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历史像一堆灰烬

但灰烬深处很可能还有余温

我们的任务不是翻扒已经冷静的灰烬

而是把我们的手伸进灰烬

去触摸那个余温......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世界上很多伟大的民族都有一种高雅精致的表演艺术，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民族的精神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士比亚戏剧。这些雅乐往往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与自信的源泉。我们中国人的雅乐又是什么呢？

六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范围遴选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来自中国的一种传统戏剧：昆曲，出人意料地全票当选。从2001年开始，沉寂已久的昆曲慢慢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突然在他们眼前亮相的昆曲仿佛来自一个古老的梦境。

2006年，白先勇带着他的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西海岸连演12场，场场爆满。美国观众惊叹于昆曲不可思议的优雅和美丽，戏剧评论家甚至把这次巡演和1930年梅兰芳轰动动西两岸的巡演相提并论。人们忍不住惊叹，又解不开心中的疑团，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古老的昆曲依然能有这么大的魅力？

余秋雨如是说：“它是一种美丽的辉煌，它是一种让人怀念的过去。怀念它的时候让我们感到一种充实和骄傲。”

昆曲究竟是什么？六百年的昆曲历史又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是什么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昆曲又沉淀着我们什么样的民族审美文化？

苏州是一个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城，六百多年前昆曲便诞生在苏州的昆山地区并因此而得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褒扬的显然不止是苏州的美丽景色，古往今来，苏州人的生活似乎已经超出了普通中国人的想象，如果非要找一个地方来比拟的话，那么只有天堂了。

明朝中后期苏州是中国东南首屈一指的大都会，这里交通发达，商旅往来频繁，其繁华程度超过了当时的两个都城：北京和南京。苏州，给出了当年中国人生活的最高标准。 明朝中叶之后，沿着中国的长江中下游跟大运河这么一个十字架构，还有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得很快，社会也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的蓬勃使得商人阶层，不再只是士大夫阶层，整个非常地蓬勃起来。这个造就了许多民间的艺术跟上层的精英艺术跟文化有一个交流，这个交流的最有趣的场域，就是戏曲。

那时唱昆曲听昆曲是中国人最时尚最风靡的生活方式，每到中秋，当一年一度的虎丘山曲会举行的时候，整个苏州城都会陷入狂欢的海洋。

昆曲这一缕悠扬的曲声从江南发端，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从威严高耸的紫禁城到云南广西的边陲小镇。

欧洲传教士利马窦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利马窦身后是正在崛起的欧洲大陆，不过中国才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比中国的财富更让利马窦惊奇的是中国人对财富的态度，财富似乎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扩张和征服的野心，他们彬彬有礼，富于文化修养，懂得享受生活，并把生活的每个细节都提升到艺术的高度。《利马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用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致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

束。”利马窦看到的就是昆曲，他强烈感受到了中国人对这种舞台艺术的热爱。和利马窦故乡歌剧的兴盛期相比，昆曲的繁盛要早了两百年。

这是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也是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和昆曲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曾经属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时间进入２１世纪，古老的戏剧文化是否已经丧失了生命力？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昆曲是否还能溶入现代人的生活？ 在过去所谓落后的东方民族，在政治经济上面获得独立发展以后，都开始有文化上面的自觉，我们的文化是不是一无是处，在世界的文化大家庭里面是否只能被淘汰，还是它是世界文化大家庭里一个灿烂的成果？

就在100年前，当昆曲最为衰弱的时候，正是蔡元培这样的大教育家和国学大师把戏曲教育引入北京大学，在大学讲堂里唱起了昆曲，维系了昆曲的一线生机。昆曲似乎总是受到文化人的偏爱，他们敏锐地关注着昆曲的兴衰，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守护着这支文化血脉。 今天的苏州是一座散发着时代气息的现代都市，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但同时苏州仍然完好保存着几百年以前的古朴风貌，城内是不许造六层以上建筑的，城中最高的建筑还是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北寺塔。传统与现代和谐共存于这座前年的古城。 明清两朝，中国先后出了204个状元，其中有34个是苏州人。无论是苏州园林，还是诞生在园林之中的昆曲都被深深刻上了文人的烙印。当年园林的主人很会享受生活，他们从官场上退下来，在最好的地方买一块地，砌一道高墙把尘世隔开，在里面经营自己的园林。 明清两代开始，由于江南文化的崛起，由于苏州杭州地位的攀升，江南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领军；苏州和苏州周围的文人的文化和审美趣味亦成为领导中国文化的潮流。这种潮流深刻地影响着书法，绘画，文学，戏曲等艺术领域。昆山腔能发展成昆曲，它那种优雅的品格和它原生地的文化氛围有关。

昆山腔形成后不久，一些民间音乐家便应邀来到园林主人家担当曲师，他们陪同主人和他们的宾客在园林中吟诗作画度曲。昆山腔的音乐主要以宋词的音乐为基础，同时融合了江南的民歌小调，昆曲运用的曲牌达到两千多种，十分丰富富于变化，唱词则主要来自当时文人的创作，同样也沿袭了唐诗宋词的创作传统，用诗一样的语言去抒发情感。

文人们生活的园林自然也就成为众多昆曲作品的场景，昆曲的代表作《牡丹亭》的不朽爱情正是从女主人公杜丽娘春日游园开始的。“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剧作家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些将园林景致与人物情感溶为一体的诗句，几百年来不知多少人为此神伤，为此落泪。

园林中的春夏秋冬，风花雪月一一化入曲中，由此惹出许多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难怪苏州人常说：园林是可以看的昆曲，昆曲是可以听的园林。园林和昆曲一起构成了几百年来中国人共同拥有的一处精神家园。

2006年4月，昆剧青春版《牡丹亭》在北京大学的百年讲堂上演了三天九个小时的全本大戏，青年学子趋之若骛。白先勇，著名华裔作家，2002年起他作为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人，竭力在全国高校推广昆曲，被人们称作昆曲义工。他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主题是古典美学与古典艺术，他说：“我们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们利用现代，但绝不滥用现代。” 白先勇定义的青春版《牡丹亭》是一场文化行动，它重新培养起了一批热爱昆曲的年轻演员和年轻观众。四百多年前的故事正在今天的舞台上上演，对今天的观众来说，这样的演出也许是双重意义的。一场是柳梦梅和杜丽娘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而另一场则是一个民族对于美的忠诚守护。

几百年的时光就这样凝固在苏州园林的一砖一瓦上，几百年的时光就这样流转在昆曲的一唱一和中，历史就是过去和未来无穷尽的对话，让我们一起去追溯昆曲六百年的发展历程，去追溯那些日渐遥远的人和事，去追溯一个民族对美的梦想和追求。

位于苏州东南部的昆山，距今大约六百年前一门新的艺术从这里兴起，在这门艺术逐步

发展兴盛的过程中，它继承了中国唐宋时期的音乐元素和歌唱风貌，这门艺术就是昆曲。 中国唐宋时期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流传下来了吗？今天的中国人还能不能复原千年以前祖先的音乐？难道后人就再没有办法找到唐宋诗词的曲调了吗？我们从哪里才能找回祖先的音乐元素呢？

昆曲里常用的“步步娇”、“醉扶归”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唐宋词牌。在流行于明代的昆曲曲谱中，左边的大字记录词，右边的小字记录的就是这个词的发音，而小字右上角的圈或者点则记录这个音的音长和节奏。因为小字里常用工尺这两个字来记音，所以又称之为工尺谱。 正是因为昆曲对唐宋诗词曲调的引用，才使这些祖先的音乐元素得以保存。所以昆曲的可贵就在于，尽管这六百年来不断地有变化，它传下来了，实际上唱昆曲就等于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的歌曲是怎样唱的。正是从昆曲开始，中国历史才拥有了完整的音乐记录，而有着如此重要地位的昆曲最初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昆山市千灯镇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这里曾经走出过两位姓顾的名人，一位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另一位则是昆曲鼻祖顾坚。顾坚生活在元末明初，相传是昆山腔的创始人。

那个时候，南戏在今天的华南华东一带广为流行，每到一个地方都被用当地的方言来演唱，也就出现了不同的唱腔。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声腔有四种，分别是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昆山腔就是昆曲的前身。几十年后，一次重大的改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地方声腔的命运，发起这场改革的人被后人尊称为曲圣。在中国古代，只有最杰出的人物才被称为圣人，那么这个被称为曲圣的人又是谁呢？他又为昆曲的发展作出过什么样的贡献？

明代的太仓南码头是当时最为繁忙的内陆码头之一，一个叫魏良辅的戏曲音乐家经常在南码头一带收集来自天南地北的曲调。一个叫张野堂的河北士兵因为擅长演唱当时最为流行的北曲，而且弹得一手好三弦，与魏良辅成了莫逆之交，魏良辅后来还把女人许配给他。除了张野堂以外，太仓魏良辅的宅子里每天都有很多音乐名家出入，他们在原来昆山腔的基础上，汇集南北曲的优点，还增加了筝、阮、以及提琴等新乐器。传说魏良辅和朋友们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最终研磨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腔，时称“水磨调”。

沈宠绥的《度曲须知》中评如何唱曲有四句话：“功深熔琢 气无烟火”，每一个字都非常妥帖，每一个音都是在缠绵悠远的意境里面。“启口轻圆收音纯细；一字之长，延至数息” 昆山腔最初的样式都是以吴方言来演唱的，不过见多识广的魏良辅知道尽管吴语有着很多的发音优点，但如果坚持以吴语来演唱，势必影响昆山腔在全国的流行。魏良辅大胆放弃了仅仅依赖吴语演唱昆山腔的传统，而是改用更为广泛的中州韵来演唱。中州韵以北方语音为基础，当时的北曲采用的就是中州韵。

新的昆山腔很快就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认可，在临水的花厅水阁里，就是文人雅士们四百多年前度曲的地方，昆曲水磨调也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那些早已逝去的唐宋风情，那种早已久违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悟，终于被明代的士大夫在这一唱三叹的水磨调之中重新找到。一时间，魏良辅和他的弟子们大受追捧，人们尊称这些民间音乐家、演唱家们为曲师，而魏良辅作为曲圣的地位也逐渐为世人所公认。正如当时的文学巨匠钱谦益所说，时称昆山腔者皆宗魏良辅。昆山腔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南曲正音。

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使新昆山腔以流丽悠远、典雅脱俗的艺术风貌，在南方诸腔并起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然而，这并没有立刻改变昆山腔只行于吴中的局面，这是因为魏良辅只擅长清唱，对于戏场编剧所知有限。宋元时期流传下来的传统剧目除了昆山腔之外，其他声腔都能改调演唱，要使昆山腔的艺术风格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急需一份量身订做的文学家底。另一方面，当时整个中国的戏曲舞台在经过了一百多年前元杂剧的空前繁荣后已经陷入低谷，无论是对于正在崛起的昆曲水磨调，还是对于整个中国戏曲而言，都在盼望着文学创作的介入。

我们要感谢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叫梁辰渔也叫梁伯龙，他写了《浣纱记》，西施与范蠡的故事。他对昆腔的改革非常熟悉，他用昆腔唱清曲这样的音乐格局，用这样的句式写了一个完整的剧本。清曲变成了剧曲，有人物有故事，加上了锣鼓。至此，昆曲已经不再是一个清唱的声腔了，它已经搬到了舞台上。

《浣纱记》问世以后的情景，这真是些热闹非凡的时日。昆山梁辰渔家里，四方奇杰俊彦云集，丝竹管弦不绝，梁辰渔朝西而坐，教人度曲。新鲜的昆腔随着《浣纱记》的剧词唱段传遍四方，再远的歌儿歌女都要赶来见一见他，一时苏州戏曲音乐界的著名人士要是没有见过梁辰渔，自己也觉得不象话。所谓“争唱梁郎雪艳词”。很快《浣纱记》便被传唱，先在江苏江南一带，然后就过了江，到了扬州，到了北京。有史料记载，《浣纱记》进入北京后不仅流行于官宦之家，甚至曾经在紫禁城里上演过。

但仅仅一部戏的成功，肯定不足以成就昆曲日后的地位。一门艺术的兴起需要始创者，更需要集体创作的浓郁氛围，而当时的社会氛围恰恰使得昆曲剧本的集体创作成为可能。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尚，公元十六世纪中叶，大明王朝的时尚正是昆曲。在当时，文人不会唱昆曲几乎等于生在唐代不会写诗一样，而昆曲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引发跟随的文化潮流，《浣纱记》的出现也是一样。当更多的文人愿意把原本花在书画参禅下棋的时间都用来写传奇剧本时，昆曲成了在文人怀抱里盘唱的宠儿。

对于这一大批昆曲传奇剧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我们可以凭借当时出版业的规模窥之一

二。明朝初年，全国的印书坊大多集中在北京、南京、杭州等几个大城市，但进入万历以后，就连福建等偏僻的地方都建有书坊五六十家。这些民间书坊印卖的大多为闲书、杂书等娱乐性畅销书。我们虽然不清楚那些昆曲剧本在其中的比例，但即使只有一成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数字。

不仅新剧本层出不穷，就连一些宋元时的经典剧本，也在这样的社会热潮下通过用昆曲水磨调重新谱曲的办法得以重登舞台流传后世。元代的剧本现在还能在昆曲舞台上看到的，比如有关汉卿的《单刀会》《窦娥冤》等等。元代的剧本，明代的音乐，现代的舞台，既是不朽的作品，也是一部生动的中国戏曲史。而完成这一香火延续的关键环节就是昆曲。 “家班”是昆曲史上特定的演艺集团。所谓家班就是家里养的戏班，而家班的演出就在大大小小的园林之内，主人永远是家班的核心，既是一家之长也是一班之主。商人家里是绝少有家班的，因为光是有钱有园子，在当时也办不得家班，家班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红楼梦》第十八回里写到大观园造好了之后，就让贾蔷到苏州采买了十二个女子并且聘了一个教习，它反映了家乐家班的体制就是十二个人，而且都是小姑娘，女演员。蓄养家班在明代嘉靖年间初露端倪，到了万历年间随着昆曲影响力的不断攀升，很多离开政坛而退居乡里的士大夫们开始把昆曲视为人生最大的消遣，甚至到了无一日不欢的程度，为此，建家班、养女乐蔚然成风，而这也是明代戏曲史的一大与众不同之处。

在明清两代，苏州、杭州、南京、扬州以至到京城里面，达官贵人文人雅士都以家班的规模、家班的演出水平来互相竞争。家班的主人不光参与表演、创作、伴奏，甚至于粉墨登场。他们开不断的酒会，请各种人来品评, 昆曲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环节。

明朝万历初年，苏州七里山塘的河道里漂泊着一个刚搭建不久的草台戏班，戏班里有个刚入行的小姑娘，十一二岁，姓沈。五十年后，这位沈姑娘被一个退隐的官员记载到自己的日记《笔梦叙》里，这分记载让我们得以从当时一个伶人的角度去感受家班。

万历二十年江南早春惬意的清晨，苏州一座深宅里传出一连串悠扬的笛声，曾经的首辅大臣申时行退居苏州老家后就住在这里，当年蜷缩在苏州河道船板上的沈姑娘也已长大成人，就在这一年进了申府。直到申相国离世，沈娘娘都没有离开过申府，接替申相国的第二位主人就是把她写进《笔梦叙》的钱代。也许在这两位主人的眼里不仅是沈娘娘，甚至连沈娘娘饰演的那个角色都是自己的家庭成员。在主人们的庇护下，沈娘娘可以去做一辈子的戏

中人。

家班就象一个实验剧团，很多著名剧本的首演就在家班里。文人养了家班，甚至有的把家里全部的财产用来投入而乐此不疲。虽然有票戏玩乐的成分，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文人把他们的智慧，把他们对于昆曲比较高层次的理解注入到昆曲的肌体里去了。

昆曲就这样完全溶入了中国文人的家庭生活，溶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生活中没有了昆曲就象没有琴棋书画一样要乏味许多，单调许多。这为昆曲后来的全面流行并最终达到国剧地位奠定了十分牢固的基础。

《清忠谱》是昆曲全面风靡全国，成为官腔的几十年后一出剧本里的插图，与此前的家班演出图相比，这张插图已经有了脸谱的痕迹。脸谱是中国戏曲特有的标志之一，每一张脸谱的背后是无数张戏曲艺人的面孔，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留下一张画像，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但他们塑造的角色却连同一张张生动的脸谱跨越了几个世纪留存至今。

今天，昆曲艺术学校的孩子们入行，几乎就是对昆曲早期发展历程的小小再现。从清唱开始，学曲谱、背剧本、练身段，一步都不能少，直至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张脸谱。而再过几十年，他们的面孔也会象前辈们一样，最终要退隐到那一张张脸谱之后，再由他们的学生来接续。也许这就是文化的积淀和传承，或许有一天，那些人那些事会被淡忘，但文化的精髓却永久地保存下来了，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

位于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在全球艺术界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 不少人甚至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在林肯中心得不到称赞的话就算不上完全的成功。1998年是世界戏剧精品《牡丹亭》诞生的四百周年，林肯艺术中心准备在这一年的艺术节隆重推出全本的《牡丹亭》。全本《牡丹亭》的上演是当年林肯艺术中心艺术节的重头戏，也是西方世界的一个特别期望。

为了这次演出，上海昆曲院筹备了一年多，但最终却未能成行，他们的理由是导演用现代戏剧手段改造的《牡丹亭》失去了历史原貌，那样到世界舞台上演无法展现中国文化遗产的历史风貌。

几年后，我们看到了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

2002年，白先勇来到了昆曲的发源地苏州，此时他的身份除了人们熟悉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儿子、知名华裔作家，还是新版《牡丹亭》的策划人和制作人。

这将是一场跨越四百年的古人和今人的对话。

在昆曲艺术到达鼎盛之时产生的《牡丹亭》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和戏剧的不朽之作。作者汤显祖和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一样，都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在东西方这两个戏剧家身上有着太多的巧合，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茱丽叶》和汤显祖的《牡丹亭》都是列入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两人同属一个时代，更巧合的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都是1616年逝世。相距遥远的东西方为什么同时诞生了这两位戏剧家呢？一切都是偶然吗？

明代晚期，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出现了很多和传统不一样的新风气，和宋元以来的理学的传统有矛盾的，不受传统束缚的，要求自由解放的一种思潮。在那个情况下，出现了汤显祖。

1550年，汤显祖出生时，明朝已经走过了182年的漫长历程，开始由兴盛转向没落，然而在艺术和文学上却产生了世俗精神的繁荣，昆曲的兴盛几乎达到顶峰。汤显祖出生于江西临川，也就是今江西抚州市，祖上几代文运兴盛，是颇负盛名的书香世家。汤显祖5岁就能做对子，21岁到南昌参加江西秋试，以第八名中举，世人无不对他寄予厚望。1577年，已经颇有些名气的举人汤显祖前往京城参加京都会试。这时的宰相是张居正，他很专横，就托人带信命汤显祖和他的儿子交往，想要把他收纳作自己的门下，汤显祖拒绝了。结果，他落第了，后来屡试不中。

科举考试对人生的贻误，汤显祖终生不忘，读书读到了没有一点生趣意趣，这实在是人性的扭曲。他在《牡丹亭》中让老儒生陈最良展示这种可悲的命运。就这样，13年寒窗四

度落第，直到张居正病死被弹劾，汤显祖才考中进士，这年他已经34岁了。这时的汤显祖处于两种社会文化思想的激烈交锋之中。

明朝中叶，程朱理学已经成了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对于个人追求性灵跟个人追求真理有障碍。在这个时候，社会上产生了挑战的反叛思想，尤其到了明朝中叶后期万历年间产生了心学左派，汤显祖就是心学左派的一个思想家。用今天的话来说，汤显祖他们所推崇的思想就是个性主义的、尊重人性发展的一种思想，在明朝是一种叛逆的思想、先锋派思想。而汤显祖呼应这种思想，他提出的主张就是“情”。情在《牡丹亭》中就具体地体现为杜丽娘就是情的化身。

此时，《牡丹亭》已经成为汤显祖心中的一个梦。

对于白先勇来说，昆曲同样也是他心中一个不愿醒来的梦。1987年，白先勇重游南京，自抗战胜利他10岁那年之后，在阔别昆曲40年后，他看到了另一场精彩的昆曲演出，台上的张继青扮演的杜丽娘正唱着“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在台下，白先勇早已听得魂飞天外，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

明朝万历１４－－１７年，江南水旱相继瘟疫流行，此时汤显祖在南京担任无关紧要的闲职。他目击民间惨状，于万历十九年上疏，揭露赈灾官员的贪贿之行，并进而抨击当朝宰辅，把万历朝的统治总结为“前十年坏于张居正，后十年坏于申时行”，词语严峻，震动朝野。结果汤显祖被免职，先后被遣到海南岛和浙江的遂昌担任小吏，最后汤显祖看破官场，回乡而去，这时，他正当四十壮年。

１５９８春天，４９岁的汤显祖回到老家临川，在经历了１６年官场沉浮之后，汤显祖终于成为自由作家。辞官的当年，汤显祖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将脑海中的那个挥之不散的梦写就为不朽传奇《牡丹亭》。

明清传奇是和诗经、楚辞、汉赋、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唐诗宋词所并列的。明清传奇指的就是包括昆曲在内的这些文人所创作的戏剧作品。当然，在昆曲鼎盛之后，大量的文人都是在为昆曲创作作品。一个传奇杰作的出现和当时的文化生态、社会环境都分不开，所以有《牡丹亭》，不是说一个作家他有了文学、音乐修养就能作出好剧本，汤显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剧作家，他还是一个思想家，他思想里有在那个年代很新很新的东西。他不止是单纯地追寻狭义的艺术，而是他从追寻艺术领域当中希望得到思想的解放，追寻理想。杜丽娘就是他塑造的一个对于真实的追求。

《牡丹亭》最初名为《还魂记》，这个故事的原型出自宋代话本，但这个原来相对单薄的故事，在汤显祖手中作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大改动。

江西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在春天的感召下与婢女春香往后花园游玩，逛累了回房小睡，梦到书生柳梦梅出现，和他在牡丹亭梅花树下幽会。丽娘在梦中和想象中的情人尽情欢会，此后丽娘因相思抑郁而死。三年后柳梦梅游学偶宿园中，拾得一画，连连呼叫，画中女子现身，和书生柳梦梅结为人鬼夫妻，终于成就一段“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感人姻缘。 《牡丹亭》写出来以后有很多曲家批评汤显祖，虽然文笔漂亮，但是不合曲律，说这样的词如果要唱的话就会拗折天下人的嗓子。于是有人便擅作修改，汤显祖十分气愤，他说戏就是要把人物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至于合律不合律乃小节。

在众多反对者中，态度最坚决的当数苏州曲家沈憬，沈憬是吴江派作家的领军人物。他推崇传奇创作要严守曲律，不过他并没有掩饰自己对于《牡丹亭》的喜爱，而且直接动手修改了剧本，使它更符合曲律，便于舞台演出。追求文学美和音乐美的统一，成为这个阶段传奇创作的主旋律。虽然时有纷争，却为后世的传奇创作指明了方向。《牡丹亭》的出现在当时的戏曲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的文人学士们几乎人手一册早晚颂读，被称为天下第一本好戏。

在以农为本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是很难培养出真正浪漫的气质来的，汤显祖就象我们整个民族河流中几颗闪亮星星的其中之一，他特别地值得注意。

“幽谷寒涯 你为俺催花连夜发”

《牡丹亭》无疑可以列入中国戏剧文化史上，以最科研的标准选定的几部最一流的佳作之内。

江苏省昆剧院，这里传承着原生地的昆曲。2002年，这里悄然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剧院请来了汪世瑜和张继青担任艺术指导，而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扮演者都是剧院的小字辈，年轻的演员被挑选出来在剧中挑大梁。这部由年青人挑大梁的戏被称为青春版《牡丹亭》。它的动机很明确，用青春的演员来演一个青春的故事，吸引青春的观众。

据说汤显祖在写作《牡丹亭》的时候总是独自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为杜丽娘捻毫苦吟，他对丽娘的钟爱已经到了白日消磨肠断句的程度。有这样一个记载：一天，家里人怎么都找不到汤显祖，后来发现他正卧在院子里的柴堆上痛哭流涕，他说填词填到“赏春香还是旧罗裙”，一时感动忍不住落泪。

《牡丹亭》寄托了汤显祖的全部理想，而杜丽娘这一形象更是汤显祖的自喻，这个暮涩怀春的痴情少女表达了汤显祖追求自由理想的心声。“但使相思莫相负 牡丹亭上三生路”，在全本戏中这两句曲文反复咏叹，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面对礼教的压迫，经历了人性的苏醒、窒息、湮灭而到重生。

当职业昆曲班在市井里演出《牡丹亭》后，剧中以情抗礼的主旨在那个时代引起非同寻常的反响。一个叫冯小青的扬州女子年纪轻轻嫁到杭州给人做小妾，她受尽折磨与杜丽娘对话，一天她写下诗篇“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小青十八岁夭亡，不久剧作家吴炳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疗妒羹》，和《牡丹亭》一起流传至今。

汤显祖的《牡丹亭》开发了后来曹雪芹的《红楼梦》，汤显祖的整个的思想脉络甚至他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在曹雪芹的写作过程中是屡屡被讨论过的。汤显祖与曹雪芹这两个大文学家对于怎么追求自己个人心灵的自由都有所探索，这也是造成这些作品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原因。

从1598年开始，上承西厢下启红楼的《牡丹亭》以其典雅娓娓的演绎手法、冲破藩篱的自由思想，四百多年来不绝于舞台。剧中的挚情挚爱超越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差异，感染了无数人。

2006年已经在国内和港台地区大获成功的青春版《牡丹亭》来到美国，跨出了海外巡演的第一步。这个四百年前的东方梦境又一次感动了大洋彼岸的西方观众。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汤显祖列为世界百位文化名人之一，和同时期的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并列。

《牡丹亭》已经诞生了四百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感时伤春时仍然喜欢轻叹一声“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说的是戏中词，道的是人间情。

苏州大学的校园粉墙黛瓦，每年春天三年级的学生可以在风景如画的教室里选修昆曲艺术课程，老师们多数是在自己求学的年代迷恋上水磨昆腔的，如今他们希望昆曲仍然能唤起一部分青年学子的热情。

苏州，六百年前正是这片温婉的水土孕育了昆曲，随后通过遍布全国的江南文人和商人，昆曲也随着大运河漂入了中国的各个角落。根据清代康熙年间的记载，山西贵州银川等交通闭塞的地区都出现了昆班艺人的踪迹。曾经，昆曲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戏剧。确实只有昆曲，在中国历史上掀动了民族集体审美的一个波澜，掀动得比什么艺术形式都大。

从明代万历到清代乾隆的两百多年是昆曲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传奇的创作高潮催生了汤显祖和沈憬两位比肩的戏剧大师，二人一个重视文辞一个严守曲律，因而有了中国戏剧史

上著名的汤沈之争，同时期的许多曲家和作者都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昆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我们回首昆曲的这段往事，注意到那时的文人墨客曾经传颂过这样一场婚礼。公元1620年，女诗人商锦兰嫁给了晚明三大才子之一，也是昆曲史上一位重要的戏曲理论家齐标嘉，这对才子佳人都是昆曲的忠实爱好者。我们从齐标嘉生前的日记看到，他们在七年的时间里观赏品评过的昆曲作品多达八十六种。齐标嘉和商锦兰琴瑟和谐的感情生活为无数文人羡慕不已。那时的昆曲舞台搬演最多的也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1645年，清军攻进杭州城，此时齐标嘉正在杭州做官，闰六月初四，他收到了满清政府的聘书，两天后，齐标嘉为了保有自己对大明王朝的忠贞选择了投湖自尽。这对才子佳人二十五年的美满姻缘遭遇了家国之乱，转眼已是人鬼殊途。

在朝代更替的动荡中，很多人遭遇了和齐标嘉相似的命运，今天我们在明史的烈传中可以看到长长的殉国官员名录，记录在册的数以百千记，他们有的是战死，有的是不屈被杀，有的则和齐标嘉一样自杀殉国，每个人的命运都因为这场历史变故发生了改变。齐标嘉殉国后不久，一位逃难的孕妇在兵荒马乱中生下了一个男婴，他就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戏剧大师洪升。

洪升与稍晚诞生在山东曲阜的孔尚任被世人并称为南洪北孔，这两位作家一南一北相隔十年，创作了两部震动剧坛的作品：《长生殿》与《桃花扇》。这两部作品，既是昆曲舞台上的岜竹，也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明珠。

洪升的家族在钱塘属于望族，他自幼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十五岁就创作了很多诗词歌曲，在当时小有名气，然而，洪升在仕途上一直不顺利，四十三岁完成《长生殿》时，他已经在国子监做了二十年的太学生，始终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历时十年的《长生殿》终于完稿，对于洪升来说多少是个安慰，他迫不及待地呼朋唤友，在寓所内召集伶人演出。当时佟皇后刚刚病逝，正处于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的国丧期间，洪升遭到了举报，被捉进了刑部大牢，一起观剧的五十多人全部受到株连。当时有人作诗感叹：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洪升的不幸没有使他的作品泯灭，五十出的《长生殿》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融入到安史之乱的历史环境中，将爱情与政治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又暗含着痛失江山的民族情绪，这与清朝初年人们追忆故国的心情十分契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共鸣，传奇也随着《长生殿》登上了书写时代兴亡的高度。

与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时不同，洪升生活的时代涌现了大量的曲谱，职业昆班也兴盛起来。唱词、曲律和舞台表演的相互融合使传奇的创作更加成熟。

洪升生于南曲繁盛的杭州，又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他对中原的雅音和南国方言都很熟悉。有史料记载，洪升曾经与人讨论填词之法，他的追求是填词时要使用本色的语言。尽管后来传奇的创作整体走向了华丽辞藻和堆积典故的道路，但是包括洪升在内的一批传奇作家很早就明确地指出，大雅的意境是可以用通俗的词汇表达出来的。

“淅淅零零 一片悲凄心暗惊 遥听隔山隔树 战合风雨 高响低鸣 一点一滴又一声 和愁人血泪交相迸 对这伤情处 转自忆荒茔 白杨萧瑟雨纵横 此际孤魂凄冷 鬼火光寒 草间湿乱萤 只悔仓惶负了卿 我便独在人间 委实的不愿生 寄语娉婷 相将早晚伴幽冥 一恸空山寂静 铃声相应......"

《长生殿》曲词的典雅清丽是后来的一般剧目远远无法比较的。今天，即使不了解昆曲的人，翻看《长生殿》的剧本也会被其中的绮丽和哀婉所倾倒。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没，如此雅致的唱词竟然在那个时代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

位于南京的云锦制造厂是江南制造厂的原址。康熙四十三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这里搬演了全本的《长生殿》。当时洪升已经获得康熙皇帝的赦免，返回家乡。曹寅邀请他独居

上座观看《长生殿》。这出戏连演了三天三夜，盛况空前。演出结束后，洪升陶醉在自己的大作中，由于醉酒，不幸落水身亡。

《长生殿》问世的年代距离齐标嘉殉国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十年。齐标嘉在世时总结过这样的戏剧理论：传奇，取人笑易，取人哭难。

2006年在北京的保利剧院，一部名为《一六九九桃花扇》的昆曲作品正式公演，登台的演员平均年龄只有十八岁，他们是江苏省昆剧院二十年来招收的唯一一批演员。舞台上年轻的面孔也吸引了一些年轻的观众。

让我们记住传奇创作历史上最后的一页辉煌。一六九九，这是《桃花扇》问世的年代。《桃花扇》讲述了一个复社文人和一个秦淮歌妓的爱情故事，在这份爱情之后的却是一个王朝三百年的基业毁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止于何地。

1699年的一天，康熙皇帝命人将一本刚刚问世的传奇稿本索要进宫，第二年，这部传奇的作者就因为疑案被革去了官职，他就是孔尚任，那位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一起被世人并称为南洪被孔的剧作家。

孔尚任并没有像洪升一样在仕途上不得志，他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后人。康熙二十四年，皇帝南巡路过山东时，他曾经奉命在御前讲读论语，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国子监博士，开始了仕宦生活。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孔尚任就在疏浚黄河海口时接触到了一批拒绝与清朝合作的明代旧臣，他与这些人广泛结交，掌握了大量南明王朝的史实。扬州城中、秦淮河畔、金陵故都，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这里，正是《桃花扇》中主人公生活过的地方。

回到京城后，孔尚任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将自己在秦淮河畔了解到的史实整理加工，以严谨的态度为后人描绘出一幅南明王朝的众生相。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中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它的结构复杂，人物众多，情节设计环环相扣，与之前的传奇截然不同。通过侯方域与李香君一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串演出整个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衰亡的全过程，很难想象这样一部作品问世时竟然不是以文章发表，而是在昆曲的舞台上表演出来的。由于历史和政治的诸多原因，《桃花扇》并没有完整的演出记录，曲谱也只留下了“访翠”“寄扇”和“题画”三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江苏省昆剧院的女小生石晓梅和他的先生一起整理过《桃花扇》的曲谱，才使侯方域和李香君登上了现代的昆曲舞台，也才会有今天的这部《一六九九桃花扇》。

“诌一套哀江南 放悲声唱到老”

孔尚任的后半生清苦散淡，他为后人留下的是南明的一段历史和反思。《桃花扇》中有很多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些人在世时左右着国家的命运，离世后又被载入史册，而孔尚任用尽全力讴歌的是一位在秦淮河畔吟唱昆曲的歌妓，在国家危难时刻她所表现出来的坚定和忠贞，令很多大人物黯然失色。李香君，已经成为我国各种文艺作品里最值得钦佩的女性形象之一。

事实上明代末年苏州就已经出现了一群关注现实题材的剧作家，后人将他们称为苏州派。他们创作出了《一捧雪》、《占花魁》、《十五贯》等一批现实题材的佳作。当代戏曲学者普遍认为，正是苏州派的积极创作促成了昆曲在清代初期的又一次崛起，也直接启发了孔尚任对《桃花扇》的创作。

明清传奇秉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创造性地吸收了元杂剧的人物和情节特点，又溶入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它们为昆曲的舞台演出奠定了坚实的剧本基础。

余秋雨：“《桃花扇》里的这种沧桑感和生命的灭寂感，这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有的，这是最高层的精神团队进入了昆曲。昆曲再加当时的《红楼梦》组合在一起，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思维。”

乾隆时期朝廷出面组织传奇作者集体创作，作品大部分是为了歌功颂德，很少被搬上舞台。传奇不断涌现的年代过去了，昆曲失去了剧本的支撑会如何迎接下一个三百年呢？

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的苏州拙政园，几百年间换过无数个主人。清朝康熙年间这座园子的真正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的康熙皇帝。

公元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南巡至苏州，行宫就设在拙政园。据清初文人姚庭林的笔记《历年录》记载，这一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康熙皇帝刚到苏州，在园子里小坐了一会儿，就急忙要到苏州织造齐国臣的家里去。进了齐家，刚坐定就问齐国臣：“这里有唱戏的吗？”工部曰：“有。”这里的工部指的就是齐国臣。

就苏州织造齐国臣而言，侍侯皇帝看戏是他分内的工作。当天晚上，康熙皇帝留在齐家用膳，一口气看了二十出昆曲戏，所有戏目都由康熙本人来点，可见他对昆曲的熟悉和喜爱。 现在的苏州市第十中学是清代的苏州织造府遗址，也就是齐国臣当年办公的地方。苏州织造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替皇帝在苏州遴选昆曲演员，然后送到北京的南府。南府是当时朝廷里专门负责戏曲演出的机构，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南府里的苏州昆曲艺人有数百人之多，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后来被称为苏州巷。

1684年的这次南巡是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此时的苏州经过清初几十年的恢复生产，已经成为南方主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于自幼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康熙皇帝而言，苏州无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第二天上午，本打算去苏州近郊游玩的康熙皇帝却临时改了主意，又看了一上午的戏，用了午膳才动身。江南的无限美景似乎还不及昆曲舞台上的一方春色令康熙心醉神迷。 康熙皇帝是个标准的昆曲戏迷，整个大清像康熙这样的戏迷又何止千万，不要说朝廷里的达官贵人，就是地主乡绅，甚至于平民百姓，对于昆曲都非常喜爱和痴迷。有趣的是无论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康熙皇帝，还是苏州城里的这些平民百姓，看的昆曲都是折子戏。

从全本剧到折子戏的演出，昆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在昆曲发展到颠峰时期出现的折子戏，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能够赢得社会大众的普遍青睐？

在今天的苏州昆曲博物馆，我们找到了清初戏曲家李渔留下的很多传世的传奇作品。《意中缘》、《风筝误》、《比目鱼》等，后人将它们统称为“笠翁十种曲”。不过和一般传奇作者不同，李渔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他还经营着一个职业化的昆曲家班。

李渔不仅会写诗文、写剧本，还会教歌舞。他带着以自己的姬妾为骨干的家庭昆班到处演出，慢慢地，李渔的家班就逐渐转变为职业戏班。李渔在他的著作《闲情偶寄》中写道：“场上之态，不得不有勉强，虽有勉强，却类乎自然，实演习之功之，不可少也。”就是说，昆曲的表演既要遵从程式规范，又要类乎自然；既要高于生活，又要合乎情理，从而达到真和美的高度统一。

李渔的昆班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职业昆班之一，职业昆班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开始纷纷涌现。

与康熙相比，雍正是一位皇权极重的帝王，在他即位后的第一个月就降旨，禁外官蓄养优伶。一时间，各位官员家里豢养的戏子迫于生计，都纷纷加入到民间职业昆班之中，民间学戏的人也越来越多。

而此时，在北京、南京、苏州一些城市里开始出现戏园和戏馆。据记载，雍正年间郭园始开戏馆，到乾隆年间发展到戏馆数十处，每日演戏，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

昆曲的演出对象和演出场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与此同时，传奇创作的高潮正在逐渐消退，昆班想演新剧也苦于没有好剧本。和家班时期相比，站在戏馆舞台上的昆曲艺人们渐渐有了生存的压力，但同时也有着更大发挥和创作的空间，折子戏的出现就是昆曲艺人根据市场需求, 对传奇脚本作出的最大胆的改变。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记录下昆曲艺人几百年前的探索和尝试的古老典籍。在

清道光十四年刊印的一本昆曲选本《沈荫见古录》, 此书原本可能出自乾隆年间。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当时六十六出折子戏的演出脚本，每一出戏不仅有非常详细的服装穿扮，在每段曲文宾白旁边还注有提示性的身段和表情。《沈荫见古录》收录的是梨园行世代相传的昆曲脚本，里面记载着艺人们在排练或演出的间歇随手记录下的一点一滴的心得。昆曲发展到折子戏阶段，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技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昆曲艺人功不可没。

自从昆曲搬上舞台后，就在创作和演出中确立了基本的角色和行当体系，到了折子戏时期，昆曲行当上有了更加严格细致的区分，艺人们可以更恰如其分地贴近剧中人物性格，这一时期，昆曲在生、旦、净、末、丑五个总家门下，一共细分出了二十个细家门。所谓家门，就是针对演员所扮演角色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进行了类型划分。家门的细分给昆曲艺人的表演带来了更大的提升空间。生、旦、净、末、丑，个个家门的角色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服装、化妆，有一些还有自己的脸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个角色好人还是坏人是写在脸上的。家门的细分也可以看作角色的脸谱化，对演员来说更能贴近剧中人物，对观众来讲，则容易理解剧中人物的表演。就折子戏的演出而演，现在观众最注重的已不是故事情节，而是演员的唱功和身段。角色行当不仅和舞台上的人物类型密切结合，而且与昆曲的表演程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程式是昆曲表演的主要术语，在昆曲舞台上，一歌一舞皆有规矩，一翻一扑不离程式。更为有趣的是，昆曲把开门关门、上马下马这样的日常生活化动作都提炼成程式动作。即使是那些情感情绪很难表达的东西，昆曲都会有一套相对应的程式语言。昆曲的处处成体系，它成了整个中国戏曲的一笔财富和一种规范。

水袖是最能体现昆曲写意色彩的动作，它虚拟化的表演手法和程式化的动作，也是中国戏曲一个标志性的表演动作。这些水袖技巧大多数源自昆曲艺人在折子戏时期的创造。五彩纷呈的水袖表演，每个细微的动作都有着自己的独到内涵，巧妙地诠释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使用水袖的技巧日后也成为戏曲演员们的基本功之一。

昆曲的表演形态和它的表演场景也休戚相关，从现在散落在全国城乡的形状各异的古典戏台可以看出，无论有怎样不同的外观，结构都大致相同。舞台呈方型，可以三面看演出。古戏台赋予了艺人发挥表演天才的广阔空间，却也抑制了布景艺术的发展，艺人们只能把精力集中在服装、化妆和表演的创作上来。

以《牡丹亭——游园》为例，杜丽娘身段表演十分复杂，但就是这层次分明的身段表演，既抒发了杜丽娘的感情又描绘了周围的景色，和她的唱腔、念白一起，把一个深居闺阁的千金小姐思春、怨春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另一出经典折子戏《夜奔》中，只有林冲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惶惶奔走，黑夜中的遥山近水、偏野荒村，都由人物在表演里带出，真可谓情景交融、余味绵长。昆曲演员通过运用唱、念、做、打等一系列规范化手段，既刻画了人物，交代了情节，同时又传达情感，渲染氛围。戏曲界有句话叫“男怕夜奔”，形象地说出这出戏对演员的唱、念、做、打功夫有着极高的要求。

经过折子戏的磨练与捶打，使昆曲逐渐成为一门歌舞合一、唱做并重的表演艺术。上世纪初，戏剧理论家齐如山最早用八个字概括出了中国戏曲的特点，那就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而在歌和舞的结合上，昆曲无疑是最佳的典范。歌舞的结合也是中国戏曲区别于其他世界主要戏剧流派的最大特点。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昆曲和中国的传统绘画一样，有着浓重的写意色彩。昆曲表演的原理与中国画的画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以形写神、重在传神，两者所追求的形似都是写意的形似。

昆曲无疑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同时又因为它鲜明的民族和文化特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成为全人类共有的一份文化遗产。

从康熙皇帝开始，清朝接连几个皇帝都是标准的昆曲迷。公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

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来到苏州，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一样，乾隆最关心的也是唱大戏。这次接驾唱大戏的是来自扬州的太平班，这场大戏由十八出折子戏组成，参加演出的人达到八十人之多，其中光是演员就有五十二人，分十一个家门，乐师也有二十一人之多，这几乎相当于今天一个昆剧团的规模。不过这要和乾隆皇帝的御用戏班比起来，太平班的规模简直就不值一提。

到了乾隆时期，宫里的伶人已经扩大到一千四百人的规模，当时的南府大概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皇家剧团了。昆曲也因此赢得了无可匹敌的国剧地位。紫禁城里到处都建有戏台，宁寿宫、重华宫、寿安宫都有戏台。在重华宫的漱芳斋里是紫禁城里第二大戏台漱芳斋戏台，室内还有一个小戏台“风雅存”，乾隆皇帝就曾经在这里演过戏。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圆明园等众多的皇家园林里同样都建有规模大大小小的各色戏台。在这些戏台之中，仅三层的大型戏台就有六座以上，这样的大戏台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名演员，见过的人都叹为观止。

1793年，英国使臣马葛尔尼来华觐见乾隆皇帝，就曾在承德避暑山庄观看了一场清宫大戏的演出。马葛尔尼的《乾隆英使觐见记》里有着这样一段记载：与随从各员入宫，至八时许，戏剧开场，演至正午而止，戏场中所演各戏时时而变，有喜剧有悲剧，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昆曲折子戏。

乾隆年间昆曲折子戏日趋成熟和完善，而此时乾隆皇帝正在策划一个更大规模的词曲汇编工作。公元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一批精通词曲的文人聚集到了扬州，从各地搜集来的词曲也源源不断从苏州织造府运到设立在扬州的词曲局等待修改。而在五年前苏州人钱德沧就花了前后十二年时间编选出一部《缀白裘》，《缀白裘》收录了当时流行的折子戏总计四百四十六出，今天我们能在舞台上看到的昆曲大多都被收录其中。历时四年，公元1782年，《古今词曲》修改工作大功告成，在编撰完成的词曲总集《曲海》中收集的明清两朝的杂剧、传奇作品达到一千一百一十三种，很多昆曲折子戏最终得以保存下来。

通过昆曲折子戏保留下的一大批经典曲目，后来成为京剧等后起剧种的艺术宝库。以昆曲折子戏为开端，中国戏曲将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全面繁盛时期。

1921年秋的一天，苏州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用红纸写成的招生告示，不过这个招生的地方不叫学校，而叫昆剧传习所。由于这个叫传习所的地方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应饭食，四十多个贫家子弟应招入所习艺。若干年以后，人们把他们称为昆曲传字辈人。

倪传钺老人是当年应招进入传习所的少年之一，如今倪传钺已是九十九岁高龄，传子辈的同门师兄弟大都已去世，多年前的往事哀婉深沉。

梅兰芳回忆，当年北京的梨园子弟学戏，在同光年间尚是昆乱并学，到光绪庚子之后则专学皮黄。二十世纪开始的年代，中国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激荡与不安之中，这时轻歌曼舞的昆曲不再是戏曲舞台的主角，北京城里早已没有了纯粹的职业昆班，京城已成为京剧的天下。

在苏州昆曲博物馆寻找二十世纪初昆曲在南方遗留下来的痕迹。那时候，在昆曲发祥地的苏州，曾经看戏若狂的盛景也早已不再，整个苏州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昆班勉强维持。沈月泉是当时全福班的台柱，为了营生，他和同门只能跑起了江湖，流转于江浙一带的小镇。1923年，苏州最后一个坐常班全福班在苏州告散，那些曾跟随全福班走东闯西的戏箱也被遗弃在角落里积满灰尘，近代昆班的历史就此结束。

那么，当昆曲已不再适应一个时代，是一些什么人，他们遭遇了怎样的经历，又是如何把昆曲留存下来的呢？

2006年，作家白先勇带着青春版《牡丹亭》来到北京大学，传统戏曲在高校上演引发了学生们的好奇，他们奔走相告蜂涌而至，眼前的景象让人想起了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1917年，很多新面孔来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其中有很多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文

科学长陈独秀、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文科教授胡适、图书馆编撰员周作人。但是有一个人的到来却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人就是来自苏州的戏曲教授吴梅。和吴梅同一年进入北大的周作人回忆说：“第一任的戏曲教授是吴梅，当时上海大报上还大惊小怪地以为大学里竟然讲起戏曲来，是破天荒的大奇事。”吴梅上课的方式很特别，他拿着一支笛子走进了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堂，还在课堂上唱曲，他唱的曲子和北京城里的戏馆里最时兴的皮黄戏很有些不同，吴梅告诉学生们，他唱的是昆曲。

余秋雨：“在五四以后有一些有远见的文化人，比如象蔡元培先生、吴梅先生等等，这些人花了很大的力气要保持住这种文化遗产，所以就努力地帮助呼吁建立一种传习班，或者建立各种各样的研究方式，有一点做到了，就是昆曲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这正是感谢他们的远见卓识。还有非常好玩的一点，就是昆曲在传下来的过程当中，还是一直保持着受到高层文化人的支持。”

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贝聿铭是苏州人，2006年10月他重返故乡，参加由他本人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落成典礼。苏州博物馆新馆紧邻国家重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周王府和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与贝家祠堂所在地狮子林也离得不远。上个世纪初，狮子林还是贝家的产业，狮子林里的贝家大小都能度曲，贝聿铭的叔父贝晋眉先生是苏州昆曲曲家中的全才。1921年初，贝晋眉与苏州道和曲社的张紫东、徐镜清等昆曲曲家集资千元创办了昆剧传习所，这看似偶然的行为延续了昆曲的香火。

位于苏州城西北部的桃花坞大街，八十多年前这里是一个私家花园，叫做五亩园，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晓了。然而在昆曲界五亩园却是鼎鼎有名，五亩园就是昆剧传习所的校址，它是贝晋眉先生的家产。1921年，五亩园门口挂起了传习所的牌子，很多少年前来应试，主考官正是全福班的老艺人沈月泉，最后有四十多个孩子通过考试进入了传习所。当然，这些孩子这时还无法知道，他们将在继承全福班老艺人精湛技艺的同时也延续他们悲惨的命运。

由于资金出现问题，传习所刚刚开办不久就支撑不下去了。

穆藕初，年青时代曾在美国芝加哥、威斯康辛、伊利诺伊几所大学留学，后回国致力实业，是当时沪上有名的棉纱大王。1920年，穆藕初曾出资，由北大校长蔡元培选送五名学生出国留学。作为最早一批受到西方教育的知识人，穆藕初已经意识到应该吸收新文化挽救中国。但在同时，穆藕初也保留着对传统艺术的热忱，他时常从上海到苏州，跟当时的昆曲曲圣俞粟庐学习昆曲。1921年，当得知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情况后，穆藕初便把传习所接办下来，穆藕初的鼎力相助挽救了已近夭折的昆剧传习所。

然而在当时，关于这些孩子未来的出路，无论是贝晋梅还是穆藕初都还没有仔细考虑过，或许也根本无力解决。可无论怎样，昆曲要演下去，昆剧传习所渡过一劫还是办了起来。除了在桌边拍曲学唱外，这些学戏的孩子每天上午还要练功、学拳、并学习文化。倪传钺清晰地记得，国文教师傅子衡选《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以及一些曲文当作教材。近百年前，苏州五亩园内，几位先生带着一群孩子练功、拍曲、写字背词，高高的园墙阻隔了尘世，学艺的孩子无法看到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四前后，各种新文化几乎在同一时间被中国人感知了。电影、留声机、唱片成为了城市里新的宠儿。1921年前后，上海的百代唱片公司进入了全盛时代，戏曲舞台也追赶着那个时代，为这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伶界大王梅兰芳排演了新编时装剧和古装新戏；曲家俞振飞也被程砚秋看中在上海登台了。据说在那时现实的诱惑太大了，梅兰芳到上海演出一个月至少有两万块钱的收入，而当时一个高级白领的月工资不过一百块钱。

而在距离大都会上海不远的苏州城，园林里延续着几百年不变的口传心授，坚守着那种远离尘嚣、秘而不宣的传统。终于三年后，传习所的孩子们学艺小有成就，他们每个人都学会了一百多出折子戏，可以登台了。1925年，为了对外演出，穆藕初为孩子们取了艺名，

一律以传字排行，意思是昆曲将由这一辈人流传下去。传字下面的一个字照不同的行当，用玉、草、金、水四个字旁提名。唱生行的是斜玉旁，取玉树临风之意；唱旦行的用草字头，取美人香草之意；净行用金字旁，意在黄钟大吕得音响之正、铁板铜琶得声情之激越；其余丑副行当用水旁，以示口若悬河之意。近代昆曲史上最重要的一辈人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初穆藕初曾打算把传习所的孩子们都留在他的企业里，毕业后半工半艺，这样把昆曲养起来。如此理想化的念头在1927年破灭了，时局动荡加上金融危机，穆藕初经营的纱厂相继倒闭，他再没有了经济能力供养传习所，昆剧传习所再次陷入窘境。

1928年，当时失去了经济来源的这群少年只能凭着自己的冲劲去自谋生路了。这群小伙子年轻力壮、行当齐全，在当时所有人都把振兴昆曲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一场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行动开始了。出科以后的传字辈们辗转在上海的笑舞台、新世界、大世界连日献演，他们以新乐府的名号出现在人们热切的眼光中。新乐府的出现在当时的上海是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揭幕演出当天，徐志摩、陆小曼、周信芳、盖叫天等一连串的文化名流、京剧红角们纷纷出席观看。

新乐府传字辈刚刚闯出一些名头，上海局势恶化，新乐府经营不善，演出日趋清淡，戏班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人心涣散。1931年，传字辈返回江苏，让昆曲重回舞台中央的美梦就这样虎头蛇尾的破灭了。1931年6月，新乐府于苏州解散，部分传字辈艺人自谋生路，仅剩二十多人在倪传钺、郑传鉴和顾传澜的主持下在苏州地区坚持演出。不到半年，这群传字辈希望重燃，再次组班成立了仙霓社重返上海。但是传字辈们的希望再次破灭了。这次仙霓社组团，初期虽然还有一些对昆曲不离不弃的知识分子捧场，场面还说得过去，但那仍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红火的局面就消失了。1937年，凇沪战事爆发，日军轰炸上海，仙霓社的服装道具全部被炸毁，仙霓社彻底陷入了绝境，生活窘迫、流离失所，传字辈艺人们只得各谋出路，有的参加了别的戏班，有的改行。擅长小生的赵传珺在一个下雪的夜晚冻死街头；施传镇在抗战期间死于伤寒......

就这样，仙霓社散了，师兄弟们各奔东西。传字辈曾雄心勃勃，但那只是对个人命运的一种幻想，知识分子奔走呼号，但也无力回天，没有人能够逆转昆曲在那个时代的颓势，从此昆剧在舞台上绝迹了将近十年。

旅居美国的张充和出身名门，曾祖张树声是晚清高官，父亲张吉友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当年张家共有四位小姐，在文化界她们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父亲。张家四位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分别嫁给了当时的社会名流：传字辈艺人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以及文学家沈从文，老四张充和则嫁给了当年在清华任教的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当年张充和的父亲张吉友与极力推广昆曲的蔡元培、吴梅等人交往甚密，受父亲的影响，张家四位小姐都狂热喜爱昆曲，张充和本人在苏州曾师从传字辈艺人沈传芷学习昆曲。

张充和：“当时候到美国来，有时候就是一个人在演，当时没有人吹笛子，那我自己吹，吹到后来有录音有卡拉OK ，是这样的，只有一个笛子。我到美国来，我带我自己的戏装，因为我们有成套成套戏装戏箱子，我姐姐她们说你要带走多少都行，我说我带不了，我自己很多好东西都带不了，就带了随身几件。”

张充和1948年旅居美国，多年来她和丈夫先后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和港台等地的二十三所大学以及各种学术场合讲授师范昆曲，如今张充和已经94岁，虽然大半生在美国度过，但张充和一生痴缠昆曲终身不渝。1948年，当张充和还生活在中国时，曾在重庆和传字辈艺人同台演出过，后来昆曲的传人们散落四方。2002年，张充和曾回过一次国，见到了旧时老友倪传钺。

2000年，倪传钺向台湾京剧演员李宝春传授昆曲折子戏《骂曹》，此时的倪传钺已是92岁高龄，但他仍然坚持着昆曲几百年来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多年前的苏州五亩园内，倪传

钺的师傅早已将这种传统印刻在了他的身上。1957年以后，倪传钺曾在上海戏曲学校和江苏省苏昆剧团附设的学馆任教多年，弟子无数。

传字辈没有将昆曲光大，他们也曾尝试抗争命运而终于惨败，但他们艰难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昆曲因为有了他们而得以留存下来。现如今各大专业昆剧团里的演员们，都是传字辈的学生，或是他们传人的传人，这也就保留了那份东山再起的希望。

中国戏曲学院前院长、戏曲专家周育德：“我最近出了本书《昆曲和明清社会》，我最后书作完了我又加上了一段：荷花之梦。怎么说起呢？我说你去过白洋淀吗？白洋淀原来是荷花很多很多的，水很大，里头有芦苇有荷花，可是后来不行了，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白洋淀里的水源断了，水也没有了，当然也没有荷花了，不仅不能走船，农民赶着马车就在白洋淀上走，都变成平地了哪有荷花。谁知道1987年还是1988年，突然发了洪水下了暴雨，这一淹不要紧，这水来了，一二十年没有见过的荷花怎么又冒出来了，又是满淀的荷花啊。接天连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又出现这么美妙的景象了。昆曲也是这样，只要这个种子不绝，还有一个种子。当然昆曲你想叫它成了什么文化市场的霸主，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戏曲作为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是那个时代了。但是它可以占据那一角儿，把那一角儿搞得辉煌绚丽、好听、好看，成为很美的那一角儿，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

1956年，新中国已经走过七年的光辉历程，举国上下都沉浸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在国家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指引下，沉寂已久的昆曲也得到了一次发展的良机，而这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

1955年，戏剧家袁牧之和作家丁玲在杭州疗养，偶然发现了一支叫国风苏昆剧团的昆剧班还在表演传统的昆曲，惊喜之余，他们也了解到这个昆剧班已经是全国仅存的一家专业昆剧表演团体，生存困难，生活惨淡，即将面临解散。国风剧团的顶梁柱正好似周传瑛、王传凇等一代传字辈艺人。袁牧之、丁玲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北京有关领导，国风剧团这才有了创编新剧目赴京演出的机会。

中国戏曲学院前院长、戏曲专家周育德：“1956年，浙江的同志做了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把《十五贯》这一个昆曲剧本，加上整理改造，改编成功以后的《十五贯》，在内容上、在艺术上都是很不错的。”1956年拍摄了昆剧电影《十五贯》。周育德：“《十五贯》的内容很积极，里头写的三个官僚对待这一桩冤案的不同态度。剧本也压缩了，一个晚会就可以演完的。”

在电影拍摄之前，1956年4月10日，新编昆剧《十五贯》在北京广和剧场上演。从浙江到北京，从广和剧场到中南海, 那一年，昆剧《十五贯》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更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这篇社论的发表正式宣告，昆曲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56年是昆曲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十五贯》进京演出之后，北京、江苏、湖南、上海的昆曲演出团体也纷纷成立。北京和上海建立了民间曲友组织的曲社，保定和天津还成立了培养年青昆曲演员的学校。当时演出的照片和票房统计，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昆曲舞台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1981年11月，古城苏州迎来了一批归乡的游子，昆剧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举行，到会的十六位传字辈艺人都已是古稀之年。十年文革几乎将昆曲这枝兰花连根拔起，但它挣扎着顽强地活了下来。中国昆剧研究会顾问、戏曲专家刘厚生：“粉碎四人帮之后，很快地，以拿上海来说，基本都是在八十年代初，昆剧团都恢复了。把许多已经改行了的许多演员又召回来。”

在新的时期，古老的昆曲艺术该何去何从？1982年，在苏州举行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昆剧汇演上，文化部提出了昆曲工作的八字方针：保护、继承、创新、发展。在这

次汇演上，江苏省昆剧院和上海昆剧团参演的大戏都是昆曲经典《牡丹亭》，不过两个剧团的演绎却是大相径庭，唱了一出不折不扣的对台戏。江苏省昆剧院采用的是最传统的演出方式，张继青的表演质朴无华，深受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上海昆剧团的舞台上则充满大胆的想象和创意，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华文漪饰演的杜丽娘身后的布景也在不断变化，书房、闺阁、花园、道观一一出现，伴随着布景的变化，灯光也在不断变化。更让观众意想不到的是，上海昆剧团还对剧中一部分比较难懂的唱词和一些曲调进行了删改和调整，这样的改革使上昆版《牡丹亭》引发了专家的争论，关于如何保护昆曲的讨论也由此展开。汇演结束后，江苏省昆剧院得到了继承奖，上海昆剧团得到了革新奖，但昆曲界关于昆曲保护的两种立场却一直持续到现在。

各家昆曲剧团作着各种努力想让观众重新走进剧场，但是昆曲已经太长时间没有出现在观众的视线里，人们还能回忆起那些尘封多年的故事和生疏已久的唱腔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流行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流行音乐开始在艺术舞台上出现，西方文化通过书籍、电影、音乐等不同的载体蜂拥而至，人人都在追赶这个潮流，中国传统戏曲普遍受到冷遇。那个时候无论是已经成名成家的昆曲大师还是刚刚入行的学员，都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昆曲的舞台下面观众越来越少。 苏州昆剧院副院长王芳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演出的冷清场景，那些日子王芳每年只有少量的小剧场的演出，很多演员都离开了昆曲舞台，王芳甚至找不到小生来和她搭戏。王芳：“演到后来就观众没有台上的演员多，那我们有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就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就不知道这个现状我如何去面对，我能否改变它。”

1986年浙江昆剧团青年武生林为林摘得中国戏曲的最高荣誉梅花奖，但他同样无法摆脱无戏可演的窘境。林为林：“我最大的发泄就是练功，拿来靠，到练功房里去练功，有时候比如耍大枪花，有时候真的想耍它干吗呢！把大枪花狠狠地摔下去，然后回过头来又把它拣起来又练，就这么过日子。”

昆曲面临的困境同样也让老一辈昆曲艺术家心急如焚，1984年，全国七大昆曲演出团体之一温州永嘉昆剧团宣布解散，就在这一年，一封关系昆曲未来的信从上海寄往了北京中南海，寄信人是昆曲艺术大师俞振飞。在信中，俞振飞表达了对昆曲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的担忧，并恳请中央重点保护昆曲。俞振飞的这封信道出了整个昆曲界的心声，那就是不能任由昆曲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自生自灭，昆曲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整个社会会重新认识到昆曲的意义和价值。俞振飞的信寄到中央之后不久，一系列保护昆曲的文件和措施陆续出台，文化部还组织了大量的昆曲汇演以求抢救一批濒临灭绝的剧目，各地昆曲剧团也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力求让观众重新走进剧场。多方的努力能改变昆曲和昆曲人未来的命运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各地昆曲剧团获得了很多海外演出的机会，欧洲、北美、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都留下了中国昆曲的身影，美仑美焕的昆曲往往让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

尤其是在台湾地区，昆曲受到的欢迎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在台湾演出时受到的礼遇和引发的轰动。演出的热闹场景和在祖国大陆演出时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为什么受西方文化影响更深的台湾会表现出对昆曲这样一种中国传统高雅艺术的热爱呢？大陆昆曲剧团在台湾地区受到的礼遇，在香港澳门等地同样多次出现。对所有中国人而言，昆曲是中国文明的根和血脉，它清晰地传递着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情趣。

而昆曲也因为它鲜明的文化特色和高超的艺术成就征服了大量西方观众。昆曲早已跟随海外华人的足迹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美国日本等地都有昆曲曲友自发成立的曲社。张惠新所在的昆曲艺术研习社就是最有影响的海外曲社之一，曲社于1995年在美国马里兰州成立，

已经拥有了一批相对固定的观众群，曲社每一次的公开演出都会有大批观众赶来捧场，对当地人而言，昆曲是他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窗口。真正的艺术总是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赢得认可和热爱，昆曲的魅力其实也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魅力，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民族对于美的品味和追求。

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六百年的昆曲又将迎接它的下一个百年，但在街头匆匆走过的人群中，又有多少人能知道昆曲呢？它是过于古老吗，还是过于高雅？无论如何，昆曲已经在大众的视野之外沉默了太久。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舍？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又该怎么样守护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一份瑰丽的遗产呢？这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时代命题。

苏州一直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的抢救，因为它是昆曲的故乡。2000年，苏州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昆曲艺术节。在苏州园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后，紧接着昆曲也申报了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申报的很多的项目中间，昆曲被选上了。2001年5月18日，在巴黎的联合国教可棵文组织总部，由总干事长松浦晃一郎正式宣布，入选第一批代表作名单的十九个项目，中国的昆曲艺术在十九个项目里面是评委全票通过的。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就，这一支强心针的力量一下子就使得昆曲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受到了国际的关注。这是一份荣誉，但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2003年春天，政协第十届全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关于保护和宏扬昆曲艺术的提案就有三份，这引起了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提出了关于加快昆曲抢救和保护力度的建议，上报中央。2004年3月，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就昆曲的抢救、保护和扶持作出重要批示。中央决定，从2005年至2009年，国家财政每年投入1000万元作为抢救、保护和扶持昆曲的专项资金。在政府、民间、专业团体几股力量的联合推动下，昆曲的演出市场也出现了多年未见的繁荣景象。

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那个古老而又高雅的昆曲又充满了活力。 2004年秋天，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新排全本《长生殿》进京公演，那个二十年前曾经无戏可演的王芳饰演了一号女主角杨贵妃。这一年的苏州昆剧院还有另一个重头戏，那就是由作家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全本《长生殿》和青春版《牡丹亭》的上演，都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带着几许神秘，又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它高贵典雅、精致美丽，一时间昆曲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时尚话题。昆曲培养年轻观众，大学校园是最重要的阵地。昆曲进校园也是文化部关于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实施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这个方案，全国七家昆剧院团，每团每年必须到大学校园进行不少于20场的公益演出，青春版《牡丹亭》和全本《长生殿》的上演让昆曲在大学里掀起了一股热潮。

当整个中国迈入一个崛起的世纪，昆曲又一次出现在舞台的中央，盛世元音再次唱响，六百年的昆曲焕发了新的青春，回到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2006年7月，三年一届的中国昆曲艺术节如期在苏州举行，这是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方案”实施后举行的第一届昆曲节。全国七家昆剧院团都带来了自己新排的大戏, 与以往两届昆曲节不同的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昆曲社团也第一次在昆曲展演中亮相。

在过去几年中，苏州这个昆曲的发源地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如今苏州已经拥有了苏州昆剧院、苏州昆剧传习所、昆曲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中国昆曲博物馆、昆曲演出场所、苏州昆曲学校等一批昆曲的演出、教育、传承、研究和保护机构。2006年苏州市还出台了国内第一个保护昆曲的地方性法规：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

迤逦之声，21世纪的今天又一次在古老的苏州响起，虎邱的千人石上，再次聚满了昆曲迷。悠扬的笛声穿过华窗翻过粉墙，在苏州的大街小巷中回荡，在城市的喧闹中人们听到

了一片宁静。

昆曲的生命跟中国文化的生命一样，不是只属于我们这一代，它是世代流传，我们要有这种世界性的宏观的文化视野，中国文化才会有发展。昆曲如同一出永不谢幕的长剧，一次次的场景变换、一年年的人物更迭，转眼就是六百年。

六百年前昆山人顾坚改进和完善了南曲声腔，绘就昆曲传奇的最初一笔；四百年前汤显祖完成不朽的传奇《牡丹亭》，昆曲由此进入鼎盛时期；三百年前，两部传奇巨作《长生殿》和《桃花扇》先后唱响大讲南北，昆曲在康乾盛世奠定了无可动摇的国剧地位；二百年前，在一代代昆曲艺人的努力下，昆曲折子戏已日臻完善，为刚刚萌芽的各地方剧种提供了最宝贵的经验和借鉴，近代中国戏曲蓬勃发展的大幕就此缓缓拉开；八十多年前，四十多个少年走进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大门，在昆曲最为衰弱的时候，他们用尽毕生心力守护着昆曲的一脉香火；五十年前，周传瑛等传字辈艺人演出新编《十五贯》，造就了新中国文艺史上“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佳话。今天，古老的昆曲焕发青春，迎接着下一个百年。

在这方狭小而又广阔的舞台上，六百年的昆曲演绎着属于全人类的永恒经典，台下是一个民族的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