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毁誉参半的李鸿章

一生毁誉参半的李鸿章

小组成员: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几乎处于左右朝局的地位。我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早在七十年前就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记》)。《清史稿》也说他“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但是,与李鸿章的地位和影响相比,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是不够的。长期以来,人们只论及他对内如何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外如何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他的其他活动或者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因此,一提到李鸿章,人们自然要说他是刽子手和卖国贼。显然,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是有失全面的。

1.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毋庸置疑,对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加以抨击和批判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抨击和批判的同时,也需进一步作出阶级的、历史的说明。镇压农民起义是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敌视人民这一点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和史可法,在阶级

矛盾激化时,都曾主张并执行了镇压农民的政策。近代史上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虽是个抗击外国侵略的英雄,但为了绞杀太平天国革命,他竟不顾病体之难,还以当年出戍时“苟利国家生死外,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词句勉励自己,做了第一任“剿匪总司令”。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家魏源,当太平军危及到他的阶级利益时,也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直接参预镇压活动。地主阶级士大夫是这样,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何尝不是如此。马建忠百般仇视太平军,目之为,“残忍嗜杀”的“流寇”。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也时刻提醒统治者要防止农民揭竿而起,把自己置于农民起义的对立面。由此可见,不独李鸿章一人采取了与人民为敌的态度,包括那些曾在历史上有过功绩,而且被后人加以肯定的进步人物,在阶级矛盾激化时,统统都是站在劳动群众的对立面的。既然如此,对身为清朝大官僚的李鸿章的评价,何能因为他有过镇压革命的“政历问题”而一锤定音呢。

2.兴办洋务运动

作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李鸿章一生有三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这一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运动,尽管这次运动的出发点是给行将灭亡的清王朝“补葺”,但就它的某些措施而言,在客观上却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因而,作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李鸿章也就充当了社会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有的论者认为李鸿章军事改革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但是,从刀矛剑戟到洋枪洋炮,清政府军事力量的加强,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人民来说是一种灾难。从抵御外侮角度而言,无论怎么讲,在客观上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在甲午战争期间加班加点,日夜生产,为前

线提供弹药是人所熟知的事。考虑到后一种因素,李鸿章从事的军事工业活动是不能笼统加以否定的。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但他向西方的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他顽固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只学技术,不学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所以洋务运动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自救运动,但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3.签订不平等条约

李鸿章一生与外国签订了三十几个条约,其中最主要的有《马关条约》《辛丑长约》《中法新约》等。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受命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使者签订《马关条约》,这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引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01年,李鸿章在临死前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的空前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使得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也让李鸿章背负上了“卖国贼”的骂名,但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也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这是一个弱国之相的无奈,而他也只是忠君之命,

终君之事而已,试问,如果没有李鸿章,抑或李鸿章坚持不签字,中国就可以不用签订这些不平等条约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我们又怎么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李鸿章呢?

总结: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100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不过正如梁启超所说:“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所以,李鸿章毁誉参半的一生至少说明他非庸人,这一点,他已经超越了我们绝大多数人。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

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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