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宜良烤鸭的传承与发展的思考探究

社会调查报告

题 目 姓 名 周 权 学 号 114020067 院 系 哲学与政法学院政治系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A 班

对宜良烤鸭的传承与发展的思考探究

云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法学院 云南 昆明 周权

摘要：近年来, 一些食品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文化内涵, 形成所谓的“饮食文化”。宜良烤鸭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宜良乃至云南的一张饮食文化名片。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对宜良烤鸭进行了研究，研究宜良烤鸭的是如何获得传承和不断发展演变的，新的发展方向举措又是什么？清光绪年间赴京赶考的云南省宜良籍文人许实之随从刘文在住所附近的北京“便宜坊”学习烤鸭技术, 回到宜良后将学到的北京烤鸭技术和其独特的木土改造结合, 创造出“宜良烤鸭”。经过一个多世纪, 宜良烤鸭由一种外来食品逐渐成为宜良的地域象征符号。本文的写作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作为食品的宜良烤鸭是如何在不同的时空中得以传承？宜良烤鸭在新的历史时期又会获得如何的变化发展？

关键词：宜良烤鸭 起源 传承 发展

―、宜良县概况

(一) 宜良县的地理位置及人口分布

宜良县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东南, 东邻陆良、石林县, 北与马龙县接壤, 西连呈贡、澄江县和官渡区, 南接弥勒、华宁县, 昆河铁路、南铁路、石公路、昆九公路横穿全境, 是昆明通往东南的交通要塞和商品聚散地。宜良多山地, 县城所在地为坝子, 总面积1886平方公里。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 设昆泽县, 属益州郡。蜀汉属建宁部。唐南诏国时西爨西迁后, 乌蛮罗裒部筑城居住, 称罗裒龙, 属拓东节度。元宪宗六年(1257年) 设大池千户, 属嵩明万户；至元十三年(1276年) 升大池为宜良州,1284年改州为县, 明、清沿称宜良县, 属云南府。1950年设宜良专区, 县为专署驻地。1954年撤宜良专区, 县改属曲靖专区所辖。1983年10月划入昆明市。宜良现辖1个街道办事处,6个乡镇,111个村民委员会,824个村民小组,4个社区居委会,24个居民小组, 总人口 42万人。据2004年统计, 当时全县总人口 40.3万人, 少数民族人口 3,04万人, 占总人口的7.69%,其中, 世居少数民族有彝族2.29万人, 回族4571人, 苗族1678人, 另外还有少量白族, 满族等民族。29历史记载表明, 宜良县的民族构成

是世居少数民族与外来汉族长期交往融合的结果, 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 汉族军民大量迁入宜良, 形成了今天以汉族为主体和当地世居少数民族共居的格局。另外, 宜良县具有良好的地理和自然气候环境, 被誉为“滇中粮仓”, 是全国五大养鸭县之一, 旅游资源丰富, 近年来当地旅游业飞速发展。

(二) 宜良养鸭的历史及现状

宜良养鸭历史悠久, 唐樊绰《蛮书》已记载云南有鸭之养殖。道光年问, 良坝区开始小规模词养滇麻鸭。滇麻鸭是云南省特有的地方区域性水禽, 体型中等, 毛色呈黄、褐、黑, 属蛋肉兼用型。从地理和气候条件来看, 宜良非常适宜滇麻鸭的养殖。宜良地处云南中部, 海拔1300-2700米, 水流沟渠众多。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和独特的地势造就了当地" 夏无酷暑, 冬无严寒" 气候特点。据统计数据, 宜良的平均温度16.3摄氏度, 夏季平均气温28度, 冬季平均气温12度, 年平均日照2200小时, 年平均降雨量900毫米左右, 年平均相对湿度75%,全年无霜期260天左右。宜良的养鸭业逐歩发展起來, 成为宜良的传统产业之一。到1956年, 宜良的滇麻鸭饲养数量突破10万只。

1983年11月, 宜良县狗街农场引进了 1.7万只北京鸭尝试养殖。与滇麻鸭相比, 北京鸭具有易养活、产量高的特点。滇麻鸭的词养讲究季节性, 因为滇麻鸭毛薄, 又需要下水养殖, 冬天成活率较低, 大批养殖难, 成本高, 所以多在春夏养殖, 每年7、 8月是滇麻鸭成熟期。北京鸭则都例外, 且北京鸭生长周期也较滇麻鸭短。一只2千克重的成年滇麻鸭的养被需2 到4个月, 近年来由于养殖技术的改进, 其生长周期缩短到35至40天。在同等条件下, 北京鸭目前只需要27到28天就能长成。由于滇麻鸭活动能力强, 多是放养, 所以肉质较瘦；北京鸭则是采用吊养的方式，因为减少其活动量, 故肉质较肥。二十世纪90年代初, 宜良县养鸭200万只,2003年发展到1018万只,2009年达1580万只。借助养鸭业, 宜良发展了如屠宰、饲料厂、鸭粪肥料厂、鸭绒厂等相关产业。目前, 宜良县鸭子词养以狗街、南羊、匡远镇、北古城等四个镇为重点, 其中滇麻鸭养殖集中在狗街西村和南羊等地。

二、宜良烤鸭起源说

（一）曹氏明火烤鸭说

据宜良县地方学者郑祖荣考证, 宜良烤鸭最早可追溯到清咸丰六年(1856年) 。其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 宜良出现“回民之乱”。广西籍人岑毓英号召地方团结起来平定叛乱, 于是

找了处餐馆与县人杨福章、蔡标、何秀林等人拜把兄弟歃血结盟, 准备起事。这处餐馆名叫“顺河楼”, 位于今宜良县花桥。岑毓英本是一个美食家, 突发奇想的让饭店老板曹健把鸭子放在炭火上烧而食用, 结果烧制而成的鸭子美味可口。此后岑毓英因平乱有功, 官拜云贵总督, 雅称“宫保”, 于是“宫保烧鸭”之名由此得来。据说岑毓英每次回到宜良, 都要到“顺河楼”吃曹家的烧鸭。邑中进士陈鸣玉曾撰书一付对联送给曹家“顺河楼”：“美味能招天下客, 清香引出洞中仙”, 就是专门赞美这" 宫保烧鸭" 的。曹氏烤鸭属明火烤鸭, 与现在宜良烤鸭的暗火焖炉烤法不同, 自狗街人刘文从北京学回暗火焖炉烤法之后, 曹氏烤鸭也跟随改进, 使用暗火烤鸭, 到了上世纪80年代, “顺河楼”因经营不善而歇业, 曹氏明火烤鸭与今天暗火焖炉的立良烤鸭并没有太多直接联系, 它更多的被视为一种宜良烤鸭的“前传”, 但它依旧在描述宜良烤鸭的起源时不断被提及, 却是因为其关联着另一个重要问题——发明的早晚。宜良学者郑祖荣曾力证, “宫保烧鸭”的产生比北京明火烤鸭的全聚德烤鸭要早。

（二）刘文北京烤鸭说

刘文京城学艺说是关于宜良烤鸭的起源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版本。据说, 淸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宜良县狗街镇沈伍营村的许实考中举人, 榜列二十一名, 后赴京城会试。西村人刘文侍考, 随许秋于米市胡同老便宜坊附近。许忙于应考, 刘闲来无事, 到隔壁的烤鸭店虚心学艺。结果许实落第归里, 刘文却学得一身技艺。回到家乡后, 他结合当地的物质条件与鸭子品种, 对所学的技艺进行了本地化的改造, 卖起了鸭子。其鸭味美, 影响极盛, 其后即在火车站租用街开张食馆, 以许实根据《论语》“文质彬彬”的文句，给刘文取的字号“质彬”作为食馆的名号, 命名为“质彬园”。据宜良当地学者郑祖荣考据, 刘文制作的烤鸭屈暗火焖炉式烤鸭。北京城便存在着两大派系的烧炙鸭子的方式：一为明火挂炉烧烤的“全聚德”, 一为暗火焖炉式烧烤“便宜坊”。“全聚德”的明火挂炉式烤鸭, 适于坐堂式开店经营, 较高的成本导致其售价贵于暗火焖炉式烧鸭, 属于贵族式的消费档次；而暗火焖炉式的烧烤方法, 无需在炉中翻转鸭子, 设备简单, 灵活性大, 成本低廉。宜良师法暗火焖炉式烧烤, 既选择了一条适合在地方发展的道路, 又因地制宜, 有所创新。据刘文烤鸭的第三代传人杨德春介绍, 刘文回到宜良狗街后, 对外来的烤鸭技术进行了创新。

（三）李三烤鸭说

宜良烤鸭起源的另—版本“李三烤鸭说”在当地流传不是很广, 其作为狗街当地的民间

故事, 通过讲解人口述, 被收录于近年出版的《宜良民间故, 传说》一书中：“相传, 在宜良县狗街镇的一个村庄里, 有一个名叫李三的人, 此人嗜酒如命, 并且非常喜欢用煮熟的鸭子做下酒菜, 家中养鸭无数。有一天, 李三又宰了一只鸭子, 退掉毛, 挂在竹竿上晾着, 准备一会后煮熟下酒, 恰逢一好友来拉几只鸭子, 顺便带了一壶好酒给他。李三闻到酒香, 立即生火煮鸭, 但终于禁不住酒香的诱惑, 边生火边喝酒。不想那酒劲大, 水还没有烧开, 李三便醉倒在地。不一会, 柴火带着火焰掉在灶前的积柴之上, 引燃了草房, 火势越烧越旺。等到村里人把火扑灭时, 李三已面目全非, 唯一可辨认的乃是其手中的酒瓶。众人正在哀叹之时, 突然传来一阵异香。抬眼观之, 灶畔躺着一只烤得焦黄的鸭子, 香味乃是由其所发。众人嗅了又嗅, 终于忍不住每人撕了一块鸭肉往嘴里送, 顿感香脆可口, 感叹生平没吃过这么好的鸭肉。此后, 一做鸭生意的人受此启发, 便回家宰杀了几只鸭子在火炉上烤, 考得黄澄澄的, 味道果然不错。又加入一些作料之后, 味道更是令人叫绝。烤鸭就此便传开了, 名声越来越大, 技术也越来越高, 终于成为宜良特产。”李三烤鸭说从内容来看更似一个传说, 地方学者并不认可它的真实性, 认为其是非“正统的”的杜撰。但是, 它因最近收录于书中而跃入人们的视野。其实, 故事的真实性似乎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它表达的内容——宜良烤鸭是本土的发明。

（四）宜良烤鸭起源说的文化内涵

三个版本的宜良烤鸭来源说中, 除了刘文北京烤鸭说描述的良烤鸭足外来食品, 另外两个版本都将宜良烤鸭的发明权赋予于当地人。而事实上, 烤鸭最初的确是一种外来的食品, 但如今, 在周边地区或更远的范围内却是说起宜良就想到了烤鸭, 烤鸭俨然已经成了宜良的地域象征符号。 宜良烤鸭从外来事物到转变为本土特色食品, 甚至地域象征符号, 其过渡体现在“地方要素”对外来文化的代替。当然, 这个过程是多次的, 涉及人与烤鸭在各个时空的关系, 起源是烤鸭作为物本身所附带的事实, 而起源故事表达的文化内涵却是与人有关, 通过意义的解读, 可以将人与物联系起来。从三个版本的宜良烤鸭起源说来看, 曹氏明火烤鸭说的内容并不在于证实宜良烤鸭的起源是宜良的曹家“顺河楼”, 而是作为一个前传, 突出宜良烤鸭历史的悠久, 甚至早于北京的“全聚德”, 宜良烤鸭的北京" 外来" 说形成对比和呼应。而刘文“北京学艺”一说与地方学者考证的结果大体相符, 一方面, 宜良烤鸭的技术最初的确来自京城, 但在故事的叙述中, 刘文对北京烤鸭技术的本土创造成为重点。上文提到, 由于气候环境差异, 刘文用南方当地的材料替代了北方烤鸭使用的素材：鸭撑筒的选材由当地南盘江边

随处生长着的芦苇取代了北方的高粱杆；鸭坯表皮的涂料由北方的麦芽糖换成了当地制作扣肉常用的蜂蜜；燃料亦用青松毛结代替了秸秆；鸭子则选用本地产的滇麻鸭。但最为明显的差异则体现在烤鸭吃法上, 北京烤鸭在食用时通常会切成片, 用面皮包裹, 供顾客食用。而宜良烤鸭则直接将鸭子斩成块状, 拼成整鸭的形状食用。北京烤鸭出自宫廷, 食用方法精细讲究, 食用时保持良好仪态, 慢嚼细品；宣良烤鸭大块吃法则给人大快朵颐的粗犷豪放之感。在调査中了解到宜良人大多喜欢吃切块的烤鸭, 觉得这样才过瘾。关于宜良烤鸭的切块吃法, 一方面与宜良烤鸭本身个头小, 切片做法不甚适和有关, 另一方面, 也与宜良烤鸭经营呈现的平民化、大众化特点及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有关。李三烤鸭说则是将宜良烤鸭的起源彻底本土化了。鸭与火, 一个偶然的获得, 表达了宜良烤鸭从无到有的经历, 而发明地也直接变为了当初北京烤鸭技术的传入地——宜良狗街镇。一系列的置换并没有真正使刘文北京学艺归来创造出宜良烤鸭的史实受到否定, 而是间接体现着民间对宜良烤鸭“本土性”的重塑。

综上所述, 尽管这些起源说看似互相迥异, 但并不存在相互的否定, 相反,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还蕴含共同的“地方要素”。如上分析, 这些起源说都涉及宜良烤鸭出现的时间要素, 试图把烤鸭起源追溯得更早(曹氏明火烤鸭说), 或者对其进行去时间化的处理(李三烤鸭说), 赋予其木地时间观。另外, 它们都明确的指出宜良烤鸭与本地人之间的关联, 曹氏明火烤鸭的经营, 刘文对烤鸭技术的本土改造及李三醉酒的意外发现和本地商人对此技术的传承。但更值得注意的足这些起源故事的讲述者——宜良当地人, 宜良大众、地方精英和政府官员参与其中：起源故事最早在民间流传, 后来当地学者和政府在正式出版的书屮开始详尽的讲述, 形成了一场边缘和中心, 民间与官方的互动；而故事讲述的时间也很重要, 它的作用不仅在于表达故事本身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更重要的是激发人们的某种感情或推动事物的发展。如果说故事的讲述看起来更像是宜良体无意识的表达, 那么李三说的出版正好寓示着近年来民间对塑造烤鸭" 本土性" 热情的高涨, 而故事的内容承载的文化内涵则体现着讲述者的认知和诉求。

三、不同时期的宜良烤鸭的传承

（一）1901年至1949年之间的宜良烤鸭

从1901年许实进京赶考, 作为书童的刘文将北京烤鸭技术带回宜良并加以改造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 宜良烤鸭的经营与发展涉及到两个事实：封建文化的残留与殖民势力的渗

入。这一时期, 传统社会结构有序运行, 尤其是传统农村的基本权力结构—官员、知识分子、绅士和农民对应的关系网还在；另一方面, 法国殖民势力为深入云南及中国内地, 在云南修筑了著名的“滇越铁路“, 宜良狗街就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站点, 宜良烤鸭最初的声名鹊起就与此有关。大体来说,1901-1949年之间, 烤鸭在宜良的发展最主要得益于地方乡绅与儒家知识分子的认同和以“滇越铁路“为媒介产生的内外互动, 其间又或多或少的受到殖民势力的影响。

（二）二十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未的宜良烤鸭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 宜良烤鸭已经成为宜良最为有名的菜品, 从生鸭养殖到烤鸭销售, 整个宜良鸭巳经初歩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宜良烤鸭走向了另外一种发展模式, 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营招待所模式。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给宜良烤鸭的发展模式打上了时代印记。在这个时期, 烤鸭的经营从自由贸易变为了国家统一经营, 烤鸭在民间市场消失了。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良烤鸭这一行当的中断, 相反, 借助政治力量, 宜良烤鸭和外界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互动。

（三）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的宜良烤鸭

1978年后, 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国, 与50年代到70年代末经济发展模式不同, 二十世纪80年代至今, 宜良烤鸭伴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旅游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热潮, 政府、企业、文化界及民众对于烤鸭都有了新的认识, 这些认识及反应配合着时代特点体现在烤鸭业的发展上。在这个复杂和多元的时代中, 宜良不断的被不断地发展用途和意义，了宜良的地域性象征符号。

上世纪80年代以后,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 招待所开始对外营业, 当时主要是承接婚宴。据张章介绍：“当时宜良县还没有烤鸭, 直到80年代中后期年代初清远街(现称老街) 才渐渐开始卖烤鸭。招待所就从外面订购烤鸭, 我们给郑家万家拿烤鸭, 后来是给潘荣新专供招待所烤鸭。“也就是说, 经历了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 宣良的民间烤鸭市场从二十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渐渐复苏, 而复苏的过程也经历一段小小的风波：“宜良清远街当时一街都是烤烤鸭的, 到了 80年代末90年代初, 政府成立烤鸭技术研究会, 就在县招待所, 要求每家烤鸭的都必须去招待所烤鸭技术研究协会培训, 然后领到烤鸭许可证, 才可以烤烤鸭。但人数太多了, 后来县上控制不住, 就出现‘挑鸭’等流动形式的经营, 不办证, 在家里烤好鸭挑去矿上、昆明等地卖。后来这个政策也就无法执行下去了。“从这段讲述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从集体

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时代特点, 国家对烤鸭技术和经营权的控制, 也最终消失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而宜良烤鸭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县招待所考虑到成本, 也开始自己制作烤鸭, 灯光球场烤鸭店、潘荣新烤鸭店陆续开业，烤鸭市场逐渐繁荣, 烤鸭又重新并且是大规模地走进了宜良人的日常生活, 民众对此热情高涨。张章师傅回忆到：“我们(招待所) 像五月端午、春节, 常常一夜烤到天亮, 烤四五百只鸭子。宜良首届花街节，烤到天亮, 烤了 500只, 请客, 我烤得累得在松毛堆里睡着了。“这段被张章师傅引以为荣的回忆印证了当时烤鸭从狗街镇大规模走入宜良烤鸭市场的兴盛场面, 伴随越来越多的烤鸭店的经营, 传统“挑鸭“模式渐渐衰落并消失了。其实, “挑鸭”的衰落与时代条件及人们生活方式、观念的改变也有关, 从流动到固定, 商店或饭店经营模式能使人们吃到更新鲜、更卫生的烤鸭。

（四）二十世纪90年代至今的宜良烤鸭

二十世纪90年代后, 全球化浪潮的推进迅速, 科技和文化发展, 使人类的社会生活不断发展。带来了大范围的资本流动, 文化接触传播, 政治格局调整和重构, 伴随这股浪潮, 宜良烤鸭丌始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近十年, 随着宜良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 烤鸭渐渐被置于经济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二十一世纪后, 宜良烤鸭已常常被作为宜良的地域性象征符号频繁地运用于各种对外互动中。考察此时期的宜良烤鸭应以烤鸭业的发展为主题, 宜良烤鸭化过程即体现在烤鸭业发展模式中, 同时, 我们还需要对这些发展模式进行解读, 关注其中所附着的意义。

四、新形势下提升宜良烤鸭的思考和举措

（一）政府对鸭产业发展的引导

当地政府应将历史悠久的养鸭业视为宜良的传统特色产业并大力扶持, 包括启动养绿色生态鸭的项目, 狗街、南羊镇大批量恢复传统滇麻鸭的饲养, 加大鸭文化的研究和发掘, 增加其文化含量, 如召开“狗街传统烤鸭推介会”等。2007年, 宜良成立了鸭产业协会, 其中专门设有烤鸭加工销售专业分会。养鸭业作为宜良的传统和特色产业的发展壮大也对宜良烤鸭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无论是通过相关的鸭产业促进烤鸭业抑或相反, 对于宜良的烤鸭业发展都意味着机遇。不仅如此, 地政府在鸭产业发展的策略上选择强调“传统”, 恢复传统滇麻鸭的养殖, 推广狗街传统烤鸭。“传统”意味着宜良对宜良烤鸭及其历史文化的专属, 体现着烤鸭作为本土食品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要素, 这些要素代表着宜良的特点。从此种意义上来

说, 官方意图将鸭产业塑造为宜良的名片, 而塑造的过程则是通过对本土性的追寻和肯定来完成的。

（二）将“烤鸭文化”作为宜良的特色纳入旅游中

文联和当地文人也撰写了有关烤鸭的文章, 挖掘烤鸭的文化内涵。近年来, 宜良旅游业飞速发展, 特别是“九乡风景区”更加的广为人知，旅游活动意味着内与外的接触与互动, “烤鸭文化”则被作为宜良文化的代表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通过对宜良烤鸭历史故事及相关名人轶事的重复讲述, 使宜良烤鸭具有了新的意义：在外地人的眼中, 烤鸭不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宜良传统文化的代表。

（三）为宜良烤鸭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兴起, 并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三十二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界定。随着我国在2004年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持续上涨,2006年5 月公布了屮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 越来越多的政府和民间机构投身于申遗热潮中。而在此背后, 值得关注的是文化遗产产业化的问题。在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的眼屮, 非物质义化遗产的产业化, 不仅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 而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和保沪的重要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谕旨文化的独特性和地域性,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效应推进文化遗产的产业化, 逐渐成为地方发展经济的途径之一。从2006年开始, 宜良县文联和兰老鸭就枳极准烤鸭的申遗，2009年9月7日，“宜良烧鸭”入选云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后, 省文化行政部门将宜良烤鸭作为云南唯一的传统名吃向国家文化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宜良烤鸭申遗的成功更便于将作为文化资源的宜良烤鸭技艺转化为文化资本, 利用其符号效应, 为宜良烤鸭内外互动提供了更多机会。在申遗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地方企业和政府的立场, 对于政府来说, 申遗的成功, 除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担负起传承和保护的责任以外, 还意味着获得文化部和财政部保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经费、扩大地方影响力、吸引外来投资、发展特色旅游等社会和经济效益。而对于企业来说,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价值”达成人们对宜良烤鸭的追求的消费, 从而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则是其关注的重点。正是这些对非物质文化“差异性”的

认知和消费, 从一定程度上使宜良烤鸭作为宜良传统文化代表的自我性和独特性得到进一歩加强。

（四）举办“烤鸭美食文化节”

宜良县政府从2005年开始举办“烤鸭美食文化节”, 每隔一年举行一届, 现已举行过四届。烤鸭美食节一般在9月举行, 政府将其定位为：“打造‘中国鸭乡' 和‘滇中粮仓' 的品牌, 提高宜良的知名度, 推动和促进县域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 通过‘烤鸭美食节' 这一平台有力地推介宜良。“烤鸭美食节的内容包括：县内外领导品尝烤鸭, 制作白条鸭、烤鸭和吃鸭子比赛, 宜良鸭产品展示等。烤鸭美食节的举办意味着将对烤鸭文化的宣传和传承提升到成为宜良特有的节日的高度, 将政府、企业、民间烤鸭技术传承人、上级官方、外来旅客和宜良本地普通民众汇集在同一时空中进行集体的互动。

这场集体的互动的主线其实是内与外的互动, 作为主办方的良政府通过邀请上级领导和外来饮食界人士参加“烤鸭美食节”以提高其声望，吸引烤鸭业经营者积极参与, 具有地方特色烤鸭技术的竞赛, 得到了本地及外来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从而具有了大批的本地及外来观众。不仅如此, 还有诸如千人吃烤鸭大奖赛、鸭产品交易会等活动, 也吸引着众多的内外游客。这场互动将“烤鸭”和“宜良”紧密地联系起来, 作为外来者的烤鸭美食协会人员、上级官员、媒体及外地游客, 在享受烤鸭美味和快乐节庆体验的同时, 对于宜良的映像，很容易反映在其对宜良烤鸭的认可之上, 他们还有可能将自己这次有关烤鸭的经历向外讲述和宣传；而对于本地人來说, 外部的认可和宣传在为当地带来经济、文化效益的同时也会加强其对宜良烤鸭作为宜良本土形象代表的认可和自豪。烤鸭美食节就是通过这种由内到外的展演和互动使宜良烤鸭的自我我性和本土性得以加强, 并由此为其带来更多需求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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