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恶意讨薪"到"贺卡讨薪"

　　据《现代快报》报道，2006年12月30日上午，29岁的民工刘某爬到南京双桥门一栋24层楼的楼顶平台上，赤裸上身，欲以跳楼这种方式讨回自己的工钱。刘某的弟弟说，刘某从事铝合金门窗安装调试，从2006年7月份开始一直没有拿到工钱，刘某也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做。最后，刘某在警方的努力下带下楼。警察表示，警方会督促厂方及时支付民工工钱，但警方也要追究刘某的治安责任。 　　如果在2005年，这件事又要被冠以“恶意讨薪”。此话不是没有根据，2005年12月12日，《新京报》刊登了一篇“295人涉嫌恶意讨薪被拘”的新闻，报道了北京市公安局、建委、劳动局联合召开“规范建筑劳务市场，打击恶意讨要工资”现场会的消息。 　　不是我不明白，只是这社会变化快！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讨薪”就是甲欠乙的钱，乙方向甲方要钱。既然有“讨薪”的人，那么就有“欠薪”的人。欠薪在先，而后才有“讨薪”。中国有句古话：“借债还钱，天经地义！”讨薪一词，本身就是正当的，一个堂堂正正的词，前面却被冠以“恶意”，就如“学习”被说成是“恶意学习”、捐款被说成“恶意捐款”一样，令人如堕云里雾中。 　　年终，各地的民工们艰辛劳作一年，总不能两手空空回家吧？得到应得的工资，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更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包工头、用人单位及时支付民工的薪水，就不会存在“讨薪”一说；如果民工们工资结得非常顺利，估计没有一个还会向老板要钱？若说要工资是“恶意”，那么，欠人家钱的就是“善意”了？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有的民工在讨薪未果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一些过激措施，近年也有因讨薪而发生血案的报道。但这不是讨薪之过，过在“恶意欠薪”。不从源头上根治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却想通过给讨薪的民工戴上“恶意讨薪”的大帽子，用“打击”来震慑辛苦一年却一无所得的民工，让他们流汗流血又流泪，有的政府部门已经沦为黑心老板的保护伞或帮凶。 　　这种“打击恶意讨薪”，将使欠薪者变得理直气壮，将使拖欠民工工资现象愈演愈烈。不是吗？欠你钱又怎么样？你来讨薪，你就要和颜悦色，要察言观色，要低眉顺眼，要诚惶诚恐，要忍气吞声，要善解人意，要适可而止，要踏破铁鞋……因为我的后面有人撑腰！ 　　果不其然，打击“恶意讨薪”今年见了成效。1月17日上午，30余名农民工来到西安市阎良区邮政局门前，将一张张贺卡投进了邮筒。这些贺卡并不是寄给他们的亲人，而是寄给拖欠他们30余万元工资的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在年末的“农民工讨薪高峰期”，他们这种首先表示出自己善意的方式格外引人注目。一位参与“贺卡讨薪”的农民在贺卡上这样写道：“老母亲又病了，老婆在邻居家又借了1000元，让我早点回去还上。可是我身上连路费都不够，又不能给老婆说，希望领导收到这张贺卡后还钱吧。我祝你猪年发大财。” 　　讨薪的民工为了不被“打击”，用发贺卡的“善意”来讨“黑心老板”的欢心。还有的媒体推出了“讨薪路线图”。这幕“黑色幽默”的本身已经足够带给人们太多的反思――如果能有更好的维权途径，备受煎熬的农民工何至于要把廉价的赞美献给那些盘剥自己的雇主？一张贺卡的价格或许并不昂贵，但是对于这些基层弱势群体而言，每一分钱其实都弥足珍贵，他们又怎能如此毫不吝惜？面对这种弱者悲哀的生存智慧，理应有人因此而感到羞愧。 　　因此，我们为“贺卡讨薪”的农民工感到委屈。欠债还钱，干活给钱，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批农民工，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得理不饶人地向包工头催要工钱，何必表现得如此谦卑？说真的，一个等着工钱给老母亲治病、给儿子交学费的农民工，当血汗钱被无端拖欠时，还能表现得如此理智，这是多么难能可贵！但话再说回来，他们又能怎样呢？如果讨薪的行为一旦“过激”，等待他的将是“治安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