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乌兰夫同志

忆乌兰夫同志

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工作

□ 叶尚志

叶尚志，原名叶光亮，1919年生于安徽宿松。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儿童团。抗战爆发前在南京求学。1937年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到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参军。延安抗大毕业后，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任县委书记兼部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奉调进京，曾任中央统战部干部三处处长和中央民委人事司司长。“文革”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常务)，现任上海美育协会、行知教育促进会名誉会长，上海抗大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

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60年栉风沐雨、艰苦探索，60年奋斗拼搏、开拓创新，内蒙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勤劳智慧的内蒙古各族人民在民族解放、建设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创造了令世人赞叹的辉煌业绩。在喜庆的日子里，人们深深地怀念内蒙古自治区的创始人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者的丰功伟绩。叶尚志曾经在乌兰夫领导下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回忆文章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乌兰夫工作和生活的情况。

为人大度的长者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就是乌兰夫，刘格平任常务副主任委员。乌兰夫于1923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17岁时受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入党。1925至1929年在苏联学习，既研究马列主义，又研究民族问题，还通晓俄文。经历了10多年地下斗争的考验后，乌兰夫在延安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是党内民族问题的研究权威。我第一次见到乌兰夫，是在北京大佛寺西街大取灯胡同中央民委(今国家民委)机关。新中国成立后，我从华北渤海根据地奉调到北京，先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后在中央统战部工作。那时北京住房紧张，乌兰夫、刘格平都住在机关，他们的卧室也是办公室。我也住在机关，是在后院。我到机关报到后，刘格平带我去拜见乌兰夫。乌兰夫身材高大、体魄健壮，穿着中山装，衣饰整洁、仪表堂堂。现在算起来那时他只有43岁，正当盛年，我刚到而立之年，是党内后辈。他态度诚恳朴实，平易近人，问了我一些情况之后，就同刘格平谈起民委机构建设和工作问题。谈话结束后我们一同到隔壁食堂吃饭，那时领导干部以及各民族工作人员不分彼此，不分灶，都在一个食堂吃饭。当时中央民委刚成立，机关只设有回族食堂(以后又设了汉族食堂)，乌与刘是蒙古族和回族，都习惯吃牛羊肉，我因清真食堂食品卫生、清洁，以后就一直在回族食堂就餐。

那时中央下达《普遍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中央民委初建，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开始筹办，乌兰夫、刘格平任筹委会正副主任(后兼任正副院长)，我参加了筹委会，负责调干、调配学者、教师等人事工作。凡遇到重要干部、

人事问题，既请示乌兰夫，也请示刘格平，或由他二位约见面示；有时约民委办公厅主任杨静仁(回族)、副主任朋斯克(蒙古族)一起参加面谈。乌兰夫总是悉心听取大家意见，态度平和，实事求是。他的作风稳重、和善、大度，有长者之风，对任何民族同志都无民族隔膜，令人敬佩。

有一次，乌兰夫到中央谈内蒙古问题，回来时显得非常兴奋。他向我们透露，由于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统治时期，把东蒙和西蒙分割开来，分而治之，产生了很多问题。这次毛泽东主席做出指示，中央决定把东蒙、西蒙漫长狭窄地带联结起来，统一划归内蒙古自治区，首府设在呼和浩特。中央要求把自治区内外蒙汉关系搞好，实现各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使内蒙古自治区起到首席模范民族自治区的带头作用。乌兰夫感慨地说：“过去世世代代不能解决的问题，开国以后我们党迎刃而解了，值得庆祝，非常高兴。”的确，乌兰夫少年入团、入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他深知只有国家的独立和各民族解放，才有蒙古民族的翻身和解放。这一思想早已成为乌兰夫心中坚定的信念，终身践行不渝。

热爱生活的活动家

乌兰夫除了公务之外，兴趣多样，热爱生活。当时的中央民委常有歌舞晚会，各少数民族同志喜爱歌舞，乌兰夫也不例外。他尤爱参加交谊舞会，会游泳、善骑马、爱打猎，使我们这些长期在农村根据地工作的干部感到很新鲜，大开眼界。开国之初，机关工作繁忙紧张，乌兰夫常向我们说：“列宁说过，不会休息也就不会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今天做不完就放一放，该休息就休息，明天再做；不是任务紧急，死不了人，要长期打算，细水长流。”我在解放战争末期曾因工作狂热躁进，患过失眠症，所以对乌兰夫的劝告，深有体会。

中央民委机关在几位革命老前辈领导下，除严肃繁忙的工作之外，也有很多业余活动，让人感到自由舒畅。1950年夏的一个公休日，乌兰夫和刘格平带领我们一行人来到颐和园游玩。我们尽览园中美景，并泛舟昆明湖。到了湖心时，乌兰夫、刘格平二位一时兴起，竞相入水。我很惊奇，怎么他二位游得那么好!原来乌兰夫在苏联就喜欢游泳，刘格平从童年就懂水性。这一天畅游后，我们和同行的魏文伯同志一起在萃华楼吃了烤鸭，尽兴而归。

1951年“五一”劳动节夜晚，庆祝游行之后，乌兰夫和刘格平带我们几个人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城楼上，我们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毛泽东主席和着广播里的音乐在栏杆上打拍子，可见心情很好。周总理、邓大姐和我们热情握手，喜气洋洋，没有一点架子。邓大姐笑指周恩来总理说：“他是全国妇联的女婿。”总理和乌兰夫、刘格平哈哈大笑。我爱人也在全国妇联工作，是邓大姐的部下，所以邓大姐说我也是“全国妇联的女婿”，又引起一阵欢笑。

最值得回忆的是机关常常组织的交谊舞会。舞会最初只限于本机关，后来又扩大到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文工团。民委有两次还盛邀了喜爱跳交谊舞的陈毅、贺龙元帅；另外还在新建的办公楼盛邀刚从苏联返国述职的大使张闻天、余心清(反蒋进步人士、民革中央委员)、西北藏族知名人士黄正清等。舞会的倡议者、积极参加者，首推乌兰夫。刘格平也不落于乌兰夫之后，他是一位具体组织、 积极参与舞会的热心人。回想起来，这种舞会非常俭朴、高雅，只有清茶，也无乐队，常以留声机、收音机伴奏。正如延安的舞会一样，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

是“敲起音乐来散步”。当时中央民委领导如此重视组织舞会，并非仅仅为了休闲、放松、娱乐，更在于联络友谊，争取各界对民族工作的支持和关怀。

此外，中央民委为联络各方，争取重视和支持，还不止一次邀请彭德怀、习仲勋、张经武、张国华(二位是中央驻藏的代表)、张仲良(甘肃省委书记)、李井泉、廖志高(西康省委书记)、王维舟(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孙雨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云南副省长)、吴德(吉林省委书记)、李德全(卫生部部长)、叶季壮(贸易部长)、阳翰笙(国务院文教委秘书长)等，到民委机关聚会、座谈。

中央民委为了加强民族工作，集思广益，还经常邀请各族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座谈，参加座谈的知名人士包括鲍尔汉、奎璧、朱德海、朱早观、喜饶嘉措、夏克刀登、降央伯母、翁独健、罗常培、翦伯赞、吕振羽、向达、夏康农等。

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者

我刚到中央民委工作时，参加了一次为起草一份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民族工作的几个根本问题的讨论，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时任政务院秘书长的李维汉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他在听取草拟初稿汇报之后，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评论。草稿的中心内容，是总结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从1945年11月在张家口成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到成功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解决了东西部长期分割的局面，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自治区政府，从而得出结论，认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方针政策，应该以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做法为示范。李维汉讲话强调了两点：一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应该区别中外(包括苏联)各种模式，严格地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制定政策；二是必须调查研究，从已有的经验出发，既要保证各民族繁荣、解放，又要保证国家统一，实事求是，制定全国性的民族政策。

如果说内蒙古自治区的成功实践，提供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样板，成为向中央报告的实事根据和基础；那么李维汉的这篇讲话，便从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指导到政策阐释，从思想到实践，从原则到具体，既把我国民族问题提到理论高度，又脚踏实地结合实际，讲得十分透彻、清楚。这是我从离开延安10多年和全党整风运动以后，听到的一次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讲话。

正在此时，周恩来总理于繁忙的公务之余，在1950年初春到中央民委向即将离京入藏的藏族干部和机关干部作了一次关于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长篇讲话，他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娓娓道来，给听众(机关初建不过200人)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指导思想的教育。他的谈吐睿智、开阔，吸引了所有的人。这一时期朱德、彭真、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到过中央民委，就民族问题讲过话，可见党中央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工作多么重视。

中央领导和中央民委领导的历次讲话均有一条基本要义，就是我国几千年民族关系史中，团结统一时间最长，融洽交流是主要的；分离不和是短暂的，非主要的。团结则兴旺，统一则强大；分离不和则人民受害、国家受损。新中国要的是各民族永远团结，决不分离。这一根本方针实现的保证是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正确政策的确立。自此，中央民委向中央的报告，按

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一再研究、修改；并以此稿为根据，起草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草案。两稿像酿酒一样，到了完全成熟才向中央报告请示，获得批准。毛泽东主席在纲要草案题目上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显然是把《纲要》提到国家根本大法的重要地位。此《纲要》经由全国人大批准实施。此后，将内蒙古自治区称为首席自治区，作为榜样。1952年由刘格平、张执一率领中央民委(我也参加)和中南民委的一些同志，先在广西成立了桂西壮族自治州，后扩大提升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省级)；然后陆续在新疆、宁夏、西藏成立了民族自治区，成为当地各民族的重大事件，也是标志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各民族繁荣昌盛的喜庆盛事。全国5大自治区成立先后，一些省、自治区还成立了很多州、县级自治地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到了全面实施，这是保证我国56个兄弟民族平等、团结、和谐相处、建设发展的根本大计。

深受爱戴的民族领袖

乌兰夫不仅为内蒙古人民、全国各族人民所爱戴，也为我国的邻邦蒙古人民共和国所家喻户晓。1951年7月，为庆祝蒙古人民革命胜利30周年，我国派出了以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延安时代的蒙古族老同志王再天为团长的访问团。我也是访问团成员之一。当我们到达乌兰巴托时，受到了当时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泽登巴尔、部长会议主席乔巴桑元帅、部长会议副主席鲁布桑等人的热烈欢迎。他们见面问候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之后，就问候乌兰达赍(即对乌兰夫的尊称)。“乌兰”意为“红色”；“达赍”(或译为“达赖”)意为“大海”。据说“乌兰夫”可以意译为“红太阳”。乌兰夫是内蒙古云王后裔，土默特旗出生，本为云姓，名云泽(参加党的七大使用此名)。乌兰夫在漫长的革命斗争时期，常常在中苏两国来往，经过蒙古国。从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对乌兰夫的尊称，可见他在该国享誉之盛。

乌兰夫既具有宏观视野、远大理想，又是一位脚踏实地的革命实践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之后，他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内蒙古的宏观发展战略是：“东林西铁，南粮北牧”。内蒙古东部拥有以兴安岭为基地的富饶林业资源；西部有以包头为中心的丰厚铁矿；南部汉族和从事农业的蒙古等民族农民多，农业有基础；北部主要是传统牧区，他提出的发展战略完全符合内蒙古的实际。他对内蒙古的土改、民主改革、牧区改革提出的方针和政策，同样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强调“慎重稳进”：“政策要稳，办法要宽，时间要长”；强调牧区不划阶级、“不斗不分”，“和平改革”。所以内蒙古的改革很稳，效果也好。有的少数民族地区曾出现过照搬汉族地区的做法，改革要求过急，效果不好，后来都按内蒙古的经验加以纠正。慎重稳进，和平改革，牧区不斗不分，成为中央民委向中央报告的基调，成为各民族地区工作的方针，得以避免政治上和经济上许多损失。正反两方面对比，充分证明了乌兰夫的真知灼见，他不愧为民族工作战线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领袖人物。 “文革”浩劫，乌兰夫和李维汉等老前辈都未能幸免。“文革”结束，乌兰夫复出后在中央统战部任部长，后来在回内蒙古欢度劫后第一个国庆时与各族干部欢宴，喜极生悲，不少人流泪、痛哭。在乌兰夫的影响下，各族干部重振豪情，坚定对党的信念，团结各民族人民，决心在改革开放中夺回失去的时间，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乌兰夫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并继续兼任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对落实党的统战、民族、宗教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那时在上海市委统战部，晋京多次与乌兰夫重逢，亲聆他的报告，深受影响。尤

其是他倾注心血，根据新情况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继续为民族工作做出贡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和民族独立的概念是不同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以区域为基础实施的民族政策，而不是离开区域去搞民族自治。在此区域内充分实现主体民族的权利，但也要保证其他各民族的权利，所以称为民族区域自治，而不称为民族自治。显然民族区域自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而绝对不是脱离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民族独立。民族自治、民族独立，不但不适合我国各民族的历史、现实关系和国情，而且对各民族实现平等、和谐、繁荣、昌盛的局面只能有害而无一利。这是党中央以及李维汉、乌兰夫对我国解决民族问题指导思想的关键要义，早为各民族人民所家喻户晓，成为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