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作品的市井文化和语言儿化音

论老舍作品的市井文化和语言儿化音

双桥学校 秦莉

内容提要： 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有重要贡献的作家，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特别是市井文化的冷静的审视，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他凸显了一个充满五光十色的市民王国，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从人们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形成了独特的以儿化音为特色的“京味”风格，

关键词：老舍 市井文化 儿化音 京味风格 诙谐幽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以独特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而成为人所共知的“人民艺术家”。他善于通过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朴素描写，借助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表现生活本身内在的巨大力量和丰富内涵。老舍笔下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他们在平淡之中演绎着悲剧或喜剧，给人艺术上的享受。老舍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看作是用文字构筑的全景展现北京人情市井、世俗风物与历史文化的俗白的“清明上河图”，既是艺术的集大成，更是人文思想的剖面图。

一、市民形象构建的市井文化

1、生活道路影响创作之途

老舍是满族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生在北京城的一个贫苦市民家里。父亲是满清皇城的一名护军，一家七口就靠父亲的一点微薄收入过着困苦的日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父亲阵亡，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便落到母亲肩上，母亲靠给人缝洗衣裳和在小学里当佣工勉强维持生活, 那时老舍还不到两岁。可以说，正是这种遭遇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道路。

他于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他曾说：“反封建

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①

1925年，老舍开始正式进行创作, 那时他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在伦敦的五年里，他写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长篇，都是写一般市民的生活，写这些市民的遭遇、梦想、挣扎和相互的倾轧。作品透过这些市民生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封建帝制虽然已经被推翻了，而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却并没有解决。老舍揭开他所最熟悉的城市下层社会的一角，让人们亲眼看到了那些生活现实。

1930年老舍回到了国内, 他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从事文学教育工作, 但仍然利用寒暑假时间写出了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短篇小说《黑白李》、《微神》等。如果说他二十年代的作品都具有悲剧色彩的话，那么他三十年代的作品则大多是写的悲剧。他在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更加深入地解剖了中国社会，解剖各类市民人物的心灵，解剖我们民族精神在时代上的缺陷和造成这种种缺陷的根源。②

“每逢看到一条癞狗，骨头全要支到皮外，皮上很吝啬的附着几根毛，像写意山水上的草儿那么稀疏，我就要问：你干吗活着？你怎样活着？”“在这条可怜的活东西身上，我看见自己的影子。我当初干吗活着？怎么活着过来的？和这条狗一样，得不到任何回答，只是默默的感到一些迷惘，一些恐怖，和一些无可形容的忧郁。”（选自老舍《小人物自述》）

这样的文字，如果没有真正的切肤之痛，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正是对贫苦市民世界的熟悉与关注，才能促使老舍写出了《月牙儿》、《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等表现城市贫民的作品，而且也只有他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2、三种不同的市民形象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 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

浓缩在一起, 有声有色、生动活泼, 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在老舍笔下，塑造了三种市民形象：“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尚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苟且的“老中国的儿女”们。③这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因此, 他们也是老派的市民人物。

早在1929年于英国写成的小说《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马则仁。 《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古老文化的精髓，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 “新派市民形象”如《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他们也都是接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都瞻望未来，但情感上却仍身陷过去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这些人物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而丧失了人格。老舍在对他们无情的嘲讽中昭示着世人，这些“假洋鬼子”就是我们改革的最危险的敌人。

“底层市民形象”是老舍作品中人数最多、读者也最熟悉的一个系列，在老舍的市民系列中占有显著的位置。《骆驼祥子》就是一部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它成功而且真实的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划为社会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

在这些市民身上，老舍所提示的是一种深刻的多重悲哀，阻止社会进步的障碍并不是来自于个别人的道德败坏或恶劣品质，而是一种弥漫与渗透于整个社会和民族肌体的习惯。相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的品质都是无可指责的。无论是马则仁和张大哥，还是祁老人、赵姑母，大都是诚笃忠厚或热情仗义。他们本身是此类观念所铸造的“合模主义者”而又不自知，已是一种双重的悲哀，而他们却还要用此类观念去浇铸别人（如张大哥）、去辱没国格（马则仁）与凋蔽民族经济的时候，这就构成了三重悲哀。

老舍的作品之所以深入人心并走向世界，与他作品中所塑造的那些鲜明的市民形象具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鲁迅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在于他以传神的笔触画

出了国人的灵魂，那么，老舍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则在于“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获得了成功”。

3、市民文化与人文关怀

在诸多现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老舍这样具有如此彻底的平民色彩。在许多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为文学融入大众奔走宣传时，老舍则凭借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真正实现了由物质到精神对中国市民社会的认同与亲和，从这方面来讲，老舍的市民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是基于大杂院的生活氛围的，与其他人不同，他不需要努力去靠近下层人民，因为他自己就是植根于底层社会中

似乎已不需要在老舍的艺术天地中一一列举出作家所创造的丰富市民世界与生动的典型形象，他笔下的中国市民尤其是北京市民性格如善良、正义、保守、闭塞等特征早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这是只有出身于市民的老舍才能清楚地观察到的，从政治理想、人生追求乃至语言艺术的审美趣味等方面都不难看出作家气质中的这种平民色彩，这是不同于新文学主流的。而正是由于老舍与普通市民存在这种水乳交融的身份认同，作家才能不仅局限于表层的认识判断，从而从各个角度深入剖析市民性格。

在这里首先必须看到的是，中国的市民社会与西方的概念是不同的。20世纪的北京依然是生存在小农业与个体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它不具备西欧市民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北京市民社会交往活动以从业关系为轴心向外辐射。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经济利益、政治地位和金钱关系。 由于活动范围的狭小，市民性格除了民间的一些正义、诚信等美德外往往具有闭塞、保守、狭隘等被称为“小市民性”的特征，这在老舍笔下的人物中常有体现，无论是祁老人、老马等老派人物，还是张天真式的新式青年，这些小人物的世界都是老舍熟悉、关注，同时又是批判的对象，正因如此，赵园将老舍称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

从作家自身而言，老舍的市民情怀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不仅在于他熟悉市民的日常生活，能够站在市民的立场上认识和理解社会，同时在语言和趣味上也体现着作家的情感所在。老舍的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悲悯与关怀，他的小说一般不具有形而上学式的灵魂与人性拷问与思索，而是一种世俗性的人间关怀。尽

管其中也不乏启蒙思潮的对国民性的反思，但这种关怀归根到底是对底层社会世俗人生的关注。

批判的同时意味着超越，在肯定老舍思想具有浓厚市民意识的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了作家对于市民性格尤其是小市民性格的超越。小市民与自己有形的外部活动直接同一，老舍则在俗世人生之外始终向往着自己的理想世界。一方面，老舍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上揭露批判社会的黑暗，与此同时，老舍对这些小人物的缺点和局限也加以深刻的抨击，颇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情。此时作家的自身情感与“批判国民性”的五四时代主题取得了一致，是在以一种悲悯情怀看街头巷尾的芸芸众生，在这里，老舍的思想已超越了单一的市民视野，实现了他第一层内在品格的超越。

二、以儿化音为特色的语言风格

1、北京口语展现市井生活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老舍是北京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用地道的北京语言从事创作的一位作家。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制的美，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他他的绝大多数小说从北京为背景，例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等。这些作品的语言，都富有浓郁的北京特色，犹如鲁迅的作品语言富有绍兴特色，沈从文的作品语言富有湘西特色，赵树理的作品语言富有山西特色一样，任何人读老舍的作品，都会感到语言富有北京韵味儿。

当然，老舍创作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北京话词语，而是经过选择提炼和加工改造，然后再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作品中去。在北京口语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营养，用普通人都能听得懂，说得出的话来写作，通俗易懂，明白晓畅；而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不流于浮浅。

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充分依赖大白话”，从叙述语言、人物语言到肖像、景物、心理描写，用的都是北京口语，作者的叙述与人物内心语言水乳交融，

使读者读后感到既是人物内心活动，又是叙述人的具体描述，真正达到了叙述人象是钻进人物内心去说话的境地。这部小说里的北京词汇之多，不胜枚举。比如“妞子”、“老爷子”、“横打了鼻梁”等等，都是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用语，具有浓郁的北京口语词汇。这使得小说的语言新鲜、活泼、亲切，洋溢着浓郁的北京韵味儿。这种叙述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使读者能及时得到叙述人的提示，很快“进入角色”，身历其境地分担人物思想感情，从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在北京口语中，有许多与普通话词汇不完全相同的、富有表现力的活的词汇。对此，老舍很熟悉并常在作品中使用，使得其作品语言带上了浓郁的北京风情和生动的口语韵味。愈近晚年，他的语言就愈纯净、老练，《正红旗下》更是炉火纯青，字字珠玑，全面体现了他的语言特点和成就。

2、儿化音特色浓郁

各地人一提到北京话，无不觉得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儿化音”。普通话中有许多词汇的字音韵母因卷舌动作而发生音变现象，这种现象就叫做儿化。儿化了的韵母就叫“儿化韵”，其标志是在韵母后面加上r 。儿化后的字音仍是一个音节，但带儿化韵的音了一般由两个汉字来书写，如芋儿（y ùr ）、老头儿（l ǎot óur ）等。

在老舍的作品中，儿化音儿大量存在。一些儿化音能把凝重消磨至轻松，比如普通话说的“做官、赚钱、娶亲”这样的大事正经事，在北京话中就变成了似乎可有可无的“当官儿、挣俩钱儿、娶媳妇儿”。有些“儿化音”：“哥儿们、半空儿、派头儿、抠门儿、闹气儿、死心眼儿、想法儿没有夹在普通话里，而夹在北京方言里、透出了北京话的清脆和悦耳。

另外，在老舍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儿化音口语，如“门脸儿、就手儿、赶明儿、叫座儿、闲盘儿、一边儿、自个儿、随手儿、混混儿、眼泡儿、招儿、当儿、窝儿、脏字儿、、溜弯儿、买好儿、劲儿、好儿、热心肠儿、脑门儿、人味儿、有谱儿、事由儿„„”这些，也都使其语言带上了北京口语所特有的亲切、自然的韵味。

儿化音中带有很浓的京味，议论中带着京味的俏皮、幽默，显现出对北平物产的钟爱，透射出了老舍对北平平民生活的眷恋，当然也有一种民族自豪感。 老舍成功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了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其所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他独特的体味和创造。

3、语言直白幽默诙谐

幽默诙谐是老舍语言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他的语言艺术区别于其他作家的语言艺术的一个突出标记。老舍说：“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若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老舍对生活中的幽默极为敏感，并善于以机智与讽刺的形式来表现。如《离婚》中的主人公老李，对自己的乡下妻子不满意，总想找一个富有“诗意”的爱人。而张大哥在劝说老李时便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来：“她也许不是你理想中的人儿，可是她是你的夫人，一个真人，没有你那些《聊斋志异》！”我们知道，《聊斋志异》是一部以传说中的花妖狐魅、幽冥世界为题材，想象丰富奇特，故事变幻离奇的浪漫主义小说集，可用在这里并不使人觉得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巧妙地喻代了老李的那种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的思想状态。含义深刻，意味无穷。《我这一辈子》形容官吏贪赃盘剥的写到：“告诉你一句到底的话吧，作老爷的要空着手来，满堂满馅的去，就好像刚惊蛰后的臭虫，来的时候是两张皮，一会儿就变成肚大腰圆，满兜儿血。”这言简意赅、形象生动、鞭辟入里的幽默语句，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作为语言鲜活色彩的幽默，它往往还要借助于其他修辞手法和语言要素的综合运用，来达到预期的效果。老舍小说经常运用夸张、比拟、讽喻、反语、谐音、曲解等修辞手法来构成幽默的情境。可以这样说，老舍是一个幽默的语言艺术家，他的幽默才华闪现在作品的自立行间，把“想得深”的思想内容，用“说得俏”的语言表达出来，含蓄隽永，充满浓郁的幽默色彩。

老舍曾说，“我们创造人物，故事，我们也创作言语”，“我还始终保持我的‘俗’与‘白’”的同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蕴藉在人物灵魂深处和潜隐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在剥去了故事的外壳之后便所剩无己，它就是一副没有骨肉的空架子，其价值便只在用故事去填充世俗的情趣时空，是没有艺术灵魂的；而倘若它有一个宏大而坚实的内核，并闪耀着壮阔而高贵的思想精神光芒，它就会有着永久的艺术生命力。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不朽

注释：

① 见《“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选集》，第

② 见孟广来《三十年代老舍研究初探》

③ 宋永毅. 《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 14卷

参考文献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7月。 陈震文、石兴泽：《老舍创作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 老舍：《出口成章》，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

老舍：《语言与生活》，《出口成章》，作家出版社，1964年。

《关于语言规范化》，《老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