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人的审美场试析

  【摘要】“审美场”是美学理论的特定概念,有生命美学家封孝伦先生首次提出来。本文也是借鉴和运用“审美场”理论,首次对朦胧诗人及其创作活动产生的特定审美场进行初步的探析。简要阐述了“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批朦胧诗人,在时代“反叛”情绪下如何形成了的他们诗歌创作的特定审美场。   【关键词】审美场;朦胧诗人;“文革”;反叛精神      一、有关“审美场”的解读   审美场是著名生命美学家封孝伦先生在他的《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中首先提出来的美学理路概念,在该书中封先生对审美场进行了初步的论述。紧接着,封先生在他的生命美学理论专著《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一书中,对审美场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阐述。在该书中封先生对“审美场”进行了界定,对审美场的决定因素、审美场的特点、审美场与审美活动的关系、怎样进入审美场等问题作了一定的阐释。审美场概念是从物理学中“场”(field)借用和联想而得来,是美学和物理学交叉学下的理论思维的产物。人像铁粉一样在社会的磁场里生存,所以人的审美活动受到社会制约的。封先生曾说:“每个人的审美取向、审美追求和审美理想,与所处的社会文化时空中的生活氛围密切相关,我们把这种社会文化时空中制约社会审美变化的氛围称作审美场。……审美场不是时代背景,不是重大事变,而是重大事变作用于人产生的特定的社会情感氛围。时代背景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和这些事物组成的历史景观,审美场是这些景观激发的起的社会情感情绪。”[1] P364情感本质上是客观事物和人自身的利害关系的某种心理体验,而审美情感就是对客观事物与人自身的一种“审美关系”的体验。   历史表明,尤其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变对人的影响是显见。如果在特定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关系生下,全社会的人们形成相同相似的生活和情感态度,进而影响到人们的审美活动,那么这种关于社会时代的情感态度就可称作审美场。如果,在全社会中形不成相同相似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又是少数人所拥有,更不能营造一定的感染氛围,那么这个情绪情感氛围也就不叫审美场。如添子之喜,失恋之痛都不对时代的审美场产生影响。可以说审美场是种特殊的“氛围”,是有时代特色的情绪的浓雾或小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弥漫漂浮,是人们进行审美活动时的心理大气候。可见形成审美场的情感情绪,主要是带普遍性的社会性情感情绪。在社会的大气候中,只有因发生重大事变和重要事实能使大多数人产生相同相似的情感体验,并且这种情感能迅速转播和增殖进而汇聚成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同时,这种相同相似的情感体验,能渗透每个人的社会行为、情感判断和理性判断之中,使其思想行为感染这种时代情绪的色彩,并一定程度受到时代情绪的制约。当这种时代情绪影响人们的日常审美判断和创造时,这种时代情绪就变作了审美场。改革开放不是审美场,因改革开放带来的欢喜情绪才是审美场。在悲哀的审美场中,人们难以欣赏欢歌笑语;而在享乐的审美场中,人们难以欣赏高头讲章。封先生又说:“对于特定时代的审美场的认识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考察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的重大事变,一是特定时代人和人的素质。”[2]P366主客观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产生激荡于整个社会的相同相似的情感氛围,形成特定的审美场,进而影响审美理想和审美创造,并使审美创造染上时代的情感情绪色彩。   二、朦胧诗人的审美场   本文就借用封先生的“审美场”理论,对朦胧诗人产生的审美场做一番试探性的阐述。“文革”还不是审美场,因对“文革”带来沉重灾难的批判和反思形成了时代情绪,当这种情感和情绪影响到朦胧诗人的创造活动,于是就形成了审美场。   历史的风尘和烟云在沉淀后越发清晰,一(下转第65页)场颠倒是非、扼杀青春、灭绝人性和摧残生命的文化大革命在20世纪中国的大地上真实的出演与发生。在1966年到1976年的漫长“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批文艺青年,他们因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而“上山下乡”――饱经生活的苦楚和辛酸,忍看人性的错乱和争斗,承载生命毁灭和陨落。难熬的等待后,终于盼到“四人帮”垮台和“文革”结束。梦醒时分,人们痛恨“文革”中发生的非人事变。“文革”刚结束,社会就开始对“文革”的全面批判和反思。如果说在那段躁动与心悸的日子,人们是在“理想”中浮荡的话,现在却坠落到地面上来了。因“文革”中发生的颠倒是非、摧残人性和扼杀生命的事变而引发的“反叛情绪”和对“极左”思潮的强烈批判,进而展开了对“文革”的全方位“反思”。封孝伦先生在谈到“文革”后的审美思潮时曾说:“当人们从一度眩目的‘浪漫主义’光晕中走出来,回到令人尴尬的‘现实主义’的油、盐、柴、米、衣、食、住、行的时候,一场执著的、自发的、全方位的审美越狱开始了。”……“对往事的追悔与诅咒,孕育着一场全方位的反叛。”[3]p221―222在当时的社会空气中,反思和批判的气息扑鼻而来,对“极左”思潮的清算是最紧要与最迫切的。在这期间,党和国家做了几件深得人心的大事,“平反冤假错案”又比较重要和醒目的。从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中共中央先后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其中,影响最大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   当人们从梦魇惊醒之初,这批在“文革”中成长的以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舒婷、江河和杨炼等为代表的青年诗人,更是擦亮智慧的双眼,拿起手中攥紧的笔杆,用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这种敏感的艺术形式,抒发内心的淤积、生命阻遏、青春的失落、理想的搁浅、新生的寻找,并从各方面进行审美的反思和文化的批判。如果说“文革”的发生不是审美场,因“文革”引发的愤恨、批判和反思的情感情绪才是审美场。这些反叛的时代情绪、因失落而寻找的社会心理以及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在当时朦胧诗人的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如果说平反冤假错案不是审美场,但因平反而带来的欢呼才是审美场。也因此让这些青年诗人们看惯了历史的逻辑虚假、历史竟可以来个三百六度的大转弯:昨天判定是错的,今天也可判定是对的;更引发他们独立的怀疑和思考。如果说天安门事件不是审美场,但因天安门事件引发的对诗歌真实性回归的社会情绪才是审美场。同时,因周恩来总理逝世而引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更为朦胧诗新思潮的出现提供了真实情感的温床;这场有群众参与的自发性诗歌运动,敲响了旧时代的丧钟、为新时代的文艺发展铺平道路。   当然,朦胧诗人是在特殊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本人和创作都逃脱不了社会情感情绪的影响。“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大批文艺青年和红卫兵,是“文革”中发生重大事变的见证者、参与者和亲历者。虽然他们出身还不错但他们大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只是在“文革”时秘密进行的读书“沙龙”活动中,阅读过如《新阶级》、《人,岁月,生活》、《带星星的火车票》等一批黄皮书,同时接触到尼采、佛洛伊德等现代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作品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这批“知青”因“文革”的发生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遗失了梦想和希望。像顾城,1969年随父亲顾工被下放到渤海湾的农场劳动,那里纯净的天空、变幻的海洋,成为他后来创作的题材和源泉。舒婷幼年时,因家庭受到迫害内心深处烙下了浓重的阴影。依然是在1969年她像大多数同代人,被放逐到他乡、落户插队于闽西山区。曾在后来的文章中她描述当时痛苦而伤怀的生活:“挤在破旧的祠庙里,我听过吉他忧郁的乡思;坐在月色蒙蒙的沙渚上,我和伙伴们唱着: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躺在芬芳的稻草堆里,听着远处冷冷的犬吠,泪水无声地流着……”【4】p144由此可见,这代诗人的青少年时期基本是在“文革”熬过的,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都在“文革”受到过这样那样的迫害。“文革”中的非人性事件和“假”“大”“空”的风气,即使到了“文革”结束的多年后,回忆起来也会令他们毛骨悚然、心有余悸。与老一代的“归来”诗人们不同的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批青年诗人,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没有老诗人成熟的人生理想和坚定的信仰,更没有老诗人对国家民族和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也因此,这批青年诗人比老一代诗人在诗歌内容的反叛精神上表现的更强烈、在对西方诗歌艺术形式借鉴运用上走的更远。这一批“知青”在“文革”中经历了一个从疯狂到觉醒、从盲从到怀疑、从失落到寻找的精神变动与心路历程。他们是迷惘的一代,是觉醒的一代,更是思考的一代。共同的时代审美场,共同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共同的审美理想和生命追求,使他们的诗歌创作活动表现出不同于老一代诗人的鲜明的代际特征。因此,他们的诗歌才会呈现出共同或相似的思想特征、审美表征与艺术追求。   三、结语   通过以上简要的阐释,我知道朦胧诗人所处的特定审美场(即社会和时代的情感情绪)集中表现在:对“文革”的“反叛”、对“文革”中青春、梦想遗失的“寻找”和对“文革”中失去“自由”的追求。“文革”是这一代青年诗人成长时代的大背景和大气氛,更是制约和影响他们创作的决定性的审美场。朦胧诗人是在对“文革”的全方位批判和否定中突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是人们的生命和情感遭受遏制之后第一次的总爆发和总突围,是人们还在旧有审美习惯徘徊时的第一声报春的“乳燕”。      参考文献   [1][2]封孝伦. 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3]封孝伦. 中国当代文学 [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   [4]舒婷. 生活?书籍和诗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1988.      作者简介:   李运帮(1982―),河南民权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2008级美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生命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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