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2014-01-05 07:48 作者：徐素琴 来源：南方日报 编辑：常磊

在秦朝以来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发生很大的变化。总体说来，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一）秦汉时期—形成期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发展很快。当时番禺地区已经拥有相当规模、技术水平很高的造船业。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风格的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珠泡饰、非洲原支象牙等珍贵文物，见证了当时以“番禺都会”（今广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实况。

西汉史书明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公元前111年，汉朝平南越，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地区。《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

这样，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就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了对接，标志着贯通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打通，广东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此后，远至印度、罗马帝国的外国商人、使节，都沿着这条航路，往来沿海地区，进入中国内地。

（二）魏晋南北朝—发展期

这一时期南方政权（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因为与北方对峙，更注重向海洋发展，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也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良好条件。

魏晋以后，开辟了一条沿海航线。这条航线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

这条航线穿越印度洋后，向西延伸到了阿拉伯半岛。那时，中国南方

与斯里兰卡之间已经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官方联系。不少前往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也取道海路。东晋高僧法显沿陆路到印度，由海路返回中国。

（三）隋唐时期—繁荣期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中国与西方的交通以陆路为主转向以海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大发展时期。广州成为唐朝最大的海外贸易中心，朝廷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唐朝的“广州通海夷道”是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航线，具体走向为：从广州启航，沿东南方向航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然后西行，经海南岛东部海面，越过西沙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印度南部后，沿半岛西岸北上，再沿海岸线西行直达波斯湾，从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西南行可到非洲东岸。这条海路是八世纪至九世纪间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在南海，东南亚诸国基本上进入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海洋贸易圈内。考古发现显示，唐代广州极可能已开辟直航菲律宾的航线。唐朝陶瓷开始成为主要出口商品，湖南长沙窑、河南巩县窑、河北邢窑、浙江越窑、广东潮州窑等地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因而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

（四）宋元时期—鼎盛期

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更重要的是宋代社会经济发展远超前代，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据陈大震《南海志》记录，宋元时期与中国直接或间接有交往的国家或地区多达140多个，从地中海西部的西班牙南部，经过地中海，非洲东部，穿过印度洋地区各国，再到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岛，直至中国东南沿海各地，都属海上丝绸之路所编织的海洋贸易网络。

宋代不断颁布和修订海外贸易管理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有两个：一是完善市舶司机构建制，并向全国推广。二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海洋贸易管理条例—《广州市舶条》（1080年），并成为宋代贸易管理的制度范本。

宋元两朝海外私商贸易得到极大发展。中国海商只要在官府挂上号，就可以自由出海，商品交易种类也因此发生变化。这在中外贸易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据不完全记载，元代进口“舶货”有200种以上，包括香料、珍宝、纺织品、皮货等；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瓷器、金属制品、日常用品、农产品等。由于香料和药物在进口货物中占较大份额，因而有学者称海上丝绸之路为香药之路。

（五）明清时期—衰落期

十五至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人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活动，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世界性海洋贸易新时代。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相比较，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明朝建立之初，即采取海禁政策，长期没有解除。清朝初年，实施严厉海禁与迁界，限制中外正常交往。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设臵十三行。这些行商依照规定专营对外贸易，简称洋行，习惯上称为十三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禁止欧美商人前往福建、浙江贸易，只保留广州“一口通商”。

经过西方人的航海扩张，从西欧出发有两条航线可以直通广州：一条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峡，北上进入南海，到达澳门和广州，或者绕道马六甲海峡，从南海到达广州。另一条是横渡大西洋，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宾群岛，再从菲律宾出发，直航到广东和东南沿海其他地区。后来美国加入对华贸易，美国船舶又开辟了新的太平洋航线。

长期活跃在东方海域的亚洲海商，在“仗剑经商”的西方商人的竞逐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沦为次要的海商群体；中国商人在东亚海域国

际贸易领域里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已很少越过马六甲海峡与印度、阿拉伯商人做生意。西欧商人的海上扩张，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贸易为基调的特性，商业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硝烟和武装抢劫。

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方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扩大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由东南亚国家转向欧美国家，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还有土布、糖、冰糖、麝香、大黄、鬼桂子、姜黄、朱砂、樟脑、明矾、铜、水银、锌、铁锅等。从欧美诸国输入的是毛织品和棉花，此外还有银元、皮货、香料、药材、鸦片、玻璃器皿、玻璃镜、自鸣钟等。（徐素琴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祥地

2014-01-01 李庆新

广州历来是南海沿岸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和南海交通枢纽。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在考察15至18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时就关注到广州的优越地理位臵与港口条件，认为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地点比广州更优越。

秦汉之际，番禺作为南越国的国都和岭南中心城市，是南海北岸著名的都会和舶来品集散中心，是能够成批制造内河与沿海航行船只的造船基地。1982年，南越国“文帝陵”在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山被发现，这里出土的波斯风格圆形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花泡饰、非洲原支象牙以及镂孔熏炉、乳香等，皆来自海外贸易。繁荣的对外贸易，不仅奠定了广州作为南海沿岸的主港地位，而且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派遣使者从雷州半岛—北部湾沿海的徐闻、合浦等地前往南海地区，最远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这一时期，广州作为岭南中心城市和国内著名都会，与南海周边国家也有贸易往来。《史记》介绍最有名的9个都会，包括邯郸、燕、临菑、陶、睢阳、吴、寿春、宛、番禺，其中把番禺描绘成“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列举7个著名都会，包括邯郸、蓟、临菑、江陵、寿春、吴、番禺，并称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番禺居国内著名城市之列，其重要地位非其他港口所能比拟。广州汉墓出土不少外国人形象的陶俑，正是当时东西方海上交往的见证。可见，番禺不仅是南海贸易的主要港口，也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枢纽。

魏晋以后，随着东西方海洋贸易臻于鼎盛，一个以南海—印度洋为中心的规模较大的且组织完善的国际海洋贸易网络逐步形成并日趋发展。广

州与国内外市场建立起密切的商业联系，既是唐代西行贸易航线的起点，又是海外各国从海上进入中国的门户，“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当时阿拉伯商人也注意到，商人云集的广州“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故美国汉学家谢爱华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说：“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

北宋平南汉，在广州派遣市舶使，后在明州、杭州、泉州、温州、秀州和密州等沿海港口各臵市舶司，但“唯广最盛”。南宋广州贸易仍甚繁盛，“收课倍于他路”。元代泉州港的重要性超过广州，但广州仍然是南海北岸的主要贸易港口。《大德南海志》记载，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40多个，从广州出发的航线可以到达东南亚、南亚、东非、北非以及地中海北岸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

唐宋时期，中国海外贸易臻于鼎盛，许多管理制度在广州首创，继而向国内其他地区推广，贸易管理成就斐然。例如唐代在广州首臵市舶司，是中国外贸史上第一个专门机构，开创了古代海外贸易管理的新制度，为宋以后所继承沿用，至清代才为海关制度所取代。北宋真宗年间制订的《广州市舶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法规，对后世影响甚为深远。1314年，元朝颁行了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和系统的海外贸易管理法规《延祐市舶法》，就是在《广州市舶条》的基础上制订的。广州为我国古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南海商道演变成联接全球的海洋贸易网络。明初，宁波、泉州和广州分别设臵市舶提举司。广州负责对南海诸国的贸易，重返中国对外贸易首港地位。在明朝，闽浙市舶司时臵时罢，惟广州市舶司一直不变。明中叶澳门开埠，与广州一起，居于连接全球海运航线的中心。因此，广东在明代号称“天子南库”，是“在海外非常出名”的繁华之区。1534年，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维埃拉（Crist óv ão Vieira ）在广州发出的信说：中国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在广东

开展，其他省区不准进行，因为广东比其他任何省区都更具有同外国人进行贸易的条件和能力。信中还说，广东是中国最好的省区之一，这里的土地是“世上最富饶的”。其实，正如维埃拉所说，给广东带来诸多名声的关键因素，就是“它毗邻大海”，广州是明代海外贸易的主要口岸。

清朝在沿海设臵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逐渐集中到广东，形成了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贸易架构。1757年，清廷为抑制外商向北方港口扩大贸易的企图，遂将对欧洲贸易限于广州，即所谓的“一口通商”。此后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直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为止，一直执行这样的政策。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海上交通路线，也是中外邦交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广州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和窗口，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总之，广州作为面向南海的重要港口，自秦汉、唐宋至明清，一直是中外贸易的中心，两千余年经久不衰，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广东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

重视海上丝路开拓发展空间

2014-01-01 南方日报记者 吴哲 邓圣耀 统筹 黄应来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今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之一，也是外向型经济大省广东的重点工作内容。

其中，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等关键词，引起了市场人士的高度关注。对于广东来说，尤其需要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贸易联系，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交流合作，拓展发展空间。

各地抢打“丝绸之路”牌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纳入全年工作任务，并要求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亚太国家相互间的利益纽带。

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四国时首次在国际公开场合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近平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之后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两条丝绸之路的建设被再次提及。

商务部于2013年12月18日表示，为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近期将加快沿线地区自贸区建设，与相关国家共同研究提出并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具体合作措施。

与此同时，各地也已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广西作为中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日前表示将发挥区位优势，主动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港口码头和航线建设，加快推进中越跨境铁路、公路、桥梁建设，进一步提升与东盟海陆互联互通水平。

而福建则提出在发挥对台优势和巩固闽港澳侨合作的同时，打造新的

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密切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合作，创新外经贸体制机制，开拓新市场。

广东尤要重视海上丝路

对此，作为外向型经济大省的广东自然不甘落后。

日前，副省长招玉芳在出席省贸促会国开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订暨“走进非洲”活动启动仪式上就明确表示，鼓励我省有关部门和企业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中亚地区的经济贸易额不能与欧盟、北美相比，也不能与东盟、印度相比。中亚与美欧人口相差数倍，产业发展水平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与东盟也存在差距。所以，陆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容量有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指出，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相比之下，对于广东而言，尤其需要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贸易联系。

梅新育建议，广东在东盟应积极参与、推动包括高铁在内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此为突破口提升广东与东盟的经贸水平。同时，继续扩大利用中亚天然气，为澳大利亚、美国液化天然气大规模进口做好准备，将为贸易伙伴提供市场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结合起来。此外，还要发挥广东与东盟国家人缘相近、文化相通的优势，打好“侨牌”。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是今年工作重点

南粤回响

对于外向依存度较高的广东来说，国际市场的一丝风吹草动，都可能对广东经济产生明显影响。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到的，今年世界经济仍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但也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新的增长动力源尚不明朗，大国货币政策、贸易投资格局、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方向都存在不确定性。

据海关统计，2013年1—11月广东省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占同期全国外贸总值的26.3%。其中出口增长12.2%，高出全国出口增速

3.9个百分点；进口增长12.2%，高出全国进口增速5.1个百分点。

阿里巴巴旗下的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此前发布的“2013年11月份珠三角中小企外贸指数报告”显示，珠三角中小企外贸扩散景气指数收于101.71，继上月突破临界后微幅上扬。

省外经贸厅厅长郭元强介绍，该厅今年将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快形成新的合作优势；二是把推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工作重点，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交流合作，拓展发展空间；三是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直接经济合作，提高广东开放型经济水平；四是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广东与海上丝绸之路经贸交往

2014-1-22徐素琴

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广东海外贸易不仅给沿海港口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对广东外向型手工业和农业商品化生产产生很大影响。

唐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臻于鼎盛。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中心，既是西行贸易航线的起点，又是各国人员从海上进入中国的门户。

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促进了岭南海港的商业发展，番禺是闻名于世的舶来品集散中心，“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最早始发港之一，商业也颇为繁盛：“汉臵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至徐闻。”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各政权重视海外贸易，向海洋拓展发展空间，海上丝绸之路获得进一步发展。中国船只经常进入波斯湾，并由此进入幼发拉底河，与当地人进行交易。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前来广州贸易的印度和南海诸国商人也不断增加。《南史》记载，每年抵港的外国商船，少则三数艘，多则十余艘。上世纪80年代在遂溪县南朝窖藏出土了一批波斯银币和具有波斯风格的金银器，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雷州半岛的对外贸易仍然很活跃。这一时期进口商品仍以珠宝、香药等奢侈品为主，出口商品主要有丝绸、金、银、漆器等。

唐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臻于鼎盛，形成一条连接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的海上大动脉。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中心，既是西行贸易航线的起点，又是各国人员从海上进入中国的门户。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曾这样描绘广州的繁荣景象：“（珠江上）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唐代与广东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20多个，经过两宋的发展，至元代达到140余个。对外贸易的发展，直接促进了与海外贸易有关的手工业的发展。

以陶瓷为例，唐以后陶瓷颇受海外市场青睐，成为丝绸之外另一种主要的输出品。海外市场的需求带动陶瓷生产面向国际市场，出现一些专门为出口而生产的外销瓷生产基地。据考古发现，潮州北郊窑、梅县水车窑、新会官冲窑、广州西村窑以及廉江、遂溪的窑址，都是唐代广东外销瓷生产基地。北宋时，广东的陶瓷业在唐朝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潮州笔架山窑址生产的陶瓷，大量运销海外。近20年来在南海海域打捞的古代沉船，均载有大量陶瓷。2007年整体打捞成功的“南海I 号”宋代沉船，船载文物达6万至8万件。其中一些瓷器的式样、造型及风格都与国内同类物品风格迥异，显然是为国外客户专门制作的。

明代，中国海外贸易从贡舶贸易转变为商舶贸易，主要贸易对象转变为以欧美国家为主。到了清朝，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逐渐集中到广东，形成了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贸易架构。

明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海外贸易也从贡舶贸易转变为商舶贸易，由以亚洲各国为主要贸易对象转变为以欧美国家为主要贸易对象，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丝绸、瓷器、茶、糖等大宗商品远销世界各地，获得了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得到空前发展。虽然明清两朝政府实行海禁，但中外贸易仍有所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谕令开海贸易，先后设立闽海关、粤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以加强海上贸易的管理和进出口关税的征收。粤海关设于康熙二十四年，次年广东洋行制度确立。粤海关下辖省城大关、澳门、潮州庵埠、惠州乌坎、高州梅菉、琼州海口等7个总口，总口之下又设立了60多个小口。由于历史、地理、政治等因素，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逐渐集中到广东，形成了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贸易架构。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清廷为抑制外商扩大北方口岸贸易的企图，将中西贸易限于广州一口，使粤海关在中外贸易中一关独大。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为止。明清时期与广东有贸易关系的国家，除了传统的南海诸国，更主要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

丹麦、瑞典、美国等欧美国家。前来广东贸易的外国商船增长很快。1764—1765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为31艘；1836—1837年，增至213艘，增加5倍多。在来华的西方商船中，英国商船占有重要地位。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航抵广州的欧美商船共59艘，英国占46艘。美国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后，对华贸易发展迅速，18世纪末已经位居第二。中西贸易的发展，为清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粤海关税收为110多万两白银，嘉庆十年(1805年) 增至160多万两。嘉庆十七年（1812年），粤海关征税数额甚至超过了该年广东省地丁杂税的数额。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沿海地区出现多个新兴的港口。吴川芷寮在明朝万历年间发展成为粤西繁荣的商港：“广商船大集，创铺户百千间，舟岁至数百艘，贩谷米，通洋货。吴川小邑耳，年收税饷万千计，遂为六邑最。”粤东柘林港、东陇港、樟林港、庵埠港都是闻名一时的商贸港口。樟林港原是一个海滨小村庄，明嘉靖年间港口初成，清康熙年间逐渐兴盛，至乾嘉年间发展成为潮州最大的贸易港口，是粤东通洋的枢纽，闻名中外。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商品，从南海诸国输入有传统的香料、珠宝、珍贵木材，稻米也成为大宗货品。由于人口的增加，大量农田改种经济作物，广东成为缺粮大省，东南亚稻米成为重要进口货物。从欧美诸国输入的有毛织品、棉花、银元、皮货、香料、药材、鸦片、玻璃器皿、玻璃镜、自鸣钟等。中国出口货物主要有丝绸、茶叶、瓷器，还有土布、糖、冰糖、麝香、大黄、鬼桂子、姜黄、朱砂、樟脑、明矾、铜、水银、锌、铁锅等。海外贸易的发展，对广东的手工业、农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统的陶瓷业、丝织业、冶铁业、制糖业等手工业因为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大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还催生了外销瓷、外销画、外销银器、外销壁纸、外销扇子等。“广彩”就是清代著名的外销瓷，是“广州彩瓷”或“广州织金彩瓷”的简称。广东商人利用景德镇或者广东饶平、大埔等地制造的“瓷胎”，另雇工匠，依照西洋画画法，加以彩绘，制成彩瓷。“广彩”无论是作品的装饰题材、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风格，既注入了中国元素，

又吸纳了西洋元素，二者相得益彰，交相融合，深受欧美人士的喜爱。

“广彩”的产生和发展，是迎合欧洲市场的需求而创造的特色产业，是广东陶瓷制造业高度发达的有力证明。

中国丝、茶、瓷器、蔗糖等产品在欧美国家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广东地区的丝、茶、瓷器以及蔗糖、蒲葵、草席等产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持续大量出口，促进相关地区桑蚕、甘蔗、茶、果木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并逐步形成专业化的农业区域。明中叶以后，在海外市场的刺激下，广东的蚕丝生产迅速发展，南海、顺德等地种桑养蚕跃居农业生产中的首位或第二位，明末出现“废稻树桑”、“废田筑塘”的情形。清中叶，广州、佛山等地成为丝织业中心，形成了以九江、龙山、龙江等为轴心的专业化桑丝生产基地，“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种植桑树以饲春蚕”，从而为广东生丝出口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当时顺德县龙山乡流传一首《竹枝词》，描绘了当地桑蚕生产与海外市场密切关系：“呼郎早趁大罔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明代广东的蔗糖是一种为“天下所资”的商品，质优者畅销于“东西二洋”，稍次者亦可“售于天下”。种蔗收入比种稻收入高得多，商人贩销更是获利丰厚。商人常常以发放贷款的方式鼓励和资助甘蔗种植和蔗糖加工，推动蔗糖生产迅速发展。清代甘蔗产地有广、肇、潮、高、雷等府，潮州府的制糖业后来居上，有“粤东产糖以潮州为盛”的说法。

（作者系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学术研讨会在穗召开

2014-01-13 23:25 来源： 南方日报

摘要： 专家们纷纷表示，要持续发掘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全方位发挥海洋文化软实力，借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密切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全方位的往来与联系，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梦”的魅力与内涵。

昨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暨《中国南海文化丛书》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各路专家坐而论道，共同探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为广东如何借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一步经略海洋，充当我国海洋事业排头兵提出了丰富的意见与建议。

专家们纷纷表示，要持续发掘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全方位发挥海洋文化软实力，借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密切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全方位的往来与联系，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梦”的魅力与内涵。而广东凭海而立，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是当今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更应该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上走在前面并大有作为。

文化软实力值得深挖

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沈世顺就说，发展互利共赢的两条丝绸之路是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对新形势下世界和地区发展的重要战略思考。过去我们打通了这些贸易通道，现在交通、信息更便捷，重新开启这样的通道具备更好条件。当前提出建立新的丝绸之路概念是一个创举。

国家海洋局宣传交易中心主任盖广生表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战略内涵”。该战略透露出的新思维，一方面体现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工作思路，并为此提出了加强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举措；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上，号召携手建设更为密切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整个丝绸之路战略设计了一个通达五洲四海的全方位对外开放蓝图。

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主任（馆长）周義也表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特别是在当前海洋事业发展逐步升温的背景下，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对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省政府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黄伟宗认为海上丝绸之路除具有经济往来的功能外，同时又具有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意义。“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既是海洋文化软实力之载体，又是海洋文化软实力之迸发体。2007年党的十七大引进的文化软实力理论，完全适用于对古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建设与开发，深具文化激活力、文化对应力、文化伸张力、文化浸润力、文化持续力等五力。

海上丝绸之路自粤始发

在谈到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应处于怎样的地位时，各位专家学者纷纷认为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依然应该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冲在最前面，这是深厚的海洋发展历史赋予广东的崇高使命，更是广东比邻南海的地理位臵所决定的。

“广东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具有独特优势，我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长、港口最多、航线最广的大省，区位优势明显。”省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文斌表示，广东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上应该“当仁不让”，“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胡春华书记专门主持省委常务会议作出部署，要求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我省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的重点专题工作之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仅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更是我省建设海洋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广东已被不少典籍证明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具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积淀。“海上丝绸之路从史料记载可追溯到汉代。当时广东地区就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如番禺、徐闻、合浦等。广东徐闻是历史典籍明确记载的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古港，编纂于二千多年前的《汉书·地理

志》就有记载。东晋时期广州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东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开城就表示，“到了清代，广州又具有了„一口通商„的‟古代经济特区„优势，号称‟天子南库„，所以广东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排头兵‟。”

广东地处南海，有与东盟国家、南太平洋国家合作交往的地理优势和强大自身实力，有通达东北印度洋、南亚次大陆国家的最短航路；有到达印度洋西岸、非洲国家的最近距离；有到达西亚和欧洲、实现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海上对接的最便捷通道。与泉州、宁波待等海上丝绸之路大港相比，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西线和南线上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广州城市生态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叶国玉就认为，大力开发南海，推动临港布局产业布局，意义重大深远。比邻南海的广东自然应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落子。

主体应是经济区域问题

既然因海而兴的广东具有着如此多的优势，那么我省又将如何发力，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呢？对此，有不少专家都在提出了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学术设想，而在这个设想中，广东拥有着巨大的发挥空间。

“海上丝路经济带应属区域经济区范畴，故其内涵含区域背景、经济结构、空间结构、商品运动、经济布局及其经济效应等。但海上丝路又不只是经济交换，还有政治、外交、文化等意义，所以其内涵也涉及这些领域，但主体应是经济区域问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司徒尚纪就表示，海上丝路经济带与海上丝路实是一个经济体系两个侧面，是对经济全球化和空间一体化发展潮流的一种响应，南海北部省区更是这一新格局最前缘地带，也最先受惠。

省政府参事、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原副总编辑王培楠也认为，广东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更是当今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因此，在如何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问题上，广东是应该走在前面并可以大有作为的，

广东并不仅仅是在改革开放时期“领先中国”，就是在丝绸之路的开辟上，也曾经“领先中国”。广东人自古以来，就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与智慧。因此，在当下讨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广东就更应该，早作筹谋。

广东得此天时、地理、人和之便，对东盟的经贸往来，可挖掘的潜力就很大。中国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三年过去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中国与东盟的领导人设定到2020年，双方贸易额要达到1万亿美元，今后8年新增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有专家认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将迎来„钻石十年‟。广东不是要要振兴粤东西北吗？振兴粤西，还有什么比建立通往东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值得期待的呢？”

广东海洋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海洋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白福臣的建议则更加具体，广东要积极发挥区位优势，首先就要使港口成为链接广东与东南亚、中东以及大洋洲、非洲、欧洲各国的海上门户。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广东应借“海上丝路经济带”带来的发展机遇，在海上丝路经济带区域内甚至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的资源配臵方式和配臵效率。“为实现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目标，广东需抢抓„海上丝路经济带‟发展机遇，着力打造海洋主导产业，使海洋主导产业带动其他海洋产业发展，形成区域特色鲜明的海洋产业群。”与此同时，广东还可依托广阔腹地，积极打造海上丝路商贸物流大通道，切实把广东打造成“海上丝路经济带”上的海上黄金通道。

习近平：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发布时间： 2013-10-03 12:24 来源： 中国新闻网 作者：

北京时间3日上午11时许，正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重要演讲，阐述如何进一步促进双边关系、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构想，以及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据了解，这是印尼方面为习近平此访作出的特殊安排，习近平将成为首位在印尼最高立法机构发表演讲的外国国家元首。

习近平说，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由来及其作用

(2013-12-30) 作者：杨芹 来源：南方日报

编者按：今年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为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本报即日起开辟《广东与海上丝绸之路探究》专栏，陆续发表专家学者文章，敬请垂注。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ndinand Von)在《中国旅行记》（第1卷）提出。他在谈到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路线时，鉴于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此路西运，遂称之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当时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实际上并不是只有一条路。除了陆上交通以外，还有一条主要途径是取道海路，自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往南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远及东非、欧洲。这一东西方交往的海上交通要道，也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也有研究者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的贸易商品，称为瓷器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沟通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航线，可分为南线和东线。南线是海上丝绸之路开辟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航线。自广州、粤西-北部湾沿海港口启航，穿过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向西进入印度洋、波斯湾、红海沿海国家和地区，延伸至欧洲。东线开辟于大航海时代，16世纪以后成为亚太地区与美洲新大陆海洋交通的主要航线。自广州、澳门、粤东、闽南港口启航，直航菲律宾马尼拉，横渡

太平洋到北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然后往南美洲的秘鲁、智利、阿根廷，以及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诸国。

实际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它们都是古代东方和西方国家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道路的一个代名词。从秦汉时期开通海上丝绸之路之后的两千多年中，这一通道一直是连接东西的交通要道，也是我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渠道。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主要通道。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产品历来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东西方贸易，其进出口商品结构因时而变。唐代以前，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绸和黄金。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珠玑、翠羽、犀角、象牙、玳瑁、琉璃、玻璃、玛瑙及各种宝石等奢侈品。唐代以后，陶瓷受到海外市场青睐，成为丝绸之外另一种主要的输出商品。明末，茶叶传入欧洲，成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进口商品除了传统的南洋诸地土特产外，增加了西洋货物如毛织品、棉织品、钟表、香水、皮毛、金属等。东西方各国正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等渠道进行经贸交往，丰富彼此间的经济生活，分享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

第二，“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友好交往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了“中国文明影响世界、维系对外友好关系”的重要途径。南海诸国派遣使节，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前来中国。唐朝以后，历代王朝在广州等港口设臵市舶使（司）主管海路邦交外贸，设立馆驿接待外国使节。承担外交事务、主管海外贸易成为沿海地区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能。

第三，“海上丝绸之路”是文化交流之路。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海外，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近 21

代西方各国发展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也通过海路传入中国。

总之，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沿线各国在物质上互通有无的“商贸之路”，也是各国文明交流的“文化交流之路”，还是中外国家友好往来的“和平对话之路”。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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