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一棵坚强的稗子

余秀华 一棵坚强的稗子 [摘要]

余秀华的诗歌中最美的，是情诗。在诗歌中，她是大胆的，自由的，强健的，美丽的。她在网上遇上了一个内蒙的大胡子诗人，就幻想自己“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

余秀华

诞生

肚子疼了好几天,周金香还没有生，丈夫余文海不禁有些着急。夜里，周金香痛得厉害起来，她凄厉地尖叫。余文海半夜出门，去找接生婆。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宫口已快要开全，接生婆探手进去，最先接触到的，不是婴儿的头，而是婴儿的双脚。接生婆倒吸一口凉气，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个“倒产”。

下午时分，婴儿终于出生了，是一名女婴。幸运的是，婴儿是活的。之前的一切担心、焦虑，分娩时所承受的一切痛苦、折磨，此时都化为了初为父母的喜悦。他们给孩子起名叫余秀华。在他们的眼中，这个女孩子，是一朵秀丽的小花儿。

余秀华说话并不迟。周金香怀着比余秀华小两岁的余仕勇的时候，余秀华已经会指着妈妈的肚子，咿咿呀呀地说：“妈妈，你的肚子大了。”然而，她迟迟没有迈开双腿走路，快两岁了，还只会在床上、地上爬来爬去。余文海和周金香把棉被和衣服铺在地板上，余秀华睡在那里，站不起来。余文海和周金香这才意识到，女儿可能是有病。余文海找了一辆车，带秀华去荆门的医院。医院告诉他们，这女孩子的病，是出生时缺氧造成的“脑瘫”。这一生，她注定只能以残疾人的身份度过。

余文海和周金香不死心。荆门、武汉，所有他们所知道的湖北的大医院都去了，医生的结论都是同一个。最后，他们带着所有的钱去了北京，北京的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终生无法治愈。余文海和周金香这才接受了这个事实。

至今，周金香依然将这一切归罪于当年的那个接生婆。她认为，是接生婆操作不当，才会造成“倒产”。

周金香说，如果是现在，余秀华就不会得这种病：“我们这个地方不兴（去医院生产）。主要是贫穷。那时候又没有钱，你去哪里弄钱上医院？都是在家里生。不管是难产、顺产都是在家里生。就给她害了。假如是现在，她就不会得这种病，你说是不是？”

童年

四岁的时候，余秀华还是站不起来。余文海和周金香用轴承和木条给她做了一个自制的“学步车”：“轴承，这么大的，滚得动的。”周金香用手比划着：“做四根架子，下面四根，上面四根，还有这直的，像这样给它一连、连起来就给她学站。就让她这样扶着站着，我们用人给她扶着，往前面推，就这样往前面慢慢推，帮她学开步走。”

就这样，余秀华慢慢地学会了站立、走路。尽管，走起来，依然“摇摇晃晃”。

6岁之前，余秀华流涎不止，每天要换几条毛巾。为了帮余秀华止涎，余文海和周金香带她到武汉求医。他们买回昂贵的鹿茸，和其它中药材一起煎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涎终于止住了。

7岁，余秀华上小学了。上学第一天，父母特地给老师送了3.6元一条的常德牌香烟——在那里，在当地，这烟的身份，无异于“红塔山”。父母拜托老师，安排同学在她上厕所时扶着她。每天上学、放学，都由父母轮换着背。

周金香说，那时，家里只有六、七亩地。旱地，纯收入不到10000块钱。余秀华的弟弟余仕勇比余秀华只小两岁，到6岁的时候，也上学了。

周金香对着记者算账：“谷子只卖4毛几分钱一斤，还有时候卖1毛2分钱一斤。9分钱一斤我们都卖过。”

六七亩地，每亩地产量不过几百斤；只是在近年，亩产才达到了1000斤。务农所得，要供两个孩子读书，还要给余秀华看病，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石牌镇是豆腐之乡，农事之外，整个乡的人都以做豆腐、卖豆腐为副业。过了春节，就出门去做豆腐、卖豆腐，到年下才回来。然而余文海和周金香要照顾家里的残疾女儿，无法出门。这条路，对他们来说，不通。

栽秧下来，余金海和周金香也做生意去。他们去乡下收鸡蛋，再骑自行车到荆门市去卖。冬天，路上结了冰，两个人推着自行车，从横店村推到荆门市。20多公里，130多斤鸡蛋，才赚9块钱。卖完鸡蛋，周金香到荆门的批发市场去贩苹果。批发一箱苹果回来，周金香用篮子一篮一篮背着，在农村挨门挨户串乡卖。横店村附近的村庄“住得散”，有时一篮苹果卖完，天都黑透了。

“为挣点钱么。”周金香说。

余文海和周金香想过，要不要再生一个。最终，他们还是抛弃了这个想法。余文海的说法，是担心老三生出来再有残疾。然而真正的考虑，还是经济问题。这个家庭已经负担不起第三个孩子。

家里人都说，余秀华从小性格就倔强。幼年的时候，不会走路，家里有人来，她会沿着田埂爬很远，仿佛是在迎客。她也很聪明。周金香怀着弟弟余仕勇的时候，还不到两岁的余秀华，会指着妈妈的肚子，咿咿呀呀地说：“妈妈的肚子好大了。”

上小学的时候，爸爸妈妈轮流背着余秀华上学、放学。别的孩子看到了，嘲笑余秀华，余秀华就怎么也不肯让爸爸妈妈背了。她宁可自己拄着拐杖行走，尽管屡屡跌得头破血流。

从小，余仕勇就知道，自己有一个“残疾人”姐姐。余秀华上初中的时候，余仕勇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载姐姐上学、放学。她身体不协调，在后座上总是坐不稳。余仕勇骑起来特别艰难，忍不住恼火，对她很不耐烦。

直到如今，余文海说起这些，还会感觉“心酸”。

余秀华初中的学习成绩并不差。她进入了贺集中学的重点班。初中同学在石牌论坛上发文章，说她在贺集中学读书时，虽然脾气古怪倔强，但是作文成绩很好。贺集中学有一个“晨星”文学社。有一年，文学社“十一”开诗歌朗诵会，一位老师特意挑选了余秀华两首诗歌进行朗诵，那两首诗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朗诵者也获得了一等奖。后来，在学校文学社的征文活动中，余秀华的作品屡屡获奖。余秀华也因此在贺集中学小有名气。

对于女儿的文学天赋，余文海早有觉察。余文海年轻的时候，也爱写东西。余文海的母亲于去年过世，余家门上的白对联至今未换，联词就出自余文海的手笔：“跪乳恩尚待报亲竟去也，反哺意未尽酬子奈何哉”、“母归西土兄辈儿孙同洒泪，亲梦南柯合家老幼尽悲哀”。

余秀华的弟弟余仕勇，小时候作文写得也很好。

余文海说，他还记得，女儿在少年时曾经写过一首描述自己出生情况的诗。在诗中，少年的余秀华认为：自己出生时，已经憋死了。然而父母哭得非常伤心，于是，阎王爷就把她放回了阳间。

初三的时候，余秀华试图自杀。文学天赋无法弥补她外形的缺陷，性格的怪异偏执，则使她在同学中的人际关系并不顺畅。同学们纷纷疏远她。大多数时候，余秀华不得不孤独地在校园里往来。初二的时候，余秀华选择休学。

因为中考，余秀华在初三重返校园。休学导致了她成绩落后，跟不上原来的同学。于是，余秀华被安排离开重点班。对于余秀华来说，这是对她心灵的一次重大伤害。她试图用削铅笔的小刀割腕，还好被人发现，抢救了过来。

割腕的痕迹，至今留在余秀华的左腕上。余秀华称之为“胎记”。

初中毕业，父母不想再让余秀华去读书。然而余秀华自己跑到镇上中学的校长家，要求入校。校长答应了余秀华的请求，她顺利就读。高二的某一天，余秀华突然向家人宣布，自己要退学。

余文海说，余秀华退学的直接原因，是因为语文老师给她的作文打了零分。由于残疾，余秀华写字的时候，只能用比较好的左手压着右手腕写，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难以辨认。在那位语文老师眼中，这大概已经是给一篇作文打零分的充分理由。

这篇打了“零分”的作文，让少年余秀华的自尊心又一次被踩进了淤泥里。她收拾所有的东西回到横店村，将课本全部付之一炬。

回忆起余秀华在高中住校的日子，余文海依然忍不住哽咽：“孤零零地没人照顾她。因为手脚不利索、动作慢，打饭时总抢不过别人，有时候剩饭剩菜也抢不着，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人间

退了学，余秀华在家里待着，相当于一个闲人。农村烧柴, 砍柴的时候，余秀华也一定要跟着去。结果，在腿上砍了一个长长的口子。下地割稻谷，余秀华也要去，手指头上落了一个好大的疤。做饭切菜，一下子把那只好手也切了，整只手上的肉都长得缩着了。

周金香说女儿：“不能做事，洗衣服都洗不来。”

村头有个小卖部要转让，周金香去求人把小卖部转让给自己的女儿：“我家秀华是残疾，求你将店子转给我，让她去经营，有口饭吃！” 店主推辞了另外一名人选，把小卖部转让给了余家。余秀华接手后的小卖部生意并不好。余秀华自己回忆那段时间的时候，说自己“不喜欢和别人讲话，应付不了”。她更愿意抱着电话跟朋友通电话。一个月下来，电话费高达170多元。一年下来，只挣了1000多元生活费。

父母开始思量，为余秀华找个婆家。

这一年，余秀华19岁。

因为女儿残疾，周金香希望能把女儿养在家里，招一个上门女婿。于是，四川人尹世平出现在了余秀华的生活里。尹世平是四川南充人，在荆门打工。他比余秀华大13岁，据当地人说，尹世平还曾经入过狱。

余秀华说，结婚以后，她学会了骂人。

“本地的谁愿意要她呢？”余文海说。“能干活”、“老实”。是余文海对这个女婿的评价——“就是这个出发点。”

很显然，余秀华对这段婚姻并不满意。在很多诗歌中，她控诉丈夫“家暴”、“不忠”，并用“罪恶”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段婚姻。

余秀华怨恨父母不让她离婚。然而在父母看来，他们另外有一番考虑：“全全方方的人还有经常打架的。这夫妻生活是多种多样的，你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看那么美好，这是不现实的。”

更多的还是对女儿未来的担忧：

“她这个样子，再找别人，别人就会好好待她吗？就能圆满吗？”

余文海将两个人的不和更多地归结于性格上的差异：“两个人说话说不到一块。一说她又火，一说他又火。一句话简单形容，就是脾气都不好。”周金香说，女婿的性格比较火爆，而女儿比较爱安静。

余仕勇告诉记者，尹世平爱喝酒。喝了酒之后，一些在外面打工时所受的委屈，就很可能借着酒劲发泄出来。

采访的时候，尹世平就在院子里。他不说话，只是干活，像一块沉默的石头。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余秀华的丈夫，还以为他是被余文海和周金香叫过来帮忙的亲戚。

因为是“倒插门”，余秀华的儿子叫余文海为“爷爷”。

吃晚饭的时候，记者动员尹世平对太太温柔一些，热情一些，比如，给太太送朵花。尹世平说：“我们农村人不讲究这个。”尹世平的工作，是在北京昌平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他对丈夫的职责理解得很简单：挣钱，带钱回家。

他不看妻子的诗歌，说：“看不懂。”

和所有在北京打工的民工一样，尹世平在春天离开家，快过年的时候才回到家。这期间，没有事不回来。2014年12月17日，余秀华去人民大学参加《诗刊》的朗诵会，也并没有和尹世平联系。

在家里，余秀华尝试过养花。她曾经想把整个院子都种上花，然而，花死了。周金香怕女儿在家里闷出病来，就鼓励她养兔子。现在，余秀华家的“兔房”里，还有9只兔子。

网络

2003年左右，余秀华开始在网络上写诗。那一年，她知道了有一个地方叫“网吧”。比她小很多的同乡，带她到贺集乡的网吧去上网。在那里，她知道了“论坛”、“发帖”、“灌水”。

她把她写过的诗歌贴在论坛上。“钟祥论坛”、“红袖论坛”，只要是与诗歌有关的，她都贴。在网上，她收获了很多理解、支持和同情。20多个网友，捐资为她购买了电脑。

从那时开始，上网、写诗，开始成为余秀华生命中的“正经事”。余文海形容她：“像上班一样，早上起来吃饭，吃了饭就上去，吃了中饭就再去。晚上还搞蛮长时间。”

余秀华在网上下象棋、打扑克、斗地主、写文章。网络成为她全副身心的寄托之地。

2007年，余秀华开始给《荆门晚报》投稿。《荆门晚报》副刊主编黄旭升第一次见到余秀华时，她刚刚吃力地爬完六层楼梯。余秀华敲开黄旭升办公室的门，黄旭升一下子就被她感动了：“当时的编辑部是在六楼，没有电梯的。她在行走有问题的情况下，爬到六楼去找我，那我很惊讶。”

当着黄旭升的面，余秀华拿出一叠用文稿纸写的诗稿给他看。“我觉得她的诗写得蛮好，我也很喜欢。”黄旭升说。

黄旭升说，余秀华的诗给他一种：“刺痛感”。7年之后，《诗刊》主编刘年这样描述余秀华的诗给他的感觉：“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

在黄旭升的介绍下，余秀华加入了当地的文学论坛“弹舌音”，逐渐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诗歌作者。《荆门晚报》也经常刊登她的诗歌。

公正地说，对于余秀华，黄旭升还是关心的。过年的时候，他会请余秀华到他家里去作客，和文友们进行交流；一起出去郊游，他也会安排专人照顾她。余秀华家的新电脑、写字台和衣柜，也是黄旭升联系了一位企业家资助的。

然而，接受记者采访时，余秀华却说自己和黄旭升“不熟”。

余秀华引起全国媒体的注意之后，黄旭升以相识7年的编辑、朋友的身份，在《荆门晚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余秀华：以诗歌为拐杖的独行侠》、《我所认识的余秀华》。这两篇文章都被《北京青年报》转载了。由于文章中涉及到余秀华一些隐私事件，比如给关心她的文友发短信、因为黄旭升未安排她参加大型笔会而对黄旭升有看法等等，余秀华对于这两篇文章感到非常愤怒。她甚至认为黄旭升在“毁她”。她给黄旭升直接发短信表达自己的不满，在媒体安排她和黄旭升一起做采访时，也曾当面指责黄旭升“虚伪”，“要借她出名。”

就此事采访黄旭升，黄旭升说，他发表那两篇文章的初衷，只是想借此引起读者对余秀华实际生活状况的关注，实实在在地改善余秀华的创作环境。

黄旭升用“敢爱敢恨”来形容余秀华的个性：“她爱你这个人，她可以为你写1000首情诗；她恨你这个人，她可以写100首影射你的诗。”

黄旭升说，余秀华的性格，包括她炽热的感情，“灼伤了很多人”。

长期缺乏爱情，使得余秀华对爱的信号格外敏感：“文友们在论坛上，会经常说一些鼓励性的语言，比如‘余秀华，我们会陪你走下去的；余秀华，我们会为你加油。’比方说这种语言，她就会觉得是对她的一种信号，就会义无反顾地去扑上去。”

黄旭升说，余秀华渴望被爱。然而：“爱就像一把沙子，她抓得越紧，爱漏得越快。”

女人

余秀华诗选：摇摇晃晃的人间

余秀华的诗歌中，最为美丽的，是情诗。在诗歌中，她是大胆的，自由的，强健的，美丽的。她写“我爱你”，幻想自己的手可以“穿过你的内衣”；她在诗中提到自己喜欢的“阿乐”；在网上遇上一个内蒙的大胡子诗人，就幻想自己“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

她不知道的是，那些她在诗歌中倾心恋慕的男子，在现实中，却都在“躲她”；拜托黄旭升让她“不要纠缠自己”。

或许她知道。采访她的时候，她说那些情诗，都是“自己写给自己的。” 在诗歌中，她描述现实中的自己，是在性爱中只会“蒙着脸一声不吭”的。贫穷造成的出生错误，使她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她所向往的“红嘴唇、高跟鞋”的女子；永远无法像那些诱惑她丈夫的女人们一样“跳舞”、“把屁股扭来扭去。”

这个朴素的农家女子，早上洗完脸，连面霜都不涂，头发潦草地用橡皮筋在脑后扎成一个小疙瘩，发丝上还满是来路不明的草秸和灰尘。

因为拍照，记者给她涂了面霜、粉底；用了唇膏和眼影。她说：“黏糊糊的”。 那天早上她穿了自己最喜欢的粉红色羊毛大衣，脖子上系了白色的丝巾。站在田埂上眺望远方的时候，她站立的姿势，很优雅。

“所以我一次一次按住内心的雪，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余秀华说，《我爱你》是她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而那首广为流传的《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她自己并不是特别喜欢。

有人在网上为她做了一个统计：仅仅2014-2015年1月20日，她诗歌中出现的“爱”就高达145次，“花”为“106次”，“疼”40次。而“做爱”，仅仅出现了2次。

黄旭升形容余秀华对爱情的渴望，就像一个饥渴的流浪者渴望一块面包：“她想象那是一块非常诱人的面包，一块非常非常香的面包。”

余秀华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

黄旭升认为，余秀华的诗歌非常纯粹。

“余秀华默默地写诗写了十六年，她并不想靠诗歌去发表，并不想靠诗歌来养家糊口。现在猝不及防的各个出版社找她签约——什么稿费，什么版税，在之前她是根本没有想到过的。她是纯粹地去表达。她的出发点首先是表达——想要表达。”黄旭升说：

“我们普通人写诗，拿我来说：作为一个反面例子，我写诗是很有功利性的。为什么有功利性呢？我写诗就是想去挣钱，我写诗就是为某一场晚会写的，就是为某一个利益写的，或者说是为了达到我自己的利益写的。我写的诗并不是发自我内心的，我的手不是写我的心，我的手是别人的心。而余秀华她是完全没有这种考虑的。”

从2014年《诗刊》9月号以《在打谷场上赶鸡》为题推出余秀华的9首诗歌，到11月23日微信公众号平台“读首诗再睡觉”推送她的《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再到12月15日余秀华去北京参加由《诗刊》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最底层的人”诗歌朗诵会；一直到2015年1月余秀华的诗爆红朋友圈，两家出版社一个月内出版她的两本诗集。余秀华的走红可谓是“火箭速度”。对此，黄旭升认为，这是一种“在网络作用下的合力”。余秀华本人则说：“感谢网络”。

一周以来，余秀华家里天天挤满了记者。无数人“穿越大半个中国”来“陪睡”余秀华。余文海和周金香天天用最好的饭菜招待记者。记者在余秀华家采访的那天晚上，周金香端出了鱼头豆腐、紫菜苔、粉蒸排骨。记者猜想，这些是这个并不富裕的农村人家过年才会摆出的大菜。

余文海和周金香的愿望非常朴素，他们希望余秀华的出名能为她带来一份工作。周金香的身体不好，多年来被腰间椎盘突出所困扰。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老去之后，没有人照顾余秀华。

余秀华的儿子余紫桐，已经18岁了，在武汉读大一。采访的那天，紫桐回来了。余文海开着摩托车去接他。和家中其它成员一样，余紫桐基本不看母亲的诗歌，说自己“看不懂”。他从同学的反应那里，知道自己的母亲“红了”、“出名了”。采访他时，他不停发笑，仿佛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好笑的事情。

记者问余秀华，是否觉得身体的残疾反而帮助了她，使她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余秀华说，没有。

余秀华说，她觉得自己的灵魂非常慈悲：“投胎的时候，你们都选择了一具漂亮的身体。只有我选择了一具没有人要的身体。我是无私的，你们都是自私的。”

余秀华说，如果可以选择，在才华和幸福之间，她会选择幸福。她宁可做一个不会写诗，却有美满生活的普通女人。

余秀华的弟弟余仕勇认为，“诗歌”和“儿子”，是余秀华生命的两大支柱。“如果这两个支柱没有了，她可能就走不下去了。”他这样说。

到达余秀华家的第一天，采访并不顺利。过多的记者，密集的采访让她很烦躁。不论什么问题，她都一概以“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作答。第二天上午，阳光很好。坐在院子里，余秀华的情绪好多了，采访也顺畅了。聊着聊着，她忽然看向记者，眼睛里闪出一种光亮：“我想去看看真正的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