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哲学的功能·哲学史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命题，在今天获得了新的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往人们仅仅是从“它”看历史，今天，人们则不仅从历史来看“它”，而且还要求从社会当代的进步和未来的发展来看“它”，从而使它真正站在历史之中，表现出其“开放”的本质特征。这是一个伟大的变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变革的时代往往要求哲学作先导，发生了伟大变革的时代又常常成为哲学自我反思的基础。

同近一个世纪以前的时代相比，今天的人类社会具有新的特点。人们用多元化、一体化、高速率、复杂化，以及“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等等新的概念术语描述这些特点。这些新特点直接影响到人的精神活动。实证科学的发展，各种解决人类面临问题的方案的提出，也给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这些问题中，有的是老问题，但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宇宙和时空的起源及无限性问题，哲学物质概念的内涵问题，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的影响问题。有的是我们长期忽视的问题，如管理问题，人才问题等。有的则是新产生的问题，如“三论”对人类历史进步的影响问题，遗传工程对人类未来所可能造成的后果问题，人工智能（电脑）是否可能背叛人类的问题，等等。应该指出，这中间有许多问题是属于实证科学的范围的。哲学之所以关注它们，根本原因在于，这些问题的提出，使人必须依据科学和社会的进步，重新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这恰恰是哲学的领域。

要回答这些问题，现行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力不从心的。这不仅仅是指它所解释的内容过分陈旧，它的解释模型（概念、范畴体系、规律体系）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对象、内容、功能等基础理论的“理解”不能适应历史进步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哲学现代化问题，即如何使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跟上时代步伐的问题，才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

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意义上提出了许多关于哲学改革的意见。有的同志提出，应当把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吸收进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中，以补充、丰富和发展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系。例如，应当用“场”、“层次”、“结构”等规定来丰富哲学的“物质”范畴。有的同志强调，应加强哲学的应用研究，不仅要研究一般方法论，也要研究具体方法论。还有的同志具体设想了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当由这样三个部分组成：基础哲学理论、应用哲学理论和部门哲学理论（即思维辩证法、历史辩证法、自然辩证法，以及技术哲学、管理哲学、领导哲学……）。也有一些同志提出了同上述意见不尽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哲学联系实际应当注意自己同具体科学的不同特点，哲学的应用职能在于给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一般的方法论启示。有的同志则依据哲学史上的教训，提出应当注意克服自然哲学倾向。

尽管关于哲学改革的讨论刚刚开始，但现有讨论可以说明，人们之间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哲学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强调哲学的直接实践作用，建议设立“部门哲学”，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结论：应当用哲学的一般原理去直接解释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否则，哲学会成为“玄学”。而呼吁警惕自然哲学的复活，强调哲学的功能在于指导人们正确思维的观点，实质在于强调哲学功能同实证科学功能的区别，提请人们注意防止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使哲学应用简单化、庸俗化的错误倾向。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以这样的结论为前提的：哲学只能在直接解释现实的实证科学中间接地、潜在地发挥其能动作用。显然，怎样理解哲学的功能，对于正确解决哲学现代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哲学的功能在于为人类建立实证科学[1]的活动提供科学的思维原则。具体讲，哲学说明、解释、论证建立实证科学体系所必须遵循的普遍原理和原则，说明某一历史阶段上，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思维活动[2]的一般特点，分析和论证某种思维模式（或理论模式、解释模型）的合理性及局限性，从而不断地为人类探索未来，争取更大的自由，提供新的、更科学、更合理的“理论思维”模式。因此，哲学回答的主要是这样一些问题：科学认识的对象是什么？科学知识的本质是什么？人能够揭示科学认识对象的本质吗？人应当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揭示科学对象的本质？人应当怎样看待已经建立的科学知识的功能、作用及其范围？人在建立科学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一句话，哲学回答的问题是由讨论思维与存在关系时所引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3]。

人为什么要在实证科学之外讨论这些问题呢？问题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回答人类应当怎样认识与改造世界的问题，它们本身并不讨论、也不可能说清自身能够成立的根据或条件。它们需要这样一门科学，它说明人类是如何并且应当以怎样的原则和方式去建立实证科学。这门科学就是哲学。应当说明一点，科学对哲学的这种要求，并非是让哲学说明某一门具体科学建立的条件，而仅仅是要求哲学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样一个“普遍的、全局的”角度出发，说明建立科学的一般的、普遍的前提条件。至于科学家怎样构造自己学说的结构，那已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具体科学方法论问题。

这样的看法有道理吗？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其哲学史根据的。

二

人类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人类逐步合理地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历史。人类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各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理论，以及作为它们的高度概括的哲学理论。哲学的这种“高度概括”作用，绝不意味着人类能够建立一种“超验的”、“超实践”的关于整体世界的知识体系。这种概括作用，只能合理地理解为：人类应当通过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反思，建立一种符合当时历史文明水平的“理论思维模式”。它帮助人们正确地建立“具体科学”，从而使人们更好地通过“具体科学”把握现实世界。

哲学史证明[4]，人类的哲学思维截止19世纪30年代为止，提供了三种理论思维的模式，它们依次是古代的纯客体式哲学，近代早期的纯主体式哲学和近代后期的主客体统一式哲学[5]。

所谓纯客体式的哲学思维，是指它离开人的实践和思维活动，以家谱式的思维方式去讨论、研究自然和社会的一般本质、最后根据。它的发展可以分为“本原式”和“本体式”两个阶段。所谓“本原式”哲学思维，是指以寻求构成世界的最终的、不可再分的“元素”的方式讨论世界的本质这样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因而没有能力回答诸如世界的统一性是什么这样的哲学问题。因此，它在处理一系列哲学问题时，便不能不陷入困境。例如，认为“始基”具有质的单一性的哲学家（从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就不能回答为什么世界具有质的多样性；而认为“始基”具有质的多样性的哲学家（如柏拉图）却背离了本原式思维方式的原则。所以它合乎逻辑地被“本体式”哲学思维方式所取代。本体式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于，它不再给整个世界寻找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本原”，而是从事物的本质规定性这样的角度思考“始基”这一范畴的哲学含义，并且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关于存在、关于整体世界的“知识体系”。古代哲学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不仅能够作为性质存在于事物中，而且能以概念的方式存在于人的思想中。这就意味着事物的本质和人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同一性。但是，实在的事物同现实的思想又是不同的。那么，这种同一性是怎样实现的？这个问题使得哲学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纯客体”转向了主体自身，产生了纯主体哲学思维。

所谓纯主体式哲学思维，是指离开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单纯从主体自身的认识能力来考察知识的起源、知识的性质和知识的范围等等哲学问题。经验论和唯理论是这一思维方式的主要代表。经验论侧重从认识材料的搜集方式和信息获得方式的角度考察主体能力，强调感觉经验是人获得知识的可靠途径。唯理论侧重从材料的整理方式和信息提炼及系统化方式的角度考察主体能力，强调理性是获得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唯一途径。经验论与唯理论最终表现出某种“融合”趋势，说明哲学家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二者各自具有的片面性。纯主体思维方式有三个根本缺陷：其一，它仅从主体能力考察知识问题，因此，无法说明知识的客观性；其二，它没有说明知识体系系统性、有序性的主客观依据；其三，它具有独断论的倾向，看不到人类认识能力和科学知识体系的相对性。

康德以独特的方式试图克服上述缺陷。在康德哲学中，感觉对象“物自体”的存在，保证了知识体系的客观性，感性与知性范畴是主体能够建立系统化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体系的逻辑工具，而对理性能力考察的结果证明，人类任何时候都无权宣布已经建立的知识体系是对“物自体”（本质）绝对无误的认识。这样，康德便使哲学思维开始向第三种理论形态过渡：从主客体的统一中考察知识体系能够成立的逻辑条件。当然，康德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因为他否认了知识同感觉对象在内容上的联系或一致性，他也没有论证逻辑范畴普遍有效性的客观依据，他的不可知论最终又把他引回到纯主体思维方式的出发点上。

要完成康德提出的课题，需要解决这样三个问题：人能否认识对象的本质？逻辑范畴同存在规律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真理是怎样形成的？黑格尔在费希特、谢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这个任务。黑格尔关于本质与现象统一的思想，关于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辩证法四者一致的思想，关于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思想，关于逻辑范畴的演绎，关于具体真理的思想，以及真理是一个过程的思想等，正是从主客体统一的角度，论证了知识客观性的依据，知识系统性的原因，以及知识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必然性。当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对发展哲学思维所作的贡献，被其思辨的唯心主义体系所扼杀，很长时间没有被人们理解。这说明，这一体系并非是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顶点”，而只是其发展序列中一个富有成果的环节。

三

哲学思维方式的进步，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进步过程可以看作是哲学的“纯化”过程，即哲学不断从自身中分离出它所包含的实证科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人类对哲学的对象、性质的认识在“纯化”，而且对哲学功能的理解也在“纯化”。

第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实际上把哲学的功能归结为建立（或提供）关于客体（自然与人生）的一般规律的“知识体系”。它认为哲学有能力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构成世界的最终元素是什么？元素在事物中“结合”的方式是什么？世界是怎样运动的？世界为什么是和谐的？等等。这些问题固然包含有哲学的意义，但更多地应归于实证科学范畴。这恰好证明古代哲学家把哲学的功能同实证科学的功能混为一谈。古代哲学之所以会成为“知识的总汇”，哲学之所以能够从自身中分离出实证科学，其原因就在这里。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应看作是这一过程的继续），哲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形式”、“共相”、“一般”、“本体”是否具有真实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性是否具有真实性的问题。应当说，直到此时，哲学才真正执行着纯客体哲学思维方式的功能：从客体的角度论证实证科学存在的合法性。古代哲学论证了“共相”的真实性原理。这就说明，实证科学把探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即探求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的任务，绝不是一种主观随意性的规定，而是具有客观依据的合理规定。

近代早期哲学提出的第二种哲学思维方式沿着古代哲学家们指出的方向，进一步“纯化”了对哲学功能的理解。它主要表现在两点上。第一，近代早期哲学抛弃了让哲学从“结构”、“发生学”意义上勾画整个世界的图景的奢望，而把这一功能合理地归还于实证自然科学。第二，尽管近代早期哲学家仍然企求建立关于主体认识能力的“知识体系”，但在实际的讨论中，却对知识的形成、知识的性质、分类和范围这样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给予较多的注意。这种“纯化”过程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首先为各种实证的理论自然科学发展成为独立的科学部门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它也意味着关于人的实证科学即将诞生，最后，从哲学的角度讲，它从主体自身的角度为实证科学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证明。

古代哲学家关于世界多样性的统一问题在近代早期发展成为三个问题，即笛卡尔在形而上学中所提出的灵魂、宇宙和上帝三个实体的本性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这三个范畴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很明显，当这一问题明朗化之后，就为科学地理解哲学的功能准备了理论前提[6]。但近代早期哲学家并未意识到自己所提问题的理论意义，同时由于他们对哲学功能的理解仍然包含有建立“知识体系”（即代替实证科学）这一因素，因此，近代早期哲学企图建立作为知识体系的“形而上学”的努力，最终又使哲学陷入困境。

第二种哲学思维方式对哲学功能的理解，包含着两个矛盾，从而给德国古典哲学继续“纯化”对哲学功能的理解，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如果说哲学的对象是“知识体系”，那么，它的功能就只能是说明知识能够成立的诸种条件，如果哲学的功能是建立关于主体认识能力的“知识体系”，那么，哲学的对象就不应当是“知识体系”，而应当是“认识主体”本身的结构。其次，如果旧形而上学的三个主题是为了说明科学能够成立的逻辑条件，那么，哲学摆脱旧形而上学的思辨框架的唯一出路是讨论由思维与存在关系所引出的理论问题；如果哲学企图离开人的现实经验，构造“整体世界”的“知识体系”，那么，哲学就既不可能彻底摆脱神学的影响，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旧形而上学的束缚，消除哲学同日益进步的实证科学之间的对立。正是这样两个矛盾，使德国古典哲学家意识到，必须进一步清除对哲学功能的理解中所剩余的实证科学因素，按照对哲学功能的新理解重建未来的科学的哲学体系。

这一过程是从康德开始的。这就是康德“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哲学意义之所在。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不是从主体自身认识能力的“构成”，各种能力的“生理、心理机能”这样的角度讨论认识论问题，而是从主体能力的认识功能、主体认识范畴的分类及其“逻辑功能”的角度讨论认识论问题的。显然，这是从对哲学功能的理解中彻底清除实证科学因素的一次伟大尝试。黑格尔提出：哲学应当是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并且规定“概念”是哲学的逻辑起点。他还详细地考察了各个认识范畴的规定性及其内在联索，讨论并分析了本质是可以认识的，真理的形成是个过程等等原理。所有这些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康德对哲学功能的理解，扩大和深化了人类对认识范畴的分类及其逻辑功用的认识，并克服了康德的不可知论给康德哲学带来的危机。不过，黑格尔仍然保留了对哲学作“本体论”解释的权利，这正是他把哲学看作是“科学的科学”的根源之一，也是其哲学体系成为知识总汇的原因之一。就此而言，他比康德对哲学功能的理解退了一步[7]。

总之，哲学发展史证明：人类对哲学功能的理解是一个逐步深化、逐步完善、逐步纯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说明，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实证科学独立化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类生存和进步的意义，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哲学不应当成为“知识的总汇”，更不应当企求建立关于整体世界的“知识体系”。哲学的功能仅在于：为人类建立各门实证科学的活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模式。反过来讲，正是由于人们逐步正确理解了哲学的功能，放弃了本不该由哲学处理、并且哲学也没有能力处理的“知识”领域，才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显然，哲学功能与实证科学功能的分工，是哲学与实证科学不断繁荣的先决条件之一。而这种分工又是在哲学与实证科学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历史中完成的。

四

德国古典哲学提出哲学应当从主客体统一的角度考察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从而说明建立实证科学体系的一系列原理和原则。但是，他们并没有科学地解决自己提出的课题。仅就其哲学体系本身讲，原因在于：他们在主观上仍然想建立一个包囊一切知识部门的哲学体系，并且把现实的人类活动歪曲为抽象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理性（抽象的人类）”的活动，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实践”这一范畴对完成自己提出任务的重要意义。这样，德国古典哲学就不能科学地解决已经发达的实证科学同作为科学的科学的旧哲学之间的矛盾。

在德国古典哲学基地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近代哲学的根本变革。就其内容讲，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恢复了康德、黑格尔哲学中“理性”的本来面目，使哲学重新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他们指出，“理性”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它就是人，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活动的人。这样，就取消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理性”的抽象“本体论”意义，使哲学从思辨的形而上学沉思中回到了现实之中。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作为建立新哲学的基础。虽然康德猜测到人的活动是连接被割裂的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的桥梁，黑格尔进一步猜测到“实践”对克服主客体绝对对立的意义，但是，在他们的哲学中“实践”只是摆脱矛盾的手段，而不是建立新体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看作是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看作是克服旧哲学内在矛盾的决定性因素，看作是哲学面向生活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样，“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不仅仅是一个被逻辑证明了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被生活（即人为满足自己物质、文化需要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所证实了的问题[8]。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揭示了哲学的本质，完成了德国古典哲学所未完成的任务。在他们看来，哲学要想摆脱旧哲学的困境，既不脱离现实生活，又不与各门实证科学相脱节、甚至相对立，唯一的出路，就是必须“纯化”自己，既不越俎代庖，去揭示本应由实证科学去证实的自然与社会规律，也不主观臆断，去勾画实证科学还未认识的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世界”的“图景”[9]。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这种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哲学对象的看法。它说明，哲学不再是直接以世界（自然和社会）的运动规律为其研究对象，而是以实证科学为自己研究的对象。这种变革势必导致人们对哲学功能的理解发生同一进步方向的根本变革。哲学的功能不再是以提供关于现实问题的具体答案、提供关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案这种直接方式来帮助人们把握现实世界，而是通过深入研究具体的、历史的理论思维的特点，为实证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原则或模式，从而以间接的方式帮助人们把握现实世界。

这证明，在哲学功能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旧哲学是对立的。旧哲学之所以以“科学的科学”自居，是因为它们认为哲学能够圆满地解释现实问题，能够说明现实中一切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其一般规律。在旧哲学着来，现实世界不过是哲学所把握的“普遍规律”的表现而已。这样，实证科学、自然事件与历史事件、现实生活就成为“哲学原则”的证明工具或例证。旧哲学赋予“哲学原理”以“本体论”的特征，正是这种已被哲学自身的历史发展所否定的“方法论原则”，使旧哲学终于走到了自己逻辑发展的终点，而理所当然地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否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这种“本体论”式的研究方法，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及人的活动仅仅是无限宇宙的一个部分。因此，现实的历史的人的实践活动领域始终只能占据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世界的一部分。这样，现实的历史的人的思维始终不能完全把握这个世界。只要我们承认“在人之前，在人之后，这个世界都是永恒存在的”这条原理的正确性，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要企图彻底把握还未进入人的实践领域内的“世界”的规律。[10]

应当指出，德国古典哲学为实现哲学的这种根本变革准备了理论条件。在以往的哲学文献中，人们很少从这个角度考察德国古典哲学的贡献。如果我们能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德国古典哲学以及整个欧洲哲学的发展，那么，可能会对今天讨论课题的深化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旧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强调未来，注重未来。因此，它非常强调自己的“实践性”的特征。但“实践性”并不意味着哲学本身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它只应当被合理地理解为：哲学的“实践性”要求人们不要停留在理论的实证科学领域，不要以认识或把握了某种实证规律为满足，而应当以这种认识为指导，去改变自然和社会[11]。至于人们应当怎样去变革现实，那是“实证科学”回答的问题。并且，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和完善化，那些还包含在哲学巾的实证科学必定会一个接一个的分离出去，从而使人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更大的科学性。

总之，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完成了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我们应当站在这一基地上思考哲学体系的改革和哲学现代化问题。

五

哲学思维方式的进步是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技术、艺术、宗教……诸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如果把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那么，哲学内部不同学派的分歧、对立、争论是哲学思维进步的内在条件。在哲学思维进步的序列中，旧思维方式变革的方向，新思维方式的产生及其特征，都受以前哲学思维方式及其内部矛盾所决定的发展规律的制约，都受时代所提供的哲学以外的诸因素的制约。如果说，康德以前的哲学家侧重于对当时实证自然科学成立的逻辑条件的考察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借助于黑格尔哲学，则侧重于对实证社会科学成立的逻辑条件的考察。[12]

假使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序列来考察现代西方哲学的话，那么，它的两个系列恰好是前述两个方面的继续。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现代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康德哲学的继续，而是说，它们讨论的问题同康德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讨论的问题是一致的。至于它们的答案是否正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意见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应当沿着下述方向前进。首先，它应当在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深入讨论现代科学成立的逻辑条件，讨论现代科学提出的新范畴对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次，它应当遵照恩格斯指出的原则，在实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二者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最后，它应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自觉地创造条件，使仍包含在哲学之中的实证科学分离出去。

总之，笔者认为，正确理解哲学的功能是正确解决哲学现代化（时代化）问题的前提条件之一。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了所提出的问题，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注释】

[1] 指除哲学外的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2] 这里之所以把“思维活动”作为哲学反思的对象，原因是：首先，现实的人类活动是以某种目的为起点的，而目的本身是人对现实认识的结果；其次，对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进步来讲，“理论模型”的建立、变更与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再次，历史上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以理论形态保存在人类文明之中，而现实的实践活动只有转化为理论形态之后才能成为哲学的对象；最后，哲学的直接对象是各门实证科学。

[3] 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的内容应当是单一的、思辨的。相反，它在讨论人与世界的关系时，不能不涉及内容广泛的、由实证科学正确解决了的问题，也不能不涉及那些现在还未独立，仍由哲学讨论的实证科学问题。这里仅强调一点，哲学讨论中所涉及的实证科学问题同哲学问题之间存在着不容抹煞的界限。

[4] 这里，我们把欧洲哲学思维作为人类哲学思维的代表。

[5] 我们没有把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列在科学的理论思维模式的发展序列中。至于经院哲学中唯名论和唯实论，就其思维特征讲，应归属于古代的思维模式。

[6] 参阅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第2章。

[7] 为了说明新的理论思维模式的正确性、科学性，黑格尔用他的新方法重新考察了自然哲学问题和精神哲学问题，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应当指出，黑格尔的真正目的在于试图以新方法建立关于人的实证科学（如法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但正由于他的目的中仍包含有“本体论”的因素，因此，他的努力才被马克思称为“富有成果的形而上学复辟”。

[8] 参阅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9] 参阅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第1章，尤其是第4章。

[10] 不应当从这里引出悲观主义的结论。因为，第一，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和发展，人的知识对象会随之不断扩大，未知的世界会逐步进入人的视野。这对人类来讲，是永恒。第二，即使有一天人类毁灭了，但这并不排除其他“理性生物”存在的可能性，就此意义讲，世界永远是“理性”的对象。

[11] 参阅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2] 这一考察活动是在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进行的。同时，马克思侧重于对社会科学的考察。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准备从实征社会科学与实证自然科学二者统一的基础上深入考察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