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现象

　　第一次听到索尔仁尼琴的名字还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听说他写了一部关于苏联集中营的书，书名叫《古拉格群岛》，因为这部书，他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曾望文生义，以为该书写的是建在一个叫“古拉格”的群岛上的集中营。直到二十年后，才有幸通读这部巨著，才知道“古拉格”原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三个首写字母，“群岛”则是分布于苏联各地数不胜数的“劳改营”（迄今最精确的统计数字为四百七十六个，其中每一个都有十几个上百个分部）。

　　说实话，就文学欣赏的层面而言，我并不怎么看好索氏的这部巨著；但从揭露极权主义的残忍与罪恶的视角来看，这部书的价值就非同一般了，因而也就对索氏生出由衷的敬意。但自他于1994年从美国回到俄罗斯之后，许多言行不禁令人感到有些意外，尤其是他撰文“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就越发令人不可思议了。作为他的“粉丝”，不能不深感遗憾，乃至有些悲凉。尽管他被誉为“永远的异议者”，无论在旅居美国时“批评美国的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还是回俄国后“指责叶利钦腐败和俄罗斯的物质主义盛行”，其批判精神都值得称道；但他越到晚年越强烈的大斯拉夫主义情怀，以及他对强人政治的吹捧、对“恢复古老俄罗斯”的向往，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认真思考和重新认识。袭用中国文坛常用的“×××现象”，索氏的“克己复礼”也不妨称其为“索尔仁尼琴现象”。

　　在美国著名学者、年近九十高龄的派普斯看来，这种“索尔仁尼琴现象”的生成乃出自于俄国的“奴隶精神状态”。派普斯认为，俄国与欧洲其他各国不同，没有农民，只有农奴，虽然“农奴跟奴隶不同，但比较接近。他们没有人权，没有公民权利。他们只是‘动产’。他们从没有发展出归属于社会的任何感觉”。于是，便形成了崇拜强人、服从主人的“奴隶精神状态”。

　　索尔仁尼琴现象令我不能不重新思考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他们身上的“奴隶精神状态”。当然，重新认识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皇权专制的宗法社会是没有农奴制的，只有农民。与欧洲古代的奴隶制和终结于19世纪末的俄国农奴制不同，中国的皇权专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相对要宽松一些，但对精神的奴役和对思想的钳制却无与伦比！从叔孙通的制定礼仪到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即形成了对社会从意志到思想的大一统，并一直统治了两千多年！中国的小农经济多为自耕农，相比之下他们的人身尚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然而，他们的思想却自始至终被牢牢地禁锢在一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之中。也就是说，中国农民的人身虽比俄罗斯的“农奴”要自由一些，但思想受到的钳制却远远超过了“农奴”和“奴隶”。别说农民，就是中国历代的读书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民众心满意足“做稳了奴隶”的时候，文人墨客则更希望自己成为皇权之下最忠实的的奴才，并殚精竭虑想钻进权力的中心，以获得更大更多的利益。在对天下黎民百姓的严密控制中，士大夫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帮闲和帮凶的角色；不仅自觉地把自己拘囿于“三纲六纪”的彀中，还以三千年不变的礼制来训导和愚弄民众。“成王败寇”乃中国历代丛林社会不变的铁律，“下跪”则成了臣对君、子对父、民对官的习惯性动作——这种“跪文化”奴化教育所调教出来的文化人，其“奴隶精神状态”可想而知。直至今天，不是仍有学者极力鼓吹知识分子要想活得“有意义”，就必须“附在某张‘皮’上”么？

　　笔者以及许多同龄人，大都是在俄罗斯文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从赫尔岑到别林斯基，从阿赫玛托娃到帕斯捷尔纳克，无不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尽管派普斯深刻地揭示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奴隶精神状态”，但我并不因此而小觑他们。就本文论及的“索尔仁尼琴现象”而言，索氏总归还是个“永远的异议者”，他虽认可威权和强人，却始终未曾依附权力。只是当他的大斯拉夫情绪越来越膨胀时，才在爱国主义的托词下，推崇强人政治，甚至类似于孔夫子的“克己复礼”，极力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依靠东正教，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这就不能不令人警觉了。因此，当我们热情称颂一度作为俄罗斯良知的俄国知识分子时，千万别忘了还应该深入地思考这种索尔仁尼琴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