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政治的铁律:特朗普的胜利已经改变了政治格局|界面·文化

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是一场戏的第二幕，这场戏开始于较小的舞台。英国投票脱欧从来不是一件特别英国的事情，然而只要被抛弃的政治精英仍然局限于一个国家，脱欧就仍然会被视为英国的事情。现在，特朗普摧毁了克林顿家族和布什家族体现的“朝代”秩序，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改朝换代。英国此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变已经成为了国际运动。民主政治正在经历革命性的剧变。

特朗普打败了美国媒体，而启用的金钱和组织资源远少于竞争对手，他不会被悄悄地收编进那些被他排挤出权力中心的政治精英。毫无疑问，他会被美国的制度所制约。尽管体制的僵局将被打破，他需要和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比如，如果他要继续退出《巴黎协定》的话——那么旧的统治集团还能保存一些制约他的能力。其他的人会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个新政权。游说团体将会快速地与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建立利益关系。由于没有战略性计划，特朗普也会发现修改已有政策——正如他打算对“奥巴马医改”所做的——比全部废除要容易得多。

一直在发展的政府模式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连续性。但是朗普以颠覆性的方式获得了竞选胜利，这排除了他将继续推行某些政策的可能性，这些政策定义了他所推翻的政权。他将会扰乱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起建立起来的秩序，这是不可避免的。他改变世界的影响力会因为欧洲的政治冲击而被放大，在那里这场戏的第三幕似乎即将上演。

特朗普的胜利颠覆了人们的信念，人们曾经以为70多年前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并且还能塑造未来。最坏的情况就是，如果即将上任的总统违反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章程的第五条（集体自卫原则）——2001年“911袭击事件”后被启用，内容是如果成员国中一国受到攻击，其余成员国要共同加入防御——那么北约组织可能会被摧毁。结果可能是波罗的海诸国面临生存危机，波兰前景堪忧，还会增强俄罗斯在整个亚欧大陆上的影响力。如果欧洲国家已经准备好接受国防开支的大量增加，那么这个结果还可以避免。尽管如此，美国的国际地位也不可能再回到特朗普当选之前的地步了。

如果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对全球政治版图的改变作出更现实的回应，或许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会以某种方式得到更新。然而，在冷战结束后他们把俄罗斯变成了敌人。讽刺的是，俄罗斯曾是后共产主义时代早期世界上最亲西方的国家之一。他们对俄罗斯施加了去价格管制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教条，让俄罗斯民众陷入贫困，这注定了俄罗斯向西方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是失败的。随后他们又发动战争，想要改变中东地区以及后来的利比亚的政体，最终导致了圣战分子肆意扩张，绝望的难民从混乱的国家大批涌入欧洲。人们对建制精英普遍厌恶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一系列的无能表现。精英们则被自己的所作所为搞糊涂了。

　　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维基解密”创始人

这种糊涂衍生出来的结果之一就是阴谋论的复苏。当朱利安·阿桑奇躲在伦敦的大使馆里，向全世界信誓旦旦地说特朗普“不会被允许当选”，希拉里·克林顿和她的媒体军团也在造势，说特朗普已经成为了外国势力的工具。在这场肮脏、黑暗的美国大选中，如果否认俄罗斯的参与就太轻率了。然而，阴谋论的作用并不是了解这个世界，而是给那些相信阴谋论的人的生活以意义。偏执通常就是对无力感和无足轻重感进行反抗的表现。这些症状在如今的自由派精英中也出现了，因为他们出乎意料地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大选后，希拉里的长期盟友西德尼·布卢门撒尔（Sidney Blumenthal）接受了荷兰电视台的采访，他将特朗普的胜利描述为一场由FBI右翼势力精心策划的“政变”。这种偏执的思维表明他们拒绝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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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的道德恐慌让自由派精英得以避免去面对自己在垮台中扮演的角色。种族主义和贬损女性的观点在特朗普的竞选中确实真实并大量地存在。然而，如果不是两大政党长期以来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美国失败者的忽视和鄙夷，我们无法想象这些常见的不当言论能将特朗普推上了总统的位置。如果中产阶级——还有一部分工人阶级残余——不能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切实的利益，那么自由民主制就无法继续推行下去。美国人民的实际收入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而大幅减少，并且下降趋势持续了3年，然后就在那个水平停滞不动。虽然2015年家庭收入中位数同比增长了5.2%，但是直到今年9月份收入水平仍比2007年低1.6%。特朗普抓住了这一点，崛起的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是。像希拉里·克林顿和她的支持者们这样的自由派却选择继续忽视它。

特朗普团队目前制定的经济政策是折中的，主要包括罗斯福新政基础设施支出政策，里根式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大幅度增加国防支出政策，还包括减税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发展，美国的经济将会被推向惊人的繁荣。它是否会如特朗普承诺的那样促进就业、拯救衰退产业，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这种规模的财政刺激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危险，导致利率和美国国债的升高。全面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程度要小一些。自从特朗普当选后，墨西哥和加拿大关系走近，称他们对调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关条款持开放态度。但是，无论怎么算计，贸易壁垒本身并不能消除因新科技带来的生计威胁，而特朗普似乎执意要实行的遣返大批非法移民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政策的前景还处在迷雾之中。

获选总统提出的模糊经济政策被用来作为“选民不再可信”言论的证明，这在自由派那里已是常识。反动的民主制批评者，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长期被那些相信“选民不可信”的人当做权威研究）曾经启发了欧洲法西斯主义，但自由主义者引用这本书里面的话实在是太滑稽了。事实上，即使并不十分相信特朗普的政策能够奏效，那些投票给他的人也并非不理性。我在9月份曾经写道，不计其数的选民正准备“孤注一掷选择特朗普，仅仅是为了根深蒂固的寡头政治和被操纵的政治体系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在他们心中希拉里就是这种政治的代表和化身。”

这些选民达到了他们的主要目的，对现有政治阶级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希拉里或许已经意识到了她无法直接应对这部分选民提出的挑战，因此，她无法否认自己在这场社会灾难中所起到的作用，于是她选择把精力放到美国文化战争上。她将不能归于某个群体认同之列（比如工人阶级的白人女性）的人放在一边，这种策略让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属于被排除的多数人。围绕在特朗普胜利周围那些歇斯底里的吼叫，大部分来自于他的对手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反动的民主制批评者，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长期被那些相信“选民不可信”的人当做权威研究）曾经启发了欧洲法西斯主义，但自由主义者引用这本书里面的话实在是太滑稽了。”

如果特朗普的当选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历史狭隘主义。人们都觉得孤立主义和1930年斯姆特·霍利法案又回来了——这个法案提高了美国的关税，触发了一场世界贸易大战，而且据说导致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有些人甚至还看到了复仇的俄罗斯，就像当年的纳粹德国一样。但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更像是处于19世纪后期，而不是处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如果用交易的得失来衡量各国关系，特朗普可能比之前的空想家们更适合处理21世纪的现实情况。

1930年代意识形态的冲突尽管在1990年代还被新保守派旧事重提过，但已经被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所取代。世界政治不再由世俗信仰体系所划分，宗教、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资源掠夺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信息大战成为了人际冲突的中心。现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是一个现代化的威权制国家，它的超现代媒体技术控制着国内外的认知。正是这种毫不含糊的现代化让欧洲观察家们无法看懂俄罗斯。特别当这些人是意识形态上的自由派时，他们会情不自禁的把这个国家判断为返祖和倒退的例子。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自满，因为他们以为如果俄罗斯被扳回到“正常的”发展道路上来，那么它将不会再成为威胁。

俄罗斯的反常仅仅在于它所体现出的现代矛盾已经到了极端。普京的独裁统治比前苏联大多数时期都要强，但他的专制程度也更弱，更难以预测。俄罗斯现在给予公民私人生活的自由比前苏联更多，也比和平时期的前苏联具有更高的民众支持，然而他对邻国的威胁却更强了。俄罗斯放弃了誓要埋葬西方的意识形态，从而具有了侵蚀自由国际秩序的更大能力。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一点会在普京下台后发生改变，尽管有传言说他的身体状况欠佳。万一下一任总统没那么聪明，而且更加反复无常，更加反西方呢？

现在讨论特朗普对俄罗斯的固定态度还为时过早。但是毫无疑问，未来肯定与从前大不一样。这个转变可能会带来对危险和机遇的更加实际的看法。当希拉里·克林顿提议在叙利亚划定一个禁飞区时，她或许忘记叙利亚已经有了禁飞区，不过是俄罗斯操纵的。西方国家的对叙政策让俄罗斯能够否决任何与俄罗斯中东利益冲突的提议。

在任何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对叙政策都没有设定现实的目标。当西方想要推翻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统治时，他们并没有考虑可能带来的后果：叙利亚的瓦解、另一个无政府状态下圣战主义者遍布的区域、大规模移民涌入欧洲。在特朗普竞选的过程中，他曾好几次提出撤回美国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这些反对派有很多与圣战组织有关联，然后对伊斯兰国采取焦土策略（战争中实行的一种自我破坏政策，毁坏敌军可能会用的任何东西）。从他当选后的一些言论可以表明，他仍然在坚持这个观点。

位于华盛顿的俄罗斯大使馆10月份发表了一条挑衅性推特，将16年前格罗兹尼（车臣首都）遭受的破坏与阿勒波（叙利亚城市）的爆炸袭击进行对比，庆祝格罗兹尼已经变成了“和平、现代和繁荣的城市”，普京并不相信军事措施无法解决恐怖主义。特朗普也秉持着和俄罗斯相同的对叙政策，这不是孤立主义。但是这样的话可能会颠覆美国的政策，还会导致与英国的关系出现裂痕，后者似乎仍然着眼于推翻政权。

除了中东以外，特朗普还必须决定以什么方式来接触中国。自信地预测两国将发生冲突是离谱的。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一直实行理性外交政策的国际力量——也就是说，一个有着清晰定义和既定目标的国家——它的领导人可能会倾向于怀着交易和务实的精神与特朗普接触。目前为止，中国仍然将特朗普对中国出口商品实行高贸易壁垒的政策视为选举措辞而已。

在欧洲，特朗普当选的影响只会是加速解体。美国对欧洲的疏远态度并没有刺激欧洲联盟达到一个新高度，恰恰相反，政治冲力正在加速欧洲格局的巴尔干化。特朗普有效地绕开了两党政治的体制，这表明欧洲不受待见的选民也可以将政治搅个天翻地覆。因为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对移民危机的错误判断和不当处理，她可能会在明年9月的选举中下台。特朗普的胜利开启了下一轮反对根深蒂固的教条自由主义的浪潮，提升了欧洲各地的边缘政党的运气。

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向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于12月4日发起宪改公投，这将会促进毕普·格里罗（Beppe Grillo）的五星运动，他主张推进意大利的脱欧公投。荷兰明年3月15日的议会选举可能会让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极右保守主义自由党更加接近建立联合政府。意大利公投的同一天，被取消的奥地利总统选举将会重新进行第二轮投票，这可能会造就自二战以来第一个极右的欧洲国家元首。奥地利自由党的诺伯特·霍弗（Norbert Hofer）提议在中欧国家之间建立联盟，实施独立于布鲁塞尔的移民政策。

2017年3月，法国总统大选之后，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将会离爱丽舍宫（历年法国总统官邸）近在咫尺。（不论这会带来怎样的安慰，专家们都预测她将会在第二轮的时候败阵。）面临这些政治地雷，金融市场表明欧元——虽然近几周来比较坚挺稳定——会成为下一个大空头。以上的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对欧盟造成致命威胁。

对英国来说，特朗普的当选指向了英国与欧盟的“一刀两断”。所有关于软性还是硬性退欧的争辩都已成为历史。几年之后，这个神圣的单一市场可能会彻底改变，也有可能会不复存在。不论高等法院的判决是支持还是推翻，在没有获得议会支持的情况下调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所面临的挑战，就像是无法阻止的洪流中的一点泡沫。英国退出欧洲的管辖是事件无法改变的逻辑。

被自由民主党领袖蒂姆·法伦（Tim Farron）叫卖的退欧条款公投将不会发生。如果下议院决定阻止政府调用《里斯本条约》第50条或向其添加条件，结果肯定是发起信任投票和普选。工党不可能会支持。只要工党仍然是杰瑞米·柯宾所打造的反资本主义抗议运动，它就会面临选举危机。而且，那些选区民众支持退欧的国会议员，如米利班德，也不会想要去向民众解释，为什么他们明确表达的意愿被忽视和推翻。如果确实需要召开选举，那保守党的多数优势很可能会增加5倍甚至更多。剩下的——尤其是卡梅伦时期的保守党残余——将会被边缘化，最后无力回天。

苏格兰民族党——除了英国独立党之外，退欧事件中最大的输家——第一部长尼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将会被迫提请或停止苏格兰独立公投。欧盟因特朗普当选而受到冲击，单一货币和欧洲银行很脆弱，而且欧盟拒绝与苏格兰政府谈判，因为惧怕他们的独立运动，因为这些原因有多少苏格兰人会选择与英国切割呢？有些人争辩说，苏格兰选民肯定会选择民族独立而不是自己的经济利益。然而，那并不是政治在叛乱时代的运行方式。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经济剥夺和绝望战胜了性别、文化和种族政策；在英国退欧事件中，那些支持退欧的选民不惧怕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苏格兰离开了英国，那么这将是它跳入黑暗的一步。在这种情况下，联盟的风险才会是最小的。英国国体一直被攻击为古旧和过时，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它还会是这个状态。

英国将自己从欧盟剥离出来，它就不需要再被卷入其中。尽管英国的国防力量已经耗尽——就如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一样，这是卡梅隆的战略技巧所留下的遗产——英国仍然是领先的军事力量。英国可以和欧洲其他国家一起，抵挡俄罗斯在欧洲大陆上的影响力扩张。世界贸易处于变化之中，英国有机会与美国重新建立贸易关系。一旦退欧启动，用两年的时间与瘫痪的、濒临死亡的欧盟讨价还价或许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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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进入的新世界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的新奇。通过减少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美国正在恢复它19世纪所处的正常的历史地位——众多大国中的一员。唐纳德·特朗普的国内政权可能不会有太多变化，这与多数人的预期相反。他以及受他家人影响的过渡团队正在尝试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试图找到一个新的“朝代”来替代他所推翻“旧朝代”。寡头政治的钢铁纪律或许已经开始实行了，让新的统治集团重新划分政治战利品。

唐纳德·特朗普的胜利当选已经无法挽回地改变了政治格局。无所约束的全球化和通过武装力量进行自由主义价值传教的时代已经结束。冷静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更有用。对旧秩序已经成为过去而哀嚎和愤怒的自由主义者对现实思考没什么兴趣，坚持反对现实所展现的东西。许多人似乎想要通过卸下权力的负担，把自己从理解世界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如果是这样，他们就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作者约翰·格雷为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

（翻译：汪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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