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

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之我见

----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 中文摘要：俄罗斯是关乎中国战略机遇期及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核心外部要素之一，中俄关系则是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但目前中俄关系仍面临两国实力差距拉大、大国制衡、“政热经冷”等问题。增强内生性、优势渗透性并促进共荣性是确保未来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中国需要正视俄方关切，坚持共同繁荣、升级合作模式、改善贸易结构、扩大利益纽带，并努力缓解因俄试图制华而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为中俄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为此，本文拟以新型大国关系为视角，探讨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有利条件和潜在风险，并提出若干政策思考。

关键词：中俄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俄罗斯 中国外交

一、中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坚实基础

“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共“十八大”报告对中国大国外交的新阐述，其内涵既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重点所指。特别是在中国加速崛起、国际体系压力陡增的大背景下，中国希望以“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 的大国相处之道打破大国对抗、冲突的历史宿命，用良性竞争战胜零和博弈，以合作取代对抗，开辟大国关系新模式。相较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中俄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关系显然有更高程度的战略性、互信性、广泛性、一致性、互惠性以及稀缺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最为坚实，中俄关系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样板”。

首先，良好的中俄关系是中俄双方有效维护各自国家安全的无价资产。中俄互为最大邻国，拥有长达4000 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由于各自军事实力均十分强大，又相互邻近，中俄交恶是双方不可承受之重。中俄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在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无疑使两国都能以较低的防务负担获取相邻区域高质量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中俄可以集中力量应对其他方向的安全隐患。俄西部已经与北约接壤，“为了防范俄国，欧洲沿着俄国的边界筑起了一道‘铁幕’，一面无形的‘柏林墙’，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把俄隔在了另一边，并尽力把这道‘墙幕’向俄边界推进”；俄南方是破碎的边缘地带，是一些与俄东正教文化不同的伊斯兰国家，恐怖主义威胁严重，就连独联体内也存在严重的疑俄和离心势力；北极一向被俄视为地缘政治安全区，伴随着气候变暖与冰川消融，其潜在的地缘战略价值、交通价值以及资源价值凸显，成为加拿大、美国、丹麦等激烈争夺的对象，俄北方将不再安宁。对中国来说，与俄实现战略稳定则可以“稳固北疆，走向海洋”，安心处理与周边国家此起彼伏的海洋争端。

其次，中俄合作是两国抵御美国霸权的战略利器。中俄战略上的接近，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打压、遏制的结果，中俄两国感同身受，不得不抱团取暖、相互倚重。持续500 年之久的俄罗斯帝国( 到了苏联时代则扩展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帝国) ，是美国制订对俄政策的历史依据。再加上俄天然的地理位置、无限的资源潜力、庞大的核武库、雄厚的重工业家底以及“张扬式”的外交与战略风格，俄因而被美视为其霸权的最大挑战者和竞争者之一。因此，

就美对俄政策的基调和长期趋势而言，防范甚于接触、竞争大于合作，“美国会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步调规划对俄罗斯的战略包围，不会见好就收，而会‘余勇追寇’，直至俄罗斯不再构成对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即使美对俄政策暂时有所调整，也不可能是战略性的。在实现真正复兴之前，俄很难“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与美交往”，与美现任政府及新任政府都保持最友善、最富前景的关系。在美国眼中，中俄的区别只限于头号还是二号威胁，而且从中俄两国的历史和战略文化来看，复兴的俄罗斯可能比崛起的中国对美威胁更甚。所以，对于追求复兴的俄罗斯来说，保持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值得的。同样，中国对俄罗斯战略需求也是有增无减。经过两场反恐战争的巨大消耗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打击，美国债务连创新高，财政吃紧。再加上中国崛起势头因全球金融危机更加凸显、在一系列利益之争中敢向美国说“不”，中美关系的性质“更像是‘老大—老二关系’，是守成霸权国同新兴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开始被真正赋予国际关系史上‘权力转移’的特殊意义”。面对美国大张旗鼓、花样繁多、连连得分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特别是面对美亚太助理国务卿提名人拉塞尔提出的“再再平衡” ( rebalancewithin

rebalance) 和推动战略多元化构想，中国需要借助俄方力量以稳住后方、稳住阵脚，争取必要的战略回旋空间。

二、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中俄战略合作在稳步推进的同时，两国之间也出现了许多有损双边关系、不为中国乐见的异动。这些在两国战略关系中大煞风景的异动尽管并不意味着中俄业已形成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停滞不前甚至矛盾不断，但至少表明中俄关系不是万事大吉，仍需精心经营。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能否延续战略机遇期、平稳度过崛起爬坡期这个更具战略性的问题，这些异动的“价值”进一步放大。

首先，随着中俄实力差距拉大、俄战略地位抬升，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更多大国制衡的色彩。冷战结束后20 多年来的中俄关系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断适应国力对比逐渐朝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的过程。在中俄接近的头十年，俄整体实力尚占上风，中国更多有求于俄———俄对华友好，可确保中国北方安全基本无虞；借助俄在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影响，中国北方的安全链更加完整；俄军事技术家底雄厚，对于被西方武器禁运、技术落后但又急需增强军事实力有效遏阻“台独”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俄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则是满足中国能源需求近在咫尺的首选大卖家之一。但近十年来，中国发展迅猛，与俄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距离迅速拉大，且有进一步扩大之势。苏联解体后，俄国家制度缺位，中央地方权力划分混乱，社会情绪复杂，利益冲突严重，政治经济制度面临再造。由于频繁的政治斗争、经济改革的长期争议以及融入西方、争取西方经济援助的受挫，俄经济在“休克疗法”之后增速大幅倒退，规模持续萎缩。2000 年普京上台后，俄经济开始走上正轨，但又过于依赖油气出口，深受国际市场影响，经济稳定性较差。而在过去十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至少高过俄5 个百分点，尤其是经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增速与总量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从2002 年到2012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 7%，成为仅次于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年均增30． 7%，

外汇总量连续六年居世界第一；制造业产出在2010 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俄虽同为金砖国家，中国经济总量却是其他四国之和，是俄的四倍，军费开支也比俄高出一倍。近年中国先进武器装备层出不穷，对俄军事依赖大为降低，一般武器已较难再引起中国的兴趣。中国经济影响力更是辐射全球，其市场、投资、游客越来越有诱惑力，已成为许多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重要投资来源地，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与中国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在重大国际经济政治议题上，“中国的态度”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中美国”( Chimerica) 、G2 等词汇曾热极一时。另一方面，中俄关系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中美实力差距快速缩小、中美战略互疑明显加深，美国如继续对俄实施高压政策，将让中俄贴得更近、让自己“两面作战”，美因而不得不收缩其对俄战略高压态势。比如，美搁置北约东扩进程，反导计划也低调了许多，奥巴马甚至承诺在反导问题上给予俄更大“灵活性”。在美大力实施亚太“再平衡”、中美矛盾最有可能演变为大国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俄战略主动相对增大，有了更多在中美日印等大国间左右逢源的机会。

其次，在涉及非中国核心利益( 中国的核心利益尤指涉台、涉藏、涉疆问题) 的重大国际问题上，俄奉行实用主义和均势外交，尤其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注重利益交换和显示自身立场、大国影响，严重制约了两国的合作空间。比如在对待日本问题上，中俄虽“一致认为需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但在与日本的领土争端上双方官方都没有明确表示要相互支持。由于中国需要俄更甚于俄需要中国，二者在领土问题上能否“一致对日”取决于俄的意愿。而最能体现中俄利益分歧的无疑当属俄与越南密切的军事关系。与越南加强军事、能源合作不仅可以为俄带来巨额外汇、强化地缘政治影响力、间接提升俄战略能源储备，俄还能通过武装越南，利用南海问题对中国形成一种隐蔽的牵制。目前，俄是越南最大的武器供应商，俄不断向越出售比以前卖给中国更先进、性价比更高的潜艇、导弹、军舰、飞机等新锐武器装备。“巧合”的是，随着南海问题升温，这些武器也相继到位。俄还积极帮助越南建造潜艇维护保障基地，合作研发巡航导弹、无人机，建设先进的导弹制造厂，并提供巨额贷款，寻求重返金兰湾。当然，考虑到中国本身的军力水平、中国对俄的重要性、中国对俄式武器的熟悉程度以及俄在南海问题上的低调做法，俄越军事关系的加强对中国的实际影响并不过于凸显。

三、提升中俄关系的方法

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对俄外交需求更甚，国际环境出现有利于俄方的变化，中俄关系外部压力减弱、内部竞争性增强。如果实力相对占优的中国不能在俄经济转型、东部开发、减少俄疑虑以及改善两国贸易结构、深化两国互利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共同崛起等问题上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两国将可能长期处于政热经冷、上热下冷、形式性的官方宣言多于实质性的互利互信举措等窘境，那么俄中双方必将一损俱损，从而给大国制衡以更多销蚀中俄政治互信的空间，这将最终动摇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石。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大力提升中俄关系的内生性尤其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广度与深度，提高其抵御内部风险和外部诱惑的能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才有可能在“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世界中走得更稳些、更顺畅些。

第一，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协议，大力推进战略性大项目合作，促进优势渗透和贸易结构改善。“在俄看来，当前在很大程度上凸显其经济各种重大缺陷的中俄经济关系，远不能令其满意”，依赖原料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过于原始且不符其大国身份。随着元

气逐渐恢复，俄正努力实现经济与能源产业现代化，依靠“智慧”而不是“原料”富裕，出口更多具备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越来越成为俄调整贸易结构的优先目标。尽管俄短期内还无法改变依赖能源出口的局面，但近些年来中俄能源合作所遭遇的坎坷、俄领导人对两国贸易结构公开表达的不满以及中国改善贸易结构的承诺，都表明能源资源产品占大头的中俄贸易格局难以持续，若坚持现有的贸易模式，将双边贸易额从2012年的881亿美元提高到2020年的2000亿美元的目标很难实现。因此，大力推进两国在油气、核能、航空航天、高科技、新能源、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战略性大项目的合作显得更加迫切必要。这些项目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周期长、风险大但经济社会效益显著，能充分发挥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促进双向投资、技术进步、产业融合和市场分享，使更多的企业、地方、民众从中俄合作中持续受益，真正扩大有利于中俄关系稳定发展的基本面。为此，双方应完善合作规划、细化合作项目，加大政策扶持，督促俄改善贸易投资环境，为俄高科技工业品有序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增强彼此政策、法律法规的对称性与适应性，加强统筹协调，早日造福于两国和两国人民。

第二，正确看待、理性评价中俄关系，避免出现期望过高、失望越大的尴尬局面。在全球化条件下，各大国利益日益交织、多元，国际议程更加广泛、复杂，各国彼此对外政策的利益导向、实用趋向更加明显，谋求无条件或绝对意义上的朋友已不现实。中俄战略互信虽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两国依旧是“两家人”，在许多领域有着不同甚至是冲突性的利益认知，竞争性、制约性依然是中俄关系不变和不可忽视的一面。因此，在解决近些年来备受困扰的南海问题和中日钓鱼岛争端上，中国对俄期待不宜过高，这些难题的阶段性缓和以及最终化解归根到底还得靠中国自身的内外兼修、不断强大以及艰苦卓绝且富有成效的政治外交和必要的军事努力。在南海问题上，俄越低调而密切的军事联系，为俄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地缘政治利益回报。中国虽可向俄表达关切，却无充足的理由过多干涉，只能利用对俄制武器性能熟悉度方面的优势，积极研发与之相对应的反制能力以及更先进的武器系统，尽可能消化因俄越军事合作给中国解决南海问题带来的消极影响。俄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的“超然”则是其迫使或引诱日本在经济以及南千岛群岛( 日本称北方四岛) 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有力砝码。在与中俄韩的海洋争端中，中日钓鱼岛争端是日本惟一占优势、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一个。为了避免四面受敌、集中力量对付中国，获取俄起码的中立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而对俄而言，持中立立场更可一举数得：既不开罪中国，又能获取日本可观的回报，还能保持在中俄、日俄关系中的战略主动以及拾获中日相斗之利。因此，在钓鱼岛问题上“选边站”不会成为俄政策选项。

最后，保持中俄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良好合作势头，携手维护彼此正当利益，并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繁荣。作为国际关系多极化、民主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确保在各主要国际组织、地区热点难点问题以及重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和建设性作用，是中俄共同的大国地位和大国利益所在，也是维护两国发展所需的国际战略空间和良好国际环境的必然要求。面对处在关键转型期的世界以及面对美国对外政策难改其权力政治逻辑的现实，中国应特别强调相互尊重、政治平等的思想，反对所谓的“中美共治”，与俄一道进一步挖掘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的合作潜力，重点加强中俄在朝核问题、捍卫二战胜利成果、伊核问题、反恐、联合国改革、叙利亚问题、网络安全等议题上的协调配合，有效遏制美国霸权贪婪，有效提升全球治理水平，为中俄在“后美国世界”的共同崛起赢得更多战略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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