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简介 朱熹 名人传记

朱熹( 1130 一约 1200) ，字元晦，晚年自称晦庵，南宋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伟大的思想家、 理想家、 哲学家。

○数年求学

大凡有杰出成就和重大影响的人物，常是有以下两点：一、 丰富的想象力；二、 不富裕的生活。朱熹出身于较为清贫的小官吏家庭，从小好学深思，这无疑是他一生成就的重要渊源。

金兵大举南侵，攻占了杭州城，大烧大抢之后，趾高气扬地北撤了，留下一座满目疮痍的杭州城。这一年是宋高宗建炎四年( 1130 年) ，九月十五日午时，朱熹出生于福建剑州的尤溪县。

南剑州是理学创始人程颢的得意门生杨时的故乡。神宗元丰四年，杨时到北方从学于程颢，学成返乡时，程颢目送他，感叹道： “我的学说传到南方去了 ！” 杨时晚年一直在故乡讲学，使南剑州成为二程理学的传播中心，弟子达千人之多。朱熹的父亲朱松曾从于杨时的学生罗从彦，因此也倾慕二程的理学，并和当时的理学家们交往甚密。朱熹5 岁时，父亲送他去上学，并为此作了一首诗说：尔去事斋居， 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书。夜寝灯迟天，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成家主赖汝，逝此莫踌躇。

在读书期间，朱熹听人说到天地无边的道理，引起他的思考，他后来自述说：

某(我)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事物 ？ 见人说四方无边，其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某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不知道那壁后是何物。[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华励志網 名人传记

天地有边还是无边，这是宋代理学家们喜欢思考的问题。朱熹为这事 “思量得几乎成病” ，天真的孩子竟然深沉得如同一个哲学家，这固然与父辈们的熏陶有关，但主要还是朱熹天生就喜欢深思冥想，具有丰富的想象力。

朱熹不仅好思，而且好学。他在《寿母生朝》诗中说自己幼年的勤学：

“家贫儿痴但深藏，五年不出门庭荒。 ” 生动地反映了朱熹从小就埋头学习儒家的著作。8 岁时读《孝经》，他读后在书上题字说： “不若是，非人也” ，当孩子们在沙地上玩耍嬉戏时，他却独自一人在沙地上划来划去，旁人一看，原来画的是《周易》八卦的图像。9岁时读《孟子》，当读到 “圣人与我同类者” 一句时，朱熹高兴得难以形容，从此，朱熹把当圣人当作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

14 岁时，父亲朱松病危，把家事托付给崇安人刘子羽。朱松死后，朱熹和母亲一起从建州城南迁到崇安五夫里居住。从此，朱熹就住在崇安， 受学于胡宪、 刘勉之、 刘子羽。他们四人都是信仰二程学说的理学家。朱熹深受他们的影响，既热衷于程学，对佛学亦有浓厚的兴趣。他和崇安的和尚道谦、 圆悟等往来密切。晚唐以来，禅宗有一个著名 “话头” 即 “枸子有佛性” ，就是说不仅人有佛性，枸子也有佛性。朱熹对这句话不太理解，就曾请教过道谦。朱熹的兴趣曾一度专注于佛学，不过就他的一生来说，他是无所不学的，举凡禅、 道、 文章、 楚辞、 诗、 兵法等等，他样样都学，而且他还认为，在这多门学科之中，以儒家的经典《论语》、 《孟子》为 “学者所急” ，要精读熟读，要彻底弄懂圣贤的原意，这才是最重要的功夫。

由于胡宪和二刘的精心指点，朱熹的学业进步很快，他 18 岁那年，参加福州地方的“乡贡” 考试，他的三篇文章都是谈论朝廷的大事。考后主考官蔡兹认为朱熹 “这个人日后必非常人” 。第二年朱熹又考进士，三年后被派往泉州同安县任主簿。同安县学在北宋英宗时曾留下一柜官书，年长日久，大多都残损了。朱熹加以整理，并搜罗扩充，建立了经史馆。他经常和县学的学生们讲说 “修己治人之道” ， “修己” 就是修养个人的道德；“治人” 就是要治理老百姓。朱熹要学生们不只注意科举考试，而且要了解 “正心诚意”

的重要性，由此进入 “圣贤之域” 。朱熹认为 “礼是正风俗” 、 “防祸乱” 的根本，因此他参考《礼仪》、 《周礼》、 《唐开元礼》、 《绍兴祀今》等资料，画出了一套礼器、 仪仗和服装设计，以备祭孔子时使用。

绍兴二十六年七月，朱熹同安县主簿任期已满，接任的人还没有到位，他就把家眷和行李搬回崇安，到武夷山研究学问和讲学去了。这时他除了继续就学于胡宪外，又以弟子的礼节请教他父亲的好友，介绍他向当时的理学大师李侗学习。

在此之前，朱熹曾去延平见过李侗一面。李侗是程颐的再传弟子。他主张一个人修身养性，要 “静坐清心” ， “体认天理” 。李侗这套静坐功夫，完全来源于佛学，不过他自己不承认罢了。因此这次和李侗见面，李侗不赞成朱熹学禅，他还告诉朱熹： “儒家的道理没有多少玄妙的，你只在日常生活的待人处世中认真体会，就能明白。 ” 对于李侗的批评，朱熹当时并不心服，但是在后来的同安任上，经过四年的反复思考，才觉得李侗的话有道理。

绍兴二十八年(1158 年) ，朱熹再次去延平见李侗，这回朱熹就对李侗的一套方法感兴趣了。第二年春天，朱熹校定程门学者谢良佐的语录，这是他整理北宋理学家语录的开始。八月经宰相陈康伯的推荐，南宋朝廷召朱熹赴杭州。但朝中有人反对， 要求“柳奔竟” 。所谓 “奔竟” ，就是现在的 “走后门” 。朱熹听说以后，上了一道奏章，自称 “素有心气之疾” ，要求推迟入朝的期限。

绍兴三十年，朱熹正始受学于李侗。李侗对朱熹的教诲，主要是要他 “只看圣贤言语” 。这样，朱熹就把禅学暂时放下，只读 “圣人书” ，越读越觉得 “圣贤言语” 有味道，李侗的话也听起来有道理，讲得也较缜密，再看佛学，也觉得漏洞不少了。此后，朱熹就着力于以儒学为主体来建构他的哲学体系。但是他并没有抛弃佛学，而是把他消化，吸收进自己的体系中去了。经过数年的求教，朱熹对李侗的道德文章深为佩服，他称赞李侗说： “他天性坚强，气节豪迈，有很深的道德修养，这种修养从他的脸上都可以看出来，他的表情温和但是说话严肃，一举一动都庄重从容，日常生活中并事事都有一定之规” 。

在接触中，李侗也发现朱熹是一个人才，他非常满意这个学生，给他取了一个字， 叫元晦，意思是树木的元气藏在根里，春天都会开满花朵；人的元气隐藏在身体里，卓越的德性使人内心充实。希望他成为一个劲气内敛，道德内蓄的人。在写《罗博文书》中，他喜悦地夸耀道： “我这个学生学习非常努力，信仰儒家的仁义学说，是我们这类人中少有的。晚年有他和我一起商讨疑难问题，深感欣慰。 ” 他觉得，自己的学说后继有人了。后来的事证明，李侗的眼力不错，他的这个学生不仅继承了他的学说，而且大大超过了他。

○抗战赈灾

32 岁的朱熹，满怀着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的政治抱负，渴望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在孝宗即位，抗金声浪高涨之时，他连上三札，提出建议三项：一是讲求 “格物致知” 之学；二是罢黜和议；三是举贤任能。在这一时期中，他一再尖锐地反对议和，并看到了 “六军万姓” 的人心背向，这是朱熹一生中最光彩的时期。

绍兴三十一年秋，金主完颜亮动员千万军队，分四路大举南侵，志在一举灭宋。消息传来，南宋皇帝赵构惊恐万状，准备解散后宫百官，浮海避敌。由于右丞相何康伯坚决谏阻，他才暂留临安观望。他起用中书舍人虞允文率兵抗战。虞允文整顿军队，激励士气，一举击溃了准备渡江的金兵，其它地方的宋军也取得了大胜利。不久金主完颜亮在扬州被部将杀死，南宋政府趁机收复大片失地。

当这些消息传到延平时，朱熹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欣然提笔，赋诗七首，题为《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其一曰：

“胡马无端莫四驰，汉字原有中兴朝。旗裘喋血淮山寺，天命人心合自知。 ”

他激动得好像看到了：中原父老箪食壶浆，慰劳宋军；东南西北，捷报频传。

但朱熹并未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在感情激动驰骋之后，他冷静下来，认为从目前总的国力来看，还是敌强我弱。所以，他给当时负责军事的大臣知枢密院事黄祖舜写了一封信，认为完颜之死不过是老天保佑，既不是谋臣的奇策良谋，也不是 “群帅攻城野战之功” ，虽然金兵北遁，但要想进兵中原，亦非易事，所以要先厚蓄国力，使 “根本固而不动摇” ，他说： “今天朝廷上谁能力好此事呢 ？ 只有以前被排挤的一两位大臣……” 朱熹所说后一两位大臣，主要指南宋主战派重臣张俊。张俊绍兴四年任宰相，因重用岳飞、 韩世忠等人遭秦桧排挤。朱熹在信中希望朝廷给张俊以抗金大任。但赵构只求苟安，抗金的胜利，反而成为赵构和秦桧向金国屈降的进献礼，这就不能不激起正直大臣和全国人民强烈愤慨，在全国一片反议和、 主抗战声中，赵构退位，孝宗即位。孝宗贬退秦桧党人，任用张俊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加封少傅卫国公，统帅兵马，并给岳飞平反。

八月七日朱熹向孝宗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建议三项，这便是开头所录用的那三项。

隆兴元年三月，孝宗要召见朱熹，但朱熹上表推辞了。随后，朱熹写信向李侗求教，李侗在信中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源是道德不振，人 “义利不分” ，要使中国强盛，必须发扬道德。十月，孝宗下诏催促，朱熹应诏赶到杭州。这时由于宋兵出师不利，一年前的抗战热潮已不复存在了。十月，朝廷又派王之望到金国议和，妥协气氛又在朝廷上弥漫了。

朱熹仍然强烈反对议和，十一月六日，他受诏到重拱殿奏事，连上三道奏章，慷慨陈词。第一，再次强调 “格物致知” 之道，说一年来之所以没有收到 “平治之效” ，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格物致知之道。第二，他指责派人议和是失计，他说君父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仇恨。不战就不能复仇，不守就不能制胜。第三，他认为抗敌制胜之道的根本 “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任(责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 。建议孝宗接纳直言，斥退邪佞，堵塞后门，巩固根本，当朱熹朗读第一道奏折时，孝宗表情温和，时而答话；当朗读第二第三道奏章时，孝宗就默不作声了。这次召见后，朱熹这个纯粹的议官被任命为武学博士，但还不能立即上任，要等到官职有空额时才能上任。因此，他向朝廷要了一个管理南岳庙的祠职。

这时，宋朝议和大使回朝，传达了金朝苛刻的议和条件。孝宗在气愤之余，再度倾向抗战。朱熹为抗金大计，亲自去见过张俊一次，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他建议：

分兵进攻关陕、 淮北等地，吸引金兵主力；然后密选精兵数万，直捣山东；同时号召中原豪杰响应宋兵。但张俊告诉朱熹，他只受命主持一个方面，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后来朱熹又见张俊的儿子，要他转告张俊，决不能跟汤思退合作。然后就离开杭州回福建崇安去了。

隆兴二年，李侗病逝，朱熹赶往延平沉痛祭悼。这年，孝宗抗战的决心再度动摇，他从前线召回张俊，罢免相位。八月张俊病死。九月二十日，朱熹专程赶往豫章，在灵船上痛悼张俊。他在船上同张俊之子张木 式相处三天，对张木 式印象很好，认为他 “其名质甚敏，学问甚正。 ” 后来两人经常通信，共同研究理学。张俊死后，主和派汤思退大肆逮捕主战派官员，外通金国，使宋军大败。对此，朱熹十分痛心，他在《答柯国材书》中说；如今国家大事竟被议和败坏了。今年金人大举入侵，而我们对付敌人的策略是从里到外、从头到尾，一切的弊病，比去年我上奏章时厉害了。怎么办呢 ！ 怎么办呢 ？

十二月，宋金签订 “隆兴和议” 。综观这个 “和议” ，宋室皇帝仍要比金主矮一头，钱财仍年年要交。对此朱熹痛心万分，他在《与陈侍郎书》中说：假如今天的力量不足以报复，是臣子万代都要报复而不能忘记的，现在应暂作防御的安排，积蓄仇恨以待时机。

乾道元年四月，在朝廷催促下，朱熹到杭州就任武学博士，教学生学习兵马武艺。

由于宰相主和，朱熹看到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仍然请求辞职，在回乡之前，他再次猛烈抨击议和。他希望吏部侍郎陈俊卿以 “格(纠正)君之非” 为己任，使皇帝免于过失。

这年六月，崇安人魏元履编订《戊午谠议》一书(谠：正直的) ，这本书收了胡铨、 张阐的主战言论。朱熹在序言中说：如果一定要以人数的多少作为胜负，那么士大夫中赞同议和的人虽多，又怎么比得上六军和万民的人数多呢 ！ 朱熹能从 “六军万民” 中看到人心向背表明他看到人民力量。

这一时期，是朱熹一生最光彩的时期。

乾道三年秋，福建崇安发大水，朝廷派朱熹视察灾情，并和县令商讨如何救济百姓。

朱熹用了整整 10 天，走遍了崇安所有山谷。经过这次视察，他深切地感受到：如今的官僚们，对百姓漠不关心，实在难和他们共事。由于水灾导致饥荒，随后又爆发农民大起义。为此，朱熹和县令劝富户拿出粮食，赈救百姓。这还不够，朱熹还请朝廷发放 “粟矢百斛” (三万升)赈济灾民。他认为不能过分剥削农民，否则会激起农民起义。他主张建立 “社仓” 来解决农民因青黄不接而造成的缺粮问题。乾道七年，朱熹在五夫里建 “五夫社仓” ，以后又在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地推广。他还把 “社仓” 法和王安石的 “青苗法”

加以比较，认为社仓法比青苗法还优越。

淳熙五年，朱熹被任命为 “知(治理)南康军” ，第二年三月到任。他一到南康就贴出榜文，提出：第一，本地土瘠民穷，役多税重，从而使 “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 希望凡是了解弊病根源的，老百姓都详细说出来。第二，请士人、 乡民父老每年集合，教导子弟，让他们 “修其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里，有无相通，患难相恤。 ” 第三，请乡里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书。

朱熹治郡，不仅宣扬教化，实行德治，也注意实行法治，维护社会治安。对于 “奸豪侵暴细民，挠洁害政者” ，一律严加惩处。在他快要离任那一年， 有一大户人家的少爷“跃马于市” ，踩伤了一个小孩。他下令把这个少爷抓起来，第二天，在淮楼下打板子示众。有一熟人劝他： “这是大家的少爷。何苦要羞辱他呢 ？” 朱熹答道：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难道可以纵容吗 ？ ”

这年，南康军遭受了灾荒，朱熹发布《劝喻救荒文》劝 “上户有力之家，切须存恤接济本家地客，务乞有粮。 ” 也劝百姓不要背井离乡，不要闹事。他又再次上书，一方面要求减免税金，另一方面，请求朝廷拨钱粮修筑长江河堤，让灾民做工求食。这样既解决了灾民的吃饭问题，也解决了长江后堤多年失修的问题，实在是为国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淳熙七年，朱熹上奏折，提出 “恤民” 、 “省赋” ，他说： “在国家大事中，没有什么比爱护百姓更为重要了；而爱护百姓就要落实剥减免赋税，减少赋税要落实到严格治军。 ”

(这里的 “军” 不是军队，而是宋代一种地方行政单位， 上文南康军的 “军” 也是这个意思)。淳熙八年，浙东饥荒，宰相王淮推举朱熹到浙东视察灾情。朱熹当天就单车上路了。到达浙东以后，他巡行境内，一车一马，不带随从，所到之处人们都来不及知道，郡县的官吏们都敬畏这种作风。他以私访的办法了解民情，以至废寝忘食。这样，他搞清了一些贪官污吏的罪行。上报朝廷，要求依法处决。

对于隐瞒灾情、 谎报政绩、 横征暴敛的衡州官吏李峰、 张大声等，朱熹也给予弹劾。

衡州遭受大水以后，人民饥寒交迫，而张、 李二人不仅隐瞒灾情，而且 “一味差人下县，谴责财赋急如星火。 ” 朱熹认为，对于这种虎狼官吏，也要撤其职位，给予惩处。绍熙四年十二月，朝廷任命朱熹为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他到任后，常常微服私访街市。当时有些不法之徒，常勾结军兵欺压百性，到处为非作歹。朱熹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在城市张贴告示： “如有前项违法之人，折罪监纳。 ”

朱熹在湖南期间，重视人才，举荐良吏。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一方面要 “正君心” ，希望帝王端正、 约束自己； 另一方面，要有待于 “众贤之助” 。因此，他非常注意物色人才，一旦发现，就向朝廷推荐。当时在推荐人才方面也存在着徇私的弊病，但朱熹对官吏的推荐和人才的推举是很严肃的。当时朱熹有个亲戚请求推荐，朱熹说： “向别人推荐他，也必须是贤人方行。他虽然是我的亲戚，但只是我家乡一个平庸之辈，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真才实学，我不为他写推荐信。 ” 他还向光宗皇帝表示：如果以后发现他的举荐不实，他甘愿受 “谬举” 的责罚。朱熹这种多方选择人才而又不徇私情的作法，是难能可贵的。

○讲学述著

朱熹在青年时代就很有名气。32 岁时聚徒讲学、 著书立说，在长达 40 年的岁月中，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著述和讲学上，创办书院 27 所，门生达几千人，并留下浩繁的著作 70 余部共460 多卷；就教育史上的地位来说，他是孔子以后最著名的教育家；就流传后世的著作来说，在我国3000 年的漫长历史中，也是很少有人能与之伦比的。

朱熹在当南康军地方官时，修复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并制订一整套规章制度，这对后代的教育、 特别是书院式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白鹿洞书院历史悠久，宋初成为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来就学的学生常达百人之多。但当朱熹知南康军时，由于长期失修，无人管理，已是荒凉破败。为了振兴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并宣传自己倡导的理学，朱熹对修复白鹿书院作了周详考虑和全面安排。

书院修复以后，朱熹领着他的宾客、 助手以及书院师生们行祭孔之礼；请求皇帝为书院写匾额并颁发儒家的的经典书籍，要求江西各地的学校好好保管这些书。又置办田产以供学者衣食之用。朱熹每逢休假时就到书院去，回答学生们的问题，孜孜不倦。

朱熹认为，书院的自然环境无疑对学生的学习、 思想和品德修养都有很大的影响。

白鹿洞书院位置清静优越，是个幽居讲学、 著书立说的好地方。在书院讲学时，先生诲人不倦，学生学而不厌，休息时，师生们徜徉在书院的青山碧水之中，形成一派宁静和谐的教学气氛。

在这期间，朱熹主持制订了《白鹿洞书院学规》。

淳熙八年，朱熹请当时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陆九渊到书院讲学。陆九渊所讲的内容是《论语》中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两句。朱熹对陆的讲演很满意，把陆的讲稿刻在石碑上作为纪念，让学生时时对照，检查自己。朱熹对不同学派、 不同观点的人，不仅不排斥，而且还主动邀请讲学。

淳熙十年，朱熹回到福建崇安，在武夷山五曲大隐屏峰下建成 “武夷精舍” ，朱熹在这里聚徒讲学。朱熹在武夷精舍的教育活动对后人也影响很大，清代的《武夷山志》说：

朱熹开创了紫阳书院，很多儒学大师都聚集在他身边，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从元朝、明朝直到现在，著名学者大多到此来讲学，因而此山的名气从此居天下第一了。

绍熙元年，朱熹任福建漳州知州，他于政事之余，时常到学校去，教育引导学生。他所撰写的影响深远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就是在这年刊刻发行的。五年，朱熹任湖南潭州知州，修复了岳麓书院。该书院亦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建于北宋，南宋时遭战火破坏。这次修复，不仅恢复了原貌，还有所扩建，并请张浚之子张木 式主持教事。

早在乾道三年( 1167 年)八九月时，朱熹专程拜访张木 式并在书院讲学。朱熹在讲台上手书了 “忠孝廉节” 四个大字，此后，这个讲台就被命名为 “忠孝廉节台” 。此外，朱熹还为岳麓山各风景名胜命名题字。

朱熹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常来书院教导学生。他白天处理政务，夜晚和学生们讲论学问，随问而答，全无倦色。他常用现实生活中的道理启发学生，教导他们不要看不起身边的小事而去空想不切实际的大事，他言辞恳切，听者常常为之感动。朱熹把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岳麓书院教规。

这年 8 月，经宰相赵汝愚推荐，朝廷任命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他赶到京城去上任，为皇帝讲授《大学》。40天后，被更职。朱熹回到福建孝亭，不久建成 “竹林精舍”

(后改称沧州精舍) ，在这里继续从事教学和著述。

精舍建成时，朱熹为表示对先贤的虔诚，率领学生们到燕居庙学行 “释茅” 之礼(古代入学时祭祀老师的典礼) ， 以奉告精舍建成。朱熹平时也按规矩奉祀先贤。每天早晨，精舍弟子先穿戴整齐到影堂击板，等候朱熹出来，厅堂里摆着贡品， 初一供酒果，十五献茶。朱熹开门走出后，就升堂领着弟子们按顺序拜香，两拜而退，然后登楼拜圣像。

行完礼后，朱熹回到书院端坐，受学生拜揖，再喝汤茶，稍坐片刻。在这个时间内，学生提出要请教的问题，朱熹解答后，各自回到书桌。

沧州精舍大致沿用《白鹿洞书院学规》。五教之意是：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教学的顺序是：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学说体现了朱熹的全部教育思想。

朱熹在沧州精舍根据不同教学对象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一、 个别教学与升堂讲授相结合。精舍学生程度高，一般不用长篇讲授的方式，通常采用个别回答方式。有时也对少数学生进行漫谈式的讲论。

二、 指导研究生式的教学方法。朱熹很多学生有独立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在漳州上任时，陈淳登门拜朱熹为师，朱熹授以 “根源” (天理、 天命)两字，其中包含的所有义理，都必须独自—一探究其根源。陈按朱的指导，潜心钻研，多方寻求例证，学成，编为《问卷》一书， 10年后再到建阳孝亭拜访老师。此时，朱熹已卧病在床，请入室内询问学习情况。这是先生出课题，学生独立进行研究，作出成果，最后先生检查研究成果，再指出继续研究方向，这种方法类似于今天的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教学方法。

三、 教师带头，师生共同研究的方法。朱熹曾同贤徒蔡元定、 蔡沈、 董干等人共同研究《易学启蒙》、 《楚辞》、 《矣同契》、 《尚书》等古典名著。

朱熹在沧州精舍，对宋朝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宋朝由于政治腐败，科举制度也有很多弊病。朱熹说： “太学真个无益” ，对于国家的教化没有什么益处。并指出考试的主管部门好出偏题，企图以此难倒考生；学生所写的文章多是轻浮，不够明白、 踏实。因此，朱熹有一批很有才华的学生毅然抛弃了科举的功名，隐居山林， 专事著述。

他们的行动体现了朱熹及其弟子们的反科举精神。

沧州精舍是朱熹私人创办的学校，继承了前代私立学校教学与议政相结合的传统。

朱熹在孝亭讲学，汇集了一大批文人儒士，常常谈论时政，或在教学中评议时政，习以为常。朱熹针对当时法治弛缓的状况，指出治国应当以严为本，用宽来辅助。应该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朱熹和他的学生经常抨击时政，使当局大为头疼，以致朱熹在孝亭逝世将要出殡时，朝廷怕他的朋友和学生们送葬时妄说时政得失， 命令地方官严加禁止、 防范。上饶州官因此奉命阻止了一批儒生，使他们不能如期赶到建阳孝亭送葬。沧州精舍是朱熹讲学的最后一所书院。在师生长期的共同活动中，继承儒学传统的教养，经受时代风云的激荡。朱熹在 8 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教学的原则和方法，并形成精舍独有的精神风气，其中虽有不少过时的东西，但也有不少合理的精华，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发扬。

朱熹的教育目的是 “明人伦” ，在这个教育目的指导下，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呢 ？ 朱熹在《经筵讲义》中写道：

古代的圣明君主创建了学校，用来教育天下的人。要通过教育去掉他们先天的性格上的弱点和后天的因各种欲望而导致的缺点，恢复他们本来的勇性，从而完满地实践人伦。[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华励志網 名人传记

他认为有一种 “圣人” ，这种人能洞察一切，德才兼备，而且不用教育就能达到这种境界。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其次是 “贤人” ，这种人可以通过教育成为圣人。再次是 “成人” ，也就是 “主人” ，也就是没有缺点的完人。这种人是通过修养、 实践礼乐道德形成的。其实质和贤人没有什么区别。

朱熹认为有钱不等于有德，他还认为，世上很多事情坏在 “因” 与 “私” 。他说 “某常说天下事，所以终做不成者，只是坏于懒与私而已” 。

朱熹最反对把人培养为 “乡愿” 式的善于奉迎的人。他欣赏 “狂狷” 式的耿直忠贞之士，尽管他们有时比较偏激，又不善于掩饰自己的高傲。他认为 “狂狷” 者经过教育培养可成为国家的栋梁。他又说： “乡愿者是没有骨气的人，他们在这里奉承一些人，在那里又拍一些人的马屁，看人眼色行事，整天小心翼翼，惟恐得罪了人。 ” 他骂他们是 “德之贼” 。朱熹根据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主张把教育分成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小学阶段是基础，要从儿童时期进行。他认为小学教育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大学教育，而且关系到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如果在小学就打下一个 “圣贤” 的模坯，那么大学只要在这上面加加工，增长一些 “知见” 就可以了；反之，小学模坯打不好，再由大学填补，那就很难了。

朱熹专门为儿童写了一编《童蒙须知》，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 举止细节，做了详细规定。

在《童蒙须知》中，朱熹从五个方面对儿童提出要求。

首先要衣帽整洁。他说儿童 “要身体端正，衣帽、 鞋袜都洁净整齐，否则就显得不庄重，就会被人看不起” 。

第二，说话不要着急，不能大声喧哗、 随便开玩笑。父兄、 长辈教导自己时，要低头聆听，不能擅发议论。如果长辈的话有错，要先忍一忍，过一段时间后再慢慢陈述、 分辩；在朋友之间也应该这样。知道别人的错误，不要立即声张，应私下指出，让其改正。

走路要稳稳当当，不能一路飞跑、 连蹦带跳。

第三，要注意环境卫生，经常打扫房间，桌椅板凳都要洁净。文具笔墨和各种用品，不仅要安放整齐，而且要有一定的地方。

第四，读书写字，身体要端正。要做到 “三到” ，即 “眼到、 心到、 口到” 。

第五，日常生活中应注意一些小事，例如要早起晚睡，不去危险地方等等。

对于《童蒙须知》，我们应从两方面看。一方面，这是封建道德规范的具体化，这些细微而繁琐的条条框框，约束了少年儿童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例如走路时连蹦带跳，这是儿童的天性，在这里也严加约束，这样就束缚了他们的性格，进而束缚了他们的思想和热情，在此后 800 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起很大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它有不少要求少年儿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正确学习态度的内容，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大学则是小学的扩充和深入。大学主要是教育学生如何去深究儒家经典和自身修养，学习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的道理。朱熹认为， 15 岁以后是读大学时期。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 “待朝适用” 的人才，也就是培养为朝廷尽力的知识分子。

朱熹主张教学要采取商讨式而不是灌注式。让学生多实践，教师的作用只是一个引路人。遇到疑难问题，教师和学生可以共同商量。朱熹还主张 “因材施教” ，人的能力有大小，教育的任务就是根据 “材” 的不同，施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从而使各种人都能成才，这就是 “各因其长而教之者也” 。

从 “学” 的方面说，朱熹很讲究读书的方法。他的读书思想可概括为六句话：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体会，联系自己，加紧努力、 郑重认真。读书要一本本地读，一本书之内，要一篇一篇地读，一定要领会它的意思。他把读书比喻为 “吃饭” 、 “嚼得烂方可咽下，然后有补” 。读书要理解透彻，才能有益。

朱熹还认为，读书必须与自己的生活实际相联系，即 “切己体察” ，才能真正理解。

他说： “读书须要切己体察，不可只当文字看，不可只在书上寻求道理，还要反过来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研究、 体会。现在很多人读书，不切己体察，只在纸上看，当时读懂了就行了，这样能真正理解吗 ？ ”

朱熹对 “学” 还有独到见解。他认为 “学不只是读书，做各种事情也是学” 。这样他把 “学” 从书本上推广到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克服了儒家长期以来只重书本轻实践的倾向。而且，无论读书还是写字，都要 “思” ，也就是说要多动脑子。如果学而不思，就会方向不明，没有主见。他把学与思的关系比喻为射箭，只考虑射箭的要领，没有弓箭不行；光有弓箭，不考虑如何射准，也不行。两者结合才能学好射箭。

在朱熹浩繁的著作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算《四书章句集注》了。所谓《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大学章句》、 《中庸章句》、 《论语章句》、 《孟子章句》四部合成的一部书。为什么说它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呢 ？ 因为它统治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界、 教育界达 700年之久。在朱熹去世 100 年以后，元仁宗延年间， 元朝恢复了科举考试，下诏规定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考试内容。从此，学校里不但要熟背《四书》正文，也要熟记朱熹的注解。科举考试要以《四书集注》作为立论的根据。其影响之深远，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任何一部书都无法比拟的。朱熹对《四书集注》倾注了毕生精力。10 岁时，就在父亲教诲下， “励志圣贤之学” ， 奋发努力， 每天认真研读《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从不间断把圣人当成自己的楷模。34 岁时，就写成了《论孟要义》和《论语训蒙口义》，10 年后又写下《语孟要义》。在三部书的基础上，朱熹才写成《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在撰写《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时，也是 “一年之内，改了数遍，” 直到 60岁时才写成。

朱熹为什么要在《四书集注》中倾注那么多心血呢 ？ 这是因为，在朱熹以前，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五经》。即《诗》、 《书》、 《礼》、 《易》、 《春秋》。这些经典卷卷浩繁，字句艰涩难懂，人们读起来，本来很吃力；而历代解释这些经典的著作更是浩如烟海，无穷无尽，人们就是一辈子也读不完这些书，难怪后人有 “皓首穷经” 的感叹了。如此浩繁而艰涩难懂的经典怎么有利于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呢 ？ 再有，《五经》中的大部分经典在封建社会以前形成，它们的内容大多与封建道德无关，即使从汉代以来的历代儒生们硬把他们和封建道德扯在一起，毕竟牵强附会，漏洞百出。更有甚者，《孟子》中尽然有这种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 对于这些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话，不作重新解释怎么行呢 ？

那么，是不是《五经》就不用读呢 ？ 不是。朱熹认为，《五经》还是要读，但当务之急还是要先读《四书》。因为《四书》是直接的孔孟之道，更便于宣扬封建道德。朱熹把《四书》和《五经》的关系作为一个形像的比喻，他说： “《语》、 《孟》、 《大学》、 《中庸》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 。读《五经》就像打米做饭，缓不济急；而《四书》却是熟饭，马上就可以拿来吃。正因为如此，朱熹才不惜倾注一生的精力，兢兢业业地做出《四书集注》这锅应急的 “熟饭” 来，以解救统治思想的危机。

○朱熹之 “理”

朱熹是一流的哲学家，虽然他的哲学思想中有某些消极的东西，但毕竟博大精深。

清代学者黄百家这样评价朱熹的哲学思想： “至广大，极精微，综罗百代。 ” 正因为如此，朱熹的哲学思想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个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 不同的哲学派别有不同的回答。朱熹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理” 。这个 “理” 是什么东西呢 ？ 朱熹说：

“比如有一把椅子，有 4只脚，可以坐，这就是椅子的 ‘理’ 。如果去掉一只脚，就不能坐了，这就失去椅子的 ‘理’ 了。 ” 朱熹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 “理” 。他说 “竹椅有竹椅的理，一草一木，一鸟一兽、 事事物物，都有他们一定的理。 ”

朱熹所说的事事物物都有 “理” ，就是说事事物物都有它们的规律，他说： “比如阴阳五行，错综复杂，却又有条绪，这就是理。 ” 这里所说的阴阳五行，就是指万物；所说的 “条绪” 就是事物运动、 变化所遵循的秩序，也就是规律。朱熹认为， “理” 还具有另外的意义，他说：理就是仁义理智。全天下的事没有一件没有理。臣侍奉君就有 “忠” 理，子侍奉父就有 “孝” 理。天的理，不过是 “是” 与 “非” 两方面。朱熹的 “理” 又叫 “道” ，朱熹说：

“道，是古今都要遵守的理，比如父亲的慈爱，儿子的孝顺，君主的仁德，大臣的忠诚，这是一个公共的道理。 ”

这里所说的 “公共的道理” 也就是人人必须遵守的道理。可见朱熹所说的 “理” ，又是约束人们行为的伦理，是人人都要遵守的准则。

其实，规律和伦理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他们等同起来。规律就是客观事物本来就具有的，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既不由人创造，也不能由人加以改变和消灭。

但伦理就不是这样。伦理不是客观事物本来就有的，它是根据人们的意志制定出来的。

不同时代、 不同阶级、 不同民族就有不同的伦理。

朱熹认为，天是个最为广大，无所不包的东西，它从来都这样不停地运转着；它之所以这样，一定有个主宰者。

这个主宰者，朱熹认为就是那个被立于天、 地、 人之外的 “理” 。

这就是，主宰着丰富多彩而又有规律的世界的最高力量是 “理” ，人们所说的 “上帝”

是 “理” 的化身。朱熹认为，在天空之上，并没有一个像人一样的上帝在那里吩咐这个，安排那个。《诗经》和《尚书》中所说的 “帝” 就是 “理” 的别名。在这里，朱熹明确否定了有人身的上帝。不过他又说：

“广阔深远的天空，周流运转不停。如今说天上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当然不行，但是说完全没有一种主宰力量更不行。天地是最广大的，孕育万物，一刻不停，这明明是有个像人那样的力量主宰着。 ”

朱熹认为，这个不是人又像人的主宰力量就是 “理” 。宋朝的哲学家们常常就天地是有心还是无心问题进行争论。在这一条件中，朱熹虽然有时也说天地有心，但在实质上还是倾向于无心论。他说：天地的心不能说是不灵，但不能像人那样思考问题。 “理”

也是没有情意，没有计划，不能做事的。朱熹认为， “天地之心” 不能像人一样思考和有情意，这就明确地否定了有神论和上帝创世说，有助于无神论思想的发展。

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总是有人身的上帝，然后逐渐出现无人身的上帝。我国商周时代的上帝是有人身的。随着人们对自然世界认识的发展，有人身的上帝难以被人们相信，统治者逐渐用天来代替上帝。我们知道封建时代的皇帝是人间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几乎没有任何人能约束他们的行为。一些大臣只能用有意志的“天” 去约束他、 吓唬他，让他改变某些行为。朱熹也曾用自然灾害来警戒皇帝。乾道六年夏天，发生了旱灾，朱熹立即上书，指出这是皇帝自私、 宰相专权、 陈谏失职，以及皇帝亲小人，疏远贤臣所造成的。当然这种用 “天” 来吓唬封建最高统治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朱熹生活的时代，由于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天” 的意志和感情难于被有识之士接受，于是就出现没有形迹，没有情意，没有思维的一种精神力量— — —理。朱熹的 “理” 虽然没有人身，却可以发怒。他认为天能够对行善的人降下各种福禄，对作恶的人降下各种祸殃。这里的天就是有意志有情感的天。他还认为，水旱灾害、 气候异常，山崩地震，都是天对人，主要是对皇帝的谴责。对此，皇帝必须修养道德，纠正错误，才能使 “上帝鬼神，收还威怒” ，变灾为祥。然而，这到底是朱熹真正信奉的哲学观点呢 ？

还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 这就不好判定了。

在鬼神问题上，朱熹有时否定有人身、 有意志的鬼神， 有时又承认有人身的鬼神。

佛教宣扬 “神不灭” ，认为人虽然死了，但精神魂魄仍存在，可以自由往来，可以转世投生，成为另外一个人。朱熹认为鬼魂并不是 “如今泥塑的鬼神之类” ，只是一种 “气” 。他举例说： “当风雨雷电刚刚发生的时候，这就是神，等到风停雨过，雷电止息， 这就是鬼，地上的神只不过是万物发生、 山河生云之类的现象。 ”

在这些地方，朱熹接近了无神论。但是，在祭祀这件事上，他又承认了鬼神的存在。

他说： “虽然一生一世终归要消散，但也不能都散尽，所以祭祀时，祖宗的 “气” 就会有感而来。世代离自己远的祖宗，由于祭祀者是他的子孙，他们的气是相通的，所以也会有感而来。这就是说，虽然人死了，但 “气” 还没有散尽，因此，可以通过祭祀，以子孙之气 “感通” 先祖之气，就可以呼召来他们的气聚集在家里。人死了，精神消灭，知觉功能也随着消失，这是无神论的观点；人死了，精神还存在，知觉功能也存在，这是有神论的观点。 ”

宗法世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因此祭祀祖先也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一件大事，忽视不得。从皇帝到庶民，无不如此。如果彻底否定了鬼神的存在，就等于否定了祭礼祖宗，从而否定了宗法世系；否定了人能够与天地 “感通” ，就等于否定了皇帝祭祀天地的活动，从而否定了皇帝是老天爷的儿子这一不容动摇的信念。这样一来，就无异于否定了中国封建社会，这对于强调忠、 孝的朱熹来说是绝对做不到的。但朱熹毕竟是一位哲学家，对于把那些鬼神形象得像真人一样活灵活现的迷信，就不留情面地斥为 “胡说” 。

这反映了朱熹身上不可避免的时代的局限和他内心的矛盾。

理学追求的目标是领悟万事之理，从而成为圣人。在如何领悟万事之理上，理学有“渐修” 和 “顿悟” 两种观点。渐修，指的是长期的学习和个人修养。顿悟，指的是一下子突然明白。程颐曾经向往过 “言下即悟” 的境界，就是通过一两次谈话，甚至一两句警语就能成为圣人，上面这两种观点都起源于佛学。

朱熹是反对顿悟说的，他指责这种方法使人颠狂糊涂，放弃学习，是 “今日学者之大病” 。朱熹主张，人的道德修养和知识学习只能 “铢积寸累” ，一点点地积累，一步步地向前。他认为，不经过广泛的学习，就想得到什么根本的道理，那是办不到的。他说： “学者要学习各种知识，然后把这样的知识四面凑合起来，才能从中发现根本的道理。不广泛地学习各种知识，只想得到什么根本的道理，那只是空想。 ” 朱熹主张广泛地学习知识，他说： “上边是天，下边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 山河草木、 人物禽兽，在这许许多多事物中，各自都有个道理，所谓学习，就是要通过对这些事物的研究，弄明白其中的道理。 ” 朱熹还认为，不仅要广泛地学习，还要深入地学习，他说： “对某一事物，我们弄明白了它的一层意思，就会发现里面又有一层意思。学习就是一层一层地不断地学，最终会有极尽的时候。 ” 这是说，人对事物的认识，一层一层地不断深入，最后有 “极尽” 的时候。

人的认识不断深入，这是对的；但说人的认识有 “极尽” 的时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妥当的。列宁说：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 没有止境的接近” ，是没有穷尽的。

朱熹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 运动、 变化都是因为有一种独立于天、 地、 人之外的精神力量，这种思想，在现代哲学上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在朱熹时代还盛行着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陆九渊。

陆九渊曾用简明的话概括他的思想。他说： “宇宙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宇宙” ，在陆九渊看来，人的主观意识 “心” 主管天下万事万物，万事万物统统是 “心” 的产物。朱熹和陆九渊就如何获得真知的问题进行了一场哲学思想的辩论。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 “鹅湖之会” 。淳熙二年四月，吕祖谦从浙江来访朱熹。到崇安后，吕就住在朱熹的寒泉精舍中，和朱熹共同研究二程的著作，选取语录 622 条，编成一部《近思录》作为理学的入门书。十天后，吕祖谦回浙，陆九渊和其兄陆九龄等人应邀来鹅湖聚会共同讨论理学中的问题。

在讨论会上，陆九渊曾写过一首诗批评朱熹的学说支离繁琐。朱熹很不高兴，于是散会，各自休息。接着又辩论几天，朱熹主张要广泛地学习，一点一滴地积累，才能获得真知。陆家兄弟却主张要发掘出人心中本来就有的灵感，然后再让这种灵感发扬光大，去印证天下万物。朱熹认为陆九渊顿悟式教育过于简约，而陆九渊却认为朱熹渐修式教育过于繁琐，双方意见很不一致。结果这次辩证，谁也没有说服谁。朱熹和陆九渊虽各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学说，互不让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情和互教。

“存天理；灭人欲” 是朱熹提出的一个著名政治主张，这是他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重要体现。什么是天理呢 ？ 朱熹认为，天理就是君仁、 臣忠、 父慈、子孝、 夫唱妇随等封建社会伦理，它们都是天赋于人的，是本来就应当如此的，是永远不变的。什么是人欲呢 ？ 人欲就是人的耳、 目、 鼻、 口、 四肢的欲望，比如耳对于音乐、 眼对于美色，鼻对于芳香，嘴对于变味，四肢对于安逸等。朱熹又称这些欲望为 “物欲” 或 “私欲” 。他说： “比如夏天应穿葛衣，冬天应穿裘衣，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葛衣一定要精细的，食物一定要精美的，这就是人欲了。 ” 有人问他： “饮食这类事，什么算是天理，什么算是人欲 ？” 朱熹说： “吃饭喝水，这是天理，要求美味，这是人欲。 ”

朱熹对天理人欲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说： “对同一件事，正确的做法就是天理，错误的做法就是人欲。 ” 比如：视、 听、 音、 动这是人们共同行为，对不合礼的就不看、 不听、不说、 不做，这就是天理，反过来就是人欲。

一言、 一语、 一动、 一坐、 一立、 一饮、 一食，都有是非。是的就是天理；非的，就是人欲。合乎礼的就是天理，不合礼就是人欲。这就是说，天理就是封建的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 — —礼。[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华励志網 名人传记

朱熹说，如果人想穿得美一点，吃得好一点，就是人欲。那么统治阶级穿得好，吃得美，这算不算是人欲呢 ？ 朱熹对天理人欲的后一种解释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说合乎 “礼” 的就是天理，不是人欲、 私欲。封建社会的 “礼” 对统治阶级中各阶层的享受都有规定，如果你的物质享受合乎 “礼” 的规定，那么，即使你穿得多么漂亮，吃得多么精美，也是合于天理的。朱熹 “存天理，灭人欲” 理论的产生，有它深刻的时代背景。

宋王朝建立在唐末农民大起义和五代的分裂割据之后。在长期的割据局面中，那些贵族、 官僚、 军阀们，完全抛弃了礼义廉耻，儒家长期标榜的 “忠义” 扫地。在这种情况下，迫使那些关心封建社会命运的人不得不进行思考。朱熹 “存天理，灭人欲” 理论就这样经过近 200 年的思想理论酝酿之后，适应着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了。他之所以提出这个主张，是为了让整个社会的人都安于各自的社会地位，从而使社会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上。对于广大农民，要让他们安于贫苦的生活，不要犯上作乱；对于统治阶级，也要让他们把物质享受纳入 “礼” 的框架中去。这个 “礼” 是一套繁琐而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人都要按各自等级的规定获得物质利益，不能超越。对于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朱熹也同样要求他 “灭人欲，存天理。 ” 他要求皇帝不要纵欲，不要淫逸，即使有一个企图越 “礼” 的念头，也要谨慎地检查意见，严肃的克服它。然而 “存天理，灭人欲” 的信条并不能遏制农民的反抗，当农民生活极端困苦，活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揭竿而起，爆发起义。朱熹以后近 700年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个信条确实遏制了统治阶级内部犯上作乱的篡弑行为。在我国历史上，从汉朝一直到隋唐五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篡逆、 禅代屡屡发生；臣杀君、 子杀父、 弟杀兄的事层出不穷。南北朝时的宋朝皇帝刘昱，竟然被他的大臣，仆从们割下头来，像扔皮球一样扔到领军府的院子里。朱熹 “存天理，灭人欲” 理论产生以后，不仅没有了弑君、 篡逆，就连冠冕堂皇的 “禅代” 也看不到了。

○博大学问

在很多人眼里，朱熹这位理学家大概是一个表情单调、 生活枯燥的老儒生。其实，朱熹不仅博览群书，深研经典，而且兴趣横逸，所学不拘一格。他不仅是一位一流的哲学家、 教育家，而且对经学、 史学、 文学、 佛教、 道教、 音乐、 书法、 绘画乃至自然科学、 阴阳卜筮，几乎无所不学，无所不通，其成就斐然，令人叹为观止。

凡是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认为曹操是一个大奸臣，无恶不作。但在《三国志》里面，曹操却是一位胸怀大度、 叱咤风云的英雄，并被尊称为皇帝；而刘备、 孙权只当作两个割据政权的首领。一直到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还以魏为正统皇帝，把蜀、 吴当割据政权。

什么是 “正统” 呢 ？ 古人认为，凡有正当的继承系统和继承理由的政权、 皇帝或思想、 学说都算是 “正统” 。那么，又是谁最早把刘备作正统皇帝，而把曹操作奸臣呢 ？ 这个人就是朱熹。

朱熹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历史学方面发表了许多不同凡响的论著。他曾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改编为《资治通鉴纲目》，主要原因就是《资治通鉴》没有把正统思想放在突出地位，这不利于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所以朱熹对《资治通鉴》批评最多的是三国对峙时期的历史，没有突出刘家的正统地位。朱熹大力提倡 “正统” 的目的在于发扬抗金的决心，振奋民族志气， 从而扭转宋朝廷人心士气委靡不振，边境战备松松垮垮的危机。后来罗贯中创作小说《三国演义》，奉刘备为正统正是来源于朱熹的思想。

朱熹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要看到他做事的动机，尤其要看到他为社会做过什么事。他主张在学习历史时，一定要独立思考，破除迷信。对于那些明显不合情理的历史记载要敢于怀疑，这是因为古人有时把传闻当作真正的历史。朱熹很佩服汉朝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他说司马迁 “才能高，见解高。 ” 但他对《史记》中的某些记载仍敢怀疑。例如《史记》里记载：战国末期，秦国在长平坑杀了赵军 40 万，朱熹认为这是不可信的，其中必有失实之处。他说： “长平坑杀40 万人，这是司马迁说过头了，不可信。赵国打了败仗是有的，但是赵国兵将都是身经百战之士。难道 40 万大军肯束手受死吗 ？

这记载是决不可信的。 ” 又如史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杀了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之后，他的父亲李渊(当时还是皇帝)目睹惨祸，却还心安理得地去泛舟作乐，朱熹认为此事不可信，他说： “一件如此重大的事情，兄弟相杀如此残酷，作父亲的怎么能如此安然无事呢 ？ 其中一定有不可相信的地方。 ” 这种独立思考，不迷信古人的精神，对一位历史学家来说是很可贵的。

朱熹从他的理学伦理出发，评价历史人物一直以 “忠孝节义” 为标准。他认为： “人生活在天地中间，用来作人的标准不过是忠、 孝两字，这是天下重要的道德，不能一刻忽视它。 ” 但是朱熹没有因此就不顾历史人物的功绩而作纯道德评价。例如，他对本朝皇帝的评价就没有被 “忠” 的伦理所束缚。他对本朝的皇帝大多持批评态度，即使被人颂扬为仁德之君的仁宗皇帝，他也敢于批评，他说：

“仁宗皇帝立志使国家富强，又不满足于小康局面想要有政治上的壮举。但是他天性仁慈，不会用人，官员突然升迁又突然降职，所以他始终没有做成一件大事。 ”

对于毫无政治才能的徽宗、 钦宗二帝，朱熹十分鄙视，认为他们 “没有一项政治措施是对的。 ” 指责徽宗在对金国的外交大事上不讲信义， “先与金主阿骨打盟誓，双方都不许接受对方的叛降者。在这件事情上连金人都能遵守信义。而我们却违约失信，给了金人进攻我们的借口。 ” 指责钦宗正邪不辨、 软弱无能， “对于臣下的善恶正邪，辨别不分明，又没有刚强果敢的手段。 ” 对事实的尊重使朱熹突破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使他成为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美国的科学家 RA 尤里达说： “现今的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独有的成果和财产， 也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 欧几里德、 哥白尼和牛顿的财产，其中也有老子、 邹衍、 沈括和朱熹的功劳。 ” www.zhlzw.com 中华励志網 名人传记

的确，朱熹在中国科学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在宋代，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高峰，火药、 指南针、 活字印刷三大发明，都产生于宋代。北宋时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恒星位置观测。后来董裳利用这些资料绘成星图，现仍保存在苏州石刻天文图中。

朱熹博览群书。对自然科学作过比较广泛和深入探讨。他对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 张衡的《灵宪》以及历代天文地理知识，都有广泛的涉猎；对沈括的《梦溪笔谈》和张载的《正蒙》钻研尤深。他在自然科学上的卓越见解主要集中在地质学和天文学上。

朱熹在地质学方面有一个重要的见解，就是根据高山有螺蛙壳化石的现象，推断此山远古应是海域，从而发现地质变迁、 沧海桑田的科学原理，他说：

“我曾经在高山上见过螺蛙壳，有的长在石头里，这些石头就是以前的泥土。螺蛙生长在海、 河的泥沙中，如今却在高山的石头里，这说明高处可以变成低处，低处可以变成高处。天地哪能一成不变呢 ？ 现在登上高山眺望群山，都呈波浪的形状，这是水的冲击使它们这样。 ”

朱熹根据地球上海域可变成高山，泥土可以变成坚石的现象，得出 “天地哪能一成不变” 的结论；他还指出，这些巨大变化 “都是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 ” 这就是说，天地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天地之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而且这些变化是自然运动造成的，并不是什么先天的 “理” 造成的，这就突破了他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近代地质学家章鸿钊评论说： “这种思想虽不完全精确， 却是地质学萌芽应有的观念。 ” 他又说：

“中国最重利用厚生(指利用自然使生活富裕) ，唐、 宋时人已颇是纯粹的地质观念，朱子的思考尤为敏锐。故所语往往颇中肯。 ” 这就给朱熹的自然科学思想很高的评价。在天体学方面，朱熹持月体常圆无缺之说，他说： “月球本是浑圆无缺的，只是常受日光的部分是亮的。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亮的西边部分是亮的，人在地上看，只看到月的左弦光。十五天的太阳在地下，它的光从地的四边射出，月受到日光才亮。月亮本身没有圆缺，只是人们看到它有圆缺。 ”

在这里，朱熹有三个很有价值的思想，第一，他认为月球本身是常圆不缺的，人有时看到它缺了，那是因为受光状况不同造成的。第二，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是 “受日光” 后才有了光辉。第三，他认为日既可在地上的空中，又可在地下(地球的那一面)的空中，已经初步认识到星球运转的道理。朱熹在讲学中，不仅仅是社会科学，而且常常涉及自然科学，如天体学、 地理学、 动物学、 植物学、 医学等。朱熹自己还很喜欢科学试验，据《宋史》卷 48 记载，朱熹家里曾收藏一套 “浑仪” ，这是北宋时苏颂发明的一套水力转动从而形成一个齿轮系统的天文仪器。朱熹曾利用这套浑仪 “颇考水运制度” ，致力于恢复苏颂的水力运转装置。他还曾用木板制造过一幅 “华夷地图” ，把地形的凹凸情况刻在木板上，这些都体现了朱熹的科学实践精神。

按照宋代理学家的风气，作学问必须在儒家的经典范围内，对于其它知识则一概视为杂学，都要弃而不问，即使是文学、 史学这样和儒学较近的学科，也被视为旁杂之学，所以理学家被控有拘束枯燥之嫌。朱熹则不然，他力主博通、 兴趣横逸，他的学问几乎无所不包。朱熹深通乐律，自己也善弹琴。当时有许多道士的琴都弹得很好，朱熹乐于和他们往来。曾经有个姓周的道士带着琴去拜访朱熹，正赶上朱熹服丧未满，按照当时的丧礼，是不能听音乐的。朱熹很遗憾，事后说： “我一看他的相貌，一听他的言谈，就知道他对于琴艺有很高的造诣。 ” 未听琴声，只凭察言观色，就知道对方的琴艺，如果朱熹没有很高的琴艺是绝对办不到的。

朱熹曾谦虚地说过自己如何学琴，他说：

“我曾经学过弹琴，开始时只是乱弹，以为学会了再依照规则弹，其实不是这样，以后我始终没有学好。 ”

朱熹《文集》卷 66有《琴律说》，专谈琴律，上自司马迁的《史记》，下至沈括的《梦溪笔谈》，博古考今，分别雅俗；《文集》卷 63《元吴士文》一文，从论琴艺进而论乐律， 全文长达 3000 余字，可见他对琴艺、 乐理的精深。

朱熹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他对书法的喜好，是与他父亲的熏陶分不开的。他父亲朱松从小酷爱王安石奏稿的手迹。朱熹对这篇奏稿的书法爱不释手， 大加赞叹，他说：

“我特别喜爱末尾的那三行字，语气凌厉，笔势上下飞舞，还能从中看出他那跨越古今，旋转宇宙的气概。 ”

能从一个人的书法中看出他的胸怀、 气度，可见朱熹书法造诣之深。

朱熹有不少手稿遗墨流传至今，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手笔《归去来辞》。明人晏宁对这篇书法推崇备至，他说： “颇具笔势遒劲，天机逸发，如拔藤配木(喻苍劲古朴) ，云舒雾敛(喻舒展洒脱)当为公平生所书第一帖。 ”

又有墨迹《易经·系辞》，由他的学生蔡元定刻碑于湖南常德，真迹已流于日本。今人杨震方评论说： “字大五、 六寸，用笔豪劲，精彩四射，与流传的朱熹书法风格不同。 ” www.zhlzw.com 中华励志網 名人传记

《大学感问》手稿，《论语集注·颜渊》注稿及《致表举程允夫函》，均系行书，其笔势清竣遒劲，变化多姿，笔走龙蛇，一气呵成，丝断意连，情趣无限。

泉州开元寺上匾上书写的 “正气” 二字，是楷书，笔势雄健，沉厚阔大；南平西林寺匾上的 “莺飞鱼跃” 四字，虽是楷书，但字体圆润活泼，正像鹰飞鱼跃一样。

朱熹还是一位书法评论家，他评论米芾的书法说： “米老的书法就像天马脱缰，追风逐电，不能用驱驰的节奏来限制它，其要点是挥洒痛快，我的这一卷尤为奔放飘逸。 ”

朱熹还酷爱古代钟鼎上铸刻的古文字和历代石刻文字。由于小时候他家里生活不富裕，买不起这类拓本，只有一部欧阳修编的《集古录》，朱熹常常把它拿出来，把欣赏书里的古文字当乐趣，看得入迷时，仿佛手摸到钟鼎和石刻上真的古文字一样。过后，又遗憾自己由于贫穷，居住偏远而得不到古文字的拓本，有时甚至整天睡不好吃不香。27岁那年，他任同安主簿期满，到了泉州，得到一部赵明诚的《金石录》，爱不释手。这时，加上父亲的收藏和自己收集的拓本、 横幅已经有几十种，都是有价值的古文字。朱熹把它们悬挂在房屋的四壁上，无论是坐、 卧、 踱步，都不离眼前，对古文字简直入了迷。

朱熹在绘画上也有很高造诣，明朝人朱继儒说朱熹的画深得吴道子笔法。吴道子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画家，能深得他笔法的人，其绘画技艺想必是很高的。1974 年在福建省建政城关豪栋街一个社员家里发现一块刻有朱熹自画像的石碑。上面刻有 “对镜写真题” (词)的自警的文字。写真，就是我们今天绘画所说的写生。据考证，这幅自画像画于光宗绍熙元年正月，当时朱熹已经 60 岁了。这幅自画像是半身像。线条流畅，结构合理，人物表情详和， 年龄也和当时的朱熹相当。朱熹晚年时， 同乡人造聚星亭，要在照壁上画东汉时的贤人荀淑和陈军的故事。朱熹因为年纪大了，不能亲自动笔，所以写信给朋友巩仲主，希望他能为自己找一个擅画的高手来。这时的朱熹虽不能亲自动笔，却在信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这幅画的构思和布局的看法，他说：

“这幅画如果分成两部分，那么前一部分应画陈军坐着牛车在路上，他的儿子等陪同前来。后一部分应画荀淑的儿子荀靖在门前迎接，然后是荀淑与客人对坐、 饮酒，他的七个儿子在一旁侍候。荀靖本来在门外迎客， 客人入席之后， 他就不应该在门外站着，也要画他侍立在父亲身边。两部分之间，又应当再画些山石树木来分隔。如果只画作一部分，那么就画陈军乘车来到门前，荀靖在门外迎客，他的七个兄弟扶持、 跟随着父亲荀淑来到庭院中，荀淑的孙子荀也跟在后面。 ” 对一幅人物众多、 布局复杂的绘画能有如此精当的构思，也可以间接地反映朱熹的绘画技艺和修养。

朱熹还酷爱旅游，他一生喜爱山水泉林、 古迹名刹，他的足迹遍于闽、 浙、 赣、 湘等名山胜景，并有很多题诗留存。民国时的《福建通志》说他自称紫阳，虽然衣食常常不足，但是天性活泼，常常把自己的情怀寄托在山水风景之中。南康的庐山、 潭州的衡山、 建州的武夷、 福州的石鼓、 鸟后山，他都去游览过。朱熹早年在任泉州同安主簿期间，曾和傅安道游览南安县九日山金鸡峰，他们上登险峰，下泛轻舟，玩得兴起时，朱熹不禁迎风高呼： “真痛快啊 ！” 满满斟上一杯酒，手敲船桨唱起了《楚辞》中的《九章》，声调高昂，溪中的鱼也随着跳跃，栖息的鸟惊起飞鸣。这时的朱熹完全是一个豪情满怀，生气勃勃的青年，哪有一丝理学家的枯燥呢 ？

朱熹 38 岁那年，在学生厄念德、 林用中陪同下， 8 月初由崇安启程前往湖南岳麓书院去拜访主持者张拭。顺便游览南岳衡山。8 月到达长沙，在书院住了 7 月，然后与张拭同游衡山。11 月 7日，他们从长沙出发，4 天之中，经方广岩，登上封，攀祝融，到达衡山顶峰。他们在山上住了 3 天，朱熹的兴致极高，曾经赋诗以抒性。

三月山行风饶林，天寒岁暮客愁深。

心期已误梅花笔，急雪无端更满襟。

朱熹一生或游或讲学，虽几次出仕，却时时寄情山水，不慕荣利，使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学士，思慕景仰，尊称他为朱子。

纵观朱子一生，出仕就要安邦定国；著述就要流传千古，可谓是一个人格比较健全的一代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