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忍的阙失与痛快的宣泄

隐忍的阙失与痛快的宣泄

隐忍的阙失与痛快的宣泄

——《对照记》与《小团圆》的互文性

摘要：自传体小说与自传文本以及回忆录之间往往有一种显隐相间、虚实相生的互文关系。本文以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与自传文本《对照记》为个案，透过张爱玲的创作动机，追踪其心理与个体经历，考察《小团圆》之于《对照记》及其他相关传记、短篇回忆录之间的互文关系，寻找《小团圆》以虚构的叙事路线传达出的传记意义，在虚构与纪实文体间以此为个案探索心理传记的结构模式及真实的多面性属性。

关键词：张爱玲；《对照记》；《小团圆》；自传体小说；传记

今年2月、4月，台港及大陆版《小团圆》先后上市，随即引发了2007年电影版《色戒》后的又一轮“张爱玲热”。媒体及网上评论络绎不绝，爱恨之间众议纷纭。抛开热潮中的大小浪花，立足自传叙事的理论与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小团圆》与张爱玲生前出版的图文自传《对照记》、胡兰成的情感自传《今生今世》、柯灵、龚之芳有关张爱玲的短篇回忆录等几部/篇作品之间的互文及冲撞关系。

一、《对照记》的阙失与留白

《对照记》收入照片54张，其中张爱玲单人照片23张，合影照11张，张爱玲母亲单人照片7张，父母合影照片1张（中有姑姑及两个侄子），姑姑单人照片2张，父亲、姑姑幼时合影照片2张（与同父异母兄，与祖母），弟弟单人照片1张，祖母与曾外祖母合影照片1张，祖母祖父合影照片1张，外祖母单人照片1张，母亲与丫鬟合影照片1张，炎樱单人照片3张[1]。详细清单列出后，将其简单分类，即可得到《对照记》的涵容范畴，它包括家族、个人、朋友三个圈子。数量最多的是张爱玲本人（单人照片与合影总计34张），其他依次是母亲（9张）、姑姑（7张）、炎樱（5张）。《对照记》是名副其实、图文对照的张爱玲自传。单从收入的照片来看，首先，没有胡兰成和赖雅的照片。作为前后两次婚姻的对象，至少在选编对照记的时候，张爱玲是不想将他们推至前台而刻意涂抹掉的。在张爱玲心底，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割舍抑或留恋？其次，没有张爱玲父母的单独合影及父亲的单人照片，这同样引人深思。张爱玲目睹的父母情感及婚姻是怎样一种不完满不和谐的样板？张爱玲与父亲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父女关系？果然决裂的那么彻底吗？母亲遗物中的父亲照片就那么轻易的“被我丢失了”？爱情、婚姻、家庭曾带给张爱玲怎样一番心灵的历练？是温暖、磕碰抑或恐惧、扭曲、变形？

再从照片和文字的配合来看，祖父母的照片不多，文字却俨然是全书的压轴戏，因为那是张

爱玲“最需要”的，也就“格外珍惜”。那些文字

呈现着一种温暖厚重而又浪漫惬意的气息和格调，显然那些“煊赫旧家声”满足了张爱玲精神上的依恋与需求。即便是本无照片的二大爷张人骏，因系清政府最后一个两江总督的缘故，在张爱玲的怀古之幽情中也借着张爱玲4岁时与侄女妞妞的合影而成为一篇文字的主角，占据了一定的分量

[1](P10-12)。相对而言，面对母亲的7张单人照片，她却一言未发，只做了极简洁的时地标注。

对照张爱玲在卷首写下的“越是怕丢的东西越是要丢。幸存的老照片都收入全集内，籍此保存”的说法，读者不禁疑惑，这些“参差对照”中的留白与阙失是“怕丢的”还是想丢的？是真的丢失还是不想保存？是另有存处还是剪不断理还乱？

二、《小团圆》与《对照记》的互文

《小团圆》虽是张爱玲主动为之且不断修改之作，却也是令其挣扎纠缠得严重的作品。在张爱玲生前与好友宋淇夫妇及台湾皇冠出版社的往来书信中，这种心境得以倾诉，几次言说也是自相矛盾。出版还是销毁，她并未最终明确[2]。对自传研究而言，《小团圆》的出版无疑为读者搭起了一座走进张爱玲精神世界的桥梁，并在纪实与虚构间构建了一条指向心灵的秘密通道。《对照记》带给读者的疑惑多少亦能在其中觅得解惑之途。

《小团圆》是以自传体小说的面貌出现的，然而，它“虽以小说形式出之，却以自我经历为主轴，将自我化身为小说主角，代以另一个姓名，将个人心境映射于主角身上，描述其举止言行，刻画其性格心情、心境转变。”[3]借此，某些隐藏住的生活本源得以显现，某种深度模式的自我书写成为可能。笔者以为，《小团圆》与娜塔丽·萨洛特的《童年》一样，是一部没有“自传契约”的自传。

显而易见，女主角盛九莉即作者张爱玲的自我指涉，绍之雍、燕山、汝狄作为九莉的恋人或丈夫出现，影射的分别是胡兰成、桑弧、赖雅，蕊秋、楚娣、二叔、云志、翠华分别是张爱玲母亲、姑姑、父亲、舅舅、继母的化名，比比的原型是张爱玲在港大的同学炎樱，汤孤鹜、文姬、荀华则是张爱玲发表作品的杂志编辑周瘦鹃、苏青、柯灵的再现，荒木、向璟、虞克潜则是以胡兰成接触较多的池田、邵浔美、沈启无为原型的，绯雯、瑶凤、秀男、小康、辛巧玉等均以胡兰成的前妻、侄女、同居者为原型。其他一众人等多为张爱玲家族人物（包括仆佣）及其母亲、姑姑所交往的亲戚朋友。百十余人穿场而过，犹如生活的走马灯，大小明暗，纷纷叠叠，架构起九莉生活成长的多维活动空间。无论爱恨悲喜，这些荡漾在笔下心

间巨细不拘的生活之流，都是晚年独居美国的张

爱玲最大的财富和难以割舍的情感寄托。在一遍遍的描摹改写中，张爱玲回忆着敲打着那些无法忘怀的旧时人事，让他们于此实现“现实的历史的

团圆”，在虚构与纪实的交织中以一种细密贴身的文本模式完成她的“往事重现”。

九莉的故事中，既有我们早已熟知的张爱玲父母、姑姑与同父异母兄分家，母亲留学而导致的母爱缺失，上海—天津—上海之间的搬家，父母离异，父亲嫖妓续娶，父亲与继母吸食鸦片，挨打关禁闭，读港大，遭遇港战，返回上海后自谋生活，张胡之恋，乡下探夫，张胡分手，远走美国等；也有我们不十分详熟的母女非正常关系、恋爱中的狂喜、与燕山的一段类似补课性质的“初恋”情缘；更有一些类似爆料的轶事，诸如文姬与绍之雍的性接触、荀华私生活的放荡、荀华对九莉的亵渎、九莉汝狄之间的情事及堕胎等。而母亲的海外情感史、家族间与晚辈异性的交往史，姑嫂之间的同性恋及其情感变化、姑嫂与简炜一明一暗的三角关系，姑姑与绪哥哥及同事焦利等的情史性史，弟弟与继母的关系等更是不足与外人道的家族秘史。这些琐琐碎碎的故事张爱玲从70年代写到90年代，二十来年的时间，独居异国他乡的张爱玲扮演着《传奇》增订本封面上那个站在窗外大胆窥视的现代女性，锥探深藏心底的自我和淹没尘埃中的家族往事。正如詹姆斯·乔伊斯所言“你我都已成过去了，不过我心中的感觉，却是不写不快。”[4](P289)这一次，她不再以浓丽华美自成一格的词句和斑斓多姿奇特而陌生的比喻冲击读者的眼目，而是以事实的劲爆私密、笔触的平淡大胆震撼读者的心灵。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对中年以前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及家族秘史的一次总清算与盘点，《对照记》的阙失、留白，原来早已在这里留下了谜底。《小团圆》犹如一道情绪的出口，张爱玲压抑多年的心灵创伤、百孔千疮的感情关系、不由分说的时代与宿命，借助虚构的叙事架

构得到了痛快淋漓的宣泄。

《对照记》中没有出现的胡兰成、赖雅现身《小团圆》，加之燕山所指涉的桑弧的出场，《对照记》付诸阙如的张爱玲婚恋史在这里作了一次集中彩排。张爱玲是那种一旦遭遇爱情便深深投入的人，她深爱胡兰成。传记作家王一心还为此找到了一个“确凿”的证据，以充满抒情的笔调描绘出张爱玲大限到来之际的心理：“此时她的耳畔也许会回响起十四年前电视里播音员的声音：‘胡兰成，……享年七十五岁……’那声音渐如空谷呼唤，回荡不止。”[5](P297)作品极为到位的传达出九莉在这场爱情婚姻中复

杂而微妙的情感。她不愿答允之雍“结婚”的话，

因为她知道他现有着两个太太，却也不催他离婚，可是当之雍给他同时登载他与章绯雯、陈瑶凤离婚的报纸时，她还是笑道：“我真高兴”[2](P167)。她狂热的爱着之雍，但却一再地强调只喜欢某一个角度的他（遥坐时的半侧面），[2](P151)而不喜欢他“眼睛里轻蔑的神气”[2](P143)，更讨厌“他正面的面貌里探头探脑的泼妇”[2](P237)，甚至有过杀夫的念头[2](P223)。但纵然如此，纵然之雍“见一个爱一个”，她却还是因为要和之雍在一起，而希望战争“永远打下去”[2](P209)。乡下探夫前后，想起或是说到之雍便“流下泪来”；离开之雍后，痛苦如“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

[2](P226,239)。对燕山，虽然她说像是给初恋一个“补课”，那种不了了之

却也未能令九莉心痛流泪。与汝狄，虽然曾为其堕胎，可也不觉得“相见恨晚。他老了，但是早几年未见得会喜欢她，更不会长久”[2](P157)。这样清醒的关系似乎缺少了爱情的味道。

与母亲的关系几乎贯穿《小团圆》的始终，可以说是作品的情感主线。从头到尾，九莉耿耿于怀的便是自己带累了二婶（即母亲），一定要还她培养费。这种想法主要源自九莉在香港读书时发生的一件事。一次，她意外收到安竹斯个人奖励自己的八百元奖学金，兴兴冲冲拿给在香港渡假的母亲看。不料蕊秋先是说“这怎么能拿人家的钱？要还给他。”[2](P26)后来竟又被蕊秋赌输掉，九莉觉得“像有件什么事结束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而且，“自从那回，我不知道怎么，简直不管了。”[2]（P28）母女恩断的感觉由此愈加强烈。作品非常充分的传达出这对非同一般的母女之间的关系，一起散步彼此都觉得非常异样，偶尔母亲拉九莉的手，又都有一种“内心的挣扎”、“震动”、“恶心”[2](P80)。母亲讲一句“我不喜欢你这样说——”，九莉甚至也会曲解为“‘我不喜欢你，’句点”。[2](P34)充斥于母女间的冷漠、别扭、防范及九莉从姑姑那里听到的母亲的丑闻在作品中随处可见。然而，即便如此，九莉却也不时回想起母亲的美、母亲为自己而做出的牺牲、母亲对自己的信任和关爱，等等。甚至母亲病重时唯一想见的人就是九莉，可是她没去见母亲最后一面。这种复杂诡异的母女关系揭示了隐藏在《对照记》多幅母亲照片的显义背后的晦义[6]。读懂《小团圆》，方能领悟《对照记》的入选标准与言说多寡的深意。九莉说“只有她母亲与之雍给她受过罪”，毋庸置疑，这正是张爱玲埋藏最深、也是对其情感及婚姻观价值观等影响最巨的两个人物。

父亲在《对

照记》中没有单独出现，文字的记述也只是占据

了那三张合影照片说明文字的一小部分，除了几件事实的简单陈述外，能见出父女感情的是这样一句话“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张爱玲父亲是典型的遗少，终其一生无所事事无所成就，吸鸦片、逛妓院、叫条子、娶姨太太、有钱的时候讲排场、没钱的时候克扣儿女的教育费等不良嗜好不胜枚举。但基于家教，父亲懂英文，也爱好文学，张爱玲曾在散文中提及父亲在天津购买的英文书、欣赏她的习作、并为她拟定《摩登红楼梦》的回目等。因此，写到“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时，晚年的张爱玲仍难抑“心酸”[1](P56)。仅此一处，读者亦当能够推知张爱玲父女之间的感情。《小团圆》在提及母亲为表姐们介绍对象时，说了句“我知道二叔伤了你的心——”，随即，“九莉猝然把一张愤怒的脸掉过来对着她，就像她是个陌生人插嘴讲别人的家事，想想道：‘她又知道二叔伤了我的心！’又在心里叫喊着：‘二叔怎么会伤我的心？我从来没爱过他。’”

[2](P120-121)这段描写极为重要。虽是蛛丝马迹，却也解释了多年来存于笔者心间的疑惑：张爱玲的恋父情结。《心经》、《茉莉香片》的创作及张爱玲两次婚姻的对象，恐怕无不与此有关。由于母亲出国游学，张爱玲从小跟父亲生活在一起，童年、少年时期，父女间的感情还是比较正常的，变化发生在父亲娶继室前后。写散文《私语》时，虽然早已时过境迁，然

而张爱玲还是恨恨的写道：“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7](P109)这是张爱玲初次在阳台上听姑姑说父亲要娶孙用番时的心情。后来又因继母而挨了父亲一顿毒打，遭致被关禁闭五月余，这些事情的发生改变了原来融洽的父女关系。张爱玲对父亲的爱也成为不堪回首的“往事”。

“张爱玲是个心事重重的人，因此爱做梦，并且爱梦。……她是心底有什么愿望，或是焦虑，常常马上就清楚地给梦出来。”[5](P237)她自己也说“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7](P114)《小团圆》便是由九莉的梦境串联起来的，写实、回忆、随时随地的穿插、联想、猜测、心理描写等装满了九莉的梦境和心房，真个是“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7](P100)正因如此，张爱玲才说“小说与传记不分明”，“《小团圆》是写过去的事”，“爱情……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2](P3-7)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写实性的《对照记》中

父母、丈夫都没能成为展示或描述的重心，甚至

根本就不给他们登场的机会。因为这些作者最珍惜的关系与情感恰恰都被她不幸而言中：没有一样感情不是百孔千疮的。恰恰是这些创伤“中止了言语活动、阻碍了意指的东西”[6]（P18），令《对照记》成为一种留白与阙失并存的文本。也恰恰是这些千疮百孔的情感，早早的硬生生的扭曲了

张爱玲原本该是活泼明媚的天性（见《对照记》图一、二），才使她忍忍着回忆时的悲哀、伤痛，在《小团圆》中借助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将这种人物关系与情感的复杂乖谬曲折却也流畅到位的传达了出来。这是她最后一个满是沉滞伤感的转身，充溢着凄怆与苍凉。

三、《小团圆》与胡兰成等相关人物回忆的互文

或许，我们更愿接受《今世今世》里那个聪明绝顶、情调非凡、不食人间烟火的“民国女子”[8]，而不接受《小团圆》里这个人间的、实在的，既痴情又自责的九莉。将《小团圆》和以往相关记载对比，不难发现，其中关于张爱玲与燕山的恋爱，对周瘦鹃、柯灵等人的记忆，与以往我们所看到的几则有关张爱玲的短篇回忆录有众多违逆之处。据文华影片公司创始人之一龚之方回忆说，“有一次与张爱玲见面，婉转地向她提过此类的想法，她的回答不是语言，只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就此碰了个硬钉子。因之，我可以在此做证，所有关于张爱玲与桑弧谈恋爱的事，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9](P155)其他与周瘦鹃当时的记述[10]、柯灵三十年后的回忆[9](P157-166)及胡兰成的情感自传《今生今世》之描述出入较大、趣味迥异处，笔者以为正如张爱玲对《天才梦》及其获奖一事的记忆变形一样[11](P)，它显示的是另一种真实，即心理真实。笔者非常赞同止庵关于张爱玲的一个判断：张爱玲写作时“无所顾忌，她绝不因为读者喜欢什么就写什么，也决不因为读者不喜欢什么就不写什么”。[12]通常，话语一半在言者，一半在听者。张爱玲小说、散文之所以

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不断吸引着解读的目光，道理正在于此。她既看重顾及大众读者的口味，又导引诱惑另一部分小众读者攀援而上，追踪作品的真意。《小团圆》既标榜九莉是“平凡的女人”，又浓重追描她贵族式的家族历史，更铺张化的言情说性，自爆堕胎的过程与心理，揭出家族中男女的复杂情感关系等，凡此种种，说明张爱玲还是创作《传奇》时代的张爱玲，她知道读者需要什么，知道怎么讨好读者，知道自传体小说的创作与阅读机制，更知道读者会从她的自说自话式的回忆中得到什么。《小团圆》无疑是张爱

玲对于家族与个体生命的一种有意识的整理和明

智的剔除，她有意让读者对号入座，在孤独的境遇中她尤需把自己的感受说给别人听。所以，其中的“每个线头，每个符码，都是种声音。”[13](P263)“如今所有谜都揭露了，庞大的阐释句子也已结束。”[13](P329)当作者所有的布局序列和叙事行将消失之际，关于它们，我们知道了些什么呢？至少，我们知道那句《小团圆》中反复出现的“给针扎了一下”的比喻式描摹，既是九莉的现场感受，也是张爱玲回溯往事的心情，料想也是无数读者面对张爱玲“自揭伤疤”、“外扬家丑”的做法时的阅读经验。宋以朗“前言”所引述的张爱玲信件中提到《小团圆》是自己“最深知的材料”，

[2](P5)“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2](P2)难得的是在九莉鲜为人知的行动尤其是内心秘密的书写中，

张爱玲再次揭示出行为与动机之间的复杂关系，将表面的单纯或者单一与本质的繁复与隐微一并掀开，透过九莉将传奇化的贵族才女张爱玲拉回人间，赋予其普通女人的天性，及其对亲情、友谊、爱情的向往与背离，将自传/传记创作中最难描摹的传主性格的养成及灵魂的挣扎、内在情感的正负交织等以虚构的小说叙事模式作出了厚重的立体化的“雕塑”，使得九莉成为张爱玲笔下最复杂的人物，使得带有鲜明自传色彩的《小团圆》在人物内面世界中越陷越深，将以往读者心目中的民国时代的“临水照花人”赋予了深重细腻的生活油脂，显示出张爱玲对人性揭示的深度，同时，作品所展现的热情缠绵与冷静苛刻亦令人望而却步。

秦海鹰曾在其主持的《互文性问题研究》项目报告中指出：“互文性是一个文本把其他文本纳入自身的现象，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性。这种关系可以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通过明引、暗引、拼帖、模仿、重写、戏拟、改编、化用等一系列互文写作手法来建立，也可以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通过读者的主观联想、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和互文分析等各种互文阅读方法来建立。”[14]对比阅读张爱玲的图文自传《对照记》、自传体小说《小团圆》、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及其他回忆性文本，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互文性”之于作者和读者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图像和文本之间的互文，有时带有某种历史性的颠倒。它使得原本是寄生性讯息的文本反过来加重了图像的内涵，使其具有一种文化、一种道德规范、一种想象力[6](P13-14)。同样，多个文本之间的互文，一方面形成语义的互补与文学意指的扩张，一方面造成文本间的矛盾、冲撞与

背离，在一系列复述、追忆与重写中，展示着文

学与现实世界的貌合神离及多种因素对记忆载录过程的综合影响。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互文性创作与阅读，使得文本不断产生新的内容，文学由此成为“一种延续的和集体的记忆。”[15]（P81）

[参考文献]

[1]张爱玲. 对照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2]张爱玲. 小团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3]林明孝. 钟肇政长篇自传性小说研究[D].台湾：中山大学，2001：9.

[4]彼得·寇斯提罗. 乔伊斯传[M].林玉珍, 译. 海南出版社.1999.

[5]王一心. 张爱玲与胡兰成[M].台北：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

[6]罗兰·巴特. 显义与晦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7]张爱玲. 散文:卷一[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8]胡兰成. 今生今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关鸿. 金锁沉香张爱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0]周瘦鹃. 写在紫罗兰前头[J].紫罗兰:复刊,1943(2).

[11]朱旭晨. 张爱玲：不同文本的差异记述[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4).

[12]李福莹. 《小团圆》没有成为失落的书[N].深圳晚报.2009-4-28.

[13]罗兰·巴特.S/Z[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4]http://www.npopss-cn.gov.cn/chgxj/ww/www1.htm

[15]蒂费纳·萨莫瓦约. 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