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古都

解读中国古都—北京城

摘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以中国古都北京城为研究对象，对不同历史时期北京城的城市布局、建设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从而阐明了中国古都一北京城的设计原理、原则及历史渊源，展示了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规划思想及设计艺术。

关键词：解读；中国；古都；北京

中国古都北京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代封建王朝明和清的都城，其设计规划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最高成就，被称为“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北京城起始叫“蓟”或“蓟城”。它曾是春秋战国时燕国的国都，其址位于现在北京的西北一隅，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的军队所毁。公元70年左右，东汉王朝在今北京西南角，又建了一座新城，叫“燕”，三国时又改名“幽州”。

从北京城的历史发展看出，北京城主要规划建设是从“辽”开始的。公元938年辽太祖耶律德光吞并燕云十六周后即改国号为“辽”，并在幽州建立了陪都，因为其陪都建立在大辽疆域的南部所以称“南京”，又叫“燕京”，城方36里，高3丈，宫城在城内西南隅，外城共有八门。这一时期皇城的城垣位于今天的广安门地区。现位于宣武门外的法源寺正是辽南京的著名建筑之一。

金贞元年(1153年)吞灭辽国的金国将都城迁往燕京，并将燕京更名为“中都”。金中都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并参照北宋汴梁城的规制进行规划建设，将城市设为二套方城(分外城和皇城)，外城东西阔3800米，南北长4500米，每边有三门，道路布局从城门引入直交，呈井字形。皇城南面的中轴线长达2公里，沿轴线两旁布置了官府和寺院。城内中部偏西为皇城，是在辽南京(燕京)城内的子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其中皇城内大安殿的遗址就位于今广安门滨河路的金中都宫殿纪念阙下。皇城开有四门，北为振辰门，东为宣华门，南为应天门，西为玉华门。皇城中建有供皇帝游玩的西湖(现莲花池)。金中都的皇宫优美非凡，皇宫建筑群是由北宋汴梁宫殿建筑的精华移植而来，进入皇城至大殿纵深达800米，大殿建在很高的台基上，其后正对天宁寺塔，历代都城中轴线的运用，到金中都有了新的发展。金中都皇城的建筑布局直接影响以后元、明、清三朝皇城的格局，如在皇城前建有“千步廊”，后来元大都、清北京城皇城前都建有“千步廊”，金中都皇城的建设实际为开辟元大都和明清皇城建设的先河。它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将元朝统治中心南移至燕京，并在原金中都城址的东北侧兴建了元大都。元大都城的城市规划恪守传统儒家的都城设计方案和《周礼·考工记》提出的“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原则。城市形制为三套方城，分外城、皇城和宫城。外城呈长方形，东西6635米，南北7400米，和北宋汴梁城规模相当，共有11个城门，北面2个门，其余三面为3个门，城墙用土夯成，基宽24米。元大都的皇城长宽约20里，坐落在都城内正南方偏西的位置，中部为海子(即太液池)，东岸建有宫城和御苑。西岸建有隆福宫、兴圣富及西苑等。太液池中，另有两组建筑群，一组为万岁山上以广寒殿为主体的宫殿，另一组为建在瀛洲上的仪天殿(在令团城的位置)。在大小宫殿之间，还建有各种储物的仓库、服务机构，办事的衙署等。富城位于皇城内的东面，在整个大都城的中轴线上，有南门(崇天门)和北门(后载门)，宫城的建设参考了金中都的建造特点，分为朝寝两大殿，呈工字形布局。 元大都的城市建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优秀传统，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其规划建设特点有：一是在布局中采用了“三套方城，宫城居中和中轴对称”的手法，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儒家思想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传统观点，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用建筑环境加以烘托，达到为其政治服务的目的，二是把规则的宫殿与不规则的苑囿进行有机的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城市景观；三是在城市建设中布局了上下、水道，方便了居民

生活；四是制定了城市总体规划，使城市建设有了法定规制。五是统筹安排了城市建设工程，在建设中坚持“选点一地形勘测—铺筑地下水道—营建宫殿”的先后次序；六是城市建设中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保证了元大都一气呵成建成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宏丽壮观的城市之一。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军攻陷元大都。派大将军徐达修复元大都城垣，改名北平。当时由于城池过大，不利于防守，于是徐达决定将北城墙向南移2.8公里，放弃城北的城市建设预留用地。同时用城砖将城墙外侧包砌起来，以提高其防守能力。1399年就藩北平的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于1402年夺得帝位，永乐二年(1403年)改北平为顺天府，建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筹划迁都北京，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都城。1416年(永乐十四年)起，开始摹仿南京皇宫营建北京宫殿。1420年，建成紫禁城宫殿、太庙、社稷坛、万岁山、太液池、十王府、皇太孙府、五府六部衙门，钟鼓楼，先后建造宫殿及王府8350间。同时将南城墙南移0.8公里，以修建皇城。1421年(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定北京为京师。此后又在北京南郊修建了天地坛和山川先农坛。1436年至1445年，明英宗又对北京城进行了第二次增建，主要工程包括：将城墙内侧用砖包砌，开挖太液池南海；建九门城楼、瓮城和箭楼；城池四角建角楼，城门外各立牌坊一座；护城河上的木桥全部改为石桥，桥下设水闸，河岸用砖石建造驳岸。整修之后的京城周长45里，形成了极其坚固的城防体系。明代北京城池具有京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墙，其中京城又包括内城和外城，城备有门，有“内九外七宫城四”之说。

明代北京城总体布局呈“凸”字形，是以一条纵贯南北，长达8公里的中轴线为依据进行布置的。外城南边正中的永定门是这条中轴线的起点，之北的钟鼓楼则是这条中轴线的终点。明北京内城东西长约7000米，南北长约5700米，周40里，又称“京城”、“大城”。城墙高12至15米，底厚20米，顶厚16米，上有女墙。有城门九座。角楼四座，水门三处，敌台一百七十二座，垛口11038个。城外有宽30-60米的护城河。城有九门，正南中央为正阳门(前门)，在其左侧为崇文门，右侧为宣武门；城东两门为朝阳门，东直门；城西两门分别是阜成门、西直门；城的北面是德胜门、安定门，这九门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京师之门，所以有瀚代“九门提督”一说。外城又称南城，位于内城以南28里，为平面布局“凸”字形的下框，于1554年(明朝嘉靖三十三年)间增筑。有大片肆市及居民区，并将天坛及先农坛包围了进去。城墙长28里，高7，5米至8米，底宽约12米，顶宽约9米。有七门：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明北京皇城在宫城的外面之内城中，包括三海及宫城。周围18里，高一丈八尺。有六门，正南为承天门(大明门)，其东转为长安左门，西转为长安右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北为北安门。承天门内东西朝房两旁，布置了“左祖右社”的太庙和社稷坛。这样的布置改变了元朝“左祖右社”远离皇城的布局，使太庙与社稷坛紧连着皇宫。承天门前有一条宽阔的御道，两旁有联络通脊的千步廊，组成“T”字形闭合广场。广场两侧宫墙的外面，左文右武。对称地排列着中央政府的主要官署，从而改变了元大都城内中央衙署分散的布置。这样，宫前的中央官署和“左祖右社”，宫后的御苑，宫左的皇史宬，宫右的太液池等，都围在皇城之内。宫城在皇城中，布局严整，南北长960米，东西长760米，城墙高大，四角建有角楼，城外有护城河。城有四门，东华门、西华门正对两条大街；正南门为午门，表现为凹形城楼，特别庄严；北为玄武门，正对景山。宫城内的主要建筑为连在一个须弥座上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整个宫城的布置采用“前朝后寝”形制。

明亡后，清兵入关仍建都北京。整个城市布局基本沿袭明朝北京城的格局，但裁撤了皇城的设置：将明代皇城内的大量内廷供奉机构改为民居，同时将内城的大量衙署、府第、仓库、草场也改为八旗居住区，令汉人迁往外城居住，在内城建有许多王亲贵族的府第，占地面积较大，屋宇宏伟。内城九门驻守八旗兵并设营房。清北京城沿用了明代的内外城、皇城

及紫禁城，位置没有变动，只是外城的广宁门与清道光的名字(约宁)“宁”字犯讳，所以把广宁门改为广安门，同时将承天门改为大清门。正阳门北大街一带的外城仍为全城的商业中心，集中了大量的店铺、戏院、会馆及酒楼等，闻名遐迩的老字号“六必居、同仁堂、马聚源、全聚德、都一处”等均分布在这一带。清雍正、乾隆以后，在北京西郊建设了大片的园林宫殿，如著名的“三山五园”(香山、玉泉山、万寿山、圆明园、畅春园、静宜园、颐和园)，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组群。由于皇帝多住园中，王亲贵族为便于上朝，又在西城建设府第，这将清朝的政治生活移至西城。清代宠信喇嘛教，故清北京除原有佛、道教寺院建筑外，还增建了大量黄教寺庙，如城东北的雍和宫等。

明清北京城市人口在明束已接近百万，清代城市人口继续增加，超过了100万人，其规划建设特点有：一是城市布局具有典型的二重性，一方面遵循了我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宗法礼制，另一方面又具有居民自发形成商业肆市，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二是城市布局艺术性强，重点突出，主次分明，运用了强调中轴线的手法，造成庄严宏伟的气势，以显示至高无上的皇权。三是城区街道布置以步行为主，街区内部以胡同为联系通道，居住环境安静。四是充分考虑了冬季日照及防寒的要求，胡同东西走向，居室布置以南向为主。五是城市绿化以居民庭院为主。形成以点带面，面面俱到的城市绿色背景。六是商业发达，交易场所集中，市场逐渐趋于专业化。七是园囿建设发展较快，形成以皇家园林为主体，小型私家园林为映衬的城市园林体系。八是在建筑艺术处理上反复使用以小衬大，以低衬高等对比手法突出主体，反映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

1911年清朝灭亡后，对北京城池进行改建，为改善交通和修筑环城铁路，先后拆除了正阳门、朝阳门、宣武门、东直门、安定门的瓮城，皇城城墙和东安门。1913年(辛亥革命后)开始拆除了承天门内的东西千步廊及东西三座门两侧的宫墙，打通了天街(天安门大街)。1924年在内城城墙上新开和平门，1937年开辟启明门(建国门)和长安门(复兴门)。1949年之后，对北京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拆除工作。朝鲜战争期间，为便于疏散民众，在内城城墙上增开了东四十条、小街、新街口等豁口。外城城墙、城门和角楼于1951年至1958年拆除。皇城的承天门(民国时改为中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地安门于1950年拆除。内城城门和城墙先后于1965年至1969年拆除。内城护城河的东西南三面也加盖改为暗沟，成为城市下水道系统的一部分。目前北京城池遗存的只有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东南角楼，内城护城河北段，以及北京站和西便门两处城墙残余，另外永定门被重建。明清北京城特别是紫禁城能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城市规划和建筑方面的杰出创造，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规划艺术的活标本。

从北京奥运设计来解读设计文脉中的传统元素

摘要 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根基，是人们经过千百年的积累沉淀下来的精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设计也在不断寻求着根，现代设计文脉中的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尽管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它们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的。只有更好的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结合在一起，才能赋予传统元素新的内涵，也使现代设计更具文化韵味。本文从图案、材料、工艺、文化的角度探讨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的共生关系。

关键词 传统元素；现代设计；共生关系

人们经过千百年的积累沉淀产生的传统文化孕育了现代设计。而从传统艺术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现代设计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表现形式，拥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元素。现代设计不应抛弃赋予它生命的传统文化。设计的发展促使它在不断寻求着根，现代设计文脉中的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尽管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它们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的。只有更好的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结合在一起，才能赋予传统元素新的内涵，也使现代设计更具文化韵味。

一、传统图案元素与现代技术在设计中的完美体现

作为一个重要的设计元素，传统图案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图案不仅包含那些代表某些抽象概念的文字和生动的人物造型，还有书法、金石、图腾等等。书法是一种特殊的手写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书法与金石的运用通常是一体的，在中国，金石的含义非常之多，“见其印如见其人”，印出现的历史非常久远。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的设计采用印章作为主体表现形式，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艺术手法夸张变形。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人的造型同时形似现代“京”字的神韵，蕴含浓重的中国韵味。同时选用中国传统喜庆红色作为主体图案的基准颜色，红色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的代表性颜色。

图腾是在原始时期出现的，由于当时文字尚未出现，所以很多图腾的主要用途就是用于记录当时发生的事件。③图腾同时还包含装饰和寓意目的，譬如建筑样式，雕刻，饰品等。这些图案出现在现代的服装，食物，建筑学，汽车等更多的事物上。说明它已不是一次单一的视觉表现、一个想法、一个艺术性的展示，更重要的是这些图案也代表了传统文化对于事物真善美的表达。艺术家和设计师们正是借助着这种传统与现代元素的完美结合，将自己的意念完全准确的转达出来。

北京奥运会火炬创意灵感来自“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祥云”图案。祥云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具有上千年的时间跨度，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火炬造型的设计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的纸卷轴。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人类文明随着纸的出现得以传播。源于汉代的漆红色在火炬上的运用使之明显区别于往届奥运会火炬设计，红银对比的色彩产生醒目的视觉效果，有利于各种形式的媒体传播。除了是美轮美奂的艺术品，奥运火炬祥云更是高科技的结晶。

二、传统材料对现代设计理念的传达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材料在现代设计中被广泛应用。由于新材料具备一些传统材料所没有的特性，使得新材料备受欢迎。但在商业设计充斥的今天，消费者对于新材料所带来的现代冷漠感反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消费疲劳感。人们开始将目投向用传统材料设计出的现代产品，因为从这些产品中能更多的让人体会到情感和温暖，以及自然的气息，这

就是很多欧洲人对贴有木纹图案的电器情有独衷的原因。

北京2008年奥运会奖牌包含了大量精心设计。北京奥运会奖牌在材质使用上创造性地进行了突破，将中国传统的美玉嵌入其中，改变了夏季奥运会奖牌设计没有材料突破的历史。北京奥运奖牌主要由玉、贵金属组成，首次打破金属材质“一统天下”的历史，整个奖牌中国特色浓郁，形象地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玉”比“德”的价值观，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礼赞和对运动员的至尊褒奖，而奖牌挂钩由中国传统玉双龙蒲纹璜演变而成，可谓“中西合壁”。

其实早在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时期就已经提出了“美与技术的结合”的原则，强调“师承自然”、忠实于材料和适应使用目的，创造一些朴素而适用的作品。在现代设计中将传统材料与现代形式内容的重新整合，是对传统文化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和发展，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

三、传统工艺引导消费者寻求个性化设计

我国传统工艺有着丰富的传统精华，在长期的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工艺传统，不仅是一种技术的结晶，更是一种文化精神与审美理想的载体，这种文化内涵的挖掘对于形成新世纪中真正有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精神气质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人文环境中形成的造物文化观念，其中所包括的精神取向与价值观对于克服现代设计发展中的弊病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

2008奥运奖牌包装盒以中国传统工艺制作，盒子选用了中国传统器皿中的木制漆器，四方造型，天地盖四边略呈弧形，喻天地四方、六合美满之意。盒盖中央镶嵌金色的北京奥运会会徽，金红辉映。⑥丝带由机织而成，朱地云纹，喜庆祥瑞。证书采用中国传统的绢、宣纸等材料和传统云纹织绫托裱工艺，是传统手工艺和现代印刷术的有机结合。

四 返璞归真的传统理念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精华，在现代的生活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现在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内在的特质，有着鲜明的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烙印。任何现代设计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它潜移默化的影响，割舍不断这种传统文化的情结。

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设计新颖独特，打破上世纪建筑界流行的夸张风格，回归到体育场的本质上。人类的建筑发展到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应该让技术回到作为实现某种理想的工作的角色。而最重要的理念，是回归人性，回归事物的本质。鸟巢作为体育场，满足体育场的功能就是它的本质。因此，鸟巢的设计达到了返璞归真的效果。

五 总结

从上面的几个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既吸收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又融入了现代设计的形式，并将传统文化用现代的手法和技巧加以整合演绎。使之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传统文化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的积淀，借鉴和弘扬传统文化，借鉴和学习图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丰富现代设计的表现能力，使其拥有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现代设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找寻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强大的。有了深厚的传统文化作基础，我们才能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引发的社会巨变中找到精神的寄托，才能在这个信息开放、科技高度发展、思想解放、言论自由、文化交融的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现代设计更应结合传统元素，通过演变，使其成为一种富有新意义的设计。

略论城市建筑文化——以北京市为例

一、引言

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有句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确，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观，是我们区别、认识不同文化最直接的途径。城市建筑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它承载、凝固的不仅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等等。

二、北京城市建筑文化阅读

作为首都，北京成为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器”。它不仅在体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张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本文就以北京市为例，略谈一下城市建筑的文化内涵。

在五十年代，北京建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建设和一批标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长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构成了以雄伟、庄严、壮丽、堂皇、开阔等为特征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类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文化意蕴的转换，突出体现了新体制文化对传统权威的借助和重构。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建筑，而成为党中央、毛主席的象征符号，如“天安门上太阳升”、“中南海的灯光”之类话语所寄寓的意义。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学上的体现，是“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的原则。一批民族风格的公共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为三里河一带“四部一会”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费”，然后上升为政治问题━但这一早期尝试毕竟为新中国建筑的文脉写下重要一笔。这一时期的建筑实践与南京民国时期的新建筑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看来，当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叙事”大体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气度和有明确理念的审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规划）的能力。

在市场经济、分权管理的新体制下，城市改造新的主体是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新的强劲动力是商业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利益机制中，统一的城市规划虽然仍在制定，却失去了整合、制约的力量。号称“中华第一街”的长安街上的当代建筑成为北京人调侃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阴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大裤衩”，曲折有致、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 再如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顶上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资达八千万元之巨。它可能是一个标本，但集中了此类建筑的某种文化特性。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八十年代以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内地竞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在北京城，因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

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但八十年代中期，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林立的高楼。

三、当代城市建筑文化反思

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屈从于房地产商。新的工作机制于是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座失去记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速填充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的词典中，“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大众文化的狂欢。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社会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部的中小城市、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而且经久不衰，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高楼大厦+小亭子、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阶段。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小楼而难觅高楼，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陆风情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晚近的这一小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一最新时尚。形形色色的娱乐城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

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恰当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令人体味了街道的人间尺度和城市的人间情怀。充满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马路两侧的绿树可以热烈地相互交接。接续了昔日茶馆、咖啡馆的传统，上海街头遍布的红茶馆再次成为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在那里年轻人和工薪族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处。那也曾是老北京生活的况味。然而，北京的茶馆自几十年前消匿之后，成为了话剧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当它重返人间时，却成为向洋人展销京味的旅游场所，或者台湾人开办的高消费去处，在那里，我看见过白领在下围棋。类似地，毗邻使馆区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明确成为外国人的社交场所、北京的高级白领和文化另类的身份认证处。

广场的处境是另一个说明。当群众性政治集会的功能消亡之后，天安门广场便越来越因缺乏实际功用而显得大而无当和无所适从。在这片干燥、炎热、坚硬和广阔的场地上，人依然渺小且坐立不宁，难以解决各种日常的需要。上海的人民广场则迅速完成了转型，用博物馆和歌剧院标榜文化中心的形象，用商场、绿地和广场鸽使之成为市民休闲、购物的实用场所，消解了体制文化的传统象征。然而，精明强干的政府在它巨细无余的管理中，也消解着另一种可能性。整洁干净的上海，既没有北京那样的遍地流民、猖獗的版，也没有北京那样丰富活泼的体制外文化空间；既没有浙江村，也没有中关村。

城市快车依然循着世俗化和商业化的轨道凯歌行进。建筑师和规划专家的反思认为，二战以来在现代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大规模改建为特征的城市更新运动，在西方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应该认识到“社区发展”规划、渐进式规划、公共选择规划、历史街区修复、小规模改建、住户自建等多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大城市的生与死也许再度成为令人兴奋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