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独创性:重估作为翻译家的鲁迅

作者:寇志明

翻译:姜异新  姜异新,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北京 100034)。

鲁迅研究月刊 2012年01期

  鲁迅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又是一位具有创造性的短篇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但是他一生的作品中,有一半以上是翻译外国作品。1973年出版的20卷《鲁迅全集》中就有10大卷是翻译。著名鲁迅学者李欧梵教授近来一再指出鲁迅翻译事业在20世纪全球化语境中的意义,并强调鲁迅研究在未来的一条重要途径应该是鲁迅的现代性与世界文学的联系。①

  尽管如此,1930年代以来,一直有人轻视鲁迅的翻译工作及其有关翻译理论的主张,尤其是他的新月派对手们,最显著的当属梁实秋(1902-1987)②,最近的例子恐怕也就是李欧梵本人。这些批评集中在鲁迅主张的“硬译”理论(一种直译风格)。批评者声言他的这种译风让消费者觉得失望,疏远了他的读者,还称他主要通过一些“三流”日文译本来转译欧洲文学作品和理论③。究竟这些批评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在什么程度上又是无意义的?鲁迅对于他的翻译工作的重视程度如何?本文在对保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相关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意在重估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及其相关议题,指出在有些作品中他所偏爱的是创作性翻译,而不是逐字逐句的直译。

  虽然鲁迅22岁起就开始了翻译活动,但其译事却没有局限于年轻时代。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当他作为实际上的全国知识分子的领袖来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当上海和中国北方面临日本枪炮的蹂躏,当他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的时候,在数量惊人的文艺工作中,他仍然差不多每天抽出时间来努力从事于终未完成且几乎不被人们看好的规模庞大的工程——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④

  鲁迅所学的第一门外语不是日文而是英文。1898年5月,17岁的他就读江南水师学堂,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⑤ 那令人陶醉的日子里,他开始学习英语。在那个免收学费的学校里,一周有四节英语课,但是他不喜欢学校使用的建立在印度殖民语境会话之上的教科书——“Is it a rat? ”No,it is a cat.”(“这是一只大鼠吗?”“不,这是一只猫。”)——这就是他喜欢从那本书引用的无聊的英语练习例句(听上去有一点像今天的“实用”外语教学模式,例句都来自日常生活而没有知识内容)。1900年春天,19岁的鲁迅转到江南水师学堂附属矿路学院,在那里德文取代了英文,他为此而开始学习德语,并使之成为他最精通的欧洲语言。但是,作为留学生抵达日本后不久,鲁迅便开始通过日文翻译西方文学。⑥

  他最初的两部译作发表在中文杂志《浙江潮》,这是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由他的朋友和同乡许寿裳(1882-1948)编辑的进步杂志。一部是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1841年写的短篇小说《芳梯的来历》(L' origine de“Fantine”),选自雨果的速写集《随见录》(Choses vues),鲁迅将之重新命名为《哀尘》(“尘”用来隐喻妓女)。在故事中,叙事者看到一名纨绔子弟在大街上突然把雪球塞进一名妓女所穿的长裙的背部。女子因为抵抗而打了他,却被警察逮捕。叙事者是目睹者,他到警察局以名人身份作证来保护这个不幸的女人,于是她终于被释放。鲁迅将这篇小说翻译成文言并为掷雪球者取名维纳亚克——佛教中好色的魔鬼的名字。⑦

  第二部早期译作是1903年分两次发表于同一杂志的《斯巴达之魂》,讲的是三百斯巴达兵士(Spartans)在德摩比勒(Thermopylae)反抗波斯人的入侵的故事。鲁迅翻译这篇故事的时候,俄国人正入侵满洲,而斯巴达的先例被一位驻日中国学生组织在信中运用,来促使清政府抵抗外国入侵⑧ (满洲和德摩比勒都是“关口”)。一些权威专家,包括苏联学者谢曼诺夫(V.I.Semanov),认为这部小说是鲁迅根据在日本搜集的材料写成的,但鲁迅却自称是“翻译者”⑨,因此它被认为是其早期的翻译作品之一。译文用的是文言,尽管有很多名字,像斯巴达国王黎河尼陀(Leonidas)和波斯国王泽耳士(Xerxes),用的是音译,但它仍再次尝试使叙述语言中国化。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清鲁迅在其早期译文里用的是意译而不是直译。

  1903年,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小说《月界旅行》(De la terre a la lune)的一部分,由日本一家商业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他翻译的《地底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的头两章也于1903年在《浙江潮》第10号发表,整篇小说于1906年在南京单行出版。⑩ 1898年,鲁迅被古文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深深吸引了。而这时,鲁迅却在小说的开头用白话文翻译《月界旅行》,遵循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模式。换言之,他想产出一种读起来像小说而不是像学术论文的作品。然而,在最后两章中,他又返回到文言文。他解释说是要节省篇幅:“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11) 由此我们又获得了一个证明,早期鲁迅实际上已经对自己的翻译风格即对译文在目标语言(中文)中的表现有了明确的意识,并不只局限于简单的“信”概念而已。

  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阐明他翻译科幻小说的动机与梁启超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表达的观点有些类似(该文1902年发表于东京,彼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运动中被慈禧太后身边的保守派镇压后逃亡日本)。鲁迅的“辨言”如此写道: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剌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2)

  梁启超和鲁迅都强调小说对读者有内在的吸引力,作为教化的工具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梁最终试图用小说来改革政治体系,而年轻的鲁迅只想传播科学知识,引领中国摆脱落后状态。不过,他的观念注定会改变。

  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及准备课程的时期结束之后,鲁迅决定离开东京嘈杂的中国留学生生活,到日本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但是相比医学训练而言,鲁迅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更感兴趣,前者是医学院为学生设置的严格课程。他感到不能像在东京时那样自由阅读和翻译了。(13) 他决定弃医从文,部分原因是他对医学丧失了兴趣,部分源自他对日俄战争的反应。他在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的自序里写道:那是在看了一个幻灯片之后。在这个幻灯片里,一个中国人被控做了俄国的间谍,被日军斩首,而一群麻木的中国人在围观,将砍头作为景观(spectacle)。(14) 鲁迅告诉我们:

  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15)

  鲁迅和几个思想相近的朋友打算在东京创办一个文学杂志,名为《新生》。但是因为资金筹措困难,这个计划流产了。后来,他写道: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16)

  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了对中西文学的比较学习,最终于1908年出版了《摩罗诗力说》(17),第七章专门写普希金(Pushkin)和莱蒙托夫(Lermontov)。开头部分提到了果戈理,用来支持他的一个看法,即俄国不像印度、埃及和中国那样;俄国如今拥有重要的文学,能确保国家的文化拯救和重建:

  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孺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N.Gogol)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或以拟英之狭斯丕尔(W.Shakespeare)……(18)

  后来他觉察到,“鄂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19)。这也可以用来阐明他自己1918年以后的十年所写的短篇小说。俄罗斯文学对鲁迅的影响不限于果戈理。《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同安德烈耶夫(Andreyev)的《默》、《谩》,契里珂夫(Chirikov)的《外省人》和阿尔志跋绥夫(Artzybashev)的《工人绥惠略夫》均具有很高的可比性。他于1920年代早期将上述俄罗斯作品翻译成汉语。(20)

  后来,鲁迅转向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文学,如俄罗斯、波兰还有匈牙利,它们可使中国从中找到相似的精神并向它们学习。在1930年他曾概括他的翻译事业而称之为“从别国里窃得火来”(21),就像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所做的一样。这里我们先看作家安德烈夫和迦尔洵(Garshin)。鲁迅翻译了他们的小说,连同他弟弟1909年翻译的其他作家的作品,包括果戈理,集印成两卷本的《域外小说集》出版。那时,高尔基并未吸引鲁迅,尽管他的作品在1906年的日本已有译本,也有不少读者。我要指出,果戈理之所以吸引鲁迅,是因为他的作品中有隐晦的象征(22),还有引人注目的现代性和创新性(23),构成一种“被颠倒的现实主义”(inverted realism)(24)。这种超现实的品质吸引了鲁迅,同时他拒绝了高尔基那种直白的现实主义,因为后者对于他想要实现的中国文学的目标和政治的目标不合适。

  《域外小说集》的风格受反清文字学家章炳麟(号太炎,1868-1936)的影响,文字古奥。鲁迅1906年回到东京后,曾听章太炎的课。鲁迅后来反思道,大概是拟古的措辞使读者远离了他的译文。1918年,他又用白话创作了著名的作品《狂人日记》,这个转折当然使他的翻译更加容易理解。

  1927年,鲁迅离开厦门赴广州,部分原因是想联合左翼作家,特别是创造社,组成联盟。但是,他很快与“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就什么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展开了论争。这场艰苦的辩论从1928年持续到1929年,直到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主持的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的1930年早期才告结束。名义上,鲁迅是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但周扬才是实际的领导者。这个时期,鲁迅翻译了大量苏联和日本关于文学史和文艺批评,以及苏联文学政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这43篇文章大部分由日文转译,翻译耗时跨度达26个月之久。这些译文“填满了他的全集的1156页,是他在同一时期自己写作的四倍的页数。”(25) 鲁迅对苏联作家和苏联文学发展的理解主要来自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文学与革命》,这本书是通过日本翻译读到的。(26) 鲁迅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托氏在《文学与革命》中认为十月革命最迅速的影响是或多或少扼杀了文学:“当武器的声音响起,缪斯便沉默了。”(27) 他欣赏托洛斯基对共产党的“同路者”的支持,因为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他肯定了托洛茨基的另一个看法:真正的普罗文学(proletarian literature)当前不可能存在,因为它一定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物。这一观点驳斥了创造社和太阳社,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正在创造着的就是普罗文学。(28) 1929年,鲁迅翻译出版了两部卢察卡尔斯基(Lunacharsky)的作品,《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他还翻译了普列汉诺夫(Plekhanov)的《艺术论》。正如李欧梵所观察到的:

  鲁迅对苏联正统理论的寻求将他引向两种互不相容的理论方向。一方面,1920年代苏联文学论争和文学政策的转向似乎趋向于日益增长的党派化和集权化;另一方面,他翻译的大部分理论著作,特别是托洛茨基,渥伦斯基(Voronsky),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属于更自由,更少教条的倾向。(29)

  鲁迅认为,为了成为输送现代知识精确而有意义的工具,汉语不得不采用新的表达方法,并需要从其他语言中吸收新的语法、句法和词汇。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过程实际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进行着。1930年,在与梁实秋的论战中,鲁迅写了《“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一文。梁实秋认为伟大的文学是天才的创造物,文学从本质上说是超阶级的。鲁迅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语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30)

  尽管鲁迅在翻译文学理论时将此作为指针,但在他最为人称赞的小说翻译中却并没有严格的遵循。比如荷兰作家望·蔼谭(Frederik van Eeden,1860-1932)的童话《小约翰》(De kleine Johannes)。他在1926年与齐宗颐(寿山)合译了三部曲的第一部分为《小约翰》(31)。甚至还有他晚年的译作《死魂灵》(1935年他翻译了第一部分;1936年翻译了第二部分的两个半章)。这两种著作都是从德文转译的。

  鲁迅与果戈理的关系是长久和复杂的,从他留学日本时代一直延续到在上海的最后岁月。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激发了鲁迅以相同题目创作了迥异的作品。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曾经探讨过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32) 我认为鲁迅抓住了果戈理作为一个讽刺作家的本质,即超然于笑声之外对于生活意义的另一种理解。在写于1935年7月14日的题为《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文章中,鲁迅评论道:

  果戈理(Nikolai Gogol)的名字,渐为中国读者所认识了,他的名著《死魂灵》的译本,也已经发表了第一部的一半。那译文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总算借此知道了从第二至六章,一共写了五个地主的典型,讽刺固多,实则除一个老太婆和吝啬鬼泼留希金外,都各有可爱之处。至于写到农奴,却没有一点可取了,连他们诚心来帮绅士们的忙,也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

  然而当时的绅士们很不满意,一定的照例的反击,是说书中的典型,多是果戈理自己,而且他也并不知道大俄罗斯地主的情形。这是说得通的,作者是乌克兰人,而看他的家信,有时也简直和书中的地主的意见相类似。然而即使他并不知道大俄罗斯的地主的情形罢,那创作出来的脚色,可真是生动极了,直到现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像是遇见了有些熟识的人物。讽刺的本领,在这里不及谈,单说那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例如第四章里的罗士特来夫,是地方恶少式的地主,赶热闹,爱赌博,撒大谎,要恭维,——但挨打也不要紧。他在酒店里遇到乞乞科夫,夸示自己的好小狗,勒令乞乞科夫摸过狗耳朵之后,还要摸鼻子——

  “乞乞科夫要和罗士特来夫表示好意,便摸了一下那狗的耳朵。‘是的,会成为一匹好狗的。’他加添着说。

  “‘再摸摸它那冰冷的鼻头,拿手来呀!’因为要不使他扫兴,乞乞科夫就又一碰那鼻子,于是说道:‘不是平常的鼻子!’”

  这种莽撞而沾沾自喜的主人,和深通世故的客人的圆滑的应酬,是我们现在还随时可以遇见的,有些人简直以此为一世的交际术。“不是平常的鼻子”,是怎样的鼻子呢?说不明的,但听者只要这样也就足够了。后来又同到罗士特来夫的庄园去,历览他所有的田产和东西——

  “还去看克理米亚的母狗,已经瞎了眼,据罗士特来夫说,是就要倒毙的。两年以前,却还是一条很好的母狗。大家也来察看这母狗,看起来,它也确乎瞎了眼。”

  这时罗士特来夫并没有说谎,他表扬着瞎了眼的母狗,看起来,也确是瞎了眼的母狗。这和大家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世界上有一些人,却确是嚷闹,表扬,夸示着这一类事,又竭力证实着这一类事,算是忙人和诚实人,在过了他的整一世。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听说果戈理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在他本土,现在是已经无用了,来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别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况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33)

  尽管鲁迅对斯大林时代苏联(“他的本土”)的公开评价(或许该说“希望”)现在看起来过高,但我们仍然从他那里获得了对果戈理作品从讽刺文学到诗歌转换的一种有说服力的思考。它暴露了生活中所有的琐碎与浮华,要求我们去过不同的生活,重新做人。正像果戈理自己在1843年一封信中提到的:

  人们有关我的议论颇多,有些人分析了我的一些方面,但却没有看到我的本质。只有普希金(Pushkin)意识到了。他总对我说,以前没有哪一位作家像我这样具有生动地表现平庸乏味(poshlost)(34) 生活的才能,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如此有力地描绘俗人的平庸乏味的生活,这种描绘使逃过人们注意的所有微小细节能在每一个人眼中放大闪亮……(35)

  鲁迅明白笑与透视(perspective)和反思(reflection)的关系。对他来说,笑也包含了希望,可以由此重建自己。这正是中国人道主义传统的核心。(36) 我认为如果能从以前计划式的、缺乏想象力的批评中解放出来,鲁迅和果戈理著作的意义将不仅在共产主义时代,也将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继续存在。

  如果考察鲁迅翻译乞乞科夫(Chichikov)和罗士特来夫(Nozdreev)之间对话的妙语:“不是平常的鼻子”,会发现“Horoshyee chutyo”在《死魂灵》里的俄语原文的意思是“敏锐的气味”,也就是说那只狗无疑有着敏锐的嗅觉。(37) 在鲁迅翻译时,他用的奥托·贝克(Otto Buek)1909年的德语译本《乞乞科夫或死魂灵的奇遇》(Die Abenteuer Tschitschikows oder Die toten Seelen)(38) 中,这句话作“不是太坏的鼻子!”(Kein uebler Riecher!),也就是说“不错的鼻子”。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文物保管部查到的鲁迅本人所藏的日文版本(39) (当我2005年10月查阅时,那本书感觉很新,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损坏;等于鲁迅几乎没有开过)中,只简单地说:“乞乞科夫抓住了鼻子说:ぃぃ鼻ですねIi hana desu ne‘好鼻子,可不是嘛!’”所以鲁迅在翻译时明显的有很大的自由度。

  鲁迅译作“不是平常的鼻子!”在中文里显得颇有力量,因为它的模棱两可提供了微妙讽刺的可能性,是对原文一定程度的再创作,并不是“直译”。最近出版的陈殿兴的中译本将这句话译作“嗅觉一定很灵敏”(40),更忠实于原著,但考虑上下文的特殊性,陈的译文多少牺牲了乞乞科夫在与诺兹德烈夫交往中左右逢源的形象。我想要说的是,鲁迅的翻译绝不是字面直译,也不是从日译文抄来,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再书写,显示了鲁迅对乞乞科夫和罗士特来夫之间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hip)的理解。考虑到中国读者起见,他增加了反讽(irony),如果直译,反讽在跨文化的过程中就不够明显。由此可以说,鲁迅通过增加幽默和解释,超越翻译而达到了再创造。这就是鲁迅作为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翻译家的天才。这是他的伟大处,也是他的批评者们的悲哀处。

  注释:

  ① 见《明报月刊》,2006年第41卷第10期,第72页。另有李欧梵著《鲁迅与世界文学:杂感二则》,见《城市文艺》2006年10月5日,第42-44页。

  ② 首次书面攻击是梁实秋的散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发表于《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鲁迅以《“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一文回应,发表于上海《萌芽月刊》第1卷,第3号(1930年3月)。带注释的版本见16卷本的《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195-222页。下同:《鲁迅全集》1981年版。关于论战的文字被再版多次,大部分收入黎照编:《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华龄出版社,1997年版。

  ③ 见梁实秋《关于鲁迅》,台北爱眉文艺出版社,1970年,第8页;李欧梵(Leo Ou-fan Lee),《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 Xun)(英文原版),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p.159-167。

  ④ 《死魂灵》出版了两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版和1938年版。

  ⑤ 改革在光绪皇帝正式会见康有为并同意后,决定在1898年4月进行,却在8月被镇压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于9月逃亡日本。

  ⑥ 见薛绥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五卷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卷。关于他这一时期生平的英文资料参见威廉·莱尔(William A.Lyell),《鲁迅的现实观》(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43-48页。

  ⑦⑧(25) 见瑞典学者伦纳德·伦德堡格(Lennart Lundberg)著,《作为翻译家的鲁迅》(Lu Xun as a Translator),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东方研究丛书(Orientaliska Studier monograph series)# 23,1989,p.35,p.35,pp.119。

  ⑨ 《鲁迅全集》20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卷,第374页。下同:《鲁迅全集》1973年版,这里引自该篇前言。

  ⑩ 这些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小说均根据井上勤(Inoue Tsutomu)、三木爱华(Mika Aika)和高须墨甫(Takasu Bokuho)的日译本重译。很明显,鲁迅关注的是故事的内容而不是法国作者的生平,开始时他将作者译为美国人,后来又译为英国人。见伦德堡格,pp.36-37。

  (11) 见《月界旅行弁言》,《鲁迅全集》1973年版,第11卷,第11页。当然,鲁迅后来与鼓吹写作白话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相联系。见周策纵(Chow Tse-tsung),(英文)《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The May the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李欧梵(Leo Ou-fan Lee),英文《浪漫一代的现代中国作家》(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李欧梵编(Leo Ou-fan Lee,ed.)(英文)鲁迅及其遗产(Lu Xun and His Leg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李欧梵(Leo Ou-fan Lee),《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 Xu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后来有些研究专著质疑了这种受西方影响的白话文学占支配地位的决定论的观点。见寇志明(Jon Eugene yon Kowallis),(英文)《诗人鲁迅》(The Lyrical Lu Xun:a study of his classical-style vers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英文)《世纪末的光辉——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Fin-de-Sie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寇志明(Jon Eugene yon Kowallis),(英文)《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The Subtle Revolution:Poets of the‘Old Schools’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2006.

  (12) 《鲁迅全集》,1973年版,第11卷,第9-11页。

  (13) 见薛绥之:《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5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4) 《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卷,第416页。日俄战争的战场是中国东北。最近日本医学史专家泉彪之助(Izumi Hyonosuke)博士提出的新看法引起了探讨:泉大夫认为鲁迅对医学的兴趣受到了他的日本解剖学老师、爱钻牛角尖的藤野先生的压抑,因为他过度修改了鲁迅的笔记。这和鲁迅1926年的回忆散文《藤野先生》(《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2卷,第302-309页)中的调子相矛盾。

  (15) 《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卷,第417页。

  (16) 《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卷,第417页。英译见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鲁迅小说选》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外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17)(18)(19) 1907年完成并发表于《河南》月刊第2、3期(1908年2月、3月),以“令飞”为笔名。《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1卷,第64、87页。

  (20) 见吴茂生(Mau-sang Ng),(英文)《现代中国小说里的俄国英雄》(The Russian Hero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262页。

  (21) 出自他的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4卷,第209页。

  (22) 詹姆斯.B.伍德沃德(James B.Woodward),(英文)《果戈理的象征性艺术——关于他的短篇小说的学术论文》(The Symbolic Art of Gogol:Essays on His Short Fiction),Columbus,OH:Slavica Publishers Inc.,1981;安德烈·比利(Andrei Biely)1909;唐纳德·范格尔(Donald Fanger),(英文)《尼科尔来·果戈理的创作》(The Creation of Nikolai Gogol),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p.viii.Woodward倾向于一种直白的弗洛依德式的解读,这简化了果戈理的某些方面。

  (23) 谈到果戈理的现代性,我想请读者再次参考范格尔的著作。他在重点讨论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反英雄性(antihero)的同时,也强调了该作品的“隐晦性”(ambivalence):“果戈理的狂人无疑是彼得堡官僚体制和彼德堡出版界的受害者;说他是受害者,是因为他是一个典范的政府公务员和布尔加林(Bulgarin)和森科夫斯基(Senkovsky)的理想读者。他并非反抗等级社会,而是强烈不满于他在其中所处的低下地位。除了与自己对立外,他再也找不到更有效的反抗目标了。因此他会引起真实的但靠不住的同情——说是真实的,因为他确有大的不幸;说靠不住,因为他的野心是平庸琐碎的。……波普里希金(Poprishchin)在清醒和疯狂的双重视角之间来回更换。果戈理加进了另一个视角:一个局外者观察者的视角,这个观察者读到了波普里希金只能经历和记录的东西,并做出反应。”(第118页)这听起来很有点像现在的批评家对卡夫卡(Kafka)作品现代性的高度评价。

  (24) 见理查德·批伊法尔(Richard Pevear)对《死魂灵》的序文,在理查德·批伊法尔与拉瑞萨·沃楼蕻斯基(Richard Pevear and Larissa Volokhonsky,trans.)(英文译本)Dead Souls,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6,p.xvii。

  (26)(28)(29)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英文原版)(Leo Ou-fan Lee,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a Study of Lu Xu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p.154,pp.155,pp.163-164。

  (27) 转引自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英文)第154页。中文翻译见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鲁迅1925年的“《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见《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7卷,第266-269页。鲁迅的原文是:“俄国既经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遂入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其时的急务是铁和血,文艺简直可以说在麻痹状态中。”

  (30) 鲁迅原文见《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4卷,第199-200页。杨氏的英文翻译见《鲁迅选集》4卷本,外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卷,第80-81页;也可参考伦纳德·伦德堡格(Lennart Lundberg)译,见《作为翻译家的鲁迅》,第224页。

  (31) 《鲁迅全集》,1973年版,第14卷,第5-211页。

  (32) 见寇志明《鲁迅和果戈理》载于《苏联与后苏联评论》(The Soviet and Post-Soviet Review),第28卷,第1-2号(2001[2002]),第101-112页。

  (33) 原文在《死魂灵》的附录中,第386-388页,也见《鲁迅全集》1981年版,第6卷,第371页。英译Lu Xun Selected Works 4 vols.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0,vol.Ⅳ,pp.210-212。

  (34) 关于这个术语的全面讨论充满了他的幽默和洞察力,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著,《尼科尔来·果戈理》(Nikolai Gogol),New York:New Directions,1944,pp.63-74。

  (35) 这封信是由理查德·批伊法尔(Richard Peyear)与拉瑞萨·沃楼蕻斯基(Larissa Volokhonsky)在《死魂灵》中翻译成英文的。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6,pp.xviii-xix.

  (36) 这里我指的是“反省”和“日新”的概念,是几种经典著作的中心教义,《易经》中有“日新之为盛德”,《论语》有:“吾日三省吾身”,《大学》则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37) 见果戈理(N.V.Gogol),Sobranie sochinenii(Collected works)俄文《文集》,共六卷,《死魂灵》(Myortvye dushi),第四卷,Moscow:1953,p.71。

  (38) 见尼科尔劳斯·果戈理(Nikolaus Gogol),Smmtliche Werke(Collected works)德文《文集》共八卷(in 8 Binden)第一卷(vol.Ⅰ),München und Leipzig:Georg Müller,1909,p.106。

  (39) 1934年6月以《死せる魂》(Shiseru tamshii)为名出版,远藤丰马(Endo Toyama)译,东京:文化公社论,昭和9年(1934年)引文:ぃぃ鼻ですね とぃつた‘Ii hana desu ne’to itta.([他]说:“好鼻子,可不是么!”)见第107页。至于书名,远藤丰马用的日文动词死せる(shiseru)有古风,现代日语是死んだ(Shinda)。

  (40) 见果戈理:《死魂灵》,陈殿兴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作者介绍:寇志明,[澳] 寇志明(Jon Eugene yon Kowallis),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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