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小说研究

浅论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异。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背叛”或出走的现象正前仆后继蔚为大观，他们成了新的“零余者”或“多余人”。这一现象我们在阎真的《沧浪之水》、张炜的《能不忆蜀葵》、张抗抗的《作女》、莫怀戚的《经典关系》、张者的《桃李》、王家达的《所谓作家》、董立勃的《米香》等大量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在文学观念已经分化的时代，为什么这些作家不谋而合地都选择了“背叛”或出走来放逐或处理自己的人物？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再次踏上不知所终的人生之旅？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我们阐释和分析的新的问题。

一、知识分子的“背叛”在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特别是面对革命的矛盾、犹疑或彷徨的心态，在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中得到了最为充分、集中和真实的表达。但他们并不是“背叛者”的形象，于现实和心灵来说都是如此。知识分子背叛的典型形象，是红色经典《红岩》中的甫志高，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操、趣味以及最后变节，在政治观念的支配下，得到了合乎逻辑的展开。80年代的文学叙事改写了知识分子的动摇与不洁：他们受难但政治节操坚定。这一叙事的真实性后来遭遇了难以辩解的质疑，而使其文学价值大打折扣。进入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形象被重新书写，变节乃

至“背叛”，使这个群体或阶层的形象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灵魂的复杂性和文学的丰富性相得益彰地呈现出来。

如果说，《米香》仅仅写了米香的单纯、美丽和被骗后的放纵，这个故事除了时代环境不同外，也并无太多的新鲜之处。《米香》的不同凡响，就在于小说同时也书写了一个被命名为宋兰的女性。这两个女性命运、性格的对比，使《米香》在同样平实的叙述中，焕发出了几缕灿烂而意想不到的光芒。宋兰来自上海，是一个“支边”青年，米香因家乡水灾逃难到下野地；宋兰有文化，能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米香几乎大字不识。但是命运并没有按照她们身份的等级来安排。宋兰被牧羊人老谢强暴之后，还是嫁给了这个粗俗的土著。老谢塑造自己老婆的本土方式，主要是诉诸暴力，就在此时，宋兰逆来顺受的性格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忍无可忍生不如死时，宋兰挥刀斩杀了老谢的爱犬阿黄，并以同样暴力的方式，改变或者“颠覆”了老谢的暴力。从此，两个人相安无事，相亲相爱，双双感到过上了好日子。在上海知青可以返回上海的政策颁布的时候，宋兰依然不为之心动，依然和老谢相依为命生活在她本不热爱然后又不能割舍的下野地。

米香的命运完全不同。米香是小说的主角，在作家的设计中，她的命运理所当然地要曲折复杂。她虽然出身低微，是一个“盲流”，但她心性高，生得一副好皮囊，有浪漫天性，爱知识分子。这一出身和性格的矛盾，注定了米香悲剧性的命运。从人物自身来分析，米香无论出身如何，她完全有选择个人生活和爱情的权利。但是由于米香

一定要爱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许明，甚至不顾世俗社会的种种非议委身于他，结果她被欺骗了。许明在前途、功名和爱人之间选择了前者而抛弃了米香。这个毁灭性的打击彻底改变了米香，她无所顾忌地放纵自己的肉体，试图以此来对抗或报复自己不公正的遭遇。放纵虽然使米香“过得比下野地任何一个女人都快乐”，但米香再也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因此，米香才是下野地悲剧的真正主角。

除了时代的原因之外，酿成米香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小说中的一个配角——“知识分子”许明。套用一句老话说，“性格即命运”。在小说中，米香应该是宋兰的位置，而米香的性格、浪漫和趣味也应该是宋兰的。但她们的性格阴差阳错地被作家置换了，于是她们都承担了本不属于她们命运的人生。偶然性和绝对化的书写，是《米香》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如果没有偶然性，就没有两个女人倒置的命运；如果没有绝对化，米香和宋兰的人生就不会这样震撼人心。她们都以绝对化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米香热爱知识分子使许明有了可乘之机，这个谦卑懦弱的知识分子是我们常见的形象，“始乱终弃”的叙事原型也是小说基本的结构方式。但这个知识分子在情感上的背叛却构成了米香悲剧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没有许明的背叛，米香不会以放浪形骸的方式对待人生和身体。许明的背叛原因很简单，他曾是一个落难的“公子”，米香在他最危难的时候爱上了他，米香的给予创造了一个不死的许明，但在“功名”面前，许明选择了“功名”而放弃了爱情。这个故事可能并不新鲜，但在新世纪作家仍以这个原型结构故事，则

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他对这个群体的怀疑或不信任。许明的历史不止是知识分子的前史，他们的故事在今天还在上演。

二、知识分子的“出走”在20世纪的小说叙事中，知识分子的出走是一个经典性的场景。面对庞大的家族宗法制度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他们无法忍受又无可奈何，于是，不知所终的“出走”就成为许多作家处理知识分子命运的惯常手段。确实，知识分子究竟要走向哪里，没有人知道。林道静大概是一个例外，她虽然开始也是出走，但找到了“归宿”，因此她也成为中国“类成长小说”的第一位主人公。

新世纪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远足”。在许多小说中，“出走”是我们常见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的结局。不同的是，“出走”不是由于社会或他人的逼迫，而常常是一种自我放逐，一种宏大抱负幻灭后或是为了某种乌托邦假想而远走他乡。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无力或不合时宜被再度证明。

莫怀戚的《经典关系》是一部写普通人生活的小说，它主要的叙述对象是一群可以称为“知识阶层”的群体——它的主要人物都是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可能有两种题材最为引人注目：一种是年轻人，他们被称为“七十年代”；一种是“成功人士”，他们位高权重。这两种题材所表达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在不断的文学叙述中，我们会误以为社会生活的变化只限于这些特殊的群体或阶层。但是，读过《经典关系》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在作品中得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确实发生了我

们意想不到的变化。或者说，那不被注意的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的变化，才是真正的变化。

《经典关系》中的人物不是坐而论道的人物。他们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裹胁，都顺应了时代潮流，在他们新的选择中，重建了新的“经典关系”。经典关系，事实上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关系，它是夫妻、父子、翁婿、师生、情人等血缘和非血缘关系。但人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位置发生变化之后，这些关系也就不再是传统的亲情或友情关系，每种关系里都隐含着新的内容，也隐含着利害和危机。

在作者构造的“经典关系”中，那个地质工程师的岳父东方云海处于中心的位置，但这个“中心”是虚设的。在脆弱的家庭伦理关系中，他的中心地位只是个符号而已，在实际生活中他真实的地位是相当边缘的，他难以参与其间。虽然儿女们还恪守着传统的孝道，但他已经不可能再以权威的方式左右他们的生活。他选择了自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与王国维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区别，他意识到了这个时代与他已经格格不入。茅草根、南月一以及东方兰、东方红、摩托甚至茅头，他们仿佛在故事中是叙述中心，但他们都不是中心。在故事中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个十岁的毛孩子，为和父亲争夺“姨妈”，甚至不惜开枪射杀他的父亲，使英俊父亲的眼睛只剩下了“一目半”。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经典关系”一经被发现，它的戏剧性、残酷性使我们在惊讶之余也不寒而栗。

这时，我们就不得不再一次谈论已经沦为陈词滥调的“现代性”。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很难作出其他解释。现代性就是复杂性，就是一切都不在我们把握控制之中的历史情境。我们试图构造的历史也同时在构造着我们。谁也不曾想到，自以为是随遇而安的茅草根会被学生兼情人“裹胁”进商海，谁也不会想到东方红会那样有城府地算计她的姐姐，当然也不会想到茅草根的欲望会是那样地无边，最后竟“栽”在自己儿子的手中。“经典关系”是复杂的，但又是简单的。说它复杂，是他们必须生活在诸种关系中，没有这些关系也就失去了利益，欲望也无从实现；说它简单，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虽然良心未泯热情洋溢生机勃勃，但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关系中，谁还有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呢？茅草根以排演《川江号子》为由逃离了“经典关系”的网络，他似乎对艺术还情有独钟，但事实上这同样是一种出走方式。惟利是图的经济“主战场”并非是他的用武之地，他只能以出走退回到他应该去的地方。

三、知识分子的“死亡”知识分子的死亡或背叛在西方早已被宣布。这一判词表达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失望乃至绝望，与对知识分子社会职能的理解相关。法国思想家朱里安·本达认为，知识分子是某个从事艺术、学问及形而上学思维即力求获致超越的善的愉悦的阶层，其活动不追求实际目的。本达对知识分子职能的理解与康德和葛兰西是大体相似的。但是本达试图把一种永远的价值和冥想作为一种职责交给知识分子却遭到了指责。事实上，对知识分子背叛或死亡的指认，

大都来自于对知识分子这一职能的理解。世纪初长篇小说的知识分子之“死”，虽然不是理论的分析，却是一个有意义的隐喻。

进入90年代之后，校园知识分子的焦虑并没有得到缓解。《桃李》用非常幽默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儒林外史》或《围城》的方式，揭示了当下知识分子的内心问题，首先是压抑过后的没有节制和边界的欲望释放问题。知识分子的欲望和社会的普遍欲望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小说是一种想象和虚构，但这种非写实的方式，却从一个方面透露了知识阶层真正的问题。《桃李》中的导师邵景文和弟子们的故事，就是当代世俗化运动中典型化了的故事。

这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是一部超越了雅俗界限的小说。在当下严肃文学或通俗文学鲜明对峙的情况下，《桃李》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本文。也就是说，小说可以既好看同时又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东西。如果分析起来，小说提供的多种符号是非常复杂的：教授、博士生、硕士生、老板、小姐、贫困的农民、作恶乡里的干部，还有、弄假成真的爱情、死于非命的凶杀等等。现代性就是复杂性和矛盾性。校园应该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大学坚守自己独立性的一个前提条件。但红尘滚滚的今日，社会上存在的一切，大学几乎都不缺少，有的甚至表达得更充分。《桃李》虽然幽默，但它的尖锐性仍清晰可辨。它无情地撕去了斯文的面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曾经神秘、神圣、净土般领域的虚假和矫揉。被学生称为“老板”的博士生导师邵景文，在这个时代好像恰逢其时，他

意气风发志满意得。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教授，精英知识分子和世俗世界所期待的一切，他都得到了。他开放、豁达，和学生关系融洽，因其学术地位和掌控的学院政治，他如鱼得水。但他也确实是“玩大了”，最后，他的身体几乎像筛子一样地被情人捅了一百零八刀，而且每个刀口里都放了一枚珍珠。邵教授之死完全缘于他个人膨胀的欲望，当他不再履行知识分子职能，完全成为一个商人的时候，邵景文的死亡就是知识分子的死亡。

新世纪知识分子在小说中的形象——“背叛”——出走——死亡，这一过程很可能是一种巧合，或者是我们的一种“结构”，但它却从一个方面无意识地表达了这个阶层仍然没有解决的“身份”、归宿或精神漂流的问题。时代的发展使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曾经有过的优越，他们的不适和内心的不强大，使他们或是与社会、时代格格不入而被放逐和抛弃，或是最后走向死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阶层解决如何融入社会和自身角色的问题，其道路仍然还是漫长的。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小说研究

学院：文学院

专业：

姓名：程婉婷

学号： 论 文 10级对外汉语 100103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