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碑:女儿实现宪兵父亲的遗言

　　父亲的遗言 　　那是1986年3月末的事了。父亲大泽雄吉因长期患肝硬化弥留在病床上。那时我在东京的初中任教，为了照顾父亲，在那一个半月里跑了好几次群马县的医院。 　　孩提的印象里，父亲体重差不多有20贯（75千克），头顶几乎都秃掉了，我幼小的心灵里总觉得父亲的样子很丢人。曾经壮硕的父亲现在因为生病的缘故，特别是抽了几次腹水后，就一天天看着憔悴下来了。据和父亲一起居住的二哥说，父亲因为不放心新房子的石院墙，在大风天里修墙时耗尽了体力，身体一下子就垮了。父亲病情虽然已经严重恶化，但是这一两年病情还算平稳，能如他所愿回家休养了，可是他生性好动，心里有什么事就立刻起来办，根本不听家里人劝。 　　父亲那时已经很衰弱，从（医院）大房间搬到了双人间。有一次，他伸出因打点滴而布满紫色斑点的手臂，从枕边拿出一张小纸条后对我说：“喂，我死后把这个刻在我的墓碑上啊。记住，拜托了哟。” 　　父亲说得很平和。我草草浏览一下纸条，随口答应：“嗯，好的。” 　　或许是因为父亲的语气平常，也可能是纸片上没有特别刺我的字眼，我们都没再多说什么。 　　父亲看起来好像松了口气，就又睡着了。 　　“我在旧军队服役十二年零八个月，其中有十年作为驻中国的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辗转服役于天津，北京，山西省的临汾（今山西省临汾市――译者注）、运城（今山西省运城市――译者注），旧满洲的东宁等地宪兵队。我参加了侵略战争，为对中国人民做出过的种种行为感到无比悔恨，在此深深道歉。” 　　也许是因为从小就知道父亲对参加那场战争的悔恨之情，我当时并没觉得这段话字面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也没能意识到把它刻到墓碑上在日本社会里意味着什么。 　　我当时很随便地答应下来后，心思立刻就转到别的事上去了。父亲的病情愈加恶化，意识混乱，总说胡话。他只是喊姑姑（父亲的妹妹）的名字，却一次也没有喊过我的名字。接下来，父亲整夜呻吟“好热，好热”，仿佛生命之火即将燃尽，被转移到单人病房后不久就去世了，享年71岁。 　　告别仪式结束后，我没时间悲伤，当晚，我们就回到了�斡竦募依铩Ｕ�值新学期开学之际，丈夫和我都必须去学校教课。我当时39岁，在初中教社会学科，也是初三班主任。丈夫是高中老师，大女儿上初一，二女儿刚上小学四年级。 　　那以后，我曾在一次讲课告一段落后，拿出父亲的遗言给学生看，向大家说明战争留下的伤痕无论到何时都不会消失。可是当时太缺乏想象力，我自己都没能体会父亲留下遗言时的心情，所以感到我讲的也没能在学生心中留下什么痕迹。 　　记不起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一次回农村老家的时候，我向二哥询问起遗言的事情。我这时才吃惊地发现，不只是我，二哥还有东京的伯父都接到了父亲的写有相同内容的纸条。 　　二哥随父亲，有点胖，半开玩笑地说道：“钻进那个墓里的可不止老爸哦。我和孩子们将来也得钻到那里面去啊。我们又没干啥坏事，这多闹心啊。你倒好，将来进别人家的墓。” 　　“那怎么办？就这么置之不理？这样好吗？不大好吧。” 　　“你还真��嗦。这是我和伯父商量后决定的！就这么定了！这不也得顾及左邻右舍怎么看咱们啊。别人家老人都不吱声，干吗就咱家老爷子非得这么做呢？没道理啊。这事就别再提了！” 　　这次简短的谈话后，我没法更强硬地主张了，因为哥哥说的也有他的道理。说来也是，凭什么只有父亲一个人认错，想想确实不可思议。比父亲爬得高的那些人没有负起过应负的责任，其他的原日本兵不也对自己所作所为缄口不言么？为什么只有父亲非得老老实实谢罪？怎么想都不合情理。 　　而且的的确确我不进家族的坟墓，所以虽然作为被托付遗言者之一有权说出自己的意见，但归根到底不是当事人。 　　这么一琢磨，我也就不想再多说这件事了。 　　还有，其实二哥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农村的风气虽然粗犷淳朴，但是也很守旧，且生活容易受他人的干涉。立这么一座谢罪碑是否有些越出常轨了呢？二哥继承了父亲的店铺，也许担心影响生意。 　　“为什么没问你父亲？” 　　我没能实现与父亲的约定，时光就这样匆匆流过了。就在此时，曾被强征做“从军慰安妇”（日军性奴隶）的韩国妇女勇敢地站出来实名控告，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小的议论。 　　我正忙忙碌碌的时候，在新闻上看到了让人惊喜的报道：“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成立了。我就给负责人荒井信一先生发了封信，询问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我把父亲遗言的那档子事也写在了信上，荒井先生把它收录到了自己的一篇论文里。 　　以此为契机，1995年夏天我接受了精神病理学者野田正彰先生的采访。 　　他问我答，我很诚实地讲了两个小时。在访谈差不多结束时，我被问到：“为什么你在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没问他呢？” 　　一开始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咦？你问为什么？你这大夫说什么呢？ 　　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冷不丁被这么一问一下子噎住了。不过幸好野田先生并没有继续追问。 　　这个问题从此就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了。 　　我为什么小时候没有问起过父亲在战争中干过什么呢？到底为什么呢？我没问过父亲任何具体的情况，却认为“父亲已经对自己参加那场战争悔悟了这就行了”；又或者是觉得“父亲悔悟了，所以是个有良心的人，那么即使亲手做过什么也一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再仔细一想，我不但从来没对自己的父亲动过询问过去这种念头，对朋友的父亲也没有过这想法。我虽然听人说过类似“那孩子的父亲曾经在军队当大官，可是战争中把什么都弄没了又回到老家”这样的话，可从没听到过“那人在战争中做过这些那些事”的流言。 　　我自己也从来没被朋友问起过父亲的事，或者因为“你老爸是宪兵啊”的原因而被欺负过。如果有过那种经历，大概我就会去问父亲“爸，你在战争中到底做什么了”。 　　也许，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完全没有理由询问过去的氛围中长大的。野田先生尖锐的提问刺激了我迟钝的头脑，我开始对养育自己的故乡和日本的现状产生了疑问。 　　在野田先生推荐下，我阅读了丹・巴昂（Dan Bar On，以色列籍犹太人――译者注）所著的一本很厚的书：《沉默的遗产――第三帝国的孩子们与战后责任》（时事通信社出版，1993年）。心理学者丹・巴昂做出了极大的努力，采访了很多纳粹高官的孩子们（被采访时已经是中年男女了）和从德国逃亡的犹太人的子孙。书的内容很沉重，我虽然没有能力吃透全书，读完后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参与屠杀犹太人的纳粹高官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给他们孩子的人生投下了巨大的阴影。有的人选择逃避，有的人皈依宗教以求救赎，有的人去揭发父亲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他们所承受的痛苦是我乃至我周围的人不曾有过的。不，确切地说，也许有过，但我以前还不具备足够的感受力去发现这种情感。 　　最让我受冲击的，是巴昂在最后尝试让犹太人的孩子和纳粹分子的孩子互相对话。作为受害者一方的巴昂，与加害者一方能够心灵相通，共同面对真实进行对话，我觉得这像是他们共同献上的祈祷。为什么巴昂要挑战这么大的困难呢？“和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又给我留下了一个作业。 　　野田正彰先生提出的问题及与这本书的相遇，使我感觉到自己第一次看清了养育我的日本是个什么样子。在这个国家里，正面追究（日本）作为加害者的一面的行为，在大家的心照不宣下成为禁忌。 　　以昭和天皇为首，本应对那场战争负责的人有意把自己的加害行为给模糊化了。所以父亲那一代人被强征入伍成为加害者的人，原本自己所做的那些加害行为就很难说出口，现在连天皇都在糊弄，那么自己也就糊弄过去了。而认为这种情况正合我意的那些人则深受鼓舞，在媒体报道和教育上做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自诩在承担社会学科课程时对日中十五年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这一段教得非常认真，还得意扬扬地认为自己可算是汲取了“民主教育”的精髓，其实跟如来佛掌心里自以为是的孙悟空一样。我们不是也像被空气包围一样，周围充满了看不见的禁忌，甚至都不知道身边存在这样的重大问题而浑浑噩噩地活着吗（不过话说回来，我后来才知道德国也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才解禁，此前大家也都只能保持沉默）？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又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父辈们是被天皇神圣化这一骗局所蒙蔽的一代。作为子女这一代我们一直对此嗤之以鼻，单方面地批判他们“竟然被那样愚蠢的谎言所欺骗”。然而仔细一想，我们自己不也和父辈一样，陷入了“不要追究那场战争加害者的一面”这一骗局而不自知吗？同时我这才发现，当权者是如何动员全国的力量，异常巧妙地做到这一切的。 　　我终于明白了野田先生所问“为什么你没问过他？”这句话的含义。我自己没有养成足够的洞察力，来看穿日本社会隐藏加害者一面的企图。我跟父亲一样，在各自的时代里随波逐流。没有想去看清那场战争的真实面目，我作为战后一代人负有责任。 　　我深深体会到了“故意不认识，这是一种罪过”这句话的含义。 　　绿色之旅 　　1998年，我在“南京悲剧不容再次上演协会”里，见到了野崎忠雄先生这位高龄的基督教徒。我偶然提起了父亲谢罪碑的事情，他非常感动，翌年在参加访华团访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作“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把这件事真诚地转达给了中方。 　　野崎先生1999年访华回国后使劲劝我“来年你也一定去吧”。 　　这个团体是日中协会的“第12次南京大屠杀被害者哀悼植树访中团”，团长是冈崎彬先生，副团长是丸山政十先生，秘书长是白西绅一郎先生。他们从1986年开始，每年的春天都到南京植树，为侵略战争赎罪，为中日友好祈福。 　　2000年3月29日夜里，我们抵达了上海机场。第二天参观完“龙华烈士纪念馆”后就赶往上海站。3月31日，我们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的正面展示着巨大的300000这一数字。在追悼仪式结束后，一个巨型玻璃制的建筑物映入眼帘，里面横着累累白骨。纪念馆的馆址选在南京发生大屠杀的十多个场所中的一个，这里在自来水管道施工时出土了堆累多层的尸体。 　　我透过玻璃定睛凝视着眼前横躺的一具尸骨：头歪向一旁，嘴张着，身体还扭曲着。稍远的地方还有一具很小的遗体。他们是亲子，还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人呢？光是想象这两个人被杀的场景我就毛骨悚然。这个大人被杀的时候在想什么呢？是在想所爱的家人，还是满心的绝望呢？这个孩子那时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吧？ 　　这些不知名的人们在被埋葬六十年后，仍然在发出无声的呼喊。南京的街市虽然得到了复兴，加害的事实看上去已从眼前消失，但历史是无法埋葬的。 　　老师领着小学生和中学生边看着遗体边从我身边走过，这会在他们心里留下什么印象呢？我想想都觉得可怕。 　　其实，据说中国一开始并没打算建造这样的纪念馆。但是1982年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将“侵略”改成了“进出”后，为了不让历史被湮没，中国才在北京和南京建造了纪念馆。 　　想到这都是因为日本要埋葬过去而使用了卑怯的手段所造成的结果，我不由得悲从中来。日本战后出生的人们包括我在内从来没念及过这些被害者，这是多么的没心没肺和自以为是啊，这真是令人心忧。 　　我情绪低落地加入了访华团一行，去和纪念馆的职员见面。在团长的介绍下，我把父亲的谢罪碑的事和对战争后代责任的认识转达给了对方。虽然因为紧张得厉害全身僵硬，我没能把事情说清楚，但是陈副馆长还是很高兴地和我握了手。 　　4月1日，我们去宽敞的珍珠泉公园栽种了300棵女贞树。因为是星期日，公园里有很多带小孩的游客，非常热闹。公园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斜坡上给我们挖好了树坑。我们团里上了年纪的人很多，这种暖心的关照真的很体贴。听说一开始并没有这些布置，但工作人员被发起植树活动的已故菊池善龙先生和冈崎嘉平太先生的热情和行动所感动，才做了这样的安排。 　　从公园回来，我们横渡长江去参观对岸的南京大屠杀纪念碑。 　　4月2日，我们分成两路，白西先生等七名成员和我飞往北京。一下飞机我们就直奔卢沟桥，那里是日中战争全面爆发的场所。接下来，我们一行人去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吃完午宴，访问团与馆长张承钧先生进行了会面。我在丸山正十先生后面发言，讲述了父亲谢罪碑的事情。 　　说不定这个纪念馆职员的家属里就有人受过父亲的折磨。但是父亲并没有和我说过任何具体的事情，只是不停地道歉，以前把我抱在膝上时，也是尽说中国人的好话。那时，他是不是想再多说点什么呢？是不是想说那些让自己痛彻心扉、无法挽回的事呢？那你怎么不说呢？爸爸，这可不行啊！ 　　这之后我们观赏了再现卢沟桥事件的逼真的幻影成像，还参观了抗日战争的历史展，看了记录日军残酷行为的很多大照片。虽然心里想着一定要仔细看看，但却实在不忍卒睹。 　　所谓“痛得揪心”，就是指这种感觉吧。 　　中国人说“可以原谅，但不能忘却”。如果立场对调，我恐怕说不出“可以原谅”这句话。 　　立碑 　　这事最终是必须面对“自我”的，拿野田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眼下这种情况）“在你来说是一种妥协”。 　　父亲到最后都没有向现实妥协，留下遗言想给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现在轮到一直托管着遗言的我，作为女儿决定该怎么办了。一直反对这事的二哥不是已经去世了吗？但是同样反对的伯父自不必提，二嫂和二哥的孩子们还在，恐怕他们也都会反对吧？ 　　那该怎么办？我陷入了苦恼。到目前为止“哥哥的反对”虽然是障碍，但同时也为我不去直面自我提供了避风港。 　　那么，现在怎么办？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碰到了一个“个人”的难题。 　　就在我苦恼的时候，因为有事回了趟乡下，才知道碰巧有个亲戚看了那个电视访谈，事情已经传开了。 　　我恨恨地想：“看点儿什么不好，非要看那么严肃的电视节目！”我陷入一个怪圈：因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所以希望尽可能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但是，同时也希望我的亲戚谁也别看这个节目。 　　还有一件令我吃惊的事。伯父在家族墓地自己那一块区域立了两块小碑，上面刻着伯父在战争中作的诗，一首是他怀念母亲的诗，另一首则是在紫禁城与弟弟见面一同观光时写的诗。我深深地感到，即使伯父走过了漫长的人生路，最令他不能忘怀的事情还是发生在战争中的。 　　我一边替伯父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而高兴，同时也为父亲感到悲哀：“那父亲的愿望又怎样了呢？”父亲已经去世11年了，到现在他的愿望还是没能实现，我感到非常焦躁，觉得必须想个办法。 　　我刚从乡下回来，父亲老家那边就打来电话，询问我上电视的事情。我就一咬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我的想法老老实实说了出来。于是对方回复我说： 　　“小绫子你爹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呐。死了的人留下的遗言，活着的人是不作兴反驳的呐。”再没有比这句话更让我高兴的了。 　　我这次可是下定了决心，于是给继承了二哥家业的侄子M写了一封信： 　　“我亲手从你爷爷那里接过遗言并且答应了他，但是由于你父亲他们的反对一直没能付诸实现。你爷爷作为个人想谢罪的这种想法是很宝贵的，我到现在都想帮你爷爷实现这个愿望。不止如此，如果我一辈子不能完成与你爷爷的约定，就这样背负着遗言死去的话，作为女儿是无法忍受的。” 　　四五天之后M打来了电话，跟我说：“那就刻吧。”我吃了一惊。仔细问了问才知道，M和二嫂S子完全不知道这档子事，二哥跟谁都没说，而是一个人把这些事情埋在了心底。 　　说到M为什么赞成，他给了我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爷爷自己主动向中国谢罪，这是件好事”，另一个理由是“要是死去的父亲有什么遗愿我无法完成，我也会很痛苦”。听到这里，泪水便从我的眼里滚落下来。 　　就这样因为得到了M和嫂子S子的同意，我开始考虑如何来刻这个石碑。虽然父亲想把它刻在墓碑上，但是我想还是别这么做。墓里住的不只是父亲一个人，母亲和二哥也已经进去了，我不想做二哥不愿意的事情。我也想像伯父那样在墓地里划出一个角落给父亲立块石碑，尽量朴素、简单一点，不那么醒目比较好。 　　夏天的时候，我回到娘家去墓地看了看，又去了趟M介绍的石匠店商讨了刻石碑的事宜。我想哪怕贵点也没关系，品质不好的材料用不了多久，也经不起那些无良之辈的破坏活动。我曾经犹豫了一下，立碑者是不是刻我的名字比较好，最终还是决定用父亲的名字。因为这块石碑贯穿着父亲的意志，我觉得还是这样好些。 　　入秋后，M打来电话说碑已经立好了。10月初我就和丈夫去看了墓地。 　　走进墓地，一块一米多高的黑色花岗岩石碑映入我们的眼帘。遗言原文用片假名的地方改成了平假名，读起来更舒服，看起来更柔和。望着父亲的石碑静静地伫立在秋日的阳光下，我的心灵终于得到了安宁。 　　我一边抚摸着石碑一边在心中对父亲倾诉：“您满意了吧？爸爸，您的愿望终于成真了。”这虽然只是块石头，但是因为刻上了碑文便充满了意志与威严，仿佛成了父亲的化身。 　　接过父亲的遗言十二年后，我终于实现了与父亲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