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阶级从秦代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

从秦代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再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几乎每朝每代都爆发过农民起义，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反映出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心声，但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后终究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多方面，客观上中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主观上，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所有重大失误、错误和不足，从根本上，都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造的，而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其自身是无法克服的。

十九世纪中叶，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持续十四年，遍及十八省，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战争。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未能推翻封建制度而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宗教，政治，阶级局限性，生产力分配过程，居住条件，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一

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起义要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取得解放，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太平天国时期并没有出现先进阶级及其政党，有的只是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就以太平天国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而言，《制度》的进步性在于平分土地的措施上，它强烈地反映了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剥削的要求，但单凭平分土地的措施，并不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也无法达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因为平分土地不仅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反而会助长私有制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就会重复出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平均分配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制度》中实行财产公有，这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太平天国初期有的占领地曾出告示：“天下农民谷米，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可结果呢？“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由于财产公有行不通，而军储却一日不可缺，无奈只得回到允许地主继续收租的旧秩序中来。原因何在呢？《制度》中一面企图把社会经济改造成齐一化的清一色的小农经济，另一面又企图在小农经济上面强加一个原始的、落后的类似农村公社的组织，这就必然会产生原有的私有制和人为的公有化的矛盾。再说把农民多余的产品实行公有化，农民中谁劳动力强，谁收获多，谁就会被公有化得多。这就会出现“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嗟怨”之声就在所难免了。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无处不均匀”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憧憬。史实说明，财产公有措施在当时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是超出了历史所允许的范围的。这启示我们：对私有制的攻击，对公有制的要求，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革命的、正确的。然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就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顾客观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地求“大”求“公”，最终理想化作泡影，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盲目性。

二

农民阶级的劣根性、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滋生了自由散漫、腐化堕落、狭隘自私的心理行为。思想的蜕变使太平天国政权后期封建化尤为严重。定都天京后，无论是职官制度、等级制度、还是在礼议方面，大抵都沿袭封建专制政权模式，他们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把革命中夺取来的权力很快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如据“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但天王和各王，却可以“广置姬妾”、“妃嫔在武昌选出四十人，至江陵选百把人，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洪秀权还在天京修建天王府，“城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洪秀权把自己关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妍”的宫墙内，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生活，无聊之余，只能写些自我歌颂和训戒后妃的顺口溜：“万方万郭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摇，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他一再重复自己是“月”是“太阳”。动辄训斥自己的后妃。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封建化是与生活上的腐化相伴而生的。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它是一个大乱子，一幕大悲剧。它使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们，不是为农民起义的理想而献身，而是在“天国”兄弟的刀锋下丧身。它使成千上万的身经百战的农民革命战士，不是牺牲在对清军鏖战的沙场上，而是倒在天京自相残杀的血泊中。这个大惨剧使一个方兴未艾屹立在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然而自“天京事变”后，洪秀权非但不从血雨醒风中总结有益的教训，还从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

“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首先重用他的外孙萧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诛之”的地步。后来他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太平天国原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却以“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政权为归宿，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农民是小生者，他们既分散又落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来主宰他们，而这个主宰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别的了。因此，旧式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往往用平等思想来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来坐天下，这就不足为怪了。

各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皇帝，为了把皇位坐得稳稳牢牢的，而且一代传一代，代代平安，自然也极力提倡和鼓吹这样的观念。他们最害怕的是乱，是犯上作乱，一乱他们的皇位就很容易不稳，历代王朝都是由于乱，主要是农民造反而垮台的。统治者怕乱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农民怕乱了自己平静的生活。试看历史上所有变革，遭到人们反对和攻击，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怕“乱”。

中国古代文明由于这种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上的封闭特点，使自给自足的观念特别根深蒂固。造就了农民阶级活动区域仅限于被高山大川所隔绝的状态，这是造成我国古代二千多年封建农民阶级局限性的自然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