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对得君行道的认识

　　[摘 要]荀子继承了孔孟以来儒家得君行道的传统，力图通过入仕、辅佐君主，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不过，荀子也清醒地认识到得君行道的理想不是单凭儒者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君主的不信任、权臣的排挤等原因都会使儒者丧失机会。荀子认为儒者在得君行道之路行不通的情况下仍然有实现个人价值的空间。儒者可以在民间教化民众，移风易俗；也可以传道授业，寄希望于后生。

　　[关键词]荀子；得君行道；儒者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 ― 0073 ― 02

　　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说：“‘得君行道’是儒家最古老的观念之一，孔子、孟子则代表了追求‘得君行道’的原型。”〔1〕孔子周游列国，孟子游走于齐梁之间，他们都想通过说服君主，参与政治，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其实，在先秦，荀子也是得君行道理念的积极践行者，他游说过齐国、赵国、楚国的统治者，甚至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惯例，在秦昭王面前陈述过儒家的治国之道。荀子得君行道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考察。

　　一、荀子对得君行道必要性的认识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杰出代表，他和孔子、孟子一样，希望结束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建立一个统一有序的有道社会。他们都把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期望寄托在君主身上。当时中华大地上虽然是多国并立，但是都是实行君主制，君主是最高权力的所有者。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君主专制制度日渐确立，“盖战国时期政治之最大特点为君权扩张。七国之君以地广势强，多僭称王号。其尤能振作奋发者则国愈盛而君愈威。上无元后之拘束，下无贵族之牵制。专断之权，名实并具。”〔2〕先秦儒家借助于君主实现其政治追求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自从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以来，出身士阶层的儒者都有这样一个理念：虽然君主拥有最高政治权力，但是却不懂得治国之道；儒家士人固然没有权势，但却精通治国之道。在先秦儒家看来如果君主想把国家治理好，进而实现天下的统一就必须任用儒者。先秦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儒家表现得最为强烈。”〔3〕荀子说：“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　⑺蜗资且病９嗜酥鳎�天下之利势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荀子・王霸》）荀子指出君主是国家中最有权势的人。君主如果依靠正确的治国之道来行使权力、管理国家，那么不但会给国家带来安定也会给自身带来荣耀。君主如果利用错误的治国之道来统治国家，那么不但会使国家陷入危局也会使自身劳苦不堪。这种错误发展到极致，君主连个普通老百姓都做不成。荀子指出齐�⊥酢⑺蜗淄醵际且蛭�不懂治国之道，乱用权力，最后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君主拥有最高的权力，却不懂运用权力的道理，就等于玩火自焚，还不如手中没有权力。“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荀子・君道》）这无疑是在警告当时的各国君主。

　　荀子坚信正确的治国之道掌握在儒家士人手中。在《荀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多次以帝王师的口吻向君主陈述治国之道。他说：“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君主如果选择了利用礼义治国的王道路线，那么就可以像汤武那样成就一番王业；君主如果选择了利用信用治国的霸道路线，那么就可以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成就一番霸业；君主如果选择了利用权谋治国的亡国路线，那么就会像齐�⊥跄茄�落一个身死国破的下场。荀子认为最佳的治国之道就是利用礼义治国的王道路线。他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荀子・议兵》）又说：“国之命在礼。”（《荀子・强国》）国家盛衰成败都取决于是否实行礼义治国的王道路线。

　　荀子认为君主如果知道了王道路线是最好的治国之道，那么就要重用懂得王道的儒者来治理国家，最懂得王道的儒者就是大儒。儒者作为一个集体，他们对道的认识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儒效》篇中荀子把儒者分为俗儒、雅儒、大儒。大儒是其中水平最高的。荀子对大儒的描述是：“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张法而度之，则��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荀子・儒效》）大儒效法先王，精通礼义，博古通今，是非分明，能够灵活应对各种突发的新情况，所作所为无不符合法度。荀子说：“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荀子・儒效》）对于那些只有百里之地的小国而言，如果它们的君主重用大儒，那么三年之后就可以统一天下，降服其他诸侯国；对于那些军力强盛的大国而言，如果它们的君主重用大儒，那么效果就是立竿见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扬名海内。

　　荀子认为君主最好任用大儒担任宰相，让其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这样才能最好地发挥大儒的作用。荀子说：“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恶，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径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荀子・君道》）荀子明确指出君主要想国家强盛、社会安定、赢得荣耀就必须慎重选择宰相。宰相选对了，君主就可以走最快的捷径，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德才兼备的大儒就是宰相的最佳人选。荀子认为君主选对了宰相之后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实现无为而治，因为具体的政务都由宰相去处理，无须君主操劳。他说：“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荀子・王霸》）如果君主真的能够按照这种圣君贤相的设计来办事，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有望付诸实践了。荀子认为天下有道的理想一旦实现，整个天下的局面是这样的：“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荀子・王霸》）这样的社会没有分裂战乱，一切都井井有序，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各司其职，过着太平生活。 　　综上所述，荀子认为得君行道无论对儒者而言还是对君主而言都是必要的。儒者只有获得君主的支持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追求；君主要想国家富强、统一华夏、成就王业，就必须任用真正懂得治国之道的儒者。在荀子看来，儒者和君主如果能够合作则是双赢，分开对双方都不利。

　　二、荀子对得君行道艰难性的认识

　　荀子苦口婆心地劝说当时的君主重用儒家士人，采纳儒家的治国之道，但是他的结局和孔孟一样都是失败的。从《荀子》一书可以看出，荀子对得君行道的艰难性是有清醒认识的。

　　儒家如果想把得君行道的理念付诸实践，就必须首先说服国君，获得重用。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荀子本人游说过不少国家的统治者，他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荀子・非相》）荀子认为游说的困难在于：游说者本身的道德境界很高，而被游说者的道德境界很低下；游说者所讲的治国之道很高明，而被游说者的头脑很混乱。由于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导致游说者不能开门见山地陈述自己的见解，列举古代的事例可能被认为很荒谬，引用近代的事例可能被认为很庸俗。荀子也提出了一些游说技巧，他说：“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a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荀子・非相》）问题是这些技巧在实际中管用吗？在《荀子・儒效》篇中有一段关于荀子和秦昭王的对话。荀子对秦昭王讲了一番大道理，秦昭王最后只是说了一个字：“善。”他夸荀子讲得好，但并未采纳荀子的见解。掌握游说技巧的荀子也是以失败收场。可见，如何成功地游说君主是摆在得君行道之路上的一个大难题。

　　荀子指出当时很多君主在用人的问题上言行不一，他说：“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必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难乎！”（《荀子・致士》）自古以来，任人唯贤的道理其实不难懂。荀子指出当时的国君口头上说要任用贤人治国，但是在实际上却没有做到。这是儒家得君行道之路上常遇到的问题。荀子说：“今之所谓仕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荀子・非十二子》）这些品行败坏、贪图富贵、追求权势的士人往往善于阿谀奉承，能够赢得君主的欢心和重用。最后的结局就是：小人得势，君子隐退。

　　儒家士人如果幸运地得到了君主的任用，步入了仕途，那么他们就可以顺利行道了吗？荀子认为不一定。他说：“今人主有大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荀子・君道》）荀子指出君主往往好猜疑，善于玩弄牵制群臣的权术：任用贤人去做事，却用不肖之徒去牵制他们；让智者去谋划政事，却与愚蠢的人一起去评论他们；让高洁之士去干事，却和品行败坏之人一起去怀疑他们。君主这样做怎能让贤能之人发挥作用，怎能取得治国的成效。用缘木求鱼形容君主的这种做法最合适。荀子指出官场上存在迫害贤良的权臣，这种官员：“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荀子・仲尼》）他们位高权重，妒忌贤良。步入仕途的儒者很可能成为他们陷害的对象。

　　荀子本人在官场上就曾遭人算计。《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由此可知：荀子本在齐国任祭酒一职，遭人中伤，才南下到了楚国，在春申君支持下任兰陵令。但是荀子仕途上的曲折并未就此画上句号。《战国策・楚策四》记载：“客说春申君曰：‘汤以亳，武王以�z，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今孙子，天下贤人也，君籍之以百里势，臣窃以为不便于君。何如？’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此处的孙子即荀子。荀子不幸成为春申君门客猜忌、排挤的对象，导致荀子一度被春申君罢职。荀子仕途上这些经历使他充分认识到官场的险恶，在得君行道之路上充满了艰难险阻。

　　自从孔子以来，儒家向来提倡“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儒者入仕是为了行道，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儒者踏入仕途后，如果发现其服侍的君主根本没有行道的可能，不听从劝谏，就要辞职走人。荀子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这一思想，主张“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荀子说：“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荀子・臣道》）荀子认为作为臣下不能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就对君主阿谀奉承。针对君主的失误，要敢于提出劝谏。这才是真正的忠臣。儒家这种处理君臣关系的态度容易引起君主的不满，从而导致仕途的终结。勇于纳谏、从善如流的明君毕竟不多。

　　荀子所处的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但儒家学派在走得君行道的路线，法家、墨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派都在争取国君的重用。梁启超指出：“春秋战国时无论那一派的思想家，都以济世安民为职志，差不多一切议论，都归宿到政治”〔4〕。张舜徽亦说：“当百家争鸣之时，都离不了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虽各有一套议论主张，彼此有同有异；但他们的任务和目的，从总的方面来看，却是统一的。他们的目的，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议论主张，游说诸侯，乘机爬上统治地位，成为最高统治者周围的显赫人物。”〔5〕诸子百家大都想取得君主的任用，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儒家得君行道的难度。在战国，“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和极具实用色彩的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派相比，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当儒家和这些学派同台竞技时，当时的君主往往会远离儒家，而重用能够带来直接效用的学派。荀子在《非十二子》、《解蔽》等篇中对法家等学派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这些批判中，我们能感受到荀子在百家争鸣的格局中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在他看来，这些学派大多“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荀子・非十二子》）法家等学派的观点都不是简单的胡言乱语，都有一定的根据和合理性。因而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能够迷惑不聪明的人。荀子说：“德道之人，乱国之君非之上，乱家之人非之下，岂不哀哉！”（《荀子・解蔽》）荀子感叹儒者既被那些不懂治国之道的君主指责又遭到与儒家对立的各家学派的反对。这些与儒家观点不同的学派也是儒家得君行道之路上的拦路虎。 　　综上所述，荀子并不认为得君行道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荀子对君主专制制度下政治的残酷性和复杂性是有清醒认识的，他充分估计到了士人在专制君主手下从政的艰辛和不易。”〔6〕得君行道的成功不是单单取决于儒者的主观努力。荀子承认君子的能力是有限的，他说：“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荀子・非十二子》）君子道德高尚、能力超群不见得被任用，但不被任用并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荀子认为君子必须把�仁サ氖虑樽龊茫�外王的实现则需要时机。荀子说：“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虽有贤圣，适不遇世，孰知之？”（《荀子・成相》）又说：“仲尼、颜渊知而穷于世。”（《荀子・大略》）圣贤能否得君行道与时运有着极大的关系。舜和孔子都是圣贤，但是前者遇到明君因而被重用，后者遭遇乱世，无法展现其政治才华。荀子说过：“人之命在天”。（《荀子・强国》）儒家向来敬畏天，主张尽人事听天命。在得君行道之路行不通时，做一个知天命的处士未尝不可。荀子说：“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荀子・非十二子》）荀子坚信得君行道的时机迟早会到来，他说：“千岁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学，天不忘也。圣人共手，时几将矣。”（《荀子・赋》）荀子虽然在仕途上屡遭挫折，但并不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

　　三、荀子在得君行道之外的选择

　　正是因为荀子对得君行道的艰难性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对儒者人生的追求做了全面的考虑。他并不认为离开仕途，儒者就没有其他实现人生价值的空间。荀子认为儒者在得君行道之外还有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做。

　　荀子认为作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儒者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地方，以身作则，积极提倡孝悌之道，提升周围的人的道德水准，塑造良好的社会风俗。荀子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荀子认为儒者无论是在君主手下为官还是为民，都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儒者被君主任命为官员时，会恰当地处理各种政务；儒者得不到君主任用时，就会当一个坚持道德节操的平民，绝不会因为饥寒走上为非作歹的道路，给周围的民众树立一个好榜样。荀子以孔子为例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当孔子踏入仕途，将出任司法官时，辖区内的不法之徒要么弃恶从善，要么逃走。因为孔子作风正派，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当孔子不当官，闲居乡间时，他提倡孝悌之道，教化周围的子弟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由于孔子的努力，他们在分猎物时会给那些有父母的人多分一些。荀子认为不当官的儒者可以像孔子那样，教化生活周围的民众，提高其道德修养，在移风易俗方面做出贡献。这可以称之为“觉民行道”。这是余英时在研究明代思想史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他把得君行道称之为上行路线，把觉民行道称之为下行路线。前者把注意力放在高高在上的君主身上，后者则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基层的民众身上。〔7〕儒家认为天下有道时人民是有道德的良民。因此儒者在民间以非官方的身份教化民众也算参与了有道社会的建设。

　　得君行道和觉民行道这两条路线是有内在关联的。儒家向来十分重视道德修养，推崇道德的示范作用，在政治上一直主张以德治国。因此儒家从来都主张士人要修身，严格要求自我，成为道德立场坚定的君子，在人群中成为大家学习的道德楷模。荀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荀子・修身》）无论是在官场做事还是在民间闲居，君子都要以身作则，教化人民。无论在何时何地，君子都要以礼待人，在人群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荀子说过：“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荀子・非十二子》）当然，儒者为官时，其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要实现天下有道的目标最终还是需要君主的支持。从《荀子》中，我们既可以找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也可以发现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

　　荀子认为作为儒者有责任做别人的良师益友，培养君子。荀子说：“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人的天资是美好的，但是要成为君子，离不开良师益友的帮助。在良师的教导下，总能听到正道；在与益友的交往中，能经常看到美好的品行。良师益友的影响对人们的健康成长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荀子一再强调人们是不可能无师自通的，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荀子认为按照礼法的规范去做才能修身，但是没有良师的教导，就不会知道礼法中蕴含的道理。离开良师，师心自用是狂妄自大的表现。荀子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努力学习，成为像大禹那样的圣人。他说：“‘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荀子强调良师的作用，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培养儒家的传人，把希望寄托在后生身上。荀子也像孔子那样招收学徒、传道授业。李斯、韩非子都出自他的门下，只是后来都走上了弃儒从法的道路。

　　荀子认为儒者有责任批判各种异端邪说，消除其负面影响。这自然与百家争鸣的格局分不开。荀子说：“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荀子・解蔽》）荀子坚信只有儒家之道才是天下唯一的正道，其他的学说都是异端邪说。这些异端邪说散播到社会上后既会误导君主也会迷惑民众，他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者，有人矣。”（《荀子・非十二子》）为了消除思想领域的混乱局面，儒者有义务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对之加以批判，使这些学说不能再迷惑世人。荀子说：“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荀子・正名》）他是战国末期捍卫儒家学说的最佳辩手。

　　综上所述，荀子认为儒者在得君行道之外还有很多发挥个人作用的空间。荀子认为儒者在现实世界中可以有多样化的人生追求，没有必要把从政当做唯一的人生理想。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儒者都能做出一番成绩，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当然，从政还是荀子首要的人生选择，得君行道之外的选择是次要的。

　　〔参 考 文 献〕

　　〔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421.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14-15.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4.

　　〔4〕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223-224.

　　〔5〕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史学三书平议〔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8.

　　〔6〕高春海.荀子人际关系思想研究〔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5：76-77.

　　〔7〕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十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6-57.〔责任编辑：孙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