织十分重视培养农运干部。1925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成立仅仅两个月,就在农民部部长方志敏的建议下派出淦克鹤等农运积极分子去广州农讲所参加第五届学员班学习;1926年5月,又派出丘倜、陈奇涵等23名农运骨干参加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习。1927年5月,成立才一个月的省农民协会又在方志敏的领导下派出149名农运骨干赴武汉中央农讲所学习。4月份,省农民协会又在南昌市系马桩创办江西农民运动训练班,共产党员邵式平任教育长兼党支部书记,并请时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朱德来训练班讲军事课。此外,在省农协的领导下,各地农协也分别举办农训班。一大批农民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脱颖而出。他们在斗争中锤炼了革命意志,增长了才干。

　　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片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这些农运干部陆续返回故里,秘密积蓄革命力量,等待时机开展新的斗争。“八七”会议后,他们按照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开展积极暴动计划的要求,高举起武装暴动的旗帜,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成为领导骨干力量。如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龙超清、陈正人、贺敏学、贺子珍、王怀、王遂人、王佐农、王次淳、文根宗、朱亦岳、刘真、刘仁堪、刘作述、刘辉霄、刘光万、陈竞进、陈奇涵、贺国庆、袁文才、王佐、谢甲开、谢桂标、蒋世良等。在这些农运领导人中,方志敏尤为突出。方志敏重视农民的作用,较早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以夺取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坚决主张武装斗争,重视红军的作用和建设,创建毛泽东称为“方志敏式”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一整套关于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的理论和政策,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无庸讳言,江西农民运动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的地方,对此,方志敏曾有过深刻的总结。他说,虽然我们发展和组织了几十万农民协会会员,“但农民斗争没有更高程度的开展,没有积极地领导农民群众向剥削阶级进攻,以致会员没有得到更多革命的实际利益,农民对农民协会也没有深厚的热情;其次,组织训练工作,也做得十分不够,农民协会的工作方式,也是带有官僚主义的”,尤其重要的是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没有积极去组织和锻炼”。[8]P27-281927年9月,江西省委中肯地指出:各县农协没有经过政治的或经济的斗争,应付事变的准备不足;在过去农运中,运动中的主体未以贫农为农协的中心;党的各级组织不健全,影响了农运的领导力量。○

　　

　　参考文献:

　　[1]大革命时期的江西农民运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央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万振凡、林颂华主编:江西近代社会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国民新闻[N].1926年10月18日.

　　[7]郭沫若在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R].会场日刊[J].1927年2月21日.

　　[8]方志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