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

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

一、意识形态的失败

1、农民起义多在天灾人祸交加之季节，天灾多为饥荒，人祸则是官逼民反。中国广土之地，必不至于全面饥荒，饥荒地域只占国土面积之一部分，如古欧洲式的全国一时俱起绝不可能，故中国农民起义的发动有一定的难度，必须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太平天国————拜上帝教）

2、一个好的宗教的产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农民起义借助于宗教，他们依靠宗教获取民众的支持，但这个宗教绝无好内容，这在起义之初就已为他们的失败种下祸根。洪秀全称天帝之子，杨秀清称天兄，依旧是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这是后来天京事变的根本肇因。

3、传统王朝下的社会革命运动，虽然发起时需要宗教，但绝不可一味因循，宗教本无好的内容，完全是骗取人心的权宜之计，一个新政权的底定更需要道义上的民众支持。故刘邦先有斩白蛇的传说，后为义帝发丧，收服人心。朱元璋先事韩氏父子的教义，后改为驱除蒙古人，以民族大义招四方之豪杰。洪、杨不知此道理，一味因循，既不改选易辙以求新的振奋人心之口号，反倒自毁长城为他一时权力之巩固，此为第三点。

4、不学无术，看轻读书人。一个新政权取代旧政权，并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强盛，更在于任用书生。刘邦有陈平、张良，朱元璋有刘基、朱升、李善长，是他们成功的一决不可少的条件。洪、杨讨好民众（也仅仅在初期）戏辱士人，不学无术（他们要的读书人，初识文墨能写文书而已，非经世致用之才），故鲜有长远而可行的战略计划，亦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曾国藩《讨粤匪檄》深中这一点。）“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语）中国社会士、农、工、商四阶层至今不变，其中士（知识分子）乃后三阶层的天然领导者。（以其眼光最为高明，思想局限最少故）洪、杨仅依赖愚昧之农民，又无思想上有益的教诲，必败无疑。

5、上帝教是舶来品。既非中土原创，自不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同，曾国藩以卫孔孟驱夷教起师，深中其病根。

二、战略与军事失败

1、永安建制后目标的丧失。洪、杨的最初理想是打到北京，消灭清廷。故赛尚阿，讷尔经额以内廷大学士赴前线督战，官军两万尚不能克洪、杨两千。然永安封王后，洪、杨荣华心起，丧失目标，原本是道湖广、上河南的雄心勃勃之计划变成先取南京借江南半壁安家，徐图北京。后林凤祥、李开芳等人的北伐，区区两万士兵、乏粮饷、无冬衣，直至天津城下，清廷震动可想而知。那时既势如破竹，前期自更容易，可惜洪、杨雄心已失，即便后来也不愿意多添兵北伐。

2、摒弃贤良，任用私人。石达开走是一例，任用洪氏兄弟是二例。陈玉成虽说争气，也是洪秀全的女婿，李秀成行伍出生，可惜只是将才不是帅才。曾国藩对李秀成说：“我皇上视名誉如珍器，不象你们的天王，胡乱封萌。”不用说，这种结果必是奸人得志，正人见锄，政权安得不亡？

3、不切实际邪教式的纪律。凡入上帝教，财产悉归圣库，夫妻相见乃至同床，也要得到批准。这自然让我们想到许多生活在人类社会阴暗处的邪教，秉存着一种原始而泯灭人性的思想。更要命的是天王、诸王能随意支配财产，拥有三

宫六院，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谁的妻子有姿色，作为上帝教的信徒，必须把无条件把妻子贡献给天王（也就是他们的教主）。

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如果作为一种农民反抗当时满清封建与专制王朝的斗争，这是值得称颂的，但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把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做为一种建立自己的新王朝的开始，特别是洪秀全这些所谓的农民领袖，他们所领导的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暴动，并不是要彻底改变满清的封建与专制王朝的制度，而只是打着农民救世主的旗帜，重演一场新的皇帝梦。

洪秀全建立的这个太平天国的洪氏王朝，与过去的满清王朝相比，不仅更加专制与封建，而且还表现的更加愚昧、落后、残酷、集权、保守。因此，当太平天国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当洪秀全在南京建都时，他已经开始走到了广大农民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注定要失败的结局。

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概括起来分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太平天国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封建与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等级森严的王朝。 1851年太平天国颁布的《太平礼制》中，以天王诏令的形式规定了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森严的等级制，君臣上下之间有一渊之别，从称呼、服饰、仪卫舆马都有明确规定，不准逾越，甚至对王以下的各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的称呼，也有规定，如丞相至军师称大人，师帅至两司马称善人，丞相子至军师子称公子，师帅子至两司马子称将子，丞相女至军师女称玉，师帅女至两司马女称雪。在公子，将子，玉或雪中，又有等级区别等。天王出行，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且要乘64轿夫之舆，而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士兵，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

而天王与其它诸王的关系再也不是暴动时的兄弟关系，而完全是一种君臣上下的关系，每个王都有4000人以上的僚属和待从人员。杨秀清每出府开路龙灯一条计36节，以征鼓随之，其次则绿边黄心金字衔牌20对，其次铜钲16对„„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张德坚：《贼情汇篡》、《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第179至180页。）其权力则高度集中，洪秀全为天王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其余领袖皆称王，在天王之下，分别拥有者一定范围的较大的权力，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宝塔状的权力等级结构。

2、太平天国表现的比以往王朝更加残酷和落后。

太平天国建国的基本组织是拜上帝会，洪秀全通过这个拜上帝会的宗教组织把广大民众束缚在宗教的愚昧之中，太平天国有许多礼仪、行为、准则、活动等都是建立在一种宗教、封建、迷信的基础上，比如洪秀全本人就是一个靠着宗教迷信来处理和判别是非。

太平天国从建都天京之日起，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袖人物从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50岁时自杀（一说饥饿病死），11年中从未迈出过天京城门一步。李秀成是这样记述说：自六解京围之后，我主（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诏言有无不有人也。„„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实无情，自有升平之局。主不问国中军事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欲启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事为事。太平天国的一些诏书的唯一内容就是要人们相信洪秀全是受上帝和耶稣基督以及天兵天将的保佐的。

洪秀全一方面用宗教和迷信愚弄民众，而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更为残酷和残暴的专制手法来维护自己的太平天国王朝，太平天国制定了许多残酷的刑法，除了鞭打、枷杖、斩首外，还有什么五马分户，点天灯等更残酷的处死的酷刑，在

太平天国内部不容许存在反对意见，对于那些敌视太平天国的和自已内部的不同意见者，洪秀全都采取残酷的手法处死。

３、太平天国表现的比以往更加腐败和堕落。

太平天国的这些靠造反起家的农民领袖，在没到了繁华的南京--即京都天京。已经开始由农民领袖变成了农民权贵，他们早已没有了朴素农民的乡土气，也早已没有农民的那种勤奋诚实的精神，他们已成了骑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农民贵族。

太平军打进南京这个六朝古都，他们喜出望外，一方面大兴土木，营建极少数人荒淫无度的安乐窝，自洪秀全在天京做了天王之后，生活更加奢侈和腐化，他只一次坐64人抬的大轿出宫，去看视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都在他的太阳城金龙殿坐享荣华，其帝王生活的威仪和气派，是相当排场的。

最突出的是大纳嫔妃，大搞礼仪，洪秀全还没有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10余人。永安突围时，就增加到36人，建都南京以后，更是大肆选美，豪华壮丽的天王府里美女如云，据他儿子在供词中说他有妻妾88人（也有说108人），还有宫女1000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所以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如第30妻、第81妻等等。

从此，只有40岁的洪秀全再也足不出户了（也因此才逐渐大权旁落），直到1864年自杀之前，他一共只出过几次天王府。其荒淫无耻的程度与列朝列代的帝王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它诸王也不例外。

洪秀全做皇帝便开始在南京城内大兴土木，为了修建天王府，他动用了上万军民折毁大批民房，天王府修建的城周围十余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比，（参阅《太平天国》（三）第164页。）而其它诸王也在南京城内选择地点，各修王府，其豪华程度一个赛一个。

同时为各位领袖大搞祝寿活动，大搞各种排场，太平天国比当时的清王朝还盛。如在建都第二年洪秀全的第四子出生，东王杨秀清曾对前线将领下令说：仰尔国字暨各佐将转谕各统下官员等，俱要多多备办奇珍异宝，差派妥员押解回京，以备10月24日天王四殿下满月之期，天王登朝谢天之用，（参阅《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8页。）洪秀全的一个四儿子出世，就如此大搞排场，而其天王和诸王的寿辰可想而已。

４、太平天国是一个人间地狱。

太平天国把南京变成一个大军营，男女一概分成男行女行，夫妻不能同居（男女隔离制度实行了两年），军民不得有私有财产，废止正常的商业，实行供给制等。说是天堂，其实是坟墓；说是人间天国，不过是人间地狱罢了。

1853年洪秀全进南京，进行了大屠杀。凡满清官员、满族百姓、知识分子、僧尼道士、商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头，许多人不堪凌辱被杀，就举家自杀，整个南京城一片血腥。

历代古都的文物古迹被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比秦始皇还要彻底。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屠戮，也是对文化与文明的毁灭。城破之后，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剩下万把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如果尊重史实而不是凭空妄言，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代表的绝对不是什么先进、进步的文明，而是愚昧、野蛮、迷信的代名词，与向西方探求真理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他只是借了基督教的一些名词装神弄鬼，煽动、欺骗、愚弄贫苦大众跟他造反。

据史学家说压根就没实行过“天下一家，同享太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那只是骗人的美丽谎言而已。说穿了，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谓天国，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天国而已。

5、太平天国内部相互之间的权力争斗则是你死我活十分激烈。

太平天国运动本身就是暴力斗争的产物，而他们内部相互之间为了争夺权力，曾多次发生大规模的内部权力争斗，其中最主要的有：

一是酝酿已久的洪、杨矛盾。从金田暴动到定都天京的过程中，杨秀清成为实际指挥者，可节制诸王，定都后又总理朝政，能令行禁止，而且他自己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东王府，成为天朝之外的又一天朝。

二是杨秀清与诸王的矛盾，主要是杨、韦矛盾，韦昌辉身为北王，位居第三，当杨势力强大时，洪、韦联手，在天京事变中将杨的势力彻底消灭。

三是洪秀全与诸王的矛盾。表面洪秀全是天王，实际上洪秀全在杨秀清时，存在杨秀清的权力争夺，而杨秀清之后又存在韦昌辉的权力争夺，韦昌辉之后又出现了石达开的权力争夺等。

四是各王之间的权力争夺。如杨秀清与韦昌辉，韦昌辉与石达开等。总之，太平天国自暴动以来其内部并不太平，经常发生相互之间的大大小小的权力争夺，这正说明太平天国本身就一个权力争斗的产物。

６、太平天国运动给社会带来的破坏也是前所未有的。

从1741至1840年，100年间，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间，从14亿增至41亿。但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清末，死亡16亿人。太平天国是清末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从最初的几万人，后来发展到拥兵百万，活动范围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历时18年时间。由于连年的征战，给社会财产带来的破坏就无法计算；而造成的人员伤亡，据不完全计算，仅人员死亡就达到了3800万人之多，基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相当；仅在太平天国内部因权力争夺发生的的天京内乱，就造成太平天国内乱自相残杀者死亡人数达10万人之多。

把全国拖入战争之中，死了这么多的人，仅仅只是为了这些农民领袖建立自已的王朝。对广大民众有何益处可言？

以往出版的一些有关太平天国的历史书籍，称太平天国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认为太平天国在反清方面还是有功的。笔者认为，太平天国虽然是具有反清作用，特别广大的农民无法忍受清王朝的封建与专制统治，起来造反，这具有积极意义。而问题不在于应该不应该反清，而在于洪秀全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与其说是反清不如说是建立自己的王朝。

这是因为清王朝做为当时的一个没落、腐败、保守的封建与专制王朝，已经是奄奄已息，已经成了当时中国发展的绊脚石；关键在于反清之后太平天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尽管太平天国在暴动初是打着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帝的口号，但事实上这只是对广大民众的一种宣传而已。

特别是到了太平天国后期，不仅当大官的违背了上述主张，而且在那些太平天国军队的小官中虏获财物不归公、赌博、抽鸦片、取小妾、霸房产、霸田地、欺压百性，滥杀无辜者比比皆是。

甚至在太平天国自己统治的区内也出现了新的土匪造反浪潮，并开始危及太平天国自身的安全。如1862年太平军浙江侍王李世贤写给他部下的信已透露此事：“我兵心散，不肯力战，势甚可危。又闻各处土匪四起，非十万精兵不足以平之。自吾思之，皆众兄弟杀人放火，势逼使然，非尽关百姓之天良。„„从今

以后，宜加以爱民，使民不以我为仇。倘时势不佳，尚有藏身退步；否则，兵一失机，我与尔皆死无藏身之地。”(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译丛》第33至34页。）

李世贤的这封给杨密的信札为清军所截获，又落到了英国驻宁波的领事官手里。太平天国是打着农民和百姓的旗帜造反，最后又成为农民与百姓的对头。这就足以说明太平天国只不过仍然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或者说是清王朝自身的延续。太平天国不仅没有促进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是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更大的破坏和灾难！

略论太平天国时期中外关系之嬗变

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过程中，其与海外诸国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关系，从最初的相互同情、支持，到中期的相互仇视、对立，以及到后期的一度携手合作，再突然转变为兵戎相见，整个过程具有十分耐人寻味的演化过程。探讨这一演化的原因及所造成的影响，对于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历史进程，以及探讨清代末年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从一个十足的封建闭守王国转化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嬗变过程，具有一定的反思意义。

一、太平天国前期有关三方面相互间的关系

以发生于1840年之后的鸦片战争为开端，殖民者的大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从此之后，被当时之人称之为“夷人”的外国殖民势力，对这个东方古国虎视眈眈，一种亡国灭族的不祥之兆，成了上至清帝，下至黎庶的共同心病。西洋“夷人”凭籍其船坚炮利，可以向满清政府提出各种厚颜无耻的领土及权益要求。对此局势，满清政府的态度除了又恨又怕，只能继续推行其既定的闭关守国旧策之外，别无它法。

在满清政府中还有一类人是坚决的抗“夷”派，他们从小深受孔孟儒学教育，与清帝不同的是他们除了更加仇视“夷人”之外，还万分地盲目自信，认为只要使用诸如林则徐这样的坚决抵抗主义者，大搞绅民团练，便能消灭英夷，重建清朝上国的威风。

而作为西方列强方面，凭籍其枪炮与满清政府签定了南京、黄埔、望厦、伊宁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然而他们也十分清楚在看到，满清政府虽然已经作出了屈膝的姿态，但却并未真正屈服，因此他们要想在中国推行其殖民主义政策，满清政府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代理政府。

此外，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习俗根深蒂固，人们对“洋货”的需求十分淡漠，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的通商口岸的贸易成绩令他们大失所望，据1854年2月13日英国外相克拉兰给驻华公使约翰·包令的信中说：“自从条约缔结以来”，“对华通商的扩展有限”，从而表示了极大的遗憾[1]。史料表明，

宁波口岸1844年进出口总值为50万元，五个月后就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而福州口岸在1845年的外贸总值为37万多元，只两年之后便缩减为零；最具商业利益的广州口岸，也在十分明显地逐年萎缩[2]

。对于这种现象，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过高地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货。[3]

”为了改变中国这一传统的社会格局，西方各国曾派遣大量传教士前赴中国，以传教为手段，企图从观念上使老百姓改变对西方世界的看法，然而其收效却是甚微。

最令“洋人”们头痛的是，虽然与满清政府在五口通商等问题上达成条文，外国商人可以在广州等五个城市中居住、经商，而这些城中的绅民却仍在强烈反对，“洋人”们根本就无法进入城中进行商业活动，而民众的反对还导致了大量的外交流血事件发生，其中尤以广州为甚。在两广总督徐广缙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广州市民仇洋排外情绪十分高昂，数十万社学义勇日夜操练，宣称虽然朝廷已经允可，但绅民却誓死不让“洋鬼子”入城，即使是英人调集兵舰进入省河以武力相恫吓也无济于事。英方当然清楚地知道，之所以会如此，不过是满清政府与士大夫阶层利用民气所使用的一种“以民拒夷”的策略而已。

正当西方列强无可奈何之际，平地一声雷，1850年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只两、三年间便定鼎南京，形成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政权。令西方殖民者意外惊喜的是，这个新的政权居然十分虔诚地信奉与自己信仰相同的上帝，很明显，这无疑会使西方列强企图抛弃满清政府、另求自己在华利益的最佳代理政府的念头会因此而有所产生。

美国威斯莱教派传教士觉士最先发出了兴奋的欢呼，他把满清与太平天国的宗教状况作了一番比较后说：“当我来到中国时，我发现一切都笼罩着午夜黑暗的阴郁。现在，乌云被冲破了。虽然我不知道未来岁月如何，但我欢呼出现的曙光。[4]”

另一位具有相当威望的香港维多利亚主教斯密斯也撰文大肆赞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文学才能”、“道德修养”、“行政才干”、“精神智力”、“领导气魄”，“使叛乱成为伟大的宗教运动”，“其推翻清朝暴君，建立天下太平的帝国是完全正义的。[5]”

这一类的看法立即成了英国国内的共识。英国华人福音教会的机关刊物《中国传教志》载文指出：“（太平军）将最终成为使徒时代以后曾经完成的最伟大事业的先驱者。[6]”

传教士们似乎看到，太平军已经夺得了全国政权，天国的福音开始播种神州，基督教文化已取代儒家文化，四亿中国人在太平天国的统治下都成了基督徒，从前西方列国在中国的烦恼都化为了乌有。

传教士们的共识又很快地变成了西方政客们的共识。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向美国国会报告了这一信息，认为：“在中国出现了比较开明的文明曙光。[7]

”而各国商人们更是觉得欢欣鼓舞，据美国驻广州领事斯波纳了解，“在上海、广州，外国商人倾向于叛军。[8]”

在此期间，西方各国的官方则并未公开表态，但在英国政府所藏的档案中，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于1852年２月26日向英国公使文翰提交的一份机密报告中认为：在太平军的迅猛攻击下，满清政府“必然覆灭”，而必将代之以新的王朝[9]。

文翰在南京被太平军攻克之后，曾向英国首相罗塞尔建议保持中立，但就在这所谓“中立”的旗帜之下，却派遣大批的使节“访问”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这正好说明了英国谋划扶植一个新兴政权并企图使之为己所用的险恶用心。

最早欲到天京“访问”的是美国公使马利沙，时间是1853年４月２日，不巧的是他的乘舰途中出事，最终未能成行。1853年４月27日，英国公使文翰也“访问”了天京，虽然并未见到太平天国高层领导人，但却达到了试探的目的。此后，法国公使希尔布隆，美国新任公使麦莲也接踵而至。此外还有一个美国驻

远东舰队司令培理，此人对太平天国十分好感，认为太平军与美国的摩门教徒相似，“是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为一个更自由更开明的宗教和政治地位而勇敢战斗。”

西方各国公使之所以访问天京，并公开地为太平天国喝彩，其目的就只有一个──利己。企图通过亲眼目睹的访问，看看这个新起的政权是否能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的最佳代理人，从而取代令他们感到失望的满清政府。

二、利益的权衡促使列强进行重新选择

作为太平天国方面，面对“洋人”们的来访，却表现出令人失望的举动。1853年４月27日，英国公使文翰的翻译官麦多士受命代表英国官方朝见北王韦昌辉与翼王石达开，开始时双方神态肃然，后来韦昌辉问及英人知“天条”否，英人则背诵《旧约》中的摩西十戒，还没等到英人背完，北、翼二王便用手拍着对方的肩头欢颜而笑：

“同我们的一样！同我们的一样！[10]”立即便将这些不怀好意的英人看成了自己的“洋兄弟”。但此举却让英人产生了轻蔑的念头。

对于文翰的来访，东王杨秀清是原来准备亲自接见的，后来又以“天气不佳，身感不适”为借口取消会晤，这当然又让英人窥测出天国的领袖们在决策上具有摇摆不定的弱点。杨秀清嗣后给文翰发了一纸诰谕，其中说：“尔海外英民不远万里而来，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亦当嘉汝忠义也。兹特降谕：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父之深恩。”[11]

从总的来看，文中除了“归顺我朝”、“勤事天王”之类传统的大国意识之外，最要害的是其中有“自由进出”、“随意进退”的许诺，这在实质上有损于国家的主权，反映出杨秀清等人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实质一无所知，在一开始的时候便失去了警惕，其与咸丰帝不愿引狼入室的基识相比，太平天国在对待列强的殖民侵略企图方面要比清廷肤浅得多。

文翰在访问天京之后，令随员各自写出考察报告，从政治、军事、经济、商业、宗教、官兵素质等方面来评介这个政权，从而在此基础上写成与英国政府的总结性考察报告，最后他认为，太平天国“推翻现政府的企图将不会成功。”主张将屁股重新坐到满清政府一边，而在表面上继续“中立”，同时认为应该“准备充分的武力，以抵御革命军或来之攻击。[12]”

前来“访问”的除了官方委派的政客之外，还有“传播福音”的外国传教士们。第一个前来的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戴作士，他同时还具有医生的身份，于1853年６月４日抵达镇江，除了拜访了守将罗大纲之外，还曾为太平军治病施药，然而他此行的目的按他的话来说是“到叛军军营里去采访最有价值的东西。

[13]”其实说穿了就是收集情报充当间谍。

1954年２月，英国政府任命“中国通”约翰·包令为驻华公使，于是他委派麦华陀和自己的儿子卢因·包令为使节再访天京，以证实文翰的考察，当然其再访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太平天国的实力状态，为英国制定对华政策而提供材料依据。在麦华陀访问期间，天国的领袖们一如既往，将天王洪秀全摆在与西人所崇拜的基督相对等的地位上，要求西人跪见这“共同的主”，结果双方不欢而散，麦华陀从而认定：“确信我们不可能与南京起义军当局进一步交往。”同时对于清廷方面，麦华陀则认为，虽然他们疑惧“夷人”，但他们却以“以最大的礼貌接待我们，与起义者的可厌态度成为明显的和惹人喜欢的对比。[14]”英国政府

经过仔细的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抛开“中立”的立场，将外交的屁股坐向了满清政府。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杨秀清在给文翰的“诰谕”中准许英人“自由进出”大陆内地，这就意味着西方诸国将轻而易举地得到过去在满清政府方面用尽心机而不可得的利益，相比之下，太平天国满腔热情地欢迎与满清政府象防贼一样地防备“洋人”渗入内地真有其天渊之别。但为什么不但未获得“洋兄弟”们的支持，反而促使他们把屁股坐到了满清政府的一边去呢？

笔者认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国通过考察后普遍认为，太平天国方面由于自身所具有不可克服的弱点，从而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宰。从西方各国的角度上来说，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侵略，从中国取得大量的财富和利益。但他们发现太平天国方面具有从娘胎里就带来的一系列弱点而难以取得最后政权的时候，他们也就只好十分现实地再次选择满清政府了。

与英国公使结论相同的是美国新任公使麦莲，在他访问天京之后也写了一份报告与美国国务卿麻西，其中认为太平天国官兵“差不多完全由无知的和不文明的内地人组成”，有的原先就是一些内陆的“强盗”，素质很低劣。强调西方诸国不可能在和太平天国的正常交往中捞到什么好处。麦莲在报告露骨在认为：如果清朝获胜，美国则将利用内战时确立的有利地位，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在中国得到比“世界上其它市场更有价值的市场。[15]”

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方面来看，他们对列强使节们接踵而来的目的茫然无知，以为是“上帝默差尔等各国齐会天国，扶尔主、朝尔王、同尊上帝。[16]”暴露了他们对于外交事务及基督教教义的无知。这些情况，令“洋人”们认定：“太平王自称是世界各国之真主，这是一个最没有证据的臆测[17]”。而“洋兄弟”们不友好的言论，又促使这个新政权最初的“天朝将士踊跃欢迎”变成了比满清政府更为强硬的闭关自守。

三、西方列强以利已为目标的务实外交

西方列强虽然最终还是选择了满清政府，展开了对其的诱降活动。但作为清廷方面却也并不是容易就范的。１８５４年４月，约翰·包令派遣麦华陀往见两广总督叶名琛，向清政府进行试探，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为条件，要求开放中国内地及沿海各省及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然而叶名琛却是个封建士大夫中的死硬派，对包令的条件采取不理不睬的方式。

广州的叶名琛虽然严守“祖训”，上海的清廷官员们却首先投入了“洋大人”们的怀抱。时值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美国公使马利沙与江苏巡抚共同“酌议断绝接济章程”，从一旁伸出手来卡住了小刀会的脖子；法国也照本宣科，在小刀会的外围筑起长墙，切断了起义军的补给线。此举果然取得了咸丰帝的好感，大大地削弱了他的排外心理，为此，满清政府终于作出姿态，同意由英、法、美三国成立所谓“关税管理委员会”，从而让洋人夺走了海关管理权；此外，他们还取得了租界内的财政、税收、警察、司法、交通及行政管理权，使租界成为成为名符其实的“国中之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所构筑的对于“夷人”的防线，就是此时而开始崩溃的。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激烈的战事中很快地忘掉了“洋兄弟”们不愉快的“访问”，随着天京外围“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的覆灭，在一时胜利境况下一场不可避免的内讧向他们袭来，先是北王韦昌辉杀死了妄自尊大的东王杨秀清，再是天王洪秀全除掉了野心勃勃的北王，接着又是翼王石达开率领数十万精锐分裂出走，天国的局势急转直下，这些惨痛的悲剧在天国内部发生，极大地削弱了

这个反清阵营的实力。太平天国方面因自身的不足而造成的走向崩溃，不幸而被西方列国的公使们言中了。

正当太平天国处于危急之时，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们，突然对鲸吞清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借口所谓“亚罗号”事件，于1856年10月25日，悍然炮击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公然依仗其先进的枪炮干起了屠杀中国人民的强盗勾当，迫使清廷与之订立“天津条约”，取得长江的进入权，然后又无视太平天国的尊严，于1858年以军舰闯入长江，在其头目额尔金的率领下直逼天京城外，在江面上游弋示威。太平军理所当然开炮轰击，于是双方“火器互攻，甚为稠密[18]”。从而进行了一场太平天国与他的“洋兄弟”之间的军事遭遇战。

虽然双方发生了流血事件，但天王洪秀全却仍是顽强地坚持早先的观点，下诏将开炮的太平军将士斩首，并派遣专使朱雄邦来见额尔金表示道欠[19]，认为额尔金之行是“西洋番弟朝上帝”，“万国扶朕在天台”，而“西洋番弟”们也应该要与太平军一道，“同顶爷哥灭臭虫”[20]。

额尔金对洪秀全的作法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派遣号称为中国通的威妥玛为特使进入天京城中，洪秀全则以益天福李春发出面与威妥玛会谈，完全承认了英国在长江上的航行权。此次会谈以英方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英方超出预期效果地向内战的双方显示了力量，把开放长江、自由航行的目标变成了既成的事实。

随着额尔金的得逞，列强军舰接踵而至“访问”天京，造成了第二个太平天国的外交高峰时期。与第一次相比，从前列强是为试探与考察而来，而现在却是为获利而来：一方面可以取得进入长江内地的实利，另一方面又可借此而要挟清廷，从而同时在两方面都取得好处。

从原则上来说，太平天国如此与“洋兄弟”套近乎有损于国家的主权，但从太平天国的主观方面来看，却无疑是一种成功。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英法等国与清廷交恶，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在此期间，太平天国与他的“洋兄弟”们确实度过了一段颇为“温馨”的岁月。再加上1859年４月，洪秀全重用原来长期流亡于香港的族弟洪仁玕对中外事务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因此一改太平天国过去与西人交往的狭隘、封闭和盲目性，随着清廷与列强之间的矛盾激化，使内战胜利天秤上的砝码又开始向太平天国方面滑动。１８６０年８月，英法联军侵入京津地区，迫使咸丰帝逃往热河并在惊愧交加中死去，而太平军也在此时声势复振，一举控制了苏、常等富裕之区。

这一时期三方面关系的反复波折说明，以额尔金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是一批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殖民者，只要于他有利，一切条约、承诺都可以视为无物，至于中国内战的双方的利钝得失，他们是根本不会放在心上的。在北方的京津地区英法联军与清军大战的同时，在南方的江浙地区却有由英法“洋人”组成的洋枪队帮助清军屠杀太平军，这就正好说明了西方列强在偏向于谁的问题上完全取决于是否于己有利的唯一出发点。

从1860年６月起，情况又发生了极大变化。李秀成率领之太平军东路将士连克苏州、昆山、太仓、嘉定，直逼上海。在此之前，西方列强是一直将上海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现在太平军拟将上海收入囊中，这就从根本上触动了列强的既得利益，于是英国公使普鲁斯发出一份“通告”，自称中立在这里已不适用，叫嚣要代之以枪炮来“保卫上海”[21]。

于是与清廷江苏巡抚薛焕等人狼狈为奸，拼凑出一个起初只有二、三百人的由外国水手、逃兵、流氓、浪人等组成的队伍，筹款买来了最新式的快枪，命其名曰“洋枪队”。本来这么一个小小的武装是不足以“保卫上海”的，然而太平天国方面此刻却不愿与英法交恶，于是弃上海而不攻，使列强的企图再一次得逞。

1861年后，西人鉴于太平天国取得江、浙、皖、鄂等大片土地的现实和清廷咸丰皇帝中道崩殂的时局，认为天京政权仍有取得全国胜利的可能性存在，于是又一次掀起一个以“访问”天京为名，行考察力量之实的外交高潮。先是以美国海军司令何伯为其开端，然后西方列国也纷纷派遣使者成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是英国代理宁波领事官富礼赐。他在天京逗留了半年之久，与天京的天国要员来往密切，大搞友情外交，一张充满感情的笑脸使天国领袖们似乎确实感受到“西洋番弟朝天王”已经成为现实。然而在事实上，富礼赐却是一个身负重任的高级间谍，收集到了大量的太平天国方面的重要情报，成为英国政府用以决策的主要参照，其中甚至还提供与满清当局，使之成为镇压太平天国最后决战时期的重要泄密。

富礼赐事后写了一份详细的回忆录，取名《天京游记》，其中用大量的篇幅暴露了太平天国的不足之处，虽然这其间充满了蔑视的笔触，但却以不可辨驳的真实性而使天国的弱点公之于世，为西方列国与满清政府再次联手镇压太平天国定下了基调[22]。富礼赐的考察结果，取得了西方列国政客们的一致重视和赞同。

到了１８６１年底，太平天国的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受到重用并颇具成效的干王洪仁玕桓锞簦樾闳尤蝗蚊致豢暗陌?洪仁发、洪仁达处置朝政事务。从前那种妄自尊大与狭隘封闭的思想重新抬头，从而使天国与西方列国的关系迅速恶化。此时正在天京逗留的美国浸礼会牧师罗孝全带着对天王的咒骂和怨恨从干王府中出走，之后他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对曾是自己的“学生”洪秀全进行痛骂：“我相信他是个狂人，完全不适宜做一个统治者。”

[23]还有那位当年最早为太平天国欢呼的美国传教士觉士，也一改从前的观点，凶象毕露地大骂太平军是“一群盗匪”[24]。这些传教士们原先都有一副与太平天国十分友好的面孔，当他们一但亲眼看到太平天国的实况具有众多难以克服的弱点而不可能有较好的前途时，于是便都翻过脸来，暴露出他们心灵深处仇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殖民正义斗争的险恶面目，利用他们所特有的对舆论极具鼓惑作用的身份，以丑化太平天国为武器，充当了一群不拿枪炮的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

自从富礼赐等“访问”天京后，天国的处境开始每况愈下，“洋兄弟”们都“变了妖”，开始明目张胆地持着洋枪大肆屠杀太平军将士。其中尤其以美国流氓华尔所率的“洋枪队”最为凶悍，仅就青浦一战而言，据清廷官方的记载是：“是役也，华尔与英法两提督所带兵勇不过一千五百余名，而敌‘悍贼’二三万之众；攻破‘贼’垒六座，炮台五十余处，杀‘贼’三千数百名，生擒五百余名。”

[25]

英国政府对富礼赐之流的情报十分重视，决定以此为依据协助满清当局解决太平天国问题，以图因此而从清廷捞到什么好处。1863年１月17日，由普鲁斯出面，召集清廷大员文祥、董恂至英国使馆，商议携手对久困危城的太平天国君臣进行诱降事宜。英人的企图得到了初掌大权的亲洋派恭亲王奕的大力赞同，亲自敦促清廷将诱降谕旨的抄本通过英国公使转交与富礼赐，希望他能完成再入天京诱降的“重任”[26]。只是后来由于围攻天京的清军统帅曾国荃的极力反对而作罢。（曾国荃极力反对的原因是担心自己不能得到殄灭天京的全功。）论者

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除了致命的天京内讧事件外，其中未能妥善地处理好与来华西方各国的关系，以及过于相信“洋兄弟”而丧失了警惕，这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天平天国运动

2．1太平天国大事年表

1843年，拜上帝教建立

1851年，金田起义

1853年，定都南京，北伐、西征开始

1856年，东征，天京事变

1858年，太平军破北大营

1859年，颁布《资政新篇》

1861年，清军占安庆

1862年，清军三路进军天京

1864年，清军占领南京，太平天国失败。

在这个年表里，能清楚的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0)拜上帝教建立，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天平天国得到壮大，待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60)，清兵开始全力围剿。

2．2天灾起，民心乱

由于气候因素，“1841～1843年，黄河连续3年决口，河南、安徽、山东受灾；1849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据统计自1846年至1850年五年之间，黄河流域的直隶（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六省遭水、旱、虫、雹、风、霜、沙、潮等侵袭，受灾的共有五百多个州县。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遭水、旱、风等侵袭因而受灾的共有六百多个州县。”（引用）

俺在上一集说过，中国人拜天拜祖拜天子，也就把“上天的征兆——国运——人为”相联系（西方也是如此），如此大的自然灾害在两河流域几乎同时发生，确为历史罕见，自然会产生“君王失体，国运不昌”的想法。这种观点在史书中频繁出现（很多史书都有，就不列举了），历史上的王朝往往有“国山”“国河”，国山崩，国河溃，则国将亡。如果排除“迷信”成分，用气候、地理、社会人文角度考察，则会清晰的看到：

地球周期性的冷干期和暖湿期更替，交错间就往往出现厄而尼诺等等自然现象，自然灾害就集中爆发，古代农业受气候影响较大，就会出现饥荒，灾民就造反。按照中国“风水学说”，国都往往建立在“聚气”之地，靠山得固，靠水得财，也是民众聚集之所，而此山崩，此河溃，必将直接影响大多数国民的安全，民心必乱。俺也说过自然灾害的“互因性”，旱后起蝗，涝后生瘟，如果旱涝连年，则多种灾害将同时发生。一个误区是，似乎游牧民族受气候影响较小，实际不然。畜牧业比农业更加脆弱，从人口密度上就可得到这个结论。风、雪、旱都将对畜牧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草原面积大幅缩小，植被密度减少，而山羊啃草根，牛马孕期长，一年的天灾就往往造成数年难以恢复，草原民族为了生存就要侵掠中原。此时的中原政权处于“内外交困”，往往发生更替。

历史上各次“气候/农民战争”，中国人口都大批量减少，根据某项统计：秦末动乱，死亡2000万，占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西汉末年动乱死亡300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三；东汉末年动乱死亡300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二；隋末动乱死亡350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四；唐末五代死

亡3200万人；元末死亡1000万人；明末死亡2500万人；天平天国时期死亡3000～4000万人。不论此数据准确性，但反应了一个基本事实。实际上，战死是一部分，饿死更多，出生率也大幅下降。有些人把这归结为“农民起义”的“灾害性”，但，中国农民“吃饱了撑得”要造反啊？！这种观点完全是本末倒置！

人为因素也不可忽视。当战争结束，一个新政权往往还没有从自然灾害时期完全走出来，就必须采取“修养生息”的制度，皇帝也谨慎小心；当气候稳定下来，人口和国力得到恢复，这时的皇帝就开始“穷奢极欲”或者“对外扩张”，人心渐散，而随着人口增加，农业对植被的破坏也增加，使下次灾害期更加猛烈；而当下一个灾害期来临，政权腐败已积重难返，往往亡国。

内部灾民暴动，而对外又要战争，就不得不增加额外军费，国内税赋更重，灾民造反更多，明就如此而亡，清也将陷入此泥潭。清的特殊还在于它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暴动起义连绵不绝，此时更进入一个高潮期。“北方各省的白莲教、天理教，河南、安徽、山东一带的捻党，而南方各省天地会（看过《鹿鼎记》的一定不陌生，呵呵~~）的势力更盛，几乎遍布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由它发动的暴动，也最为频繁”（引用）。这就为天平天国起义打下了基础。

清统治者自打入主中原，就深知自己坐在“火山口”上，一直想“实在不行就退守关外”，满军重心也就在北方，但随着江南物产和经济作用日益明显，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成为统治重点，而广西地区兵力较为空虚。

“1850年，广西又遇到大饥荒，饥民纷纷暴动，十月，洪秀全发布动员令，要求拜上帝会成员在十一日到金田村“团营”（即编制营伍）于是，各地会众纷纷变卖家产，成群结队地向金田出发，数日之间，拜上帝会迅速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一万余人的大军”（引用）。

2．3国内国际战争的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军费约7000万，赔款2000多万，这些钱都得出在老百姓身上，而此时遇天灾，无疑是雪上加霜；第二次鸦片战争，将清军兵力拖住，太平天国故能“茁壮成长”。

由于初期取得巨大胜利，天平天国政权产生骄奢淫逸思想，后来更发生分裂，极大的削弱了自身的实力。此时自然灾害并未停止，天平天国占区的百姓生活贫苦，由于连年战争，人口大量减少，而又要向天平天国交纳赋税，要以一个地区之力抗全国清兵围剿，在巨大的压力下，民心终散，军心重涣。待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军得以全力反扑，天平天国亡。

太平天国也曾“北伐”，但失败，可见北方清兵实力仍强；攻击上海也失利，长江天险始终没有完全控制，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域就处于四面受敌之地，回旋空间不大，也无大山脉可依托防御，成败均快。这也是南京被称为“亡国之都”的地理原因，这和徐州地区（四面受敌，易攻难守，兵家必争）类似，反观西安附近，进退两宜（但西安由于长期人口聚集，战乱频仍，土地资源遭到破坏，而又处于内陆，气候条件不是很好，如果失去对祁连山的控制，也将处于西北和青藏地区游牧民族威胁），北京地区的条件也不错（优良作物产区，又可退往山西、承德、东北地区，均可依托山脉防御），成都、重庆可守但难出，易产生与中原地区隔阂，也不宜作为国都。

定都“天京”后，天平天国未有明显战略意图的全力的扩张，就为自己的灭亡打下了伏笔。

2．4“拜上帝教”与基督教、儒教、国家观念、民族观念的思想冲突

洪秀全本是儒生，但4次科举不中，连秀才也没考中，非常郁闷。1836年，在广州街头遇到耶稣教士梁发讲道和散发传教小册子《劝世良言》，仔细研读，归信教义。传说他做异梦，梦上天堂，见天父，就去找神父“洗礼”。但神父觉得他是“无稽之谈”（怀疑精神有问题，呵呵），结果只好自行洗礼。

当时的列强都可算是基督教国家，传教士在军队之前即已到达中国传教，“传播上帝的旨意”也往往给了侵略军“神圣的外衣”。在拜上帝教兴起初期，传教士们闻中国教民突然猛增，不免狂喜，当时拒绝给洪秀全洗礼的神父千里迢迢去找洪秀全。

但问题在于，当时虽有天主教和新教之争，但双方最后都承认“任何“人”都不是上帝的化身，任何“人”都不能完全理解上帝的意图”，天主教试图凌驾政权之上，新教则要政教分离，天主教更是要坚持教廷对各分教会的领导权。洪秀全建立的政权不仅是政教合一，而且自称“耶稣的兄弟”，这是新教和天主教都不能容忍的，本是要洪秀全做中国教会的头脑就不错了，结果洪秀全大有和教廷分庭抗礼的趋势，这在基督教史上，就叫“异端”，只能遭到镇压。所以天平天国就得不到西方宗教界的支持。

西方政治和军事力量，则把清廷作为“搜刮代表”，支持太平天国得不到什么现实利益，或坐壁上观，或帮助清兵围剿。

当时中国“精英”阶层是用儒教思想“武装”起来的，儒教在明代即走入极端，而清代统治者为了能管理中原，安抚民心，也大力提倡儒教，儒教思想早已根深蒂固。而犬儒主义者们看到清代初期中期国力相对强盛，认为这是“野蛮”民族（满族）也信仰、使用儒教的结果，更认为儒教乃“万世一系”，不容置疑。

儒教其实也可算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范畴，但因为中国历史、地理等等原因，儒教走入了极端后一直难以自拔，没有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只能不断极端化，束缚了思维。这时出现一个教义大相径庭的拜上帝教，自然非常敌视，民间传说又把西方种种“奇异”风俗，直接“嫁接”给拜上帝教，更加以神秘化妖魔化，多年的封建礼教束缚，对中国性压抑也是非常严重，对洋教的小道消息更加入了性幻想的淫乱成分，这恰恰是儒教最敌视的。

清统治者极力维护自己“真龙天子”“奉天承运”的神圣地位（努尔哈赤时期即有“天命”一说），不能容忍另一个“上帝之子”来分化神权统治。

天平天国由小农阶层发起，其“均贫富”思想将土地、工商业全部收归“国有”，这就引起了地主和手工业老板阶层的敌视，也得不到“西学派”的认同。

《天朝田亩制度》的绝对化形式又难以切实执行，新政权的管理者又毫无经验，不公和暴敛反而加剧。以局部地区之力抗衡全国兵力围攻，自然税赋压力巨大，“天国”臣民苦不堪言。

对于抵抗外国入侵地区的民众，饱受“洋人”欺凌，也会反感这个“内奸”在背后“添乱”，洋人坐船来去，又打不过，而这些“长毛”在陆上，能打得着。

拜上帝教初创时，杨秀清即取得“上帝代言人”地位，建都天京后，屡屡“大仙附体”，直接干涉洪秀全这个“上帝之子”的权力，责骂是家常便饭，鞭打都不罕见，最终酿成天京之乱，屠杀几万人之后，石达开又带走十万精兵。“拜上帝教教廷”内部的战乱、分裂，也造成军民思想分裂，神圣感消失。

这些原因，就造成了拜上帝教的最终孤立与分裂，“信仰的力量”消失，民心军心涣散，到了后期，军纪败坏，甚至还不如清兵。

清廷能启用曾国藩，任他随意扩充军力，不仅是因为满兵主力在北方、被列强战事拖住、满兵战斗素质下降等等原因，也是有意弱化民族矛盾，使之成为宗教信仰矛盾，更把天平天国当作分化中国与列强战斗力的“内贼”。

当清兵全力围剿时，洪秀全坐吃山倒，失去民心，内线作战节节失利，也因失去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无法跳出外线作战。只待灭亡。

如果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创立初期的传教历史对比，拜上帝教更接近伊斯兰教初期的政教合/一和武力扩张（基督教初期则是非暴力文化传播，不加抵抗，参见《基督教会史》和《简明伊斯兰教史》），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当时面临的是多神教势力，一神教更有利于民众团结和国家统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主”和主要门徒/传教士们也能刻苦约束自己，再通过一些“神迹”传说，在民众中有着崇高威望。拜上帝教面临的则是有着2千年历史的，教义完整的，同样是“一神教”的儒教和基督教，并无明显优势，而未等“成大势”就开始安逸享乐甚至穷奢极欲，并且自身分裂，让民众信仰丧失，也就无法“东山再起”。

2．5进步、踏步还是倒退？

天平天国从本质上还是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正象“传统观点”认为，农民阶级不可能产生比中国封建制度（欧洲封建制度有很大区别）更先进的政体和理念，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古代欧洲的“民主制度”来自国王、贵族、平民三个等级力量的置衡，当遇到战乱和自然灾害时，国王的权力必然增大，这种平衡被打破，就走向极权制度；随着战乱和社会进步，地主、贵族由于资源的优越和拥有军事权力，平民只好依附于他们，土地不断向地主和贵族手里集中，平民的权力更加弱化；欧洲因为历史、地理等等原因，分成多个国，用于互通有无的商业和兑换货币的银行业的重要性远高于中国，最终使得资产阶级能够崛起；欧洲政权、神权处于分离状态，国王、贵族、教会互相置衡，多个国家又互相竞争，后来基督教内部又进行宗教改革，分化出新教的多个派别，种种历史沿革下，才逐渐走向现代民主政体，指望中国农民阶级跳跃性发展，是强人所难。

太平天国看似有了“新”的制度，但《天朝田亩制度》实质是农民起义一贯的“均贫富”口号的具体试验罢了，并非一种更“先进”的制度。而所谓一切归“上帝”归“天国”，洪秀全本身却又是“上帝之子”，就是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换了一种说法。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虽然颁布，但因局势动荡，也得不到“国际援助”，一直无法实现，其实，按洪秀全那些封建等级思想，即使能够开始实施，也最终会被自身扼杀，洪秀全对此只能算叶公好龙而已。

太平天国编制男女营，妇女参加生产活动，看似提高了妇女地位，但洪秀全本身妻妾成群，后宫无数，还常以折磨虐杀“嫔妃”为乐，又怎能切实解放妇女？且对下层男女营规定即使夫妻也不得见面，比儒教还要极端。

天平天国教义即使放在基督教历史上看也是较为原始和落后的，远比不上宗教改革时期提出的思想，更比不上近代科技兴起时的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甚至对于儒教和道教相比都是一种倒退，除了激起初期的宗教狂热，根本不能算是什么进步思想。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往往用“非正教”方式，汉末的黄巾起义、元末的明教起义等等都是如此，就是为了给农民以“神圣感”“替天行道”“战无不胜”“刀枪不如”等等，加强自身凝聚力和团结，抵消当时政权的“真龙天子的神圣性”，并瓦解朝廷军队的战斗意志，但取得政权后为了统治需要，却又化身作“真龙天子”，只不过洪秀全这次用了“拜上帝教”罢了。

对天平天国的种种妖魔化谣传，对天平军在外战时内乱的反感，对儒教的批判，造成了“中国原始拜天拜祖多神教”的抬头，这将对后来的义和团产生重大影响。

上述是“糟粕”，下面是“精华”：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运用了西方宗教思想，对中国儒教和原始拜天拜祖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甚至可以说，比鲁迅更早的指出“儒教吃人”（其实是儒教在极端化后束缚人性的表现）。从宋代就开始不断极端化的儒教，终于开始被置疑（以前也有，但这次是社会性的），被瓦解，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开端。

中国民众加深认清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以前是信仰不同，这次俺们都信了你们的神，你们还是不依不饶，甚至帮着清兵打天平军，本来可能的借助西方列强推翻满清的幻想彻底清醒。

汉人在军事、政治的地位显著提高，甚至后来满人军事权力实际已被架空，再经过若干年，才有孙中山用民族主义振臂一呼，全国相应，几乎兵不血刃结束满清。

3．义和团运动

3．1义和团运动期间大事记

1898年，冠县义和拳打起反帝旗号。

1899年３月，清政府派毓贤当山东巡抚，改剿为抚，义和拳为义和团，改编为“团练”（或者叫民兵），原来“反清复明”的旗号，改为了“扶清灭洋”。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义和团冲击当地的教堂。

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教堂。5月21日、22日，义和团与前来围剿的清兵作战。27日，义和团攻占涿州城，并继续北上。

1900年5月21日，外交团提出照会：要求处理义和团。

1900年6月上旬，京郊各县义和团分批涌进北京。清廷采取“因而用之，徐图挽救”的控制利用政策，派庄亲王载勋等总统义和团事务。

1900年6月6日，七国的士兵由大沽登陆，前往天津租界，保护其侨民。 1900年6月15日，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

1900年6月17日，天津大沽炮台陷落。

1900年6月20日，“大阿哥”的老爹载漪，说外国电报里要求西太后立即退位，并归政于“改革派”光绪。

1900年6月20日，义和团及武卫后军于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

1900年6月21日，慈禧向全世界11个国家宣战。

1900年6月25日，赏义和团10万白银。

1900年6月25日，“大阿哥”的老爹戴漪带领义和团进了皇宫，说是要杀“鬼子徒弟”——光绪！

1900年6月30日，西太后不许借给正在攻打东交民巷的董福祥大炮。同日西太后又指斥载勋“不能约束拳民，任令横行”。

1900年7月7日，天津清军和义和团战败。8日慈禧把“投降派”的李鸿章任为直隶总督。1900年7月13日，八国联军占领了天津城。慈禧不许荣禄再打东交民巷。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城，慈禧出逃，清兵和八国联军剿杀义和团。值得指出的是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一直未攻下。

这个记录应该说已经说明了问题，即义和团的宗教战争和清廷的政治战争交织在了一起，但实质上是两种战争。

戊戌变法刚结束，光绪被软禁，而慈禧立“大阿哥”，各国又表示不满。义和团本是烧教堂杀洋人杀中国教徒的，袁世凯将山东兴起的义和团“赶”进直隶，义和团在直隶烧教堂，并与前来镇压的清兵展开战斗。政治和宗教两条主线在义和团进京后重合交错：外国侵略军进攻天津，慈禧担心自己地位不保，北京义和团正式围攻西什库教堂；大沽口炮台陷落，慈禧更加担心自己下台，清军开始围攻东交民巷；天津战事失利，慈禧开始转向“投降”，对使馆区和教堂暗通款曲；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下令清军和八国联军剿杀义和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很多文章和书籍，仅选择性的记述了一条线索，造成了认识的误区。

义和团运动里有几个“迷”，比如口号演变、上万团民围攻教堂不下，数千清军攻打使馆区不下等等，在以前的记述中，也往往把天津和北京的战斗分割记述，天津的“英勇”和北京的“窝囊”让人困惑不已。既然是“迷”，所以正式史记中肯定被“修缮”了，而要解开这些迷，就需要把各种记录串连对比，开动自己的脑袋。

3．2义和团的兴起与演变

义和团起义在1900年春夏两季达到顶峰的时候，一场严重的旱灾席卷了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农民们焦虑不安，迫切地希望和祈求降雨。

美国公理会的罗威那·伯德(RowenaBird)去世(7月31日)前几周在山西写的一些日记和信件，清楚表达出当时中国人和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恐慌情况。6月25日伯德写道：“这是一个极度痛苦难熬的时期，饥饿威胁着人们，干旱炎热的天气使瘟疫流行，义和团的成员威胁着抢劫杀人、杀传教士和教民„„形势变得越来越糟，如果再不下雨，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相信上帝会赐予我们甘霖，使局势缓和。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利益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直隶保定府的情形与此类似。郝瑞思·培特金(HoracePitkin)在6月2日的信中描述了该地区新教和天主教面临的与日俱增的威胁后，很焦急地写道：“干燥得像火药末、难以忍受的尘暴，--上帝赐我们雨吧！那会暂时地平息一下事态„„我们朝不保夕。为我们祈祷吧！为降雨祈祷吧！”在6月30日和7月1日两天之内，保定府杀了15个新教传教士后，天终于下雨了。在义和团看来，这证实了他们事业和行动的正义性。（以上引自《从宗教战争角度看1900年的义和团斗争》，〔美〕柯文）

这表明，这次运动具有历次农民运动的同样根源——自然灾害。而由于当时人们认识局限，也无什么有效措施，只能寄托于老天爷或者上帝（西方同样如此）。中国古代一般是祭祀龙王，而这时有了外来的宗教——基督教，便把仇恨转移到洋教身上，这也是宗教排他性的表现。现代人往往斥为迷信，但问题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人们又“能”怎么做呢？不“迷信”不“祈祷”就得“等死”或者“逃难”。

联系当时的历史脉络，民众已经领教了“洋枪洋炮”的“厉害”，而“洋务派”的“北洋水师”在海战和军港保卫战中全军覆没，民众对于洋务派已经丧失信心。戊戌变法的失败，让较为开明的“拥帝改革派”也丧失信心。更为难堪的是，作为东亚“小”邻国的日本都能凌辱“大”清，信念几近崩溃。而这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对双胞胎”）还远没有成为一种有效的力量，无法发动

“革命”。由于清朝近300年的统治，和北方作为满军重心等原因，北方民族主义“革命”也较为困难（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革命也是南方发起）。就是说，当时根本没有一个能够获得民众理解的、信任的、更先进的信仰来支持，也就无法产生什么先进的思想，而作为当时中国“精英教”的儒教，也被洪秀全“批臭”了，民众也只好“倒退”回原始多神教作为心理依托。

民众把仇恨转移到洋教身上，也是因为一系列的“教案”。

基督教在很早就进入了中国，看到中国本土宗教的强大势力，因地制宜的在明代曾经取得了很大发展，当时直接把中国人的“天”解释为“上帝”，因为基督教国家当时在天文、数学上的优势，也就吸引了很多社会上层皈依。但“不幸”的是，当教廷的“巡查员”发现中国教会竟然可以供奉中国人的祖先牌位的时候，立刻停止了中国传教（基督教严禁偶像崇拜），这次传播就此瓦解。（《基督教会史》）之后在清前期中期的传教同样因此失败。

当基督教在清末又兴起时，此时虽然有新教和天主教的冲突，但基督教帝国主义（此名词来自《基督教会史》）思想很浓厚，而且由于东西方风俗的差异和帝国主义侵略，民众和儒教徒、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教徒等等都对基督教很仇视。基督教为了自身的发展，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就当地人的很大不满，很多地痞流氓也有加入，作为为非作歹的“靠山”。

儒教为了增强统治层的“神圣”，一直保留了祭天祭祖等等形式，并在明代出现自身神秘化的趋势，更不用说中国原始拜天拜祖的多神教了，神仙多的数不胜数，民众便觉中国富强多靠“大仙保佑”，而洋人能够战胜中国，也准是洋人的神仙/妖怪“作祟”。儒教对性的压抑，也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而基督教本身作为一种宗教，也同时存在神秘化成分。这就让民众对洋教排外的妖魔化的心理爆发。下面举几个例子：

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洋鬼子罪行”：（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同治元年（1862年）贵州开州教案的发端缘于法国传教士文乃耳鼓动教民张天申、易贞美、吴学圣、陈显恒捣乱当地民众的传统习俗---祭龙神。同治七年（1868年）四川酉阳教案缘于教士、教民横行、奸污妇女致死，而当地传教士玛弼乐竟予以支持。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东济南教案由传教士李佳白大批盗卖土地而引起，光绪十七年（1891年），湖北宜昌教案系教士“拐卖”儿童，枪击家长而导致。

义和团“起于山东冠县十八村”。同治八年（1867年），在法国传教士梁司铎的指使下，冠县梨园屯教民拆毁玉皇庙修建教堂，引起村民的不满，激发起旷日持久的民教之争。光绪十三年（1887年），法国公使、山东公使、山东主

教数次出面干涉，然均未达到在玉皇庙基地上建立教堂的目的。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廷慑于列强的武力胁迫，颁布了严禁焚毁教堂、保护教民的上谕。这谕旨的发布，在义和拳活动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便直接导致了冲突之火的再燃。法国公使利用这一时机，勒令东昌知府洪用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初将玉皇庙判给教民，改建天主堂。梨园屯民众纷纷前往教堂与教民理论。无所忌惮的教民四处“扬言必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并施放洋枪，引起械斗。

教会夺得玉皇庙，教民在教士的怂恿下，又到处寻衅滋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该地民众首领阎书勤、赵三多举兵起义，拆毁各地教堂，伤毙教士、教民多人。义和团运动的雄雄烈火从此点燃。

各国公使、主教认为，“骚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教徒与一般老百姓之间存在着恶感。”而张汝梅在处理完大刀会案件后指出，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毓贤指出，“窃思东省民教不和，实由近来教堂收纳教民，不分良莠。奸民溷入教内，即倚教堂为护符，鱼肉良懦，凌轹乡邻„„又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将纠众滋扰教堂，或谓某人即是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开单迫令地方官指拿„„百姓遂多不服”。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然对于民教相争一节，仍不得不坦陈“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上述均来自《庚子“教难”初探》）

再有一个原因较少为人注意，就是“洋人”获得修建铁路、电报线路、教堂等权力后，必然触及普通百姓现实利益（和现代修高速建高楼的状况类似），甚至可能涉及中国人神圣的“祖坟”，让老祖不得安（慈禧反对修铁路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民众敌视“洋人洋务”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然灾害、政治和宗教等等交错，最终酿成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而这次爆发又来自对种种可能的努力的极度失望，信念崩溃又把原始宗教的大仙们当作救命稻草。

运动爆发的义和拳，赵三多是最高的首领。他们原来的口号是反清复明，是秘密的，当时没有什么旗帜，后来经过张老先的劝导，才树立“扶清灭洋”的旗帜。张老先是河北邵固人，任新练军的马医官，时已六十多岁，是赵三多的姐夫。他暗中和三多书信往来，同情赵三多的起义。他劝赵三多不要顾虑，“干就干，不要怕，军队也和你一事，不干就远走高飞，别在家了。别喊扫清灭洋，应是助清灭洋，喊扫清，军队就不好帮忙了。”旗帜上写的就是这些口号——“助清灭洋，杀尽天主教”。（网上文抄，应算野史）

1899年３月，清政府派毓贤当山东巡抚，改剿为抚，义和拳为义和团，改编为“团练”（或者叫民兵），原来“反清复明”的旗号，改为了“扶清灭洋”，这是正史的观点。

实际上，义和团兴起时的军力根本不足以和人数众多、武装先进的清军相比，当时清军主力部队的装备甚至不亚于八国联军，仅看袁世凯到山东后，几个月镇压就把义和团“赶”到河北境内就知道了。

袁世凯此时的表现也非常“可疑”，驱赶的意图比剿杀更明显。应该说，袁世凯是一个皇权浓厚的，具有铁腕和野心的家伙，但其也能接受先进的尤其是科技的思想，并非愚昧之人，从他训练新军和对洋务的态度就可知了。他也并非对

慈禧就“忠心耿耿”，此时的驱赶应是“别有用心”，在一定程度上“逼迫”慈禧采用主战和削帝等等政策，造成了清统治的分裂与衰落。当然，这仅仅是俺个人的推测。

义和团的口号往往是反“洋教”的，最“先进”的“反帝”口号也没有马上触及满清统治的根本，比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等等。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等。在八国联军进北京，义和团遭受清兵剿杀后，才重又提出“扫清灭洋”的口号。这就让很多人所诟病，但“扶清灭洋”这个口号，不仅是一种“无奈”，是不是还能体会出其它的味道呢？

说“扶”，也即并没把“清”当作“自家人”，在汉、唐、宋、明是不可能提出“扶”民族政权这种口号的，体现了汉人在满清将近300年的统治中，一直保有着反抗心理。

3．3西库什教堂和东交民巷

与大沽口炮台和天津地区的“英勇”激烈的战斗不同，这两个“巴掌大的地方”被数万义和团和清兵围攻60多天，竟然一直没能攻下，西库什教堂拢共四十来个武装人员（有些还不是正规军），东交民巷也非堡垒集群（包括各国外交文员在内，能够作战的只有820余人，担任日夜轮流守卫，靠以抵抗的重型武器仅有美国大炮一尊、奥国大炮一尊、意国大炮一尊、挪威大炮一尊，还有50年前的大炮一尊，是临时在古董店买来的，安置在俄国炮架上，贮有意国火药发射。东交民巷的战斗，洋人兵士死了54人，伤了112人，文员死了11人，伤了191人。），怎么就打不下来呢？可称战争史上的“奇迹”。

即使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最高峰，实际作战者：计日军步兵6600人，骑兵220人，工兵450人，大炮53尊；俄军步兵1830人，骑兵180人，大炮22尊；英军步兵1600人，海军150人，骑兵75人，大炮6尊；法国步兵4000人，大炮16尊；其它约2000人。八国联军取胜也算是以少胜多的“大捷”了。双方伤亡比例更达1：10之多。

更据考证，清兵主力部队的装备甚至要优于八国联军，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个要从明末清初的屈服史说起，清朝建立后，汉人的爱国主义变得功利化，即满清能够给自己安全和尊严，就顺从就为满清而战，但满清衰落了呢？汉军成为一种“雇佣军”的心态，而不是“民族军”的牺牲信念。

义和团运动前，清廷在对外作战中屡屡失败，割地赔款，民众苦不堪言，“雇佣军”的信念就开始崩溃。而通过镇压天平天国，汉人将领的实权大大扩大，军内不少汉官也有着反清愿望（仅看孙中山几乎“兵不血刃”就全国相应可知），在等待时机。很多汉军将领和洋务派还接受了西方科学思想，对义和团的愚昧迷信非常不齿，觉得中华不会因此而兴，甚至是开“历史倒车”。即使在拥护满清统治的军队中，拥后和拥帝的派别也十分对立。

慈禧对于天津和北京的战事的态度明显的不同，天津战斗非常激烈，而北京几乎就是“围而不攻”，甚至可以说，慈禧不过是把西库什教堂和东交民巷当作“人质”罢了，一是让八国联军有所忌惮，二是留下以后和谈的余地。慈禧的主要目的，是给洋人看看“究竟谁是中国的主宰”，而并不敢想象能打败洋兵，以达到维系满清政权统治的目的。

辛普森的《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录如下：

在围攻第五日，就派人打出了“奉上谕保护使馆，即刻停止攻击”的休战白旗(6月30日)；在他看来，使馆久攻不下，是因为军机大臣荣禄“暗中维持，命

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而北堂始终未破，亦是清廷“与法教士友谊甚好„„与其所施于使馆同”之故(7月16日)；在往来照会中，清廷还十分关心困守使馆的洋人们的生活，当洋人答以“予等居此甚为舒服，不过稍需蔬菜及水果而已”后，即有“四车西瓜及蔬菜送来，并言系奉太后之命”(7月20日)；更有甚者，清兵与洋兵相互勾结，大量买卖军火与粮食，让使馆成为一座粮草丰盈、弹药充足的坚固堡垒，连辛氏也认为，“此真一离奇之戏剧”(8月4日)。

这就是“战争奇迹”背后的“政治奇迹”了。

经考证，攻打东交民巷的战斗主力是清兵，义和团并未能参与进去，当然有猛烈的攻击记录，但这些“不识时务”“不能领会老佛爷意图”的愚昧之辈被同僚及时“点化”了，看有些“莽夫”实在打得太猛，老佛爷还不得不传旨过来，留下了“反击洋人”背后得“尾巴”。

进攻使馆“数十日不下”时，端郡王载漪急火攻心，于是以“上谕”的名义命令武卫中军一位叫张怀芝的分统（旅长）用开花炮（应指发射“溜霰弹”）助攻。这是一种刚从德国进口的最新式大炮，威力巨大。一颗弹丸重达几百斤，“只要三两炮，各使馆就夷尸狼藉”。张怀芝是当年英国将军戈登在中国主办的新式军校“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他觉得此刻的灭洋行动无论如何有点不对劲，就一直不下开炮令，来到荣禄家，讨要一道发炮的命令。荣禄吱吱唔唔，就是不给写这个白纸黑字。他就死乞白赖地待在荣禄家不走，最后荣禄被缠得没办法了，含糊地来了一句：“横竖炮声一响，里边（皇宫）是听得见的。”张怀芝立即明白，告辞而出。他飞快登上城墙，说“炮位不准”，命令重新测定方位。在他亲自测定下，大炮精确地瞄准了使馆区内一块无人空地，然后众炮齐发，猛烈炮火轰了整整一夜。“在战斗最后时刻，拳匪猛攻，死于东交民巷口者，遍地皆是。清军放炮五六百响，未伤洋人一人。”（引自《1901义和团真相》）

如此，东交民巷便处于使馆军和清军的双重“捍卫”之下，连《庚子使馆被围记》也仅记录了义和团三次“进攻”，其中一次甚至是一个小孩试图纵火，可见清兵的“守卫”还是非常到位的。使馆军对义和团的“挑衅”“反击”倒是常见，这就成了真正的洋枪洋炮们对大刀长矛们的屠杀。清兵炮兵则配置在使馆区入口，目的是防止洋人冲出，还要送粮送菜买卖军火。

与“围攻”东交民巷以清军为主不同，围攻西库什教堂的战斗是以义和团为主的，但“一万团民”竟然冲不进四十杆洋枪把守的教堂？实在匪夷所思。

正面描写是这样的：

北京西什库的北堂是天主教会在直隶北部的总堂，是帝国主义对华进行宗教侵略活动的总指挥部，因此它一直置于外国军队和教堂武装的保护之下。堂内驻有法、意官兵、法国教士和中国教徒。1900年6月15日，义和团一万多人开始围攻教堂。前锋四十余人死于帝国主义武装的枪弹之下，团众仍猛攻不止。自6月17日起，部分清军也参加了进攻。在猛烈炮火轰制造了一种火箭武器射入教堂，“力大穿屋”，而且尾部带有火种，可以引起燃烧。义和团还用挖地道、埋地雷战术，打死打伤大批侵略军，法国军官恩利毙命。到8月16日为止，义和团包围西什库教堂达63天。

很多文章引用了这段话，但“才”死了40余人，就停止了一次进攻？上万人“围攻不止”还冲不进去？恐怕洋兵弹药都不够万发。真乃“匪夷所思”。

在外国人和教民笔下，西什库的抵抗被严重神奇化了：

在外国报纸报道中，西什库教堂里惟一的那个军官，年轻的意大利海军中尉奥利维利，一直站在被义和团或清朝军队炸开的墙洞口指挥射击，士兵们随着他

的口令几“弹无虚发”。义和团的冲锋潮水退下之后，他立即组织人用砖石把墙洞堵塞起来。他是在最后时刻死亡的：清朝正规军参与了进攻，连续两发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他“长久站立，指挥他的士兵作战”，“最后在两个传教士的臂中死去”。当时，左右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都哭了，这是1900年西什库教堂“被围困中惟一的一次痛哭”。（《1901义和团真相》）

针对义和团的“纵火术”，传教士受到火灾威胁时，也常把因风力或风向的改变而得以逃生的现象归功于上帝的力量。萨拉·古德里奇这样描述使馆区被困的人们：“我们的祈祷多次得到神奇的响应。至少有两次，正当房子要着火的时候，风向就改变了。”[注解："Journalof1900,"June28,1900,p29]隐居在北堂的费弗尔主教报告说，6月15日撤退的义和团放火烧教堂南边的房子，教堂和住在里边的人“都得到了上帝的庇护，他使风向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在经历者们“非神化”的记述中：

至六点十分钟时，义和团已聚了二三千人于西安门内，官兵皆在门外后随。此时义和团之声有如翻江倒海一般，皆云，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到咧。此时吾与林主教正在公门前往外观望，大堂上有数教士各执洋喇叭以报信息，任神甫携望远镜亦在堂上观望。既而大堂上喇叭一鸣，眼见一秃头僧人手持高香一束，来到西什库口外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随后无数义和团各执高香点燃，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拳民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此时洋兵十名把守公门，兵头即向林主教云，可开枪否，主教尚未回言，吾即云，快打吧，不可令其切近，就措手不及了。言犹未尽，兵头一叫号，吧啦啦一排枪，眼见皆打在义和团身上，怎么一个也不倒。即结，而又一叫号，吧啦又一排枪，义和团躺下一片。原来头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伤，后匪拥挤不能倒。故耳立即又发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者全然跑出口外去了。眼见义和团死者三十余人，未死者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去了。（包士杰辑《拳时北堂围困．王司铎日录》，载《义和团史料》。）

在义和团自己的描述中：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另一种说法是不穿内裤），手持秽物（应为月经带）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庚子记事》28页）

义和团在攻打北堂几星期未能得手后，就把教堂守卫者的首领、留着白胡子的费弗尔主教(BishopFavier)说成是年约200岁的“鬼王”，并说他擅长谋略、巫术，还精通占卜。在其它“鬼魅”的心目中拥有绝对的权威[注解：刘以桐前引文，194页。据刘说，6月28日，端王爷，义和团在宫廷中坚决的支持者，曾亲自爬上大教堂的尖塔，杀死了鬼王，所以义和团以后在消灭其它教堂守卫时就毫不费事了。仲芳氏的关于Favier的记载，尽管不像刘那样稀奇，也谈到在教堂里的擅用魔法害人的“老鬼”。因此，可以合理的推断，当时这种信念以不同的形式广泛流传。见仲芳氏前引文，28页。]。还有一件事被人们提起，就是义和团攻打直隶东南的教堂时常常遭到一位白衣妇人（后考证是“圣母玛利亚”）的阻挠。她一出现，就立刻挡住了团民，灭了他们的法力[注解：。至少有两次，正当房子要着火的时候，风向就改变了。

西什库法国教堂，义和拳及虎神营兵日日围攻，„„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然（燃）。„„谓：“教士以女血（月经）涂其屋瓦，

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下，作镇物，故咒不能灵。”洋人在交民巷、西什库，将赤体妇人钉在楼上，或将妇人皮钉之，所以枪炮不能过火。竟有将孕妇开膛，小儿头至腹外者，惨毒极矣！高树《金銮琐记》云：徐荫轩相国传见翰林，黄石荪往。遇山东张翰林曰：“东交民巷及西什库，洋人使妇女赤体围绕，以御枪炮。”„„徐相素讲程朱理学，在经筵教大阿哥，退朝招各翰林，演说“阴门阵”，盖闻瞎子言，樊教主割教妇阴，列“阴门阵”，以御枪炮云。

晕死呵！俺看了这些记载不禁拍案惊呼，啼笑皆非！这哪里是在“围攻”？纯粹是在“斗法”！

以为自己“刀枪不入”了，却还是被洋枪击倒，结果信念崩溃，当说成是洋人法术更厉害时，其实也已无力进攻。至于“在猛烈炮火轰击之下，钟楼楼顶被掀起，正堂顶上的白十字架被打落”云云，按照前文“围攻”东交民巷的说法，应是清兵“射技不佳，误伤震落”，否则教堂早就平了。

观察各种记载，其实义和团也未组织什么坚决的冲锋，都是做法在先，被击倒后逃散。甚至更有“大仙”（如一五台山僧骑马攻击，结果阵亡）试图“单挑”洋鬼，结果“以身殉职”，加重了民众的信仰崩溃。

另一个需要主义的问题是，当义和团进入北京后，参与者众多，良莠不齐，任何说其“愚昧”之类的全部砍掉，连朝廷官员都难幸免（清政府的安徽提督姚氏因此于6月10日被杀，还要早于第一个外国被杀者日本书记官杉山彬一天），北京民众只好几乎全部参加，在这围攻教堂的一万多人里，“中国传统”的“看热闹的”、“起哄滋事的”比例想必众多，而这些人一旦“见红”，便觉中国法力不成，迅速跑掉了。

就此俺可以得出结论，东交民巷的清军是围而不攻，“守卫”职能为主；西库什教堂的义和团则是“大仙斗法”，并没什么有组织的坚决的进攻，老佛爷是把这两小撮洋人当“人质”罢了。如此，洋人守住了，盼来了救兵。也是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北京和天津的朝廷军队被装备劣于自己的，人数是自己十几分之一的八国联军击溃。

慈禧挟着光绪仓皇出逃，八国联军在北京和保定等地大肆抢掠，杀害义和团和普通百姓无数。逃到西安的慈禧这时乞求李鸿章出面，解决局面。联军拟出处死当初极力主张灭洋的朝廷大员的名单和赔偿银两四亿五千万两（列强们说，中国人均一两，以示侮辱。这笔款额可建160支位于世界第六的北洋海军）。慈禧一看没有“还政于光绪”的条件，大喜，于是一一愉快答应，说了那句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几年后，美国把大部分赔款退还中国，各国无奈，只得效仿。美国用退的“庚子赔款”建成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清华大学。八国中只有日本人拒不退款，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1901义和团真相》）

3．4“爱国运动”还是“历史倒退”

关于义和团运动，各种说法比较矛盾，双方针对义和团的反洋教和愚昧迷信互相攻伐。

应该说，义和团是爱国的，但爱国主义的功利化已经深入人心，两千年的神权政权合一的政体模式，也造成政府＝祖国的心理，不要因他们“扶清”而诟病，对于北方民众来说，当时的“爱国”也只有这一条途径罢了。实质上，义和团与其说爱国，不如说爱教爱民族，他们的反帝意识远不如反洋教意识强烈。

义和团是勇敢的，但这些勇敢是建立在“大仙附体，刀枪不入”的精神寄托上的，连“有勇无谋”都说不上，“连“梁山好汉”都比不上”。

义和团信仰的大仙们，代表了中国原始拜天拜祖多神教的复辟，即使是在宗教信仰史上，也是一种“倒退”，但儒教此时已经被瓦解，信仰几近崩溃，只好翻出陈年古董来了。

义和团都是农民，代表了落后的小农思想小农经济的最后一次反抗，很多国外学者也认为是一次“农民自救运动”，相比“洋为中用”的“洋务派”也是落后和愚昧的。

把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串连起来，就是北方朝廷保皇改革派和农民挽救满清的最后一次努力，在此之后，北方民众已对满清不抱什么幻想了，而儒教思想在南方受到天平天国的冲击后，在北方也不再占据心理主导地位。不经过这次屠杀，很多人可能还要对满清“依依不舍”。

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顽固信仰”彻底崩溃，恐洋媚洋心理占据“主流”，这一切，对后世将产生深远影响„„

慈禧可能不知道，从她下令屠杀义和团开始，用“君主立宪”继续满清统治的可能性就完全彻底破灭了，因为君主立宪虽然较封建专制更“民主”一些，也是皇权向贵族向民权的妥协，但仍需要皇家拥有崇高的神圣感、权威力、崇拜感，而这时，不论是朝廷改革派还是民众，都已极度仇视这个政权。

下一次“运动”只能是一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