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均衡理论的争论: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与新古典一般均衡

作者：王璐杨庆丰

经济评论 2006年05期

　　一、引言

　　回顾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分析的发展历程，作为纯理论争论的核心与焦点，价值和分配理论经历了各种不同分析方法的更迭与交替，至今依然是困扰着诸多经济学家的难题。总的来讲，不外乎是两种分析方法的对立：一种是古典剩余传统的“社会关系”分析，另一种是新古典供求传统的“技术关系”分析。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古典经济学始于英国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中，斯密曾经运用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协调机制；之后，李嘉图追随斯密通过使用统一利润率的竞争规律和资本在各部门间的转投来说明这种古典一般均衡的实现机制；1867年《资本论》第1卷问世，在批判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总量理论体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关系；后来，这种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研究不能脱离开资本与利润对立关系的分析方法在斯拉法那里得到了复兴，通过在投入-产出矩阵的基础上加入表明特定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来决定价值与分配，从而令古典经济传统日臻完善。① 然而，1870年前后一场所谓的“边际革命”却使经济学的研究发生了逆转，即完全抛弃了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以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总量分析，而转向了以一套新古典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纯粹技术关系分析，并使用静态的瓦尔拉斯新古典一般均衡取代了由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所代表的古典一般均衡。这样，到马克思《资本论》第2、3卷经由恩格斯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整理发表时，经济学界已被以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为代表的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新古典相对价格理论所统治。

　　然而，这种从古典理论到新古典理论的转变却存在着经济学领域对自身研究问题的转换，即完全排除了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只是关注于技术关系的分析，其缺陷在于无法真正解释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各种总量关系。其中，新古典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作用是提供一种相对价格来指导资源配置，从而证明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可以通过供求调整来实现商品价格均衡，同时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为这种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提供了证明工具，但资本主义体系中最主要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却无法得到说明；继而在新古典边际生产力的分配理论中，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分别以平等的地位相互独立，各要素根据边际生产力原理得到自己贡献的份额，这里不需要总量、也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无关。然而，这些都使得居于现代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脱离了真正的历史和经济现实。就像霍奇森所言，“稀缺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取决于财产的分配。……但如果忽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财产的分配以及它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则新古典经济学就找不到一个坚实的目标来作为其自身公理和分析的立脚点”。② 而且重要的是，即使可以不考虑社会经济关系，新古典的经济理论同样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这一点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才被揭示出来。其间，罗宾逊夫人的《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1953)和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两部作品的先后问世拉开了资本争论的序幕，从而使得新古典“神话”般的经济理论也不得不面对诸如资本计量、技术再转换以及资本倒流等一系列逻辑悖论上的问题。其中，总量计量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作为一种价值和分配理论是否存在一种总量所表达的内容或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就新古典的基本命题来讲，其资源配置并不需要总量而只需相对价格的调节，故单一企业主体的微观生产函数已然足够；然而，一旦由单一产品模型扩展到更接近于现实经济的多部门模型(即异质品模型)时，尽管新古典理论采用将单一生产函数变形为总量生产函数的方法直接套用在现实宏观经济体系中，从而得出了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论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但其原本存在着的各种逻辑悖论也就突兀而出，使之无法自圆其说。

　　与新古典理论研究相对价格的技术关系不同，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与分配理论是从剩余传统的社会关系出发来探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关系，其社会产品的分配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一定的方式同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格局联系在一起。“它(古典经济理论)关注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产生社会剩余的方式，尤其是对资本家阶级获取和积累剩余起着重要支配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社会关系。”③ 其中，代表古典一般均衡的“统一利润率”假设的存在，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利润来自于雇佣劳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质；而作为社会关系代表的“价值”，在马克思那里就成为揭露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和矛盾最基本的分析工具和基础。因此，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剩余传统中，对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核心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研究，就需要存在总资本、总收入和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份额以及总资本的利润率等总量概念；或者说，总量社会关系的逻辑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比如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就像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指出的，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引入资本家拥有生产方式所有权和不拥有该所有权的区别，从而把个人收入分配直接纳入到了社会阶级意义上的总量收入分配关系中。考虑到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则工资和利润的分配就不仅仅是新古典根据各要素情况独立给定；相反，它要通过强调所有权关系而将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任何别的普通交换经济区别开来。布劳格认为，由此才能更合理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历史现象，从而清楚地表明利润只是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④

　　所以，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正是剩余方法决定了总量的价值分配和增长分析在古典传统中的重要意义。同时，这种总量与相对价格的区分，对于讨论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理论之间的争论也是重要的，正如罗宾逊夫人所说：“区别马克思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完全不在于商品的相对价格问题，而在于资本的总供给量与作为整体的资本的利润率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凯恩斯以前的学院派有着截然分歧。”⑤ 另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线索，即对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规律所表明的有效需求问题的研究，这与马克思价值分配理论的讨论似乎没有过多联系；但实际上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它联系到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和新古典学者对之以生产函数为基础所作的解释。这里可以用“帕西内蒂悖论”的命题来表述，即增长率与利润率(收入分配)是否取决于技术关系，同时这也联系到凯恩斯经济学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但该问题与价值分配理论中的问题是相同的，即价值的计量是由偏好和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决定、还是取决于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言，无论是宏观经济的有效需求、货币与资本市场问题，还是企业组织和市场结构问题，都与经济制度有关或本身就是经济制度问题，即使是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这些看似接近新古典技术分析的领域也不能排除经济制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目前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新古典学者把这些统计变量完全作为技术关系中投入-产出的实物量值，而实际上这些货币量值与新古典生产函数中的实物量值无关，只是表示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的运行。因此，排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架，而仅从新古典技术分析来讨论这些问题，就必然会导致其逻辑体系的矛盾，这也正是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问题。所以，要排除这些矛盾，就必须改变其理论假设而明确把社会关系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通过在与主流经济学的瓦尔拉斯新古典一般均衡的论争中，重建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社会关系假设和结论的古典一般均衡体系，才能够得出对现实问题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二、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

　　从19世纪中叶甚至更早以来，均衡概念就已成为经济理论的中心。一般认为，根据包含市场多少以及各市场行为主体能否对其他市场造成影响，均衡理论有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之分。其中，后者只分析一个经济的某个具体部分，而经济的其余部分对此部分的影响保持不变，即总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这被称为局部均衡分析，通常认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该分析方法的集大成者；而前者所描述的，则是当所有各个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的状态、即一般均衡分析，该理论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新古典边际效用学派独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中采用的分析模式，更被视为新古典一般均衡体系的典范。概括地讲，该均衡体系的核心是关于存在无穷多商品种类的市场条件下对各种商品一般均衡价格的决定，即在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下，运用数理方法，从交换、生产、资本形成和货币流通四个方面来确定各个市场相对价格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那么在该体系中，各市场的均衡价格是如何确定即怎样达到一般均衡状态呢？

　　瓦尔拉斯的分析从构筑一个简单的纯粹交易经济模型开始，其中没有生产活动、没有资本(只是作为生产要素被引入)、也没有货币存在，一切交易都是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直接物物交换。这样，如果要达到一般均衡状态，即实现每个消费-交易者在既定条件下的最大可得满足(利润)和所有市场上的供求均等，就是困难的；但瓦尔拉斯试图通过采用卖者喊价机制(tàtonnement,即“摸索”之义)解决这一难题。假设所有交易者在一个大厅内相遇，假定都为竞争价格接受者，并假定存在一个可随意喊价的拍卖商。根据每次报价，那些市场参与者将按照瓦尔拉斯定价规则办事，即价格随着市场对这种商品求过于供部分的信号朝同一方向变动；这样，在一个只有两种商品的市场中，卖者喊价过程就会达到一定价格与数量，从而成为市场供求方程的解。由于各市场并非孤立，所以瓦尔拉斯断定，通过各个市场的逐次调整，将使价格按供求规律逐一变化，从而越来越接近于一般均衡。

　　进而，瓦尔拉斯采用数学语言来表示这一卖者喊价机制。他首先定义以下变量。F[，b]，F[，c]，F[，d]，…F[，t]，F[，p]，F[，k]：表示m种商品和n种要素的生产函数。D[，a]，D[，b]，D[，c]，D[，d]，…；p[，a]，p[，b]，p[，c]，p[，d]…：表示一年中生产m种消费品的数量与价格。O[，t]，O[，p]，O[，k]…；p[，t]，p[，p]，p[，k]…：表示n种生产性服务，即要素年供给的数量与价格。a[，t]，a[，p]，a[，k]…；b[，t]，b[，p]，b[，k]…：表示生产系数，即投入m种产品(与下标a，b，c，…对应)的每个单位生产中所需投入n种要素(与下标t，p，k，…对应)的量。按照瓦尔拉斯的定义，这些投入系数一开始即假定为固定不变，因而每个带有该系数的方程也就是一种固定生产要素比例的微观生产函数，即每种资本品相对于生产特定的产品都有各自的技术性能，从而也就是在给定技术的基础上讨论均衡。这样，从经济总量看，则包含生产过程的一般市场均衡体系将由下面四套方程组表示：⑥

　　(1)商品的需求方程组(m个方程)：

　　

　　(3)生产性服务即要素的需求方程组(n个方程)：

　　

　　以上共有2m+2n个方程，其中相互独立或线性无关的方程只有2m+2n-1个。由于事先假定消费偏好不变，即消费者在收入和价格上为零次齐次，所以消费者的超额需求函数也为零次齐次，从而方程数目缩减为2m+2n-1个。这样，当处于全面均衡状态时，就由2m+2n-1个方程确定2m+2n-1个未知数，即：服务供给的n个总量；服务的n个价格；产品需求的m个总量；产品以第m种产品计的m-1个价格。此谓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

　　不过，在上面瓦尔拉斯所假定的资本只是一组异质、可供利用的资本品的经济中，在给定生产技术的条件下，不同的资本品存量结构必然会导致不同资本品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从而使得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只能存在与异质资本品存量相一致的差别利息率，而不是一个统一利润率的均衡。所以，如果要使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统一利润率有解，则这个体系应是一个单一产品模型，即产生一个同质的简单资本；但同时若要保证新古典运用相对价格指导资源配置的理论有意义，则又必须假定最初投入是不同生产要素即异质资本品，那又很难得到一个统一的回报率(利润率)，即二者之间不一致。这其实也就联系到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逻辑悖论，从而成为“剑桥资本争论”的主要内容。实际上，统一利润率的假定在作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基础的新古典理论中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新古典指导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理论建立在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基础上，即Y=F(K，L)，每种要素都有一套由各自稀缺性决定的边际生产力表示的相对价格，如利润率r=MP[，K]、工资率w=MP[，L]；如果把两种要素表示为异质资本品K[，1]和K[，2]，即Y=F(K[，1]、K[，2])，则它们同样有各自的稀缺性及边际产品MP[，K[，1]]和MP[，K[，2]]，而形成不同的差别利润率。显然，这里没有统一利润率，因为异质资本品因不同构成和不同度量单位的存在而不可能直接加总在一起，从而不能得到一种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总量的收入分配关系(如工资率与利润率)，也就不能形成一个代表加总后总资本存量价值的一般利润率。这样，以这种新古典边际生产力论为基础，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中，各消费者手中持有给定要素，并在给定技术下生产各种产品，而且生产集合为凸性⑧、规模收益不变，从而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厂商组织生产以达到均衡。所以，这里仍然不存在总量生产函数，而只有各种资本品的微观生产函数，从而各资本品的边际产品只是各自的实物生产率，而不是以价格计算的货币价值生产率；因而也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即各种资本品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其资本品的价值之比是不统一的。当然，也可人为地把各种资本品的价格相加，由此获得一个总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但显然并不能称之为利率，因为并没有一个资本总量，而只能是资本的“服务流量”，即一种租金。所以，如果资本品像土地和劳动一样假设为完全给定和不可再生，那么这里就不会有统一的利润率，因为在这一前提下，表明人们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的统一利润率将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和不具有任何意义。

　　另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所假定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完全自由竞争概念，与竞相追逐利润的现实资本主义竞争关系也是不一致的。当生产处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时，企业家一般既得不到利润也受不到亏损；也就是说，企业家甚至可从中抽去，只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生产服务互相直接交换，而不是先换成产品再换成生产服务，从而也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关系的存在，此即瓦尔拉斯的“零值利润企业家”概念。显然，这一概念与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为获取增殖利润而不断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资本家概念完全不同。而且，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状态下，不同资本品的差别利息率形成的均衡只是一种暂时均衡，即短期一般均衡，因为它没有稳定机制来保证均衡的长期存在性，如瓦尔拉斯假定的卖者喊价机制。⑨ 该均衡似乎也可根据马歇尔的局部均衡概念类推，由于是短期，所以没有时间调整企业计划以适应现有经济条件。但是，瓦尔拉斯的最初方程体系已经排除了所有资本品数量调整的可能，不仅构成马歇尔短期概念的固定资本不能调整，循环资本本身也不能调整；这样，这种均衡概念其实也就表明了一种经济状态，即经济中经济主体的所有最大化行为都已停止，从而不会有进一步调整的可能。不过正如新剑桥学者指出的，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均衡概念只是指出清的市场而不存在统一利润率，从而其模型也只是短期市场均衡而不能表明长期均衡，因为长期均衡必然要求达到一个统一利润率，这正是古典和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所强调的。

　　当然，一旦避开资本总量的测量，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依然是成立的，比如20世纪50-70年代发展起来的“有时间的一般均衡”即时际均衡分析，就为新古典理论开辟了新的途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时际均衡分析法只是将承认均衡价格体系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纳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中，从而用时际价格替代利息率、以此避开资本计量和技术再转折等新古典的逻辑悖论。但一旦避开资本总量、资本-产出比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等概念，则建立在这些概念基础上的新古典命题和新古典对现实的解释也都将失去根基。而且，即使可以不考虑这些问题，新古典的时际一般均衡理论也并不是完美的。比如在充分发展了时际均衡分析方法的希克斯那里，其均衡概念有两个特点：一是一定存在向均衡方向变动的趋势；二是收敛于均衡的速度极快。但正是这两个特点，却又令希克斯的一般均衡在时间问题处理上陷入了困境。因为在“所有其他相关要素保持不变”的假定下，迅速趋向均衡是一个重要特征，该过程越长、如当时间趋向无限时，均衡的收敛就可能与假定不再一致；但如果要保证有时间的均衡具有稳定性，那它必然也就要求该时间趋向无限的过程能有较长时间，即均衡与稳定性之间有矛盾。因此，希克斯的时间并不会以实质方式进入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它无法确切分析价格和数量变动的动态分析；而且在这个模型中，变量间的相互依赖性也不能用处于历史时间中的因果关系来描述。正如萨缪尔森所说，“希克斯是试图把单一市场的稳定性条件推广到任何数目的市场系统中去。处理的方法是假定的，除去暗含的以外，稳定性条件不能从动态模型中演绎推得。……希克斯的做法原则上显然是不正确的。”⑩

　　三、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

　　与新古典供求分析方法不同，马克思与斯密、李嘉图等古典学派一直遵循的，是剩余经济的分析传统。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曾经指出，“对于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而言，政治经济学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对有关经济剩余的起源、数量大小和增长问题的研究”。(11) 对此，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盖尔加尼曾将其概括为：

　　社会产品-必要消费=工资之外的份额(剩余)(12)

　　在这里，解释决定剩余产品的多少及其在各阶段分配的条件，是古典学派价值分配理论的核心，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从而，其中存在着一个“自然利润率”，它来自于这样一点，即除非能够获取利润，否则资本家决不会为工人垫付工资。因此，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存在着一种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利润率或工资率，而这种利润率并不依赖于技术、或与技术关系无关。这样，在统一利润率原则的支配下，由资本家竞相追逐利润而导致的资本转投所形成的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均衡，就是一种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古典一般均衡，而不同于建立在市场供求均等基础上的瓦尔拉斯新古典一般均衡。

　　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阐述从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形的过程中，就曾讨论过这种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但是，一方面由于在《资本论》第3卷出版的1894年，西方学者们已经转向了新古典理论的各种命题，所以除了著名的“转形问题”之外，马克思对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系统阐述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界更多关注和讨论；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一系列目前经济学界难以解决的难题以及受主流新古典理论的影响，以至许多新剑桥学者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在解释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时也转入了新古典的轨迹。实际上，古典与新古典两种均衡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在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并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和按价值(货币量值)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或者说，在新古典理论中并不存在任何总量和按照总量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以及总量的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当然也不存在总量形式的竞争，如古典-马克思理论中以同质的资本为获取利润(统一的利润率)而进行的资本转投。用新古典的概念讲，也就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不存在套利机制，即不过是一种存在着各种实物产品差别利息率的均衡。所以，新古典学者只是把单一产品模型的结论直接套用在现实的异质品模型中，并盲目地加入了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同时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人们难以区分古典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区别。因此，这里的关键是统一利润率的问题。

　　这里采用古典学派的模型加以推论。比如，李嘉图发表于1815年《论利润》中的谷物模型可以简单表示为：

　　r=(Y[，t]-Y[，t-1])/Y[，t-1]=(Lσ-Lw)/Lw=(σ/w)-1

　　………………………………………(3.1)

　　(Y[，t]：当年产出；Y[，t-1]：上年产出；r：利润率；σ：劳动生产率；w：工资率)

　　上式表明，利润率r取决于工资率w和劳动生产率。为使其接近于现实，这里加入其中抽象掉的重要因素——生产资料(或不同的生产时期)。这就必须扩展上述模型，比如修改谷物资本全部用于工资的假设，假定谷物(资本)除预付雇佣劳动工资W=wL外，还用作资本品K(如种子)，则上一年的谷物资本Y[，t-1]=wL就成为Y[，t-1]=wL+K。这样，利润率也就是：

　　r=(Y[，t]-Y[，t-1)/Y[，t-1]=[Lσ-(Lw+K)]/(Lw+K)=Lσ/(Lw+K)-1……………………(3.2)

　　比较(3.1)式与(3.2)式，这里的利润率r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σ和工资率w，也取决于用于种子的数量K；给定w，则r与σ成正比、与K成反比。由于用于种子的资本K越多、所能雇用的劳动L越少，所以除非随着K的增加会使σ提高，否则资本家不会把资本用于种子。也就是说，这里的资本K与劳动L之间涉及到由相互替代而带来的如何把资本在劳动与种子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其中，资本家投入生产过程的货币资本Y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预付工资W=wL，另一部分用于购买种子K(或机器)，即Y=wL+K。可以看到，这个“种子K”与马克思所强调的商品价值w=c+v+m中的“不变资本c”是相似的，同时这也正是马克思批评“斯密教条”的关键。显然，这一模型符合资本家运用预付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为追求剩余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而是一个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的模型。

　　那么在此，资本家又是如何把资本在劳动和种子之间进行分配呢？显然，这里还需要给出劳动与种子在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关系。但在这里，仅给定生产要素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没有意义，所需要的只是把种子对劳动的比率K/L表示为劳动生产率σ变动的函数，即：

　　σ=F(K/L)…………………………(3.3)

　　为了对比需要，也可以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设，即F＇＞0和F″＜0，则随着资本-劳动比率K/L的提高，产出-劳动比率Y/L也将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却递减，从而资本-产出比率K/Y也将递减。不过，与新古典假设不同的是，这里的劳动投入和种子的数量都不是给定的，因而产出和利润最大化就是一个种子与劳动的替代问题；但这种替代在技术上完全是由资本支配的，所以决定这种替代的并不是新古典劳动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而是实际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在上述模型中，假设工资率w给定，其取值范围可以在零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任何一点，即0＜w＜σ。这样，当资本家根据利润率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与种子的替代时，就可以通过求极值的方法得到该资本家选择种子与劳动替代的原则，即：

　　MP[，L]=w(1+r)………………………(3.4)

　　MP[，K]=1+r…………………………(3.5)(13)

　　这两个公式表明，资本家对种子与劳动的替代或资本-劳动比率K/L的选择原则是，使劳动的边际产品MP[，L]等于工资率加上工资率乘以利润率，使种子(资本品)的边际产品MP[，K]等于1加上超过其损耗的利润率或使其增加的产出等于利润率。其含义是，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为，使每一个单位谷物资本用于种子或雇用劳动所得到的利润率均等。这样可以得到：

　　w=MP[，L]/(1+r)……………………(3.6)

　　r=(MP[，L]/w)-1……………………(3.7)

　　显然，这里不是由新古典边际原理得到的要素价格等于边际产品，如工资率等于劳动边际产品w=MP[，L]、利润率等于谷物边际产品r=MP[，K](工资率或利润率给定)(14)；相反，模型中的资本不只是作为资本品的种子，而且是作为总资本的谷物，这样，资本家使用给定的谷物资本既雇用劳动又购买资本品，就使得模型中的成本-收益计算与纯粹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完全不同。

　　可以看到，这一模型与新古典理论有两个重要区别。其一是采用了古典学派斯密的“支配劳动”假设，即工资由资本家预付，这就使得总资本必然由种子和工资两部分共同构成，而不仅仅是新古典理论中与土地、劳动并列的普通资本要素；其二是种子的数量也并不像新古典那样是完全给定的生产要素，而是在现实经济中由资本家根据工资率进行选择的结果。不过，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上述模型将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这个重要假设包含在内，它表明：作为一笔预付的货币，资本代表着一种支配的劳动，从而必然要求在资本主义竞争中获取统一的利润率。这样，这里消费时间偏好的选择就不再是新古典的种子和劳动的边际产品(或奥地利学派的生产时期)，而是资本家用于种子与雇用劳动工资支出的统一的利润率，从而联系到资本支配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由此，也将彻底改变纯粹技术关系上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是成为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企业成本-收益计算。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厂商)正是使用这个预先给定的货币资本、根据统一的利润率来购买资本品和雇用劳动的，这与模型中的假设是完全相同的。其中，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也就是使每一单位货币资本用于购买资本品K或雇用劳动L得到的利润率均等。由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厂商利润最大化就不再是新古典的要素价格等于边际产品，而是要用实物的边际产品乘以总量的统一利润率，以此来表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分配关系。

　　因此，正是上述统一利润率的厂商最大化决策原则，构成了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依照《资本论》中的描述，这里假定一个只有谷物C和钢材S两种商品的经济。沿用马克思的公式，假定r为利润率，m为剩余价值，c与v分别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则有：

　　r=m/(c+v)　………………………(3.8)

　　所以：m=r(c+v)。令P表示价格，由此可得：

　　P=v+c+m=v+c+r(c+v)=(c+v)(1+r)

　　………………………………………(3.9)

　　则谷物与钢材的价格分别是：

　　P[，C]=(c[，C]+v[，C])(1+r)

　　P[，S]=(c[，S]+v[，S])(1+r)………………(3.10)

　　可以看到，由上面的方程式(3.10)可以决定P[，C]和P[，S]，r的水平则取决于方程式(3.8)；马克思认为“转形”后，价格总量等于价值总量，所以这里的价格将按照自然产品来决定。

　　但是，正如有关转形问题的各种争论表明的，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转形”只转换了产出品价格，而投入品价值却没有同时转换，因而转形过程并不完整；换句话说，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也应当用生产价格、而不是用价值来表示。如果由此而修改上面的例子，假定v由谷物组成，c由钢材组成，价格P[，C]和P[，S]分别指包含一个劳动年的各商品数量的价格，则有：

　　P[，C]=(c[，C]P[，S]+v[，C]P[，C])(1+r)

　　P[，S]=(c[，S]P[，S]+v[，S]P[，C])(1+r)…………(3.11)

　　只要用P[，C]去除(3.11)式，则就剩下一个未知数，即相对价格P[，S]/P[，C]。盖尔加尼指出，一旦(3.11)式成立，则根据(3.8)式决定的利润率代入其中时，两式就会互相矛盾。因而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则利润率就要留待(3.11)式自己决定；也就是说，这里必须有一个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15)

　　这里也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按照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学者的描述，则(3.9)式为：

　　P=wL+wLr=wL(1+r)……………………(3.12)

　　(3.12)式与(3.9)式相比，如果工资基金W=wL相当于可变资本v，剩余wLr相当于剩余价值m，则其中显然少了一项不变资本c，此即马克思所称的“斯密教条”。所以，如果在上式中加入这个c，则有：

　　P=wL+AP+wLr=wL(1+r)+AP

　　……………………………………(3.13)

　　显然，(3.13)式与(3.9)式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当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以后，当资本家使用预付的货币资本购买生产资料c和劳动力v以获取统一利润率r的剩余时，必然就会存在一个用以表明资本主义总量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所以该式也就表明，实际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的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比如，以产出的规模和构成、再生产的条件和实际工资为既定资料，就可表明：(1)在一个仅能再生产自身的经济中，相对价格由生产的条件决定；(2)在一个能生产超过再生产需要以上的实物剩余的经济中，相对价格由基本商品的生产条件以及剩余分配的方式决定。在后一种情形中，如果剩余是作为一种利润率分配的，则这些既定资料就会决定相对价格，但同时却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利润率存在，从而达到均衡。显然，这也是力求恢复剩余经济传统的斯拉法体系所要表明的。

　　再回到上面的例子。假定不变资本只由一种商品构成，实际工资率是统一的，因而所有行业的可变资本类似于由同样的综合“工资品”构成，对此也就可以使用一个价格，从组成“工资品”商品的价格中求得最终价格。现在，对任何数量k的商品a，b，…，k，将其推广至整个体系。假定一年内生产a产品需要La数量的工人，以及不变资本量A[，a]，B[，a]，…，K[，a]，这些不变资本相应地由商品a，b，…，k构成。所以，在一年中生产一定数量的商品a需要的劳动总量(包括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为：A=L[，a]+A[，a]+B[，a]+…+K[，a]；类似地，L[，b]，A[，b]，B[，b]，…K[，b]，B；L[，k]，A[，k]，B[，k]，…K[，k]。其中，K[，k]为生产商品b，…，k所需要的劳动量；w为生产出现已知实际工资率必需的劳动量；λ[，a]，λ[，b]，…，λ[，g](16) 为构成一个单位“工资品”λ的工资商品(数目为g)所包含的劳动量，λ选定为计量单位。则有：

　　

　　在(3.14)式中共有(k+1)个方程，而其中的未知数也是(k+1)个，即：利润率r和k个生产价格P[，a]，P[，b]，…，P[，k]，因而此方程式是有解的。可以看到，这一体系实际上也就提供了一幅简单“图画”，即：已知产品分成工资和利润，则这种产品在工资之上的剩余将按资本的数额进行比例分配，从而决定利润率。这样，利润率对于实际工资率的依赖性就可一目了然，从而使得与这种基本关系相联系的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也就相应地显现出来。

　　实际上，从(3.13)式到(3.14)式所表明的内容，非常类似于斯拉法体系中的核心公式：(17)

　　P=(1+r)AP+wL　…………………(3.15)

　　其中，P为价格向量，w为统一的事后工资率，r为给定的统一利润率。不过，(3.15)式与(3.14)式不同之处在于，它在生产资料中包括了按照各个商品所表示的工资，即斯拉法体系的w被假定为统一在事后支付，因为其剩余产品是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同时进行分配的；而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那里，工资作为一种预付是在事前支付的，即马克思是始终假定工人不消费，而只由资本家来消费全部剩余产品。但在这里，斯拉法的价值与分配分析的既定资料，实际上同马克思是一致的，只是马克思未把实际工资视为既定，而导致了求解方程式的不同。所以，只要将斯拉法所用的符号代入(3.14)式就会发现，如果用生产价格计量马克思的(3.8)式与(3.10)式中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则斯拉法方程式的含义和马克思并无二致。举例来讲。在斯拉法包含剩余的生产体系中，假定存在n种商品和n种生产方法，每种方法生产一种商品。设a[，ij]为用来生产一个单位商品i所需商品j的数量，L[，i]为生产一单位商品i所需劳动量，即：A=[a[，ij]]，L=(L[，1]，L[，2]，…，L[，n])；把向量P和L划分为：P=(P[，1][T]，P[，2][T]，…，P[，S][T])[T]，L=(L[，1][T]，L[，2][T]，…，L[，S][T])[T]，其中P[，n]和L[，n]是与A[，nn]同维子向量。(3.15)式也就扩展为：

　　

　　假定(3.16)式成立，也就表明：即使生产方法发生变化，基本品价格也不会受影响，从而保证了工资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对应关系。不过，为使(3.16)式表示的模型最终有解，或者需要实际工资既定(即实际工资在利润率和正常价格决定之外决定)，或者需要利润率既定（即外生给定一个统一的利润率）。这样，(3.16)式在性质上也就等价于(3.14)式。所以说，正是(3.14)式为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在运用劳动价值论时面临的同一问题提供了一个一般答案。因为在此，剩余价值学说的一个特征性前提，即在实际工资和社会产品已定条件下对利润率和相对价格的决定将不受影响；由此，利润作为一个剩余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决定分配的各种经济力量也就得到了保持。显然这里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一个代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它联系着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斯拉法等前后几百年间的古典剩余经济的分析传统，从而标志着一种古典的一般均衡，而绝非一个在差别实物利息率下仅描述技术关系的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

　　四、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在上述价值分配理论及其古典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之上，马克思建立起他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即一个完全排除掉技术关系的“宏观经济学”，从而被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熊彼特称赞为“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18) 在马克思的这个庞大经济体系中，其核心是要说明有效需求或利润率下降问题，通过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分析，马克思将其联系到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性质；其中，对价值、剩余价值和收入分配一系列的分析，正是构成这种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然而，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长廊中，其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基础的说明，则始终是归之于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或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使得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总量社会经济关系的描述，都被主流经济学1870年的“边际革命”给淹没了。

　　不过，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人们对新古典关于经济活动水平分析的各种不满，直接促成了另一些学者开始反其道而行之，凯恩斯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该书在标榜批判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宏观经济体系，用来讨论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等问题，由此确立起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凯恩斯强调了有效需求对积累的作用，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问题。他认为，有效需求是现代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问题，这促使他在《通论》中使用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和货币灵活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表述这一问题。其中，他对有效需求的表述是以总需求与总供给价格的方式进行的，比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更高阶层有更高储蓄率)，由投资与消费支出所决定的总价格小于企业产出的成本，由此导致企业减少生产和解雇工人的经济衰退。然而问题是，凯恩斯没有真正表明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怎样决定的，或者说为什么会产生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的问题。最终，《通论》中仍然保持了新古典传统的成分，如接受可从中推出存在充分就业利率水平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原则，从而使得人们认为，凯恩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仍然可视为是市场力量尚未充分发挥效力的一种情况。正如德鲁克所说，“凯恩斯毕竟不曾抛弃过古典经济学(注：这里指凯恩斯所试图推翻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中任何一条原理，他甚至保留了‘萨伊定律’，根据这一定律，储蓄总是等于投资；不过它变成了一个‘特例’。”(19) 所以说，凯恩斯并没有真正推翻新古典的经济理论，而不过是说明了其适用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特殊情况。

　　然而实际上，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即有关企业以货币总量计量的成本-收益计算，必然要联系到前面马克思和古典学派的有关价值决定问题，所以凯恩斯经济学中也就缺少一种相应的价值与分配理论，来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由此，一些后来的学者，如萨缪尔森等人就把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传统与经由希克斯重新塑造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直接套用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所谓“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不过，由于一方面，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以个量分析为主，根据对单个消费者、厂商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分析，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能够自行调节社会矛盾的结论；而另一方面，凯恩斯宏观经济体系则侧重于经济总量分析，根据其涉及总量变数的理论，得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不能自行解决失业问题的结论。这样，整个体系就是相互矛盾的，从而并不能用于解决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但是，新古典理论对于上述种种缺陷往往视而不见；相反，却在其始终无视社会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产函数技术分析上越走越远。20世纪50-60年代，帕廷金的《货币、利息与价格》(1956)和克洛尔的《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1965)两部著作的问世，更是把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归之于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则与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即理性预期学派)开始融合，从而把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索洛增长模型的基础之上。由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倒转了。换句话说，这种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强调的货币经济分析、及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是根本不能融合的。

　　其实，在这种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中，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所阐述的只是生产一般的技术关系，而这种技术关系存在于任何社会之中；新古典学者也强调了这一点，即无论社会的经济组织如何，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都需要这种表示稀缺性的相对价格指数。而这也是马克思表明的，即任何社会都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但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明确指出，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或资源有效配置，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中，就采用了一种特殊形式即价值的形式，而且这种价值形式只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生产目的，由此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关系和按照价值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其中，资本主义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使要素价格等于边际产品，而是使之等于实物的边际产品乘以1加总量的利润率；正是这一点，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中按照“宏观”的工资率与利息率(或货币量值的宏观变量)进行的技术选择和资源配置，能够与资源配置的结果保持一致；而且也正是通过这个一般利润率，所有异质品才被加总为一组总量，即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关系，而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总资本、工资与利润等，作为一种价值形式，也就构成了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竞争的形式或工具。因为在实际中，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正是通过采用这些价值形式所形成的为获取利润的竞争或资本家的套利，来实现技术上的相对价格或资源的有效配置。由此说明，“宏观”总量关系完全独立于只取决于技术关系的相对价格，即技术关系与宏观总量是无关的。这样看来，则新古典的逻辑悖论正是来自于其中不明确地加入了一个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比如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与统一利润率的不一致。(20)

　　如前所述，在古典和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中，统一的自然利润率是由外生给定的，因而也可把这种利润率称作是一种“稳定状态”的利润率。实际上，当我们考虑到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时，这种稳定状态的利润率自然会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1958年，新剑桥学派的著名学者卡尔多，依据多年统计资料提出了著名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式化事实”，即：(1)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稳定的；(2)每个工人使用的资本量即资本-劳动比率是稳定增长的；(3)资本的利润率在长期是稳定的；(4)资本-产出比率在长期是稳定的；(5)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或收入分配在工资与利润间的比率是稳定的；(6)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各国之间显著不同。(21) 可以看到，这些由统计资料显示的经验事实非常具有规则性。以美国为例，据世界银行发表的《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3.4％，(22) 尽管有波动，但大体上却是稳定的，这显然与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相同。其实，这里的问题出在价值计算上；而且，即使是对于实物分析，这里也存在着“加总”问题，即如何把不同质的消费品和资本品相加。事实上，不论技术发明是计算机和航天飞机或摇滚音乐，它们都能被加总为一个价值量并与程式化事实相一致，其原因就在于所有产品生产的经济计算都是按照货币价值进行，即所有劳动都是资本家雇佣的，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所以结论也应当很明显，即这些统计事实并不能用新古典的实物分析来解释。因为这些事实只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关系，即一旦给定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则资本存量增长率将与收入流量增长率保持一致，收入分配中利润份额将保持不变，而这些程式化事实正是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稳定状态模型。然而，新古典资源配置原理却只是一般的技术分析，并不能表明特定经济制度的经济问题；相反，马克思利用价值概念所讨论的利润率下降以及由此涉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则能有效地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关系。对此，连始终反对马克思的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表述稳定状态均衡的行列连贯的人。这是马克思对经济分析的不朽的贡献。”(23) 由此表明，马克思和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从价值和剩余价值角度出发来说明以价格计量的总量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看到，上述分析其实也表明了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区别，即各自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方式的不同。其中，新古典理论通过稀缺性价格决定的供求均衡调节资源配置，而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通过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和资本转投来调节，即存在着一种总量意义上的价值概念，从而可以用于资本主义竞争和表现这种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关系。不过，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这种由宏观变量的价值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在经济中只是调节而并不决定资源配置，即决定资源配置的依然还是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这正是古典学派和马克思所强调的价值与价格的区别。也就是说，新古典指导稀缺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理论在单一产品经济中仍然有效，只要这种相对价格能够表示现实中的技术关系。其实，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就曾经使用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说明这一问题。如在《资本论》第1卷解释价值时，马克思引出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4) 在第3卷阐述“流通中的价值规律”时，马克思又从社会需求角度提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是在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25) 可见，第一种含义表示的价值是指竞争与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而第二种含义联系到市场需求，表明价值由技术关系上的供求或资源配置决定。不过实质上，这两种含义是统一的，二者共同决定着现实中的相对价格。换句话说，也可把第二种含义理解为新古典理论的相对价格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价格决定；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表示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必须通过统一的利润率，转化为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或生产价格。所以，在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中，反映技术关系的供求同样也可通过总量意义上的价值表现出来，并与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和资本转投相一致。因此，通过在《资本论》第3卷对由技术关系上的供求决定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之间关系的讨论，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其达到均衡的过程，即市场价格要不断围绕生产价格波动；而这种由技术关系决定的供求变化也会通过资本转投来调节，最终达到的统一利润率均衡，同时也就是使市场供求相等的一般均衡。

　　而且，马克思并不像凯恩斯及后来的新古典学者那样，完全脱离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直接以供求关系作为分析有效需求的工具；相反，马克思是将有效需求问题隐含在对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关系等深层问题的分析中。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受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调节，技术进步、分工等都是内生的，如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剩余价值与工资的分配关系、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大小、总产品实现、再生产运动方向等，实际上都是由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决定的，因而“有效需求”问题必然也就成为马克思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分析的核心问题。同时，由于经济的扩张和衰退由有效需求与总供给的变动关系决定，而总供给在短期相对稳定，因而有效需求的变化所导致的经济波动周期性的变化，就成为正确理解经济危机发生的关键。因此，建立在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之上的宏观经济理论，更能深刻地揭示以有效需求问题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动规律。比如，1933年卡莱茨基曾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有效需求问题，即在假设工人工资全部用于消费条件下，当资本家的储蓄大于投资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下降，从而将有效需求问题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动机和收入分配。1942年罗宾逊夫人在讨论马克思经济学时，强调了其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联系，在充分吸收卡莱茨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工资和利润的划分为基础的新剑桥增长模型，即在卡莱茨基模型中加入资本存量，从而导出利润率不变的稳定状态增长条件。但是，罗宾逊夫人和其他新剑桥学者并没有把新剑桥增长模型应用于现实世界，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依然不能摆脱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宏观变量只是实物产出和受技术变动影响的传统观念。换句话说，新剑桥学派的增长和收入分配理论依然缺少价值理论的基础。

　　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学在明确表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完全不依赖于技术关系的价值总量计量、分配和各总量之间关系的理论，用以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特有的有效需求和经济波动问题。建立在马克思价值与分配理论基础上的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所阐述的以统一利润率代表的总量，正是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宏观统计变量，而这些总量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运行的规律。相反，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把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货币统计量，完全作为实物生产的投入-产出指标、依附于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这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它完全排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因此，作为一种能够与实际资本主义经济相符合的理论体系，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才应当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排除特定经济制度的技术关系分析，并不能真正表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

　　注释：

　　①米克把这种古典经济学传统称为李嘉图-马克思-斯拉法传统(the Ricardo-Marx-Sraffa tradition)。Meek,R.L.,1977.Smith,Marx and After.London:Chapman and Hall.

　　②Hodgson,G.,1982.Capitalism,Value and Exploitation.London:Martin Robertson,p.36.

　　③Walsh,V.,and Gram,H.,1980.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Theories of General Equilibrium.Oxford University Press,p.9.

　　④Blaug,M.,1997.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5[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27.

　　⑤罗宾逊：《马克思与马歇尔和凯恩斯》，中文版，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⑥整个方程体系可参见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文版，244～2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⑦在这里，为了使一般均衡方程组有确定解，必须减少一个未知数，瓦尔拉斯采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即将其中某一种商品a的价格作为价值标准，例如把P[，a]标准化为1，即P[，a]=1，所以未用字母标注。

　　⑧凸性生产集合的假设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在微观生产函数中的一阶导数大于0，二阶导数小于0。

　　⑨实际上，瓦尔拉斯“喊价过程收敛的极限”并不能构成对新古典一般均衡存在性和稳定性的证明。后来，这一严密的逻辑推导和数学证明由阿罗和德布鲁两位学者在更多假设基础上完成的，即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严格贯彻了新古典传统的各种假定，如商品和要素均为同质、消费者对商品组合具有明确偏好次序、企业规模收益不递增、消费者的消费集和生产者的生产集均为凸集、系统中每个行为者完全了解所有商品和要素的全部价格信息并具有理性预期、所有交换行为在初始时刻一次性完成等。而且，只有在这些严格假定条件下，利用凸性理论和不动点定理，才能证明存在一组价格能使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同时出清，并满足消费者选择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显然，该模型具有的高度抽象特征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相距甚远。

　　⑩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中文版，292、2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1)Howard,M.C.and King,J.E.,1985.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2[nd],London:Longman,p.64.

　　(12)Garegnani,P.,1984." Valu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Marx."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36,pp.291-325.

　　(13)其推导过程参见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38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14)如按照公式MP[，L]=w(1+r)，只有当r=0和w=σ时，才有MP[，L]=w；但r=0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为0，即g=0，谷物将全部用于雇用工人而不用于种子，同时劳动生产率不变，这就意味着一个静态经济模型。然而按照古典剩余理论假设，资本家决不会这样给工人预付工资，所以当排除r=0和g=0时，种子(资本)与劳动的比率和经济增长率(利润率)都将大于0，这必然是一个增长的经济，从而新古典的理论将无法成立。

　　(15)盖尔加尼也指出，可将(3.10)式称之为“价格方程式方法”，它决定利润率，同时也决定相对价格，但只要经济处于一种自我恢复状态，则利润(工资之外的份额)就会被视为一种剩余产品；而同时，也可将(3.11)式称之为“剩余方程式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可以始终按照所包含的劳动进行交换，而实际上这种方法也要依赖于是否可能把该方程式中的剩余和资本以比例于它们的价值但并不包括未知价格的项目表示；但如果可能这样做，则就可以得出一个方程式，其中唯一的未知数就是利润率。参见Garegnani,P.,1984." Valu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Marx." 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36,pp.291-325.

　　(16)在这里，a+b+…+g=1。

　　(17)斯拉法是后凯恩斯学派著名学者，其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一书曾因引发极为重要的“剑桥资本争论”而闻名于世，同时也掀起了一场倡导经济学研究应回归古典剩余传统的经济学革命。

　　(18)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文版，第2卷，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9)德鲁克：《走向下一种经济学》，见贝尔、克里斯托尔：《经济理论的危机》，中文版，1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0)这里涉及到新古典教科书的一个命题，即凯恩斯曾提出，一旦实现充分就业，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依然有效，从而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可以分开的。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资源配置只是取决于相对价格。然而，本文的核心是在于说明，新古典理论绝不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种微观基础只能根植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或者说，古典和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才是现实宏观经济总量的基础，而新古典理论只是对表示技术关系上的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

　　(21)Kaldor,N.,1961.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The Theory of Capital.St.Martin' s Press,pp.177-222.

　　(22)参见《经济参考报》，2003-06-27，第2版。

　　(23)Samuelson,P.A.,1975." Marx as Mathematical Economist:Steady-state and Exponential Growth Equilibrium," in C.Horwich and P.A.Samuelson,1975.Trade,Stability and Macroeconomic.New York:Academic Press,pp.269-307.

　　(24)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5)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3卷，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作者介绍：王璐，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杨庆丰，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