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崛起例外论"的挑战

胡鞍钢“中国崛起例外论”的挑战

2011-08-24 08:44

中国令全世界都在感到困惑。这个国家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性经济力量，这也为如何根据这一划时代的变化来感知世界格局变迁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中国是否正在沿着成为新兴超级大国的轨迹前进？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

——就规模而言，今天中国的崛起能否与17世纪的欧洲崛起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崛起相提并论？

——整个世界是否将见证老牌超级大国美国与新兴的超级大国中国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这又是否会在中美之间进一步引发国际关系学者们所说的“强权争霸战争”？

——未来数十年间, 新的“冷战”是否会在中国这个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分庭抗礼中形成？中国是否将像20世纪下半叶绝大多数时间里的苏联那样，代表一种对西方的军事及意识形态挑战？

——反过来讲，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崛起又能否被视为一种良性发展，并将有力地带动世界经济增长，同时对更趋平衡和稳定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

目前，人们对于上述问题尚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而围绕中国对超级大国地位的诉求而进行的渐趋繁复的评估在不断增加。鉴于中国崛起带给国际体系的实质性影响取决于诸多因素，此类分析也颇有难度。中国自身经济政治的发展轨迹、民心向背情况以及人口控制水平等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扮演何种角色。推动上述变化的重大社会经济转型是与学术界的活跃气氛遥相呼应的。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战略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们已经围绕中国融入世界程度不断提高的本质以及国家发展的前途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胡鞍钢显然知晓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主流观点， 即：新兴超级大国往往会在势力范围、自然资源、市场准入及军力优势等方面与业已存在的超级大国之间发生零和竞争，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将动摇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是，胡鞍钢相信，中国的崛起对这一规律而言将是一个例外。用他的话讲，中国将建成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胡鞍钢指出，在相互依存度日益加强的当今世界，“中国既没有条件也没有愿望去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唯一领袖”，中国“需要同美国合作，从而有效应对在经济、政治、能源及环境问题上的全球挑战”。

当然，外国分析人士不会那么幼稚，即使胡鞍钢真诚地认识到中国既不应该意图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唯一领袖的战略，也不应该以好战和以强凌弱的政策对待周边国家，他也很难保证事实就将一定如此。所以，有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认为，超级大国间竞争的逻辑和实质将有可能驱动崛起中的超级大国对现存的超级大国采取更富侵略性和敌意的行为方式。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文化特质、地理环境, 以及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因此在国际事务方面都具有某种形式的特殊性。一个国家的一种或多种特征可能会导致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运转，而大国的“特殊性”尤其会对国际事务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美国特殊性即是指美国与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深层次的不同——原因有很多，包括无封建主义历史，清教徒传统，广袤而资源丰富的领土，民族大融合，民主思想与共和主义、平等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的结合，以及强大的自信心和责任感。虽然学者们对美国的特殊性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一学派普遍认为美国永远是“山顶上一座光芒耀眼的城市”。尽管各种国际事务和历史力量曾深刻地影响了几乎所有的大国，但美国的权力不会因这些事件而削弱。

虽然人们认为，中国人比世界上其他各国人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悠久而光辉的历史，以及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但“中国特殊论”在中国的国际事务探讨中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术语。近年来对“中国特殊论”的讨论往往与“中国模式”紧密相关，即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特殊感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曾与胡鞍钢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共同工作，也曾共同著书）在2004年发表了一篇学术文章详细论述这个问题，成为第一批使用这个概念的中国学者之一。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将这一术语用于“中国和平崛起”的讨论中。

在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这一概念的支持者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担任过许多国家领导人助手的郑必坚。郑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道路不会引发传统上的强权冲突或战争。他认为中国的崛起与传统上大国的兴衰是完全不同的，不会引发霸权冲突，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近代国际历史上，大国间的政治主要围绕着意识形态展开，例如前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集团与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冲突，而中国的崛起并不试图与西方国家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用他的话来说，中国的目标只是出口更多的计算机，而不是输出意识形态或革命。第二，西方帝国主义强国为了扩张而在海外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但中国与它们不同，中国并不寻求这样的攻击性、军国主义导向的外交政策。郑认为，和平崛起的观念将会使中国避免走向军国主义。第三，西方在工业化进程中消耗了大量的不可持续的资源，而中国将从中吸取教训、以更加高效节能的方式推进工业发展。第四，中国不会进行大规模移民，因为这会给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邻国带来焦虑和挑战。

胡鞍钢非常赞同郑必坚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视角。在这本书中，胡鞍钢通过更加系统地观察中国实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观意愿与客观原因，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战略。根据胡鞍钢的分析，中国崛起特例论的提出基于以下几点中国特有的因素。首先， 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外国列强的侵略与凌辱，中国一直秉承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的传统思想。胡鞍钢认为，中国既不会追求霸权外交，也不会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第二，中国必须努力实现“节能环保的绿色发展”，而不是完全采用西方以环境与能源为代价的工业发展模式。第三，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发展方面仍然会继续强调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医疗改革体系的不完善、能源的低效性以及生态问题。这种立足于国内的以人为本的政策会让中国远离好战外交政策。第四，人力资源的发展是中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基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最终取决于“从知识封闭的国家向知识开放的国家的转变，以及从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家向全球领先创新国家的转变”。胡鞍钢认为，知识经济的时代应该是“合作而非竞争的时代”。因此，胡鞍钢总结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是机遇而非威胁”。

当然，一些外国分析家并不会天真地混淆承诺与现实的概念。中国外交政策的真正目的需要最终以行动而非中国领导人或其如郑必坚、胡鞍钢一样的顾问们的口头承诺来判断。一些西方的批评人士甚至可能会质疑说和平崛起和中国特例论的概念只不过是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姿态的一部分，只是为了缓和中国周边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强国对中国以对外扩张的军事强国的形象出现的忧虑。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还有另外一派学者和智囊认为在中国势头愈来愈突出的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实在幼稚。自郑必坚提出这个概念以来，中国的批评人士对这个概念在国内国外的接受程度表示怀疑。比如，清华大学著名政治学家阎学通认为中国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容易让人困惑且缺乏影响力，因为“崛起”与“和平”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将“崛起”与“和平”都作为目标，即中国要找出一种与其他通过军事手段达到崛起目的的强国不同的方式崛起。第二种理解将“和平”视为手段，将“崛起”视为目的，即中国用“和平”的方式来达到最终“崛起”的目的。第三种理解将“和平”视为目的, 将“崛起”视为手段，因此可以理解为中国要崛起以为世界和平做贡献。根据阎学通的理论，这些不同理解引发的争议在决策过程中会立即显现，因为没有政府会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游戏中始终严格遵循唯一的承诺。因此，阎学通指出，“和平崛起”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的观点。包括军队中的批评家在内的中国一些其他批评家，如罗援少将，最近也对在中国外交政策决策层和智库中普遍出现的“和平主义”或“反和平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罗明确指出这种和平主义者的思想将会使中国重蹈二战后日本发展的覆辙——陷入美国阻止其发展成为超级大国的圈套。

对“中国例外论”最强烈、最直白的批评来自于2010年的畅销书——《中国梦》，作者是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福大校。刘在书中明确指出, 中国应该实行一种新的军事崛起的发展战略，以获得并坐稳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国际领导地位。刘认为中国崛起符合国际体系中权利转移的规律，因此他反对中国特例论。他认为霸权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刘的书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研究，而是基于一些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和对中外战略学家观点的参考。大部分中国领导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可能不同意刘明福的观点及战略视角，但是他的观点确实代表了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意见领袖，特别是中国军事战略家的想法。

在书中，刘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跃居世界头号强国。为了论证这一战略目标，刘辩称，此亦为上一世纪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目标：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将他的伟大理想阐述为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毛泽东的“大跃进”目标是全面赶超美国；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致力于实现“三步走”战略，在21世纪中叶实现中华名族的伟大复兴。根据刘的观点，中国代替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或按照刘所称“冠军国家更替”，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刘呼吁中国领导人及公众牢记，不要“幻想”美国会在“中国崛起”问题上或在现存超级大国与新兴超级大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上表现出任何善意的想法。

刘认为，美国意在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军事上全面遏制中国。他的观点受到中国军事机构的其他分析家们的广泛认同。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近期公开发表言论，强调“和平不会从天而降”。他似乎热情呼应了刘的中心论点之一，即要加快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依照部分中国分析人士，特别是军事分析家的观点，中国崛起的真正和最终手段是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与美国抗衡。刘认为这样做背后的原因更多是为了应对美国欲击败中国的想法。他坦言，“中国梦”应该是成为超级军事大国，否则中国将只能“噩梦”缠身。

这些争论揭示了中国当前知识分子群体中观点的多样化，以及他们对于中国未来所持有的不同看法。关于书中围绕中国崛起的前景及其对21世纪世界和平繁荣将产生何种影响的分析，每一个读者可以对作者的观点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国内围绕这些问题的不同观点、争论和愿景是重要的，无论对于中国自身未来的发展还是其与外部世界的交互影响尽皆如此。

(摘自《“中国前景乐观论”和“中国崛起例外论”——对胡鞍钢《2020年的中国: 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评论》 作者：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