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代言体诗歌浅析

第32卷第3期2011年3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Vol. 32No.3

M ar.2011

曹丕代言体诗歌浅析

叶静

（漳州师范学院

摘

中文系，福建

漳州

363000）

要：曹丕的代言体诗歌以细腻的笔触表现了游子思妇的情感，同时也借此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

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便娟婉约的诗歌特色。在他的代言体诗歌中体现了他文士的气质，有他政治理想和政治处境的寄托，也有他对诗歌艺术形式的探索。

关键词：曹丕；代言体；诗歌中图分类号：I 207. 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3-0063-03

鲁迅先生说：“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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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艺术就是男人扮女人。”所谓男人扮女人，也就是男人揣摩女人的心理，假托女人的身份，模拟女人的口吻来进行艺术创作。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男子做闺音”，也形象地概括了代言体诗歌的创作特点。“所谓代言体, 即指诗人代人设辞, 假托他人的身份、口吻创作诗篇, 也就是作者设身处地地代诗中抒情主人公言情述事, 同时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又反过来用婉曲的方式代诗歌作者言情抒怀, 风格上也更为含蓄蕴藉、质朴自然、清新活泼的一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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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体式”。曹丕作为与建安七子齐名的“魏氏三祖”之一, 在建安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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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君之重，妙善辞赋”, 自觉进行诗歌艺术形式的探索，敢于尝试和开拓不同文学体裁。那些反映游子思妇、离愁别恨内容的代言体诗歌在曹丕现存的诗歌中，数量最多，成就最大。曹丕为什么会选择代言体的诗歌表达方式？他都要为谁代言？钟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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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诗便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沈德潜称：“便娟婉约，自然浮俊，能移人情。”（沈德潜《古诗源》）曹丕的代言体诗歌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诗歌特点？这些问题给了我们思考的空间。

一

从诗歌的代言对象上看，曹丕的代言诗可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诗歌题目或注中有明显的代言对象。如《代刘勋出妻王氏作》二首以弃妇王氏的口吻代言其情：“翩翩床前帐，张以蔽光辉。昔将尔同去，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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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同归。缄藏箧笥里，当复何时披。”诗歌温柔敦厚而又哀怨动人。但是曹丕只是把感情停留在弃妇的悲怨的情感上，一方面他并没有去对造成妇女的地

也没有对抛弃位和造成弃妇的社会原因提出质疑，

妻子的男子做出批判，这和他封建统治者的身份是

分不开的。鲁迅先生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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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阶级性。”另一方面，曹植也有一首同题作品，可以看出曹丕的这首代言诗只是形象逼真的模拟了弃妇的心理情感，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融入，是单纯性的纯粹的代“人”言。曹丕的诗中还有《寡妇诗》“妾心感兮惆怅，：白日急兮西颓。守长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徒引领兮入房，窃自怜兮孤栖。愿从君兮终没，愁何可兮久怀。”虽然题目中并没有标明代人作言，但曹丕自注：“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孤寡，为作此诗。”本来就属于弱势群体的妇女，失去丈夫更意味着沦入无依无靠的悲惨境地, 她们一方面要承受失去丈夫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再加上社会地位的低下，她们的境地就更加悲惨。曹丕的这首诗歌就是站在寡妇的立场上，刻画了寡妇在漫漫长夜对亡夫的思念，也将永无相逢的辛酸悲痛之情描写的淋漓尽致，感人肺腑。张玉谷《古诗赏析》评曰“: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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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 而竟代寡妇自伤, 最为亲切。”曹丕的友人徐干、陈琳、应瑒、刘桢同时病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瘟疫中，《又与吴质书》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在这首诗歌中，曹丕就借寡妇之口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友人的思念之情。

第二，为远离家乡的游子征夫代言。汉末经董卓之乱后, 又经历了各地军阀割据的漫长过程。国

白骨遍地的悲惨境地，内民不聊生, 出现了人相食，

人民受到生计的逼迫，背井离乡，抛妻弃子，成为了建安时代的普遍现象。这在当时诗人的创作中多有体现。如曹操的《薤露行》“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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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描写了当时人民大量西迁的现实；《却东西门行》写征夫思归“奈何此征夫，安得驱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曹丕的《陌上桑》“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伴旅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惜”。游子们长年漂泊在外，孤苦伶仃，或为生计，或为军旅，有家不能归。他们对人生的飘零，世间的冷暖，生活的艰难有着更深刻的体会。曹丕一方面借游子抒发“人生如寄”、“有如客游”的叹息，抒写了人生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触；另一方面也借游子含蓄的表达了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如《杂诗》：“惜哉时不遇，適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第三，虽然没有标明是代言诗，但实质上是为长期幽居深闺, 日夜思夫、盼夫的女子代言。如《燕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歌行》

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其二：“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郁陶思君未敢言。寄书浮云往不还。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心肝。”曹丕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和清丽的语言，将思妇安排在秋风萧瑟的清冷秋夜这种游子思妇最易产生思念情怀的场景之中，通过对女性“爱极生恨，想极生怨”心理的揣摩，用妇人的口吻写出了其思夫盼夫的悲伤忧愁的情思。王夫之评曰：“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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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度，倾色，倾声，古今两无。”

二

按常理说，“表现闺思、宫怨等内容、题材诗的作者应是闺中女子，这样才显得自然真切。事实正好与此相反，古代绝大部分这类表现思妇、闺怨题材、内容的言情诗的作者往往都是男性”。[2]而曹丕的身份不仅仅是一名男性文人，他还是开创了延祚四十五年的魏王朝的开国皇帝。作为一名政治家兼文人，为什么能如此细腻的揣摩他人尤其是游子思妇的心理，创作出如此优美感人的代言体诗歌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曹丕的气质禀性直接影响到其作品的风格。作家的个性气质对作品体裁的选择与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典论·文论》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文心雕龙·体性》“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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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而曹丕天资聪颖, 而且“悠游典籍之场，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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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之囿”, 这为其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与友人往来的书信、诗酒歌赋中也可以看出曹丕的个性。他的《与吴质书》将自己的心绪一泻无余地展露出来，其低沉感伤的情调，情真语致，表现了他敏感细腻的性灵。《文心雕龙·书记》评：“条畅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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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优柔以怿怀。”正是这种情发心至、随性而言的

使他的诗歌走向文人化个性影响了其诗歌的创造，

阴柔婉约, 偏向于表达纤微细腻的感受。

第二，曹丕所处的时代环境和风气影响了其作品的风格。王粲《七哀诗》描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蒿里行》刻画了“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曹丕《又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曹植《说疫气》记载了“家家有僵尸之痛, 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 或覆族而丧”。生命在战争和瘟疫的压迫下显得微不足道，建安诗人普遍都有这种表现忧生之嗟、游子思妇题材的诗歌主题。如徐干的《室思诗》，曹植的《弃妇诗》、《七哀诗》等。“建安七子的生存悲剧感和悲慨之诗风，铸成了邺下人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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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性特征”。曹丕与建安文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友情，这种当时流行的社会风气也深深影响了曹丕的诗歌创作，在表现生命意识中显示出悲凉的文风。

第三，曹丕的个人经历也影响了其诗歌的风格。曹丕在《典论·自序》中：“以时之多故，一作多难。故每征伐，余尝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这段话表明了曹丕少年时就亲眼目睹了死亡，并亲身感受经历了生与死的磨难。这种少年时代的经历深深地植根于他的生命里，在诗歌中就更能表现出其由生命意识所引发的悲忧的情感，显得凄怆缠绵。

曹丕还面临着与曹植争夺嗣位的矛盾，曹丕在曹操的众多儿子中，并不是最优秀的。曹冲早夭后, 曹操悻悻地对曹丕说“:此我之不幸, 而汝曹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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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见其也没有受到曹操的喜爱，而曹植在曹操心中的地位明显要高于曹丕。南征孙权时, 曹操委任曹植守邺“:吾昔为顿丘令, 年二十三, 思此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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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无悔于今, 今汝年亦二十三矣, 可不勉与。”留守邺都可以看作是曹操在选嗣问题上的倾向。曹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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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过：“始者谓子建, 儿中最可定大事。”这无疑激化了曹丕与曹植的矛盾，令曹丕的心中既焦虑又忧惧，但这种心情又不能明确的表现出来，只能借诗歌来抒发。曹丕诗中的游子思妇的哀怨之情，就是他个人情怀的写照。生命短暂又充满挫折，曹丕只好借游乐饮宴来麻醉自己，排解心中的苦闷。“适君身体所服, 何不恣君口腹所尝”，“忘忧共容与, 畅此千秋情”，“为乐常苦迟, 岁月逝, 忽若飞。何为自

苦, 使我心悲”。瘟疫和战争导致人们生命短暂而产生的对生命的悲凉, 因立嗣问题产生的极端焦虑，

“借酒消愁愁这双重的忧虑无疑增加了曹丕诗歌中

更愁”的哀怨之情，使他的诗歌更显愁肠百结，便娟婉约。

三

代言体诗歌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的模式和表现方式，诗歌中的抒情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往往是互为代言的关系。钱钟书引钱承珙《毛诗后笺》的话：“凡诗中‘我’字，有其人自‘我’者，有代人言‘我’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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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之中，不妨并见。”一方面是作者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代抒情主人公发言，另一方面作者借用抒情主人公之口吻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为什么作者不直接倾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要借助与他人呢？以曹丕的代言诗歌看，大致有以下四个原因：

首先是身份与时代的局限性，这是一种外在的政治因素。这种因素对作者而言，是出于一种避祸全身的被动性选择。如曹丕，作为曹操魏王身份的候选人之一，在前期的争夺嗣位的过程中处于一种弱势处境。但在当时政治前景不明朗的前提下，他的焦虑和失落感只能借助于他人之口来抒发。代言体诗中的游子思妇所代表的“弱势群体”的悲凉哀怨之情，与曹丕的主体情感的表达就形成了一个情感的共通点。游子思妇题材符合中国传统的“哀而不怨，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即可以含蓄委婉地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蕴藉而不外露，又可以保护自己，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甚至生命的危险。

其次是政治理想的寄托。代言体诗中思妇多以“妾”自称，将所思之人称作“君”，这是对屈原“香草美人”比兴手法的一种继承。代言体诗用臣妾式的口吻来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用夫妻关系来比作君臣关系，用第一人称“妾”的表达方式，更能增强诗歌情感的感染性。

第三，从审美角度上看，游子思妇诗中凄凉哀怨的情感给人更深刻的印象，余味无穷。从司马迁的“悲愤著书”，到魏晋的“慷慨悲凉”，以悲怨情感为主的诗文往往更能震撼人的心灵，洗涤人的灵魂。魏晋时期，由生命意识所引起的“悲凉”的文风代表了当时文人创作的一种倾向。“实际上，魏晋南北朝人的内心深处隐藏着深深的悲恨情绪……这是一种乱世心态，主要表现为以悲为美，欣赏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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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抒发悲的情怀”。[1“邺下文人对生命的咏叹……既是唱征夫、思妇、孤儿、游子等别人的歌，更是唱诗人自己的歌，倾述诗人内心深处的郁闷，以及对生命对感性的独特感受”。[7]曹丕的《杂诗》二首，沈德潜评曰：“二诗以自然为宗，言外有无穷悲

感。”游子思妇的代言体诗歌正符合当时的审美倾

向。

最后，选择代言体诗歌是对文学形式的一种尝

是文学创作的自觉性的反映。《左传·襄试和开拓，

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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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三不朽”是古代文人士子们自觉的人生目标，是一种人生观。曹丕《典论·文论》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章提到了不朽的地位。在曹丕眼中，著书论说便是实现不朽的途径和方法，也是他自觉进行文学创作的原因之一。邺下文人集团有大量同时同题的倡和之作，这是他们逞词使才，诗歌竞技的一种方式，同时也表现了建安文人自觉地追求诗歌的形式和技巧，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建安时期，五言诗及抒情小賦都趋于成熟。而代言体诗歌在建安时期也颇为流行，同时期的曹植、王粲、刘桢等都有此类作品。曹丕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七言诗。“曹丕……糅合吸取古诗题材和意境，撰成此篇，拓展了诗歌创作的天地，也提高了七言诗的品位……而建安文学亦因有此《燕歌行》为代表的七言诗歌，更加表现出超越前代的丰富多样性”。[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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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5. 〔2〕李军.代言体辨识[J ]. 鄂州大学学报，2000（1）. 〔3〕（南朝）刘勰. 陆侃如，牟世金译注. 文心雕龙译注

2009. [M ]. 齐鲁书社，

〔4〕河北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 三曹资料汇编[M ].

中华书局，1980. 〔5〕魏宏灿. 曹丕集校注[M ].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以下曹丕诗文均引自本书，下不另注）. 〔6〕鲁迅. 鲁迅全集第四卷[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5. 〔7〕李建中.断裂与重铸—汉魏之交的文学与人格.

中国雅俗文学第一辑[C ].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8〕陈寿. 三国志[M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卷[M ].中华书局，1994. 〔10〕李士彪. 魏晋南北朝文体学[M ]. 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4. 〔11〕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 北京：中华书局，1995. 〔12〕徐公持. 魏晋文学史[M ]. 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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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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