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自由

政治与自由

刘志明 张永红译

一、政治上的重要欲望

我将以这个题目开始讨论政治理论。因为我认为当前绝大多数关于政治学

和政治理论的讨论并没有充分考虑心理因素。经济事实、人口统计、法定组织

等等都详细地提出来了。朝鲜战争爆发时，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弄清楚有多少

北朝鲜人和多少南朝鲜人。如果你浏览一些有关的书籍，你还能弄清他们的人

均收入和各自的军队规模。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整个朝鲜人是南朝鲜人还是北朝

鲜人，北朝鲜人和南朝鲜人是否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你希望了解他们各自的生

活需要，他们的不满之处，他们的希望和他们的担忧，简言之，也就是正如他

们所说的“使他们不断活动”的一切东西，你查阅参考书是徒劳的。所以你不

能知道南朝鲜人是否对联合国组织有热情，是否愿意和他们的北方同胞相统

一；你也不可能猜出他们是否愿意为了选举一些他们从未听说过的政客的权利

而放弃土地改革。那些一贯呆在遥远首都的杰出人物忽略了诸如此类 的问题，

这样便频繁地导致了人们的失望。如果政治学变得科学，如果我们不再惊异于

这类事情，我们的政治思维必须更进一步地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动机中去。饥饿

对口号有什么影响？它们的作用如何随着你食物中的热量数的变化而波动？如果

一个人给予你民主，而另一个人给你一袋麦子，在何种饥饿程度下，你将选择麦

子而不是民主。对这类问题人们考虑得实在太少了。暂时就让我们抛开朝鲜人而

思考人类吧。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

是由欲望或冲动推动的。

一些认真的道德家们提

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理

论，其大意是为了责任

和道德准则，抑制人们

的欲望或需要是可能的。

我说这是错误的，并非

因为没有人按照义务感

行事，而是因为义务并

没有主宰地支配他一切，

除非他要求恪尽职守。

如果你希望了解人们将

做什么，那么你必须得着重了解他们的物质环境，而且了解他们欲望的全部系

统及相关的力量。

有一些欲望，尽管非常强烈，通常却没有多大政治意义。大多数人在他们

生命的一定时期要求结婚，但他们一般能满足这种需要，而无须采取任何政治

行动。当然，也有例外，强奸萨拜因妇女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北澳大利亚的

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原因是有工作的健壮男青年不满意全部剥夺他们与女

性交往的权利。但这种情形并不多见。通常，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对政治没有

什么影响。

政治上的重要欲望可以分为基本的和第二位的欲望类型。生活必需品，如

食物、住房和衣物便属于这种基本的需要类型。当这些生活必需品稀缺时，人

们会不择手段地去获取这些东西。据一些从事早期历史研究和学者所说，四个

不同时期，阿拉伯半岛的干旱使那个国家的人口大量地迁到邻近地区，带来了

巨大的政治、文化、宗教影响，最后一个时期是伊斯兰教兴盛时期。日耳曼部

落从南俄罗斯到英国，随后到圣弗朗西斯科的逐渐扩张有着类似的动机。无

疑，对食物要求过去是，现在仍是许多政治事件的主要原因。

但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人类有一些欲

望，一些无穷的欲望，这些欲望绝不可能全部得到满足，人类即使在天堂也不

会满足。蟒蛇一旦有了丰盛的一餐后便开始睡眠，除非到需要另外一餐之时，

否则它绝不会醒来。就人类的绝大多数而言并非这样。当习惯于过节俭生活的

阿拉伯人获得了东罗马帝国的大笔财富，

住进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豪华宫殿后，

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慵懒。温饱问题不

再是动机，因为只要他们一点头，希腊奴

隶就为他们提供精美的食物。但是其他欲

望使他们生机勃勃。特别是四个欲望，我

们可称之为贪婪、竞争、虚荣和权力欲。

贪婪

即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财富

或财富的所有权，是一个动机。这种贪婪

是由对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和担忧引起的。

我曾经帮助两个来自爱沙尼亚的小女孩，

她们由于饥荒而饿得九死一生。她们住在

我家里，当然有足够的东西给她们吃。但 她们整个闲暇时间都是到附近的农场去偷 土豆，并把土豆贮藏起来。洛克菲勒小时 候极其贫困，成名后还是按照小时候的生

活方式生活。同样，坐在柔软的拜占庭式沙发上的阿拉伯酋长们不可能忘记沙

漠，因而去贮藏一切超出实际需要的财富。但是无论对贪婪的心理分析的情况

如何，没有人能否认贪婪是巨大的动机之一，特别在那些更有影响的人中间尤

其如此。因为，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它是许多动机之一。无论你获得多少财

富，你总希望得到更多；满足是一个老是躲着你的美丽梦想，你是不会满足

的。

尽管对财富的渴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动机，但它绝非是在解决温饱问

题过程中的最主要动机。竞争是一个比它更重要的动机。在伊斯兰教历史上，

一个又一个的朝代相继灭亡了。因为由不同母亲所生的苏丹（伊斯兰教国家最

高统治者的称号）的儿子们不能和睦相处，结果内战毁灭了一切。现代欧洲发

生了同样的事情。当英国政府非常不明智地允许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出席在斯皮

特黑德举行的海军检阅仪式时，皇帝的想法与我们预期的可不一样，他的想法

是：“ 我必须得有一支英国那样的强大海军。”我们随后的许多麻烦就是由这

种想法造成的。如果贪婪比竞争更为强烈的话，世界将会是一个比现在更幸福

的地方。但实际上，许多人宁愿因毁掉一切而过贫困的生活。正因为如此才导

致了目前的征税标准。

虚荣是一种有巨大潜力的动机。任何经常和孩子们打交道的人都知道他们

不断地表演一些滑稽动作，并说“看我的”。“看我的”是人们内心深处一种

最重要的欲望，它有无数种形式，从做小丑到追求身后的名声。文艺复兴时期

有一位意大利的小诸侯，在临终时，神父问他是否有需要忏悔的事。他说：

“有，有一件事我得忏悔，有一次，国王和教皇来拜访我，我带他们到我家的

塔顶观赏风景，然而我却忽略了把他们从塔顶上推下去的机会，要知道，这个

机会能给我留下不朽的名声。”历史是不会讲述神父是否给他赦罪文的。虚荣

带来的问题之一便是它自身不断地膨胀。你越被人谈论，你就越希望被人谈论。

被定了罪的人获得允许看有关审判他的报道。如果他发现报纸没有充分的报道，

他就会感到不满。如果在其他报上看到很多有关审判他的报道，他就会对很少

报道他的报纸越感到不满。政客和文人们同样如此。他们越有名，报刊等新闻

机构就发现越来越难以令他们满意。对所有人而言，从3岁的小孩到眉头一皱、

世界颤抖的君主，在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夸大虚荣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类甚至犯了不敬的错误，因为人类认为上帝也有类似于己的欲望，他们认为

上帝也渴望得到表扬。

尽管我们仔细考虑的上述动机的影响巨大，但是有另外一种动机比它们更

重要。我所指的是权力欲。权力欲是一种近似于虚荣的动机，但与虚荣决不是

一码事。满足虚荣心的是荣誉，而拥有荣誉却不拥有权力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美国，享有最大荣誉的是那些电影明星，但是不享有任何荣誉的“非美活动

调查员会”（美国众议院设立的）却能使

他们循规蹈矩，服服帖帖。在英国，国王

有比首相更多的荣誉，但是首相却有比国

王更大的权力。许多人爱荣誉而不爱权力，

但是总的看来，这些人对历史事件的影响

比那些爱权力而非荣誉的人的影响要小。

普鲁克，普鲁士的元帅，1814年在看了拿

破仑的宫殿之后说：“拥有了这一切，他

还要攻打莫斯科，难道他不愚蠢吗？”拿破

仑当然也爱慕虚荣，但是一旦虚荣与权力

二者不可得兼，他则选择权力。对普鲁克

来说，这种选择是愚蠢的。权力和虚荣一

样是贪得无厌而无法满足的。简直可以说

只有无限或绝对的权力才能完全满足它。

特别因为权力欲是那些野心勃勃的人物的

缺点，所以他的权力与他的权力欲是不相

称的，即他永远不会满足于他的既得权力。

权力欲确实是那些重要人物强有力的动机。

对权力的体验增强了这种权力欲的动

机，这不仅适用于那些细小的权力，而且

适用于君主权力。在1914年以前的幸福日

子里，那些富有的夫人们拥有许多仆人，

她们从对仆人的颐指气使中获得的快乐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同样在任何

专制统治地区，权力的拥有者由于权力提供的快乐体验而变得越来越残暴，因

为权力支配人们的表现是迫使他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在权力欲这一动机驱使

下的人更热衷于施加痛苦而非使人快乐。如果你在一些正当的时候，向你的老

板请假离开办公室，那么其权力欲使他从拒绝而不是同意你的请假中得到更大

的满足。如果你申请建筑许可证，那些有关的低级官员明显地能从说“不行”

而非“可以”中获得更多的快乐，正是这种事情使得权力欲成为一种危险的动

机。

但是权力欲有吸引人的其他方面。我认为，对知识的追求主要是由权力欲

推动的。科技上的所有进步同样是由权力欲推动的，政治上的改革者也许和专

制君主一样有强烈的权力欲。总之，诋毁权力欲这一动机将是错误的。在这种

动机下，你是做好事还是干坏事，取决于社会制度，取决于你的能力。如果你

的能力体现在理论上或技术上，那么你将会在知识或技术方面做出贡献，通

常，你的活动是有益的。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你也许被权力欲所驱使，但一

般这种动机是和观察一些已发生的事态的欲望紧密相连的，因为某种原因你更

喜欢现状。一员大将，像蒙施比艾兹将军，对为谁而战是漠不关心的。但是大

多数将军更愿为他们自己的国家而战，因此除了权力欲之外还有其他的动机。

政客频繁地改变其立场以便能取悦大多数人，但许多政治家喜欢为一个政党而

不愿为其他政党服务，并使其权力欲从属于这种偏爱。纯粹的权力欲可以在不

同类型的人身上看出来，一种类型是幸运的军事家，在这种类型中拿破仑是最

典型的例子。我认为，拿破仑在思想上对法兰西的热爱不会超过对科西嘉岛的

热爱。但如果他是科西嘉皇帝，而不自称为一个法国人，他决不会成为如此伟

大的人物。但是，另一些人并非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他们也从虚荣心中得到

了巨大的满足感。最纯粹的例子便是格瑞士红衣主教那种人—— 其权力在君权

背后而绝不在公众中显现，并在私下里沾沾自喜：“这些傀儡还不知道谁在幕

后操纵。”巴伦 霍斯顿，曾在1890年至1906年期间主宰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

策，便是这种类型的极好例证。他住在一个贫民窟里，他决不在社交界里露

面；他避免会见皇帝，除非是某种个别情况即皇帝强行要求会见而不能违抗；

他拒绝所有宫廷聚会的邀请，因为他不是朝廷官员；他有法子能使他敲诈首相

或皇帝的许多亲信，他利用这种敲诈权，不是为谋取财富、名望或任何其他显

而易见的好处，而仅仅是强制推行他所喜爱的外

交政策。在东方，同样的人物在太监中间也不鲜

见。

现在，我得谈谈其他动机，虽然在某种意义

上，这些动机没有我们一直谈起的那些动机重

要，但仍是相当重要的动机。这些动机中首要的

便是喜爱刺激，但是人类比畜生有更强的承受厌

烦的能力。虽然，在察看动物园中的类人猿后，

有时我想它们也许有这种厌烦情感的萌芽。无论

如何，经验表明，避免产生厌烦的情绪是几乎所

有人的真正强有力的欲望之一。白人首先决心与

未受外界侵害的野蛮人种接触时，经常给他们各

种好处，从福音的光辉到南瓜饼。尽管我们可能

非常懊悔送给他们东西，但他们大多数人却只是

冷淡地接受这些东西。他们认为在我们所送给他

们的这些礼物当中，真正有价值的是醉人的酒，

酒能使他们在其生命中首次有了幻觉，即在短时

间里，活着比死好。红皮肤的印第安人，在他们

还没有被白人影响之

前，还是用他们的烟管

吸烟，但是不如我们头 脑冷静，而是如醉如痴 地吸烟，以至他们变得 虚弱不堪。一旦尼古丁

不再使人兴奋，一个爱

国的演说家将会鼓动他

们进攻邻近的部落，这

将使他们所有的人感到

快乐。这种快乐，按照

我们的性格，我们可以

从赛马或普选中获得。

赌博的快乐几乎完全在

于刺激。蒙苏尔 胡克

描述了在长城的中国商人冬天赌博的事情。他们赌到输光所有的现金，然后继

续赌到输光所有的货物，最后连衣服也输光了，以至在室外赤条条地冻死了。

我认为，文明人和原始的红皮肤的印第安人一样非常喜欢刺激。战争爆发时，

刺激能使得平民大众鼓掌欢呼叫好；这种情感恰恰就是足球比赛场上的情感，

但是后果有时是非常严重的。

总之，不容易确定喜爱刺激的根源。我倒认为我们的智力构造适应人们以

狩猎为生的时期。当一个人整天用极其原始的武器步行追踪一只鹿，希望饱餐

一顿鹿肉时，他的心情就是这样。当这天结束时，他得意地从他所设的陷阱里

拖出鹿来，他已精疲力竭了，但他还是非常满意。他的妻子料理了猎物，用鹿

肉做了一顿美餐。他却昏昏欲睡，他的骨头酸痛，但香味沁人心脾。最后，吃

完饭以后他便美美地睡了一觉。这样的生活既没时间也没精力厌烦。但是，一

旦他开始从事农业，并使他妻子在地里干一切粗活时，他便有了时间来考虑人

生的荣华富贵，编织美丽的神话，创设哲学体系以及憧憬美好的未来。我们的

智力构造很适应那种繁重体力劳动的生活。年轻时，我习惯于用步行的方式度

假，一天我能走25英里，夜幕降临时，我没有任何避免厌烦的需要，因为好

好地坐一阵子便足够了。但现代生活按照这些紧张的原则却行不通。大量的工

作需要久坐不动。大多数的手工操作仅仅只锻炼了一些特殊的肌肉。当人们聚

集在特拉法加广场群情激昂地回应政府，你如要他们走25英里，他们决不干，

否则让政府处死他们好了。无论如何，治疗人们的好斗性是行不通的。人类如

果要生存，一件也许不太称心的事便是必须找到其他办法，以便确保安全地释

放闲着时容易产生喜爱刺激的精力。这件事情道德家和社会改革家们很少考

虑。社会改革家认为他们有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但是，道德家们对所有导致

喜爱刺激的发泄所具有的严重性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他们头脑中的严

重性是犯罪的严重性。如果我们信得过我们的耳朵的话，舞厅、电影院以及整

个爵士乐，全都是地狱之门。我们应坐在家里好好地反省我们的罪恶和社会里

的犯罪现象。我发现我的观点与那些提出同样警告的严肃的人们的观点不完全

一致。罪恶有许多种形式，有的是为欺骗年轻人而设计的，有的是为欺骗年老

的人而设计的。如果一种罪恶是引诱年轻人享乐的，它也许就同样是说服老年

人谴责年轻人享乐的罪恶吗？也许，谴责难道不是适合于老年人的惟一一种刺

激形式吗？它难道不就是一种像鸦片一样的毒品，必须持久且大剂量的吸食才

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吗？我们难道不害怕，从谴责电影院的邪恶开始，我们会逐

步引导谴责反对党，谴责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以及亚洲人，简而言之，就是谴

责除了我们自己俱乐部成员以外的每一个人吗？正是由于这种谴责，一旦扩展

开来，便爆发了战争。我还从未听说过哪场战争是在舞厅里爆发的。

刺激的严重问题便是它的许多形式具有破坏性。刺激对那些酗酒和滥赌的

人而言是极其有害的。一旦刺激采取群氓暴动的形式，它便具有了破坏性。最

重要的是，一旦刺激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它便更具破坏性了。人们需要刺激，

除非人们掌握了安全的发泄途径，否则他们便会寻求这种有危害性的发泄途

径。目前，在体育运动中有一些无害而安全的发泄途径；在政治活动中，只要

这种刺激保持在宪法范围内，那么它也是安全的发泄。但这些还不充分，特别

是因为这种最令人兴奋的政治同时也是一种危害最大的刺激。总之，文明生活

变得非常平淡，如果这种生活想保持稳定的话，那它必须得为我们的冲动提供

安全的发泄途径。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活动中，安全地发泄了这种冲动。在澳大

利亚，那儿人少兔多，我注意到所有的人非常满意于用原始的方式大肆屠杀野

兔。但虽在伦敦或纽约，那儿人多兔少，人们必须得寻求其他方式满足其原始

的冲动。我认为每个大城市都应该限制那种人们可以坐着小艇顺流而下的人工

瀑布，也应该限制满是用机械制的鲨鱼的浴池。任何希望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

战争的人都应该遭到人们一天两小时的谴责，因为他们怀有这种荒唐想法。更

重要的是，人们应该尽力为爱好刺激的人提供建设性的发泄方法。世界上没有

什么比突然的发现或发明更使人感到兴奋的了，有许多人能够体验到这种时刻。

与许多其他政治动机交织在一起的是人们不幸怀有的两种紧密相关的感

情，我指的是恐惧和憎恨。很正常，我们憎恨我们害怕的东西，并且，我们也

经常害怕我们所憎恨的东西。我认为在原始人中，这可以算作一条规则，他们

对其不熟悉的任何事情既怕又恨，他们有自己的部落，开始是很小的一群，在

他们这一群人中间，所

有人都是朋友，除非有

某种特殊的原因才会导

致敌对，而其他人群则

是他们潜在的或实际的

敌人；他们中间偶然走

散了的单个的成员将被

人杀死。总之，他们根

据情况，决定是避开还

是与外来人群发生战

斗。原始人的这种机制

仍然控制着我们对外来

民族的本能反应，没有

远行的人把所有外国人

看作野蛮人，就如同原

始人看待其他人群的人

一样。但是远行的或研

究国际政治的人将发

现，如果他们要繁荣昌盛，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得和其他民族接触交流。如果

你是一个英国人，而有人对你说：“法国人是你们的兄弟。”你的第一本能感

觉将是：“胡说！他们总是耸肩膀，讲法语，并且有人告诉我，他们还食用青

蛙。”如果他向你解释我们必须得和俄国人作战，在莱茵河设置防线便很理想。

如要保卫莱茵河防线，就必须得帮助法国人，这样就会开始明白他说“法国人

是我们的兄弟”这句话的意思了。但如果一些同伴继续说俄国人同样也是你的

兄弟，除非他证明我们正遭受到来自火星人的威胁，否则他便不能说服你相信

他的话。我们喜欢那些恨我们敌人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敌人，那么我们便不会

喜欢什么了。

然而只要我们认真考虑对其他人的态度，所有这些才是真的。你可能将土

地视作你的敌人，因为它只是勉强地生产了一些少得可怜的粮食；你可能将全

部大自然视作你的敌人，并将人生视作一种从大自然获取美好事物的斗争。如

果人类这样看待人生，那么，实现全人类的合作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

学校、报刊、政治家都致力于这一目标，那么培养人们这样看待人生会变得很

容易。但是学校一心要教导爱国主义，新闻界一心要激起人们的兴奋，政治家

一心想获得连任。因此，这三种人都不可能为从互相残杀之中拯救人类而发挥

任何作用。

有两种对付恐惧的方法：一种是减少外部危险，另一种是培植淡泊的忍耐

心。除了那些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的地方，后者可通过避免产生恐惧的原因而得

到加强。克服恐惧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恐惧在本质上是退化，很难摆脱这

种恐惧感，它使我们憎恨那些使我们感到恐惧的东西，并且它容易导致极度的

残忍。没有任何东西像安全感一样对人们有如此好的作用。如果能建立一种消

除战争恐惧感的国际制度，那么普通人的智力水平就会极大地、非常迅速地得

到提高。在目前，恐惧笼罩着整个世界。原子弹和细菌炸弹，有可能被那些邪

恶的统治者根据具体情况使用，这使得华盛顿和克里姆林宫甚为担忧，也会使

得人类越来越走向深渊。如果情况得以改观，第一位和最重要的步骤便是寻找

减少恐惧的办法。目前，相互冲突的敌对的意识形态困扰着世界，冲突的一个

明显原因便是希望我们的意识形态获得胜利和其他的意识形态则遭到失败。在

这里我并不认为基本的主要的动机与意识形态有很多联系。我认为意识形态只

不过是一种凝聚人们的方法，我也认为这些情感仅仅是那些产生于互相竞争的

人们之间的情感。当然，憎恨共产主义的人有各种原因。首先，我们觉得他们

希望夺走我们的财富，窃贼也同样如此，虽然我们对窃贼不满，但我们对他们

的态度确实不同于我们对共产主义者的态度——主要是因为窃贼并没有引起我

们对共产主义者那种程度的恐惧。其次，我们之所以恨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

敌视宗教信仰。第三，我们憎恨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民主，但我们认

为没有理由憎恨法国。第四，我们憎恨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允许自由，我们强烈

地感受到这一点，以至于我们决定模仿他们。显然，以上四点没有涉及到憎恨

他们的真正理由，我们憎恨他们是因为我们害怕他们和害怕他们对我们有威

胁。如果俄国人仍然坚持信仰东正教，如果他们建立议会制政府，如果他们有

完全的新闻自由每天咒骂我们，假如他们仍然有他们现在这样强大的武装部

队，如果他们使得我们认为他们对我们充满敌意，我们还是会憎恨他们。当

然，存在厌恶神灵的现象，这可能是敌对的原因，但我认为这是原始人群感情

的一个分支；有不同神学的人感到奇怪，无论奇怪什么都必定是危险。事实

上，意识形态是群众创造的方法之一，无论百姓是如何生育出来的，他们的心

理是非常相同的。

你们可能感到我仅仅考虑坏的或好的动机，其实，上述动机都是中性

的。与那些利他的动机相比，它们通常是更强有力的动机，但我并不否认有

利他的动机存在，也不否认在某些时候，这些利他的动机有很大的效果。在19世纪的英国，鼓动反对奴隶制度不容置疑地是利他主义的，并且是非常

有效的。这种利他主义从1883年英国纳税人为补偿牙买加地主解放其奴隶

而付给他们数以百万计的金钱这一事实中得到了证明，这是过去的例子。但

是现在，美国提供了同样非凡的例子。然而，我并不想探究这些例子，因为

我不想卷入到当前的争论中去。

我认为同情毋庸置疑地是一个真正的动机。在有些时候，一些人由于其他人遭受痛苦而感到有点不好受。

最近100年来，正是同情促进了许多人道主义的进步。一旦我们听到遭到疯狂虐待的事情时，我们会感到很震

惊。有很多收容所，那儿的人们并没有遭到虐待，西方国家里的囚犯也不

该受折磨。如果他们受到虐待，一旦这类事情被发现，马上会遭到强烈抗

议。我们也不满意像对待《雾都孤儿》中的孤儿一样对待孤儿，新教国家

也不允许虐待。在所有那些方法中，同情也会带来政治效果。如果消除了

人们的战争恐惧感，那么同情的效果会更大。也许对未来人类的最好的希

望便是希望他们找到一种扩展同情范围和增加同情强度的办法。

概括我们的讨论便是：政治学考虑的是民众而非个人，因此，政治上的主

要欲望便是那些在一个既定的民众团体中，大多数成员都能感觉到的欲望。上

层建筑赖以建立的主要的机制便是在民众之间的一种合作和善待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民众，在民众之间的合作绝

不是完美无缺的。有许多成员彼

此之间并不一致，在词源学意义

上，他们是异乎寻常的人，也就

是说，他们与大多数人不同，这

些人便是那些不及大多数人的人

或比大多数人强的人，他们是：

白痴、罪犯、预言家和发明者。

一个聪明的民族将学会忍受那些

卓越人物的怪癖和学会对那些低

能者稍微凶一点。

至于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现产生了冲突。在过去，当两部落发生战争时，其中的一个部落消灭另一个部

落，吞并对方领土。从胜利者的观点看，全部代价还是值得的，死者的代价一

点也不昂贵，刺激是令人愉快的。在这种情况下，持续不断地发生战争是不足

为怪的，不幸的是，我们仍然有类似于这种原始战争的情感，然而战争的实际

代价完全地发生了变化。在现代战争中，消灭一个敌人需要非常昂贵的代

价。如果你思考一下有多少德国人在不久前的战争中被打死，并思考一下胜

利者付出了多少税收，你就能大体上知道打死一个德国人所付出的代价，并

且你将发现这件事值得我们深思。的确，在东方，德国的敌人通过驱赶他

们的残兵败将，占领他们的土地而从他们手中获得了好处。但是，西方

的胜利者并没有获得这种

好处。非常明显，从经济

的角度看，现代战争并非

一件好事。虽然我们打赢

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如果

这两次世界大战不发生的

话，我们一定会生活得更

加富裕。如果人类受自私

自利的支配（除了就一些

圣徒来说，他们并非受自

私自利的支配），全人类

将开展合作，将不再有战

争，不再有军队，不再有

将军，不再有原子弹，也

无须雇佣宣传员去毒化A国的思想以反对B国，和毒化B国的思想以反对A国，也无须许多官员在边界去阻止外国书籍和外来思想进入本国，无论它本身

多么优秀。这样将不会有关税壁垒以确保小企业的生存，在那儿，有一个大企

业将更经济些。如果人类能像希望他们的邻居过悲惨的生活一样强烈希望自己

过幸福生活的话，所有这一切会迅速地发生。但是你能告诉我，那些乌托邦式

的梦想的用处何在？道德家们将来一定能使我们不完全自私自利。然而，直到

我们进入至福一千年时期以前，我们不自私自利是不可能的。

我并不希望以愤世嫉俗的口气结束这一讨论。我不否认有比自私自利

更好的东西，我也不否认一些人获得了这些东西。但是，一方面，我坚信

大多数人，正如政治学所涉及的，很少有机会能超越自私自利。而另一方

面，在许多情况下大多数人将堕落到自私自利之下，如果自私自利被解释

成进步的自私自利。

人们相信他们在按照理想主义的动机来行事的大部分时候，都是他们堕落

到自私自利之下的那些时候。许多被当作理想主义的东西都是伪装的憎恨或权

力欲。当你看到大多数人在那些似乎是崇高的动机面前而发生动摇的时候，同

样要透过表面现象看到这些动机的本质，并自问是什么使得这些动机极其有

效，部分原因是人们很容易被表面上似乎崇高的动机所蒙蔽。因此，很有必要

开展心理咨询，这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最后，我想说，如果我前面说的是正

确的，使得世界充满幸福所必需的主要条件便是智力。这毕竟是一个乐观的结

论，因为智力能通过了解教育的方式而得到提高。

二、政治怀疑态度的必要性

讲英语的国家往往有一个特点，即对政党抱有浓厚的兴趣和信念。这些国

家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如果某个政党能够执政，他们的某些烦恼也就会消除。

这也是大众舆论总是从这一极端到另一极端的原因。一个公民常常在投票之后

仍然觉得很苦恼，因为他又开始认为只有另一个政党才能带来长期的繁荣稳

定。等到他完全摆脱对政治的迷恋的时候，已垂垂老矣，快要走进坟墓了。而

他的儿子又像他年轻时一样保持坚定的政治信仰，于是一代一代就这样往复轮

回。

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在政治上做些有益的事，就必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来看待各种政治问题。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一个政党要想执政，本身必须具备

某种吸引力，通过它对全国的大部分人产生影响。但在现有民主制度下，由于

在辩论中出现的种种原因，本来是很有益处的吸引力往往变得对自己不利。这

样一来，没有一个大的政党能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计划，而且即使某些有效措施 能够通过，也不是由执政党的政府而是通过其他机构来进行的。因此，怎样把 上述机构同民主制度相结合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

在政治问题上，目前有两类不同的专家。一类是各党派的政治家，另一类

是主要由公民组成，但也包括经济学家、金融家、科学家在内的专家。这两类 人都有自己的特定作用。政治家的作用在于搞清公民心目中自己政党的长处是 什么，而另一类专家的作用在于评价什么措施才能带来好处——假设公民认为 有好的措施的话。（这个条件是必需的，因为不管一项措施多么有价值，只要 它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就很少能带来好处。）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政治家的能 力就在于他对一般人认为正确的看法的适应力。要求政治家们思想高尚并制定 从文明的观点看来是有益的措施，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如果他们这 样就会被抛置一旁，为他人取代。同样，预测大众看法的本能技巧也并不能形 成自己的意见。因此，很多精明能干的政治家（从政党的观点来看）制定的措 施其实往往是大众认为很好而专家认为很糟。也正因如此，除了一般所说的禁 止受贿外，在道义上要求政治家们公正无私是毫无意义的。

只要党派政治存在，政治家的吸引力就只是局限于一部分人，而他的对手

则吸引着与此相对立的一部分人。一项于各方都有相等吸引力的措施很可能就 是两个政党间的共同立场，而对政治家来说也就没有任何价值，政治家们往往 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为支持对手的那一部分人所反对的措施。另外，一项措施 尽管值得称道，但对政治家而言，只有他认为其理由能在演讲时说服一般大众 时，这项措施才是有用的。因此，政治家们要重点提出某项措施，就必须使之 符合两个条件：（1）必须得到国内相当一部分人的赞同；（2）有关它们的争 论必须非常单一。当然，战争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其时党派斗争会暂时停止而 被同外敌的斗争所取代了。在战争时期，政治家的艺术表现为如何争取中立 者，中立者在平常的政治生活中往往是怀疑态度的。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近 年来的战争表明，受民主制度熏陶的政治家能相当成功地吸引很多中立者。这 是民主制度的国家赢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它们也曾失去了和平，但这 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政治家的一种特殊才能还在于他知道群众的哪一种感情能被轻易地唤起，

之后又该怎样防止它对自己和盟友的不利。如同在货币流通中一样，政治也存 在着格瑞斯汉姆定律：一个政治家如果想寻求一个更为高尚的目标就会被淘 汰，除了某些罕见的时候（主要是革命时期）。因为这时理想主义已同人类自 私的情感融合在一起。此外，由于政治家们分成互为对手的派别，他们往往把 整个国家也划分开做，除非他们运气不错，碰上战争时期把国家组织为一个整 体去对抗别的国家。他们靠“噪音、愤怒，强调一些无谓的东西”生活。他们 不会注意那些难以解释的或者是不需要分类的事物（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 也不会注意那些削弱政治家作为一个阶级的力量的事物。

我们所说的专家是一个很

奇怪的与政治家们不同的类

型。对于一个政治问题，他的

自然反应是调查其有益于什么

而不是调查什么最受大众欢

迎。在某些方面，他往往具有

很独特的专业知识。如果他是

一个政府官员或者是一家大公

司的首脑，就会有丰富的个人

经验，完全清楚自己该如何对

政治做出反应。这些形成一个

良好的环境，能够使他的有关

本专业领域的意见赢得大家的

尊重。

然而，专家也不可避免地

带有某些缺点。如他的知识往

往过于专业化，他往往会过高

估计本部门的重要性等，如果你依次去看牙科专家、眼科专家、心脏病专家、

肺病专家、神经专家等等，他们都会就如何防止本科的一些小病提出很好的建

议。如果你遵循所有的建议，你会发现自己的全部24小时全用于维护健康，

已没有别的时间可以用来发挥健康的作用。政治专家们就如同那些医学专家们

一样，如果他们的意见全被采纳，整个国家都没有时间正常运转了。

专家如政府官员等的第二个缺点是喜欢在幕后说服众人。他要么过高估计

说服群众更理智的可能性，要么喜欢用偷偷摸摸的手段。正是凭这种手段，他

会说服政治家们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的情况下就通过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措

施。如果专家还年轻，就会犯前种错误，而当他是中年时就会犯第二种错误，

这已经成为规律了。

专家的第三个缺点是假设我们认为其有行政权力，但他并不能辨别群众的

情感。他常常能很好地理解某个委员会的意见，但很少知道普通大众的想法。

他能够想出善良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非常赞赏的措施，但却不能意识到，如果

这项措施得到公开的拥护，一些认为对己不利的权威人物就会煽动民众的不满

情绪，其愤怒程度甚至到了动用私刑将任何宣传这项措施的人处死。据说美国

的一些富豪们会派侦探监视他们所不喜欢的政治家，如果政治家不是很机智的

话，随时可能被推到一个声名受到极大损

害的境地。于是，要么他放弃自己的政治

主张，要么在国会上作为一个不道德的人

受到众人的谴责。在英国，这些方法还不

是很先进，但不久可能就会同样如此。即

使没有什么带来灾难的措施，大众的情感

也经常会让那些小心翼翼的人惊讶不已。

每一个人都希望政府能够削减开支，但任

何具体的经济政策都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

赞同和拥护，因为这会使很多人失业，这

又失去了大众的同情。 世纪的中国，有

一位政府官员王安石，他说服了皇帝，开

始实行社会改革。但是，由于改革速度太

快，得罪了当时的文人（相当于现在的国

会），于是被排挤出权力之外，并且被历代

历史学家所谴责直至当今。

专家的第四个缺点与下面两种倾向有

关：即他们往往低估了赞成行政措施的重

要性和忽视实施不受欢迎的法律的困难。

假设医学专家的话都被遵守，他们又有很大的能力的话，他们一定会找到消除

各种有害疾病的方法，但如果大家的看法与他们的劝告相去甚远，这些方法就

根本不会被采用。战争期间政府容易管理国家，原因在于人民为了赢得胜利做

出了很大的让步，而和平时期国家立法机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凝聚力。

几乎没有什么专家会经常考虑到大众的懒惰和对政治的冷淡。我们费很大

的劲躲避显而易见的危险，但那些只有政治专家们才发现的危险却无法躲开。

我们都觉得自己爱钱，一年的节俭使我们积攒了不少，但我们不到迫不得已不

会动用这些，就好像是战争时期的财富一样。与收入相比，我们更爱自己形成

多年的习惯，这种喜爱甚至超过对生命的热爱。对于厌恶某些习惯的不良影响

的人来讲，这一切似乎难以接受。

或许大部分专家都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们拥有行政权力的话，其专制欲望

会大大膨胀，他们也就不再像现在这样和蔼可亲、品德高尚了。几乎没有什么

人能对环境给其性格的影响打一下折扣的。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仅仅是把权力交给政府官员并不就能够避免政治

上的邪恶。然而在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当中，当务之急是专家们应具有更大的

影响力。如今，在人的本能情感和工业需要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不管是我

们的人文环境还是物质环境都被工业社会制度大大地改变。我们的本能应该是

无法改变的，人们也无法使自己的思维习惯不断适应变化万千的环境。不明智

的人把海狸放在图书室里，然后发现，每当潮湿的天气，这些海狸就用书筑起

一道坝，因为它过去在沙滩上就是如此。我

们受的教育仍然要求我们赞赏在荷马时代很

有用的有关生物学的品质，无视这些品质在

当今已经变得有害且可笑。每一个成功的政

治运动需要的往往是嫉妒、竞争、憎恨，根

本不存在着合作，而在当前的政治手段中，

这一切是天生的，也符合工业社会以前的习

惯，要想改变人们在这方面的思维习惯，必

须付出精心的努力。

人们往往习惯于把自己的不幸归因于其

他人的不良行为。物价上涨因为奸商的缘故，

工资下降又因为投资者的原因。但当工资提

高和物价下跌时投资者和商人为什么就没有

任何作用呢？这个问题一般人不会去考虑的。

他们也不会注意到工资和物价的起落几乎是

同时的。但如果他自己是一个投资者，就会

只希望工资下降物价上升，而如果他是一个

工人，情况就正好相反。如果一个货币专家

解释说商人、贸易组织及普通工人与工资、物价的起落并无关系，他就会同怀

疑纳粹暴行的人一样惹恼每一个人。我们需要敌人，特别是当我们痛苦的时候

我们希望有个人可以憎恨。如果想到我们的痛苦只是因为自己的愚蠢，那就更

让人感到压抑了。但是，就大众而言，事实的确如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只

有通过憎恨才使得政党获得一种驱动力，而人们也总是需要憎恨别人。如果某

某人的邪恶是造成我们痛苦的惟一根源，那么就让我们惩罚这人，然后我们就

会快乐。这种政治思想的典型例子莫过于《凡尔赛和约》了。但大多数人还是

在寻找新的替罪羊来代替德国人。

我将通过对比拥护国际社会主义的两本书来阐明这点，一本是马克思的

《资本论》，另一本是索尔特的《协约国航运管理》（当然塞亚瑟索尔特自称他不是国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的目标是产生一个

政党最终倾覆世界，索尔特的目标是以存在理论体系来影响行政官员，并通过

议论普遍的利益来引导公众言论。马克思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

者受到了残酷的剥削，他没有论证，也没有试图去论证雇佣劳动者的共产主义

制度下受到的剥削是否少得多，因为这与他设想的理论体系相冲突。带着无产

阶级倾向的读者阅读马克思的书时，都会分享到他的美妙设想，却忽视了这些

设想是没有得到证实的。另外，马克思强调要抛开与社会发展关系不大的伦理

观念，认为社会的发展应该受无情的经济规律的制约，正如理查德和马尔萨斯

的理论一样，但是理查德和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无情的经济规律给本阶级带来幸

福的同时，也给雇佣劳动者带来了痛苦；而马克思预言将来无产阶级必定是资

产阶级的掘墓人。尽管马克思声称不论好人还是坏人，都只是经济力量具体化

的人，然而事实上，他认为资产阶级是罪恶的，并着手煽动起无产阶级对资产

阶级强烈的憎恨。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本质上是煽动无产阶级对敌人的战争

热情 。当然，《资本论》也因此激发了敌人的战争热情。这样将带来它预示

的阶级之战。通过煽动这种憎恨，马克思推动了一个极大的政治力量，并在这

个政治力量中成功地得出结论：资产阶级分子是道义上应该憎恨的目标。

在索尔特的《协约国航运管理》一书中，我们发现了一种辩证的对抗精

神。索尔特曾经一度在建立国际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占优势。这个思想体系不

是由杀掉资本主义的愿望而是由杀掉德国人的愿望带来的。然而，德国人与经

济问题无关，他们只是索尔特的书的背景而已。就好像士兵、军火工人和供应

军需原料的人沦落为社会的闲杂人员和人类仅存者，而不得不行使所有的职责

一样，经济问题也是如此。战争的经历给我们解决了技术上的问题——却没有

解决心理上的问题，因为战争的经历在战争年代向我们显示了憎恨的力量和对

德国人的恐惧，却没有激发我们和平年代的合作精神。

索尔特说：

现在大概只有研究战争期间的实际效果更能引起职业经济学家的

注意力了，经济学家们将以纯科学的精神来研究这个问题，不带有赞

成或反对政务管理原则的倾向。他们开始面临的事实太引人注目，因

而至少对普通的经济体系提出了挑战。这种结果的确存在着几种因

素。„„无任何偏向的职业性调查研究会把每个因素都看重，但是会

发现存在更新颖的二分之一组织方法。这些方法在战争状态下能否卓

有成效的问题尚无定论。一般的估计认为，战前的闲置人员和国家二

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生产线上的人都会从事战时的工作或其他战争服

务。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强撑住她的整个军事力量，把人民的生活

水准维持在最低线上。总的说来，英国没有从别的国家获取援助。英

国从美国输入的钱比她的供应量要少得多，并贷款给协约国。英国通

过现行的生产方式以她残留下来的生产力，维持了整个军事和其人民

的通常消费。（《协约国航运管理》第19页）

在讨论和平时期的普通商业体系时，索尔特说：

和平时期商业体系的实体没有被变幻莫测的前景所控制，然而，

由于战时急需的水平，至少在这种战时状态时，这种商业体系是严重

不足和有缺陷的。换成新的水平，它显得盲目和过于浪费。生产产品

太少，不仅质量低劣，而且分配不均。（《协约国航运管理》第17页）

1918年，由于战争的压力所建立的商业体系，概括起来就成了一个十足

的国际社会主义。协约国联合政府是惟一的食物和原料的购买者，在从协约国

或从欧洲中立国进口什么商品的问题上，他们是惟一的决策者。他们绝对控制

产品，因为他们既控制原材料市场，又管理他们配备的工厂。至于食物，他们

甚至到了控制零售商的程度。他们限制了价格和供应数量。协约国海洋运输理

事会主要行使这个权力，最后这个理事会几乎控制了整个世界的海运，继而能

够操纵整个进出口的行情。总而言之，这个商业体系是一种国际社会主义体

系，主要适用于国外贸易，这正是政治上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难题。

令人奇怪的是这种体系的形成并没有引起资本家的对抗。不惜任何代价避

免一部分人的抗争，正是战时政治的必要特征。例如，在货运行情严重紧迫

时，就应考虑减少军需品的运输，而不能减少食品的运输，否则，将会引起公

民的强烈不满。疏远资本家可能会很危险，因为事实上整个运输是在没有很大

冲突的情况下完成的。不应有的态度是：某某阶级的人是有罪的，必须受到惩

罚。和平时期的政体是有缺陷的，必须建立新的政体来把灾难减到最小程度，

在国家危难之际，政府当局采取非常时期的必要的政策是不难获得拥护的。但

是即使在平常时期，只要政策是代表行政管理的观点，而不是代表阶级对抗的

观点，这些政策也是不难获得拥护的 。但

是即使在平常时期，只要政策是代表行政管理的观点，而不是代表阶级对抗的

观点，这些政策也是不难获得拥护的。

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政府控制原料、外贸和银行业的许多优越性，在战争

期间的行政管理中体现出来了。劳埃德的很有价值的书《稳定作用》阐述了这

个观点。在这个问题的科学分析中，由于战争的实验作用，也许这个管理有一

定的优势。

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塞 亚瑟 索尔特的书中最有兴趣的是他对国际合作方

式的分析，这是实践中最好的工作。对每个问题，各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利益，

然后让外交代表团通过讨价还价获得更多的特权，这并不是一种习惯。对每个

问题所采用的方案都通过各自的国际专家委员会，因而这些争斗不是在国家之

间，而是在部门之间进行。例如：小麦委员会可能与煤炭委员会发生冲突。但

是，每个国家的立场都是专家代表之间的巧妙平衡的结果。事实上，最高军事

委员会除了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几乎还是一种国际工联主义组织。任何成功

的国际主义组织在道义上都有各自的国际功能，而不仅仅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

国际机构来调和各国家间的冲突和要求。

读了索尔特的书的读者们会发现，如果在和平年代也建立一个全球性国际

组织，就像大战间成立的协约国政府组织一样，则在和平时期能增加全球人口

的物质、精神和道德利益。它将不会破坏商人的利益，不仅如此，商人们还能

以终身年金形式轻易得到三年平均利润的保证。国际政府将避免失业、贫困、

产品缺乏和产品过剩，在劳埃德的书中也着手论述了这些方法。当然，除了这

些显而易见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类似，国际政府的前景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建

立差别甚远。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困难是树敌太多，而社会主义的公务员的困难

是支持者太少。政治上的树敌会产生自身被摧毁的恐惧，而政治上的支持则会

赢得摧毁敌人的希望。因此，不破坏任何人利益的政治得不到支持，而赢得许

多支持的政治也会产生凶猛的敌人。

产业主义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相互合作的新需要，同时也容易产生相互敌对

和斗争。但是，在党派政治中惟一赢得内部响应的号召是一种敌对的共同感

情，而认为需要相互合作的人是没有能力的。要使我们的现行政治方式没有机

会采纳有危害性的政策，那么教育要为一代人开辟新的道路，新闻社也不要煽

动憎恨情绪。但是很显然，直到我们的政治体系扭转方向，我们的教育和新闻

社才能扭转方向。从这个进退两难的推理中，无论如何也没有一致行动的方法

的问题。对我来说，我希望最佳方式是我们尽可能成为政治怀疑论者，对偶尔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引人注目的党派纲领，一概视而不见。许多带有H.C.

韦尔士趋向的聪明的人们相信最后的战争是以战争来结束战争，现在他们的幻

想破灭了。许多聪明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之战将会以战争来结束战争，如果曾经出现，他们的幻想也将破灭——

如果他们之中有战后幸存者的话。推崇强烈政治运动的狂热者们只不过在延长毁坏我们文明社会的有组织的争斗。当

然我不会把这定义为绝对规则：甚至对我们的怀疑主义观，我们也必须怀疑。

但是，如果政治党派有通向良好结果的破坏性政策，鉴于对所有政治上深谋无

虑的怀疑，提倡怀疑主义论是很必要的。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破坏性政策

会使这个政策真正引人注目，而良好结果是这个政策的本质的“合理化说明”。

广泛的政治怀疑态度是可能的。从心理学上讲，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家们持

有敌意，而非对民族或社会的阶级充满敌意。既然敌对除了在政客的支持下以

外不可能有效，那么对政治家们怀有敌意可能使人在心理上感到惬意，但不会

造成社会性危害，我觉得它能符合威廉 詹姆士所渴望的条件，即“道义上的

战争”。的确，这会偏离政治而转向流氓作风（这是你我都不喜欢的），但却有

可能是某种进步。我在1923年9月26日的《自由人》上读到一则故事，或许

可以说明政治流氓的用处。一位英国人与一位日本老牌政治家相交甚深，于是

问他为什么中国商人很重信用而日本商人则不然。日本政治家回答说：“以

前，有一段时间中国政界腐败之风盛行，即便在政法部门，正义也成了人们所

嘲笑的对象。于是，为了从完全混乱和萧条的状态中拯救商业，中国商人被迫

遵循了极其严格的道德标准，从此中国商人就一直很讲信用。然而在日本，由

于有最严格的法律准则和正义，当你同日本人做生意时，你可以有很多机会。”

这个故事可以表明有时不诚实的政治家可能比诚实的政治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更小。

总之，一个“诚实”的政治家的概念决不会很简单。广义地来讲，即政治

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的人。从这层意义来讲，路易 乔治先生

是一位“诚实”的政治家。其次，和政治行为目的不是为了挣钱一样，一个

“诚实”的政治家行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获得或保住自己的权力。从这层意义

上来讲，洛德 格雷也是一个“诚实”的政治家。而最严格意义上的“诚实”

政治家的概念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不仅应该公正无私，并且

不能超出使人信任、受人尊重的标准，而这种标准在朋友之间是理所当然存在

的。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后来的摩利公爵也是一位“诚实”的政治家，而且他

一直是很“诚实”，直到最后他的“诚实”使得他脱离政界。但即使是最“诚

实”的政治家也可能对社会有害。我们可以举乔治三世为例。有时愚蠢和潜意

识的偏见比贪污造成的危害更大。而且，一位“诚实”的政治家往往由于他的

愚蠢才能被民主体制接纳，如后来的达文什尔公爵。因为只有一位愚蠢的人才

能老老实实地忍受一半以上人民的偏见。因此，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大众精神的

人要想在政界获得成功，就必须虚伪，但这种虚伪最终又会破坏他的大众精

神。

民主体制有一个特点可使得它的不足得到一定缓和，即它可以大大促进政

府官员的进取心并使其大出风头。他们有权利——有时也有义务——形成自己

的议案，并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之提交公众讨论。金融和工会组织经常召开国际

会议，他们应将这个方法大力推广，并设立国际秘书处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在不

同的国家加以倡导。各国的农业利益必须通过直接谈判并采取共同措施才能获

得，如此等等。取消民主国会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一项措施要想获得

成功，在经过专家们的讨论和传播之后，还必须能为普遍市民所认同。但在目

前，在很多事情上，普通市民不知道专家们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意见，另一方面

也没什么机构能够了解市民的集中意见或多数意见。尤为重要的是，除了某些

特殊场合和通过非政治的方法，一般来说，市民并不能够在大众中宣扬自己的

观点。如果各项措施是在经过国际讨论之后由专家提出，它们就会不再卷入政

党纷争，也很少涉及目前很普遍的派别划分。我相信，如果国际金融和国际劳

工组织能克服彼此的不信任情绪，就一定会就某个计划达成一致意见，这个计

划的实施或许将花费国会几年时间，并且能大大改进我们的世界。同样，只要

全国政党之间和谐一致，也能制定出理想的措施。

人类的共同利益是巨大而又极其重要的，但现有的政治机构完全忽视这些

而只知在不同的国家与政党之间争权夺利。一个与此不同的机构会削弱民族或

政党情绪的成分，而将注意力集中制定对全人类有益的政策而不是注意于怎样

打击自己的政敌，这种机构并不需要修改宪法或法律，因此不难建立。我认为

只有沿着这个方向，而不是通过国内的政府以及国外的驻外机构政策，才能从

当前文明的灾难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人类有知识也有善良的愿望，但只有

在拥有合适的机构并完全了解这些之后，才能使之具有强大的力量。

三、哲学与政治

不列颠民族在现代欧洲各民族中显得非常优秀，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哲学家

的才华；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对哲学的轻视。这两方面都显示出英国人的智慧。

但是，如果对哲学的轻视发展到全面系统的程度，它本身也成为哲学，这是美

国所谓“工具主义”哲学。我认为“不良”哲学是危险的哲学，因而会给我们

产生闪电和虎啸般的消极影响；而源于“良好”的哲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我

暂且留给读者作为一个公开的话题。

我论述的主题是政治与哲学的关系，英国的这种关系较之其他欧洲大陆国

家更模糊。泛泛而言，经验主义与自由主义有关系，但是，休谟曾经是保守党

分子；而哲学家们称作“唯心主义”的一般也与保守主义有关系，但T.H.格林

曾是自由主义分子。在欧洲这些差异更加明显，许多人都做好准备来接受或拒

绝整篇大段的教条，尽管他们并未对某个单项内容作过仔细的研究。

在许多文明的国家，除了自由和民主占优势之外，哲学仍然是当局控制的

官方意见。天主教堂遵循阿奎那的哲学，苏维埃政府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而

德国唯心主义占上风的纳粹党徒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康德、费希特和黑

格尔的推崇，但是他们还没有清晰的哲学观点。天主教徒、共产主义者和纳粹

分子的政治实践的观点都与他们的哲学理论观点有密切关系。早期民主自由主

义曾与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关。这里我想阐明哲学与政治系统之间现存的关

系，即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一种有效的逻辑关系；如果没有逻辑关系，又在

多大程度上存在着一种心理上不可回避的关系。就两者所存在的关系而论，人

的哲学观可能紧密联系着人类的幸福和痛苦的感受。

“哲学”这个词没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含义，就像“宗教”一词。它一方面

曾描绘历史文化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又表示当今认可的一种思想态度或一种

研究。哲学，正如西方民主世界的大学里所追求的一样，至少在强度上，哲学

是知识追求的一部分，是科学探索的一个分支。哲学并非政府所必需的部分，

政府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而借助于哲学。有人认为不仅要强加哲学来影响学生的

政治观，而且要反复教诲美德。这点许多哲学教师拒绝接受，他们认为政治和

美德与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无关一样，同样也与哲学家无关。知识是大学教学主

要追求的，美德教育留给父母、学校老师和教堂。

然而，这种我颇为赞同的哲学观是非常新颖的，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不例

外。还有一种非常不同的观点，认为哲学有属于它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内容，这

种观点自古代到中世纪前一直很盛行。

通常意义上的哲学，源于把科学和宗教综合

起来的尝试，或者可能更确切点说，是产生一种

教义，要求从一种实用的伦理道德来反复向人们

灌输最佳生活方式，以便摆正人与宇宙本质的关

系。事实上哲学与宗教很不相同，至少从名义上

说，哲学不倾向于权威或传统；在实际中哲学也

与科学不同，它的重要的目标是告诉人们如何生

活。它的宇宙观和伦理学理论是相互紧密联系

的：有时候伦理动机影响哲学家的宇宙观；而有

时候宇宙观又引出哲学家的伦理学结论。而且许

多哲学家的伦理观点都涉及政治后果：值得称道

的民主政治或者寡头统治；令人赞叹的自由或者

束缚拘谨的政治。几乎所有哲学派别都在古希腊

时期就产生了，现在我们的各种派别论战在苏格

拉底之前就已经具有勃勃生机。

伦理学和政治的基本问题，是找到某种调和

社会生活需要与个人愿望需要之间关系的方法。

已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找到这种方法，并取得一定成效。只要政府当局存

在，就会制定法律来阻止不听从政府的反社会行为，并通过宗教教诲中关于不

顺从政府就是不虔诚的教义来强化法律。只要有足够的宗教教士的影响就可以

巩固所规定的道德标准，而这种道德标准甚至是法律条文的延伸，这在《旧约

圣书》和中世纪历史中可以找到许多例子。统领世界、相信君权神授的国王，

一旦回到常人的奖惩分明的生活中，会发现自己不是无所不知，而且犯罪也要

受到惩罚，这在戏剧《哈姆雷特》中的国王身上就体现了出来，当时他把牢固

的神授特权与屈从于皇权的世俗判断进行了对比。

当哲学家解决与社会保持一致的问题时，很明显他们依赖教条寻求解答较

之从官方宗教获得解决的要少。许多哲学对反对不可知论做出了反应，当政府

不再提供社会必需的最低信仰时，就会出现这种反应，以便在名义上理性的论

证得到相同的效果。这种动机对哲学的内在影响甚深，无论是古代哲学还是现

代哲学。常常在潜意识里有一种恐惧，认为清晰的思考会导致混乱，而这种恐

惧会使哲学家隐藏在谬误与晦涩的迷雾之中。

当然，也有例外。最著名的是古代的普罗塔哥拉和现代的休谟。他们两位

都有不可知论的成就，政治倾向保守。普罗塔哥拉不知道神是否存在，但他坚

持无论怎样人们都应当敬仰神。根据他的观点，哲学没有什么启发作用，对于

现有道德，我们必须遵循大多数人的意愿，

来相信他们所受的教导。因而，没有必要来

削弱传统的大众化力量。

关于这一方面，休谟也有类似的情况。

他做出不可知论断后，自己也承认人类没法

依此生存，如果人们接受这一论断，则没有

人来读他的东西，因而他越过了实践方面的

意见。“粗心和不留意，”他说，“才给我

们弥补一切。由于这个原因，我完全信赖他

们。”关于这一点，他没有进一步解释自己

为什么会成为保守党分子。但是，很显然，

代表他的身份的“粗心和不留意”决不可能

独立地引导人们去倡议这样或那样的改革方

案。

霍布斯，尽管他的不可知论的成分较之

休谟要少，但他也同样认为政府权力不是神

授，最后也同样陷入极力拥护保守主义的怀疑论泥坑中。

柏拉图“回答了”普罗塔哥拉，而康德和黑格尔“回答了”休谟。在这两

种情形中，哲学世界发出真理的叹息声，忍住不过于精细地挑剔“回答”智力

上的有效性，在这两种情形中，既有政治上的又有理论上的后果——尽管在

“回答”休谟的情形中，正是造成政治后果的反动分子黑格尔，而不是自由主

义分子康德。

但是纵观不可知论，如普罗塔哥拉和休谟，不可知论并未造成实质性影

响，只是大都被反动分子当作鬼怪来吓唬人们，以免人们陷入非理性的教条主

义中。柏拉图和黑格尔与之相对的真正有力的对手不是不可知论，而是经验主

义，德谟克利特和洛克是其中代表。经验主义与民主和多少有点功利主义的伦

理有关。新的哲学总是较之所取代的缺乏想像力的普通意义上的哲学更为

高深。在极为卓越的命名中，新哲学总是使自己成为不公正、残酷、阻碍进

步的敌手，并最终获胜。黑格尔或多或少对此有些认同，而柏拉图仍有一些似

是而非的观点，尽管K.R.玻珀博士极力拥护他那些观点。

柏拉图依照第欧根尼 拉尔修的观点，认为所有德谟克利特的著作都应该

烧掉。他的愿望非常坚决，以至于后来少有关于德谟克利特的著作，柏拉图在

他的《对话录》中也从未提及他；亚里士多德对他的教义做出另论；爱比克泰

德使他的教条庸俗化；最后卢克莱修把爱比克泰德的庸俗化教条变成了诗句。

卢克莱修的出现具有令人愉快的偶然性。从亚里士多德和卢克莱修的诗句中重

建德谟克利特的观点，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好像

我们无法从洛克对天赋观念的驳斥和沃恩的“我

曾看见永恒的真理的前夜”中来重建柏拉图思想

一样，尽管对柏拉图的憎恨有了足够的解释和 谴

责。

德谟克利特（与留基波一起）主要作为原子

唯物论的奠基人而著名，他倡导了形而上学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被他的后继者再次论证，包

括笛卡尔和莱布尼兹。然而，他的原子唯物论只

是他普通哲学的一部分，他是一位唯物论者、宿

命论者、自由思想家、憎恨所有贪欲的功利主义

者，他信仰革命，并在天文和生物学上有所成

就。

好像一到18世纪人们都有了相同的论调，

德谟克利特也是一位热烈的民主主义者，他说：

“人们宁愿要民主社会的贫穷也不愿要暴君统治

下所谓的繁荣，犹如选择了自由就不愿选择奴役

一样。”他是苏格拉底和普罗塔哥拉同时代的人。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早期，德谟克利特的思想处于

旺盛时期，但他的旺盛尚未结束就已经去世了。

这场战争的焦点在于整个古希腊文化中的民主政

治与寡头政治的争斗。斯巴达代表寡头政治，因

而导致柏拉图及其家人和朋友成为内奸，他们背

信弃义的行为对雅典的失败起了一定作用。之

后，柏拉图开始高歌建设乌托邦的胜利，他的乌

托邦的主要特色都带有斯巴达的理论成分。然

而，这只不过是柏拉图的艺术技巧，直到柏拉图式乌托邦的追随者列宁和希特

勒做出了实践上的评注，自由主义者才开始注意到他们的对手的真正意图。

柏拉图的《共和国》在政治角度受到上层人士的称道，这可能是整个历史

上最令人惊奇的势利文学的典范。我们来讨论一下极权主义者的行径。他们认

为，教育的最主要目标是培养人们战争中的勇敢，其他目标都居于从属地位。

然后，母亲和保姆就会给小孩讲叙关于硬性检查战争勇气方面的故事；没有人

会读休谟的书，因为堕落的诗人已经使英雄悲痛、让上帝嘲笑。政府是一个小型寡头统治的集团，行使欺骗和撒谎的花招——为所谓优生学的目的去抽命运

之签来施展欺骗的花招；为了让人们相信上层人与下层人有生物上的差异而极

尽谎言之能，最后的结果是大规模的杀死婴儿，这些孩子一出生就成为政府欺

诈行为的牺牲品。

人们在社会中是否生活得幸福的问题并不重要，优秀政体性质是整体观

望，而不是个体细究。柏拉图的“城邦”是坐落在天堂里永恒不灭的“城邦”。

也许在天国里我们都能享受它给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这里毕竟没有它给予的

享受，情况就很糟糕了。

这种政体的力量来自贵族统治偏见和“神圣哲学”的阴谋结合。没有“神

圣哲学”，它的狰狞面目就显露得非常明显，而关于行善和永恒的优美言论可

能使听众内心相信行善制度化的教义，就像天堂里的理想王国一样，而贵族们

的目的不过使他们的地位和身份稳固起来。对每一个热烈信服政治的人——如同希腊人有令人迷惑的强烈的政治激情一样——

很显然，“良好政体”就是他们自己的政党，如果他们能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体系，他们就不必进行更深的改

革了。柏拉图的教义也是如此，只是他的思想蒙上了形而上学的迷雾，表面上

看起来既不具人格力量也没有乐趣，因而欺骗世人年深月久。

柏拉图从巴门尼德及其具体化的观点理论中得出的完美的静态理想，一般 来说是不适应人类认同的事务的。人是一种永不

满足的动物，不像大蟒蛇，一个月能饱餐一顿，

其他时间就睡觉了事。人类对幸福的要求颇高，

不仅要享受这享受那，而且要期待，要有所建树，

要不断变化，正如霍布斯所说：“幸福在于正在

成功，而不在于已经成功。”在现代哲学家中，没

有终结和变化的幸福理想已被幸福观所取代，他

们认为循序渐进的进步是通向永远也不可能完成

的目标。这种外观上的变化是伽利略开创的静态

动力论所取代的一部分，这无论在科学上还是政

治上，都越来越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变化是一码事，而进步又是另一种事。“变

化”是科学概念，“进步”是伦理概念；变化是

不容置疑的，而进步是一种论战。我们先来讨论

变化，因为它以科学的概念出现。

在伽利略的时代以前，跟从亚里士多德的天

文学家相信月亮之外天空里的一切事物都是永恒

不变和不易腐蚀的，自从拉普勒斯以来，不规范的天文学家都持这种观点。我 们现在熟悉的星云、恒星、行星都是逐渐认识的。一些恒星，例如天狼星座， 是“死的”。它们有时要经受巨大的灾变，在灾变中光和热的放射量大大减弱。 在兴趣过于狭小的哲学家眼里，我们地球这颗行星曾经一度温度太高不能维持 生物的生命，将来也许会太冷了不能维持生命。在地球产生无害的三叶虫和蝴 蝶的年代之后，进步的演变历程经历了尼罗代、 J.卡恩代和希特勒代。然而， 使地球生物无法维持下去的恶梦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和平又将回到人间。 但是，科学发现无目的的竞相占优势的各种观点，并不能使哲学家们得到

满足。他们努力想找到一种进步的准则，来表明世界越来越一步步适合他们的 胃口。哲学的这种解决方法很简单。哲学家首先辨清现在世界哪种特征给他愉 快，而哪种特征给他痛苦。然后，他在事实中进行仔细比较，使自己相信整个 宇宙遵循着某个普遍法则，遵守这个法则就会增强他所感受到的愉悦，并减弱 他所体验的痛苦。下一步，在他系统地阐述他的进步法则之后，他开始面对公 众宣布：“命中注定这个世界必须依我所言去发展；因此，希望站在赢家立场 的人，害怕与命中注定必然进行毫无结果的斗争的人，可以加入我的行列。” 那些反对他的观点的人被视为伪哲学、伪科学，因循守旧，并受到谴责，而同 意他的观点的人会确信自己一定会赢，因为天地万物都站在他们那一边；同 时，由于有些观点仍然有些晦涩，赢家

的立场被描绘成某种善德的立场。

第一个完全持这样观点的人是黑格

尔。黑格尔哲学很奇怪，没有人指望黑

格尔能让一个心智正常的人能接受他的

观点，但黑格尔却做到了。他的观点起

初非常晦涩难懂，使得人们认为他的哲

学一定深奥无比。如果用明白易懂的话

三言两语就轻易阐述完观点，则其中的

荒唐谬论就一目了然了。

黑格尔的哲学下文将做出概括。真

正的现实性是永恒的，如巴门尼德和柏

拉图所言，但是仍有很明显的现实性，

它组成日常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真正现

实性的特征是可能单从逻辑上得到论证

的，因为只有一种可能的现实性不是自

相矛盾的，这就是所谓的“绝对理念”。

黑格尔对它做出了如下定义：“绝对理念，这个理念概念，作为主体和客体的

理念形式，是绝对真理的概念——客体就是理念，理念就是客体的概念——在

它的统一性中包含其所有特征的客体。”

我不喜欢以任何评论来破坏这句话中清

晰的言词，但是事实上，相同的意思可

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绝对理念是纯

粹思想对纯粹思想的思考。”黑格尔已

经非常满意地论证了所有的现实性都是

思想，思想只能思考头脑中的东西，因

为它不能思考头脑以外的东西。有些人

也许会发现其中有纰漏，就会说：“我

喜欢思考霍恩角、思考南极和珠穆朗玛

峰，思考仙女座中巨大的星云，我喜欢 长久地沉思地球正在变冷、海水沸腾、 峡谷一夜间坍塌。我发现了你的理论， 如果你略带愠怒，我会在头脑中装满夸

张冗长专家式的不厌其烦的论调，尽管

会使我乏味得不能忍受。我认为没有必

要费尽心机地把人的思想引到冗词赘语

的说教中来。”说完这些话，他们会与哲学道声“再见”然后高高兴兴地过自

己的日子了。

但是，如果我们赞同这些人的言论，就会对黑格尔不公平，这是上帝所不

允许的。因为黑格尔会指出“绝对理念”如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只会思考

自己本身，因为它知道除了自己以外任何其他都是错觉。而我们迫不得已生活

在现世中，成为世俗过程的奴隶，只能观察到世界的一部分，也只能以大量的

非凡的想像力来理解整个世界；我们作为错觉的虚幻产物，不仅仅在“神授的

思想”中有了观念，而且会继而推出霍恩角也好像独立存在。当我们想起霍恩

角时，在“实在”中发生的是“绝对理念”意识到霍恩角的思想，它的确有这

种思想，或者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思想，以至于对此存在无穷无尽的思考，这

是属于霍恩角的惟一的“实在”。但是，我们达不到这种高度，因而我们尽力

以普遍地理学方法来思考霍恩角。

但是有人也许会问，这一切与政治有什么关系呢？最初也许没多大关系。然

而，对黑格尔来说，这种关系很明显。从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中可以表现出来，

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只有对专制权力的服从才能获得，自由的言论是一种罪恶，绝

对独裁才是善行。他认为，俄国政体是当时他所处的最好的政体形式。他还认

为，战争是有益的，而国际谋求和平的组织将是一大不幸。

一些读者可能还不能马上看出随之而来的后果怎样，因此，他们也会原谅

我关于其中关系的论述。

尽管时间是不确定的，但是组成历史的外貌与“实在性”有奇怪的关系。

黑格尔通过纯逻辑的程序发现了“实在性”的本质，即“辩证法”。“辩证法”

是在抽象观念中发现矛盾，并减少其抽象化程度，每个抽象观念在发展过程中

叫做“理念”，最后成为“绝对理念”。

奇怪得很，由于某种原因，黑格尔从来没有说过某段历史进程是辩证的逻

辑发展过程的重复。也许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形而上学承认自己遵循一切“实

在性”，所以，同时发展的各历史进程都是无限的现实，而不是只有一点：它

是纯粹现世的，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限制在黑格尔刚好知道的历史中（这点似

乎不太可信）。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具体的“理念”阶段，在这

个历史时期，辩证法已经应用到了这个阶段。在中国，黑格尔知道曾有辩证

法，因而中国只说明了“神灵”的概念。在印度，黑格尔知道佛教徒信奉“涅

槃的无忧境界”，因而印度说明了“虚无”的概念。希腊人和罗马人阐述更深

刻、更多的概念后留给了德意志民族，而德意志民族自罗马文化衰落后，在

“理念”范畴中独领风骚，到1830年就差不多已经意识到“绝对理念”的问题了。 对任何一个心底认为人或多或少都是理性动物的人来说，这些胡言乱语的

大杂烩一定会使他们迷惑不解。在黑格尔自己的领域里，他的思想几乎被所有

受到学术教育的年轻德意志人所接受，也许很容易明白事实上有些吹捧德意志

人的自负感。而且使人惊讶不已的是他的思想的成功范围已经超出了德国。在

我还是个年轻人时，在英国和美国大学的许多哲学老师都属于黑格尔学派，因

而，在我明白黑格尔哲学之后，我还认为他的思想体系中有某些真理。然而，

直到我发现他关于数理哲学的论述纯属无稽之谈，我才醒悟过来。

最为奇怪的是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一些极为怪诞

的原则，更独特的是他相信历史依照一定的逻辑计划发展，就像纯抽象的辩证

法一样，这个信条也与设法避免自相矛盾有关。在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如果

你对这个教义提出疑问，你将会遭到清算，而在政治上与罗素有同感的西方科

学家通过以某种方式使用“矛盾”一词时也有同感，只是没有哪位自尊心强的

逻辑学家能够赞同这种方式。

在探索像黑格尔这类人的形而上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必须同意他

的实际纲领的某些极普遍的特征。黑格尔使普鲁士感到荣幸只是一种偶然，在

黑格尔年轻时，他热烈地崇拜拿破仑，在他成为一名普鲁士式的雇佣军后，他

也成为一名德国爱国主义者，甚至在他的《历史哲学》里的最近版本中，他仍

然提及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认为他们非常伟大，足有资格豁免他们道德

法律上的迫不得已的犯罪。他的哲学观迫使他不喜欢德意志对抗法兰西，而喜

欢命令、社会体制、规章制度和政府控制的力度。他那奉若神明的“政体”，

正如拿破仑的专制政体。在他自己的观点中，他知道世界所必需的是一个强有

力的政府，迫使人们尽最大的努力各行其责（尽管许多人根本做不到）。而这

点民主政体是无法办到的。使黑格尔受到深刻影响的赫拉克利特说：“每个牲

畜都是鞭打着赶进牧场的。”无论如何，我们确信有鞭打的事实，但是，牲畜

是否领进了牧场是一件并非重要的事——当然，这是对“牲畜”来说。

显然，独裁专制政体，例如黑格尔和马克思现行教义所倡导的政体，是基

于毋庸置疑的教义上惟一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如果明白自然界的目的在一定程

度上与人类生活有关，尽管自然界不明白其中关系，那么继之会发生什么，什

么又对人类有利呢？如果你相信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理论，是“因为我研究了

整个世界，因此我知道历史发展的结果”——那么如果能达到目的，你会觉得

再严重的高压统治也不过分。

在思想倾向上提出系统的民主正当理由的哲学是经验主义，就相对的现代

社会而言，洛克作为经验主义哲学的奠基者，关于自由和克制及与绝对独裁相

对的观点与经验主义密切相关。他不厌其烦地强调我们知识的大部分是无法确

定的，不是像休谟那种怀疑主义倾向，而是倾向于使人们意识到他们可能会犯

错误，意识到与有观点分歧的人相处时要负责任。他通过宗派的“热情”和君

权神授这两个方面的教义察出了精心制造的罪恶，他反对零散和拼凑的政治教

条，并以在实践中是否成功来检验他的每一观点。

广义上将商业重复出现的产物称作政治“自由主义原理”。人们所知的第一

个范例是沿着埃及和利底亚足迹生活的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人，当雅典成为商业

中心后，雅典人就成为自由主义者。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在中世纪时期的伦巴

第城，自由主义理想重新复活，且在16世纪西班牙发展到顶峰时期之前，它一

直在意大利占绝对优势。但是西班牙失败于对荷兰的重新征服或屈服英国，这些

国家正是17世纪的自由主义和商业领导地位的挑战者，当今世界的领导权已经

移至美国。

商业与自由主义互相关联的原因很明显。不同的民族和部落通过贸易，使

风土人情各方面相互联系，打破了本来鲜为人知的一些教条。买卖双方的关系

都基于双方自由协商达成，这时双方都能理解对方的观点是极为有益的。当

然，如果人们在近乎枪口的威逼下被迫进行购买，则是帝国主义的商业，这绝

非悠久的自由主义哲学。自由主义哲学能最好地繁荣城市贸易，并使之在毫无

军事压力下健康地发展。现在，在一些小国家，如斯威特、荷兰和斯堪的纳维

亚，也有类似于古代或中世纪时期的商业城市。

实践中，自由主义的信念是一种“自己活也

让别人活”一种公众允许范围的对自由的容忍，

一种政治纲领中没有盲目的缓和。甚至到了狂热

推崇民主的时候，就像法国革命时期推崇卢梭的

理论一样，自由主义也没有终止下来。的确，对

民主的狂热盲目的信念使得民主组织不可以实

施，就像英国的克伦威尔式或法国的罗伯斯庇尔

式政治一样。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绝不会说：“这

就是真的。”而会说：“在当前的形势下，我趋

向于认为这个观点可能是最好的。”只有在这种

有限的和非教条主义的意识中才能倡导民主。

理论上的哲学哪些与自由主义观点的有效

性或其他方面有关系呢？自由主义的视野不在于

他们持什么观点，而在于他们所接受的观点。

他们带着随时可能抛弃某个观点的意识，不是

机械地持有某种观点，而是尝试着接受某个观

点。这是所持的科学态度的方法，与之相对的

是神学态度。尼卡内阁的决议仍然很权威化，

但是在经过四个世纪之后的科学观点不再居重

要地位。在苏联，马克思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

观点深入人心，以至于他们确信遗传学家关于

如何获得最佳麦种的观点，虽然他们认为做实

验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最正确的方法。科学具有

经验性、试验性和非教条性，凡是一成不变的

教条都是不科学的。因而，科学的观点，可以

说是在实践范畴中自由主义观点的智力的匹配

物。

洛克是第一个深入发展知识性经验主义理

论的人，他也鼓吹容忍宗教、代表会制度，和

通过监督和均衡机构限制政府权力，他的某些

教义是很新颖的，而且在英国政府准备接受这

些教义时，他又以非常必要的形式进一步阐述

了他的观点。就像1688年的其他人一样，他不

仅反对叛乱，而且反对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暴政。

无论在智力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洛克都赞同没有权威的规则。这点也许既可

以看成科学的座右铭又可以看作自由主义的座右铭，很清楚它取决于接受的观

点或赞同的观点。在智力领域，这个规则涉及证据的标准，通过充分的讨论

后，这种证据标准可以成为专家的一致方法。在实践领域，尽管政党有机会表明

他们的立场，但是这个规则仍是少数服从多数。

在这两方面他的机遇都是幸运的。在托勒密的天动说体系和哥白尼的地动说体系之间的巨大对抗

中，科学上的疑问不再借助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来解决，牛顿学说的胜利似乎证明了无穷无尽的科学乐观主义是正确的，在实践领域中，新教徒

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之战似乎并没有改变其权力平衡，文明人开始把科学论文战看 作荒唐的言论，在“大印第安人”和“小印第安人”之间的斯威夫特之战有了漫画 表现。极端新教徒异端依据其内在的灵光，把《新约全书》中的《启示录》变成独 智的教育事业、裁的力量，启人心科技事业和商业邀请精神饱满的人们离开原来贫 乏无聊的争论。幸运的是他们接受了邀请，从而发生了两个世纪来史无前例的巨

大进步。

我们尽管又来到了宗教之战的新世纪，但是宗教现在已被称作一种“观念

学”。同时，许多过于温 顺的人和中年人已经感受到了自由主义哲学，观念论者

的年轻人正寻求有更深刻的内容、并对所有的问题都有明确答复的重要“理念”， 这种“理念”要求教会行动起来，通过征服世人，有希望带来一个“太平盛世”。 简而言之，我们已经挤进一个追求真理的全新时代。不幸得很，原子弹不能使某

个理论安全延续下来，它只能更为迅猛地扫荡一切 。如果只有通过试图复兴自由 主义才能使我们这个世界

得以存在，那么我们希望

一定要创出更合理的理论

来统领这个世界。

对经验主义者的知识

理论，我持几分保守主义

的看法，认为它一半是教

条主义，另一半是怀疑主

义。经验主义所包含的知

识，在一定程度上说几乎 都值得怀疑，至于它的纯 数学理论和知觉、感觉的 提出这两方面的贡献可以

忽略不计，对知识的怀疑

只是个程度大小的问题，

最近我读了一本关于盎格鲁一

萨克逊入侵英国的书后，我确

信亨吉斯特确实存在，但是否

存在霍沙，我非常怀疑。从广

义上说，爱因斯坦的普遍相对

论大体是正确的，因而，用它

来推算宇宙环境时，在一定范

围内我们得出不同的结果，通

过调查研究这是可以解释的。

现代原子理论有语言符号理论

的真理，而使我们能建造原子

弹，工具主义者开玩笑说原子

弹的后果是“令人满意的”。在

科学界，对某个事实的观察，用即刻发现的某个很不相同的理论有可能做出更 好的解释，我们把科学理论当作有益的假设来接受，以便做出更深入的研究， 但是，一个理智的人决不会认为完美的科学是永不可改变的。

在实践政治领域，这种智力态度有重要的效果。首先，为了一个值得怀疑

的相当好的将来，不值得攻击现行的相对错误。如果以前的神学观点都完全正 确，那么为了让信徒可能进天堂，它有必要在十字架上烧死一部分人，但是如 果怀疑异教徒不能进地狱，则这种迫害是无效的。如果马克思的末世论观点一 定正确，只要废除私人资本主义我们从此以后都能幸福，那么，以各种手段争 取结束专制统治、集中营和世界大战是一定正确的。但是，如果这种争取结束 的结果值得怀疑，或这种“手段”没有成效，则这种激烈的对抗方式带来的现 行灾难是不可回避的。如果没有犹太人，这世界就一定是个天堂，那么反对奥 斯维辛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这些方法使世界更可能坠入地狱，那么，为了 反抗残酷行为，我们会抽脚回到自然人文主义的自由竞争中来。

因而，从广义上说，这些政治行动的深远效果比暂时效果更不确定，虽然

有些政治行为在当时是有害的，但是从长远眼光看是有益的，因此，我们没法 判断某个政治行业是否正确，像经验主义者所持的其他观点一样，这个原理不 能绝对化，已经有事例说明某个政治行为的将来结果是肯定不令人满意的，而 它的近期效果虽不尽如人意，执行起来却很便利。例如，为过冬贮存粮食，或 投资在机械行业等。但是就是在这类事件中，不确定的结果仍然不能忽视。在 商业景气政治好转时期，出现了许多非利润的投资，现代经济学家认为是投资 习惯而非消费刺激使然。

没有经验基础的教义理论系统，如经院神学、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

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其信徒产生了一些社会效应，但是这又有不利之处，因为 它会迫害到一部分无辜的人。通过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破坏了西班牙；南特敕令

撤回后，大量胡格诺派教徒迁入而使法兰西遭罪。要不是希特勒憎恨犹太人的话， 德国有可能第一个进入原子弹领域。再者，教条主义理论体系还有两个更深层次 的不利因素：一是对实践中重要的具体事实的错误理论指导；二是意见不统一的 各派信仰者会产生强烈的敌意。由于以上各种原因，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们不能 指望接受教条主义哲学的民族优于接受更多经验主义观点的民族。当社会效应需 要时，教条主义并非真的是社会效应的必备物，1940年不列颠民族较之别的民族 更体现了这一点。

最后，经验主义之所以受到人们推崇，它不仅有伟大的理论，而且有浓厚的

伦理根基。教条主义作为人们 的见解之源，需要的是权威，而不是智力上的思想； 它要求迫害异教徒和敌视不信者，它要求其信徒应该禁止本性的善良以利于有组织 地憎恨敌对者。由于争论不是达到真理的方法，因而教条主义的追随者除了战争， 没有别的方法来做出结论。而在我们现代科技时代，战争迟早会意味着整个地球的 灭亡。

我认为，当今时代，如同洛克的时代一样，如果一个人既要科学的真理，同

时又希望人类本身的幸福胜过某个政党或纲领的统治，那么，他应该接受的惟一的 哲学是经验自由主义（这也与民主社会主义一致）。为了逃避灾难，我们这个混乱 而困难重重的世界需要各种不同的东西，其中最必需的是要有一些民族仍然高举自 由主义信念的旗帜，这些信念应该让人们全身心地深刻领会，不是为教条主义的左 派或右派辩护，而是深刻 领会自由的价值，科学的自由和彼此的理解。因此，在这 个政治上可以分割而科技上无法分割的星球上，没有自由的信念，我们是不可能继 续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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