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国外社会科学》一九九八年第六期　

名人近作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塑3

〔美〕塞缪尔・亨廷顿　郭学堂　成帅华译

　　提　要　塞缪尔・亨廷顿可以说是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他认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与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非常重要,而在不同文明之间,向。文明冲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保证。

主题词(boundaries)显然非

常重要,但是尊重和承认界限同样重要。没有界限,我们将手足无措,就不知道自竞是谁、在哪儿或属于哪儿。建立和维持界限实际上是将文明和文明世界与混乱和野蛮状态区分开来。

可是,界限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国际政治中,界限并没有消失,而是得到重新解释,一些旧的界限再次出现。当今世界,人们之间最重要的界限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政治或经济,而是文明。

一个国家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认同危机,而整个世界似乎也陷入了全球性认同危机(aglobalidentitycrisis)之中,人们仍按照传统的方式,以祖先、宗教、语言、历史、风俗、体制解释自己,用文化集团、部落、民族集团、宗教社会、国家和最广泛的标准——文明来区别身份。界限指的是文明的界限,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最主要和最强大的行为体,一个国家更可能认为威胁来自与自己的文化不同的国家而不是文化相似的国家。有共同文化的国家更可能相互理解和相互信

任。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这种发展趋势有以下5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全球政治是多极的和多文明的,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大约自公元1580年以来,全球政治经历

了两个层次的变化,在1580-1980年的大约400年间,西方民族国家在西方文明内部组成了多极国际体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相互打仗,同时,它们也对外扩张、征服、抢夺殖民地或决定性地影响其他文明。接着,在冷战时期,力量在“自由世界”与前苏联之间分裂,在争夺世界主导权的斗争中,后者利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挑战西方,这种冲突发生在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后冷战世界的情况更复杂。最主要的国家集团已从冷战时期三个世界的分野转变成为世界上7至8种主要的文明体,即: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亨利・基辛格最近提出,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大力量,它们是: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还有印度。这六大力量属于

3本文系塞缪尔・亨廷顿1997年5月在瑞士圣加仑大学第27届国际管理研讨会上的发言。——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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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种不同文明,也是5种不同文明中的核心

或主导国家。另外,一些重要的穆斯林国家,由于其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丰富的石油资源,也影响着世界事务。

现在,世界上8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分别属于8种文明,而世界上七大经济国家分别属于5种文明,到2020年,世界上五大经济国家可能分别属于5种不同文明。地区政治是种族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政治,全球政治的确已经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已被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取代。

第二,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发生重大的转变。几个世纪以来,,。一方面,,人口规模滞胀;另一方面,东亚社会经济充满了活力,穆斯林社会的人口也不断增长,这些变化使后者(指东亚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对它们的价值观信心倍增,并越来越藐视西方。

多年来,西方人一直认为他们的文化具有普遍性。1996年在曼谷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可能是一个永久性的转折点。会上,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告诉他的欧洲同行,“欧洲的价值观是欧洲的价值观,亚洲的价值观才具有普遍性”。另外,近几十年来,在文化和政治上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伊斯兰的兴起,这股势力风卷穆斯林世界。除伊朗外,每个穆斯林国家在对外形象、行为和制度上比15年前更加伊斯兰化。伊斯兰国家对伊斯兰文化的重新崇奉(rededicationtoIslamicculture)意味着对西方文化的明确拒绝。

第三,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最可能是相互疏远和冷淡的关系,也可能是高度敌视的关系。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competitivecoexistence)——冷战和冷和平。“冷战”一词是13世纪西班牙人在描述他们与穆斯林邻国的关系时发明的,现在,这个世界可能就是一个充满了许多“冷战”的36

世界。世界政治最重要的轴心将是西方文明

和其他文明的关系,西方试图对其他社会施加影响,然而,其能力却在不断下降。文明的冲突具有或可能具有两种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种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地区集团之间的战争,在这些地区集团中人们相互直接交往造成了世界上无数的地区冲突,最危险的冲突形式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corestatewars)。

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尤其是中,(singcivilizations)中的核心国家,如俄罗斯、印度和日本,如果与其中任何一方结盟的话,也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第四,种族冲突显然是普遍的。然而,只有涉及到不同文明间的种族集团时,种族冲突对世界和平才具有危险性。几年前在索马里发生的血腥部族屠杀对外界毫无影响,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发生的部族冲突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并扩散到扎伊尔、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但没有再向外扩散。而在巴尔干、外高加索、中亚、次大陆,更不用说在中东,所发生的地区战争中文明的血腥屠杀则是危险的,因为战争规模可能扩大,卷入国家也会更多。

如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文明战争中,欧洲与拉美的天主教国家大力支持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俄罗斯和希腊则对塞族提供物质、外交和军事上的帮助,而伊斯兰国家如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马来西亚则援助波斯尼亚穆斯林。为什么?这显然不是权力政治、经济利益、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文化的密切关系(culturalaffinity)。

1993年我在《外交季刊》(Foreign

“伊斯兰的血腥Affairs)发表的文章中使用的

边界”提的就是当今的事实,我在书中提供了

大量数据来证明这一事实。另外,有迹象显示伊斯兰内部也是血腥的,因为穆斯林内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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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比与其他文明间的冲突更为平常。当代穆

斯林好战的一个原因是自奥斯曼帝国衰落以来穆斯林内部缺少一个能实施领导、维持秩序、加强纪律的核心国家。第二个原因是穆斯林国家的高出生率,15岁到25岁的年轻人激增。历史表明,当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占一个国家总人口的25%时,可能会引起不稳定和暴力。现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人口学家预测,到下个世纪30年代,青年人激增的情况将从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中消失,但在这期间,它将是穆斯林国家之间及其邻国不稳定和暴力冲突的根源。

第五,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除隔阂。而文化不同的国家已经分裂,如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由意识形态分裂开来而文化相同的国家正走向统一,如德国已经统一,朝鲜、中国也会如此。

人们和政府越来越多地谈论超越国家边界的文化共同体,如大塞尔维亚、大中华、大土耳其、大伊朗。由于通讯和交通的巨大发展,由文化统一起来的人们现在能够保持联系,分享他们的文化。如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世界政治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样,俄罗斯也正在使具有东正教传统的国家团结到自己周围。

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并不是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一体化,而是扎根于中国和华人商界的经济一体化,中国和华人商界主导着除日本和韩国之外的所有东亚国家的经济。

没有任何地区比欧洲政治的文化重塑更令人眼花　乱的了。“铁幕”作为政治的分界线存在了45年,现在,这条分界线东移了数百英里,西边信奉基督教,东边信奉伊斯兰教或东正教。冷战期间保持中立的奥地利、瑞典、芬兰等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国家,正在以文化亲缘关系(culturalkin)加入欧盟。波兰、匈

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将要成为北约的成员国,

并最终会加入欧盟。波罗的海前苏联共和国与西方中的文化亲戚重新联合了起来。

在巴尔干地区,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自称东正教的友好国家走到了一起,斯洛伐克和波斯尼亚正与西欧走向一体化。土耳其正在恢复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在冷战时期受到制约的希土之间的敌视关系再次激化。希腊与俄罗斯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土耳其试图改善同伊郎和利比亚的关系。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分裂,正在被文化联系和分裂所取代。?

,要承认和接受文化和文明因素正在塑造全球政治的事实。冷战时期,世界秩序是两个超级大国支配两大集团和第三世界的产物,当今世界,全球性的混乱不仅可能而且可怕。普遍性的秩序是需要的,但很不现实。在这个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的世界上,秩序存在于文明内部和不同文明之间:要么在文明基础上建立世界秩序,要么不建。文明中的核心国家取代了超级大国,而且成为文明之间建立秩序的源泉。我是在谈“势力范围”,一个由核心国家领导或主导的世界是一个由不同势力范围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核心国家运用其影响力势必受到同文化的约束。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像一个壮大了的家庭,像一个年长的成员一样,文明中的核心或领导国家有时为其他成员提供指导或帮助,有时则强制实行限制措施。文化上的亲缘关系给了核心国家的领导权以合法地位,同时对一个更强大的国家解决地区冲突、建立地区以及和其他文明中的核心国家谈判,解决文明间冲突的能力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按照这种关系,承认和尊重文明的意义非常关键。这是因为大国战争的唯一最可能的根源是一种文明中的国家对另一种文明中发生的军事冲突进行的干预。为促进文明内冲突的和平解决,就应遵守“弃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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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entionrule)。除非涉及重大的国家利

益,否则不要干预其他文明中的冲突。

第三,作为弃权原则的补充,调停原则(mediationrule)赋予了文明中核心国家在不同文明间发生地区冲突的时候和平解决的责任,这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多元化和文明界限日益明显的世界上,各国政府、私人组织和个人应遵

守和有意识地促进文明间共同点的发展。

当今世界,在文明冲突可能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的同时,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证。

(译者联系地址:郭学堂,成帅华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据日本《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