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记]的文化内涵

作者：戴吾三高宣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年12期

　　摘要 科学史界一般认为，《考工记》是“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汇集”。作者认为，不止如此，实际该书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从地域色彩，官书特征，五行之说，尚六意识，遵礼定制，和合思想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考工记》 文化内涵

　　《考工记》一书，作为《周礼·冬官》的补遗而被保存，实际本是单独的一个作品，这在史学界已有定论。

　　由于《考工记》记述了中国先秦时期的许多重大科技成就，故使得该书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考工记》的研究，早已为史学界，尤其是科技史研究者所关注。

　　科学史学界一般认为，《考工记》是“一部有关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汇集”[1]。诚然，书中所见，述及的技术门类、工种广涉春秋末战国初期的运输、生产工具、兵器、乐器、量器、玉器、制革、染色等各生产方面，对多项工种都制定有详备的技术规范。但对该书细读揣摩，分明还感受到它特殊的文化意蕴，如浓厚的地域色彩、鲜明的官书特征，五行之说、尚“六”意识，遵“礼”定制，“和合”思想等。我们认为，对《考工记》不应忽视文化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试对《考工记》的文化内涵作一探讨，期望会有助于对该书做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一、地域色彩 官书特征

　　（一）浓厚的地域色彩

　　《考工记》的地域色彩体现在它所用的齐地方言、言及的地理范围和衡量之名上。

　　所用齐地方言，清代江永、当代郭沫若、陈直引郑玄注时已有强调，以陈直所论最详。[2]现按《考工记》文中先后顺序总列于下：

　　1.“不微至无以为戚速。”郑注：“齐人有名疾为戚者，春秋传曰，盖以为操之为己戚矣。”

　　2.“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阤也。”郑注：“齐人之言终古，犹言常也。”

　　3.“察其菑蚤不[g0hb.jpg]，则轮虽敝不匡。”郑注：“泰山平原所树立物为菑，声如菑。”又《公羊·文十四年》传曰“如以指则接菑也”，公羊亦属齐语。

　　4.“重三锵。”郑注引《说文》：“锵，锾也。今东莱或以大半两为钧，十钧为环，环重六两大半两，锾、锵似同矣。”按：此用齐东莱人方言，大半两是三分之二两。

　　5.“山以章。”章读为獐。郑注：“齐人谓麋为獐。”《诗》陆疏云：“青州呼鏖为獐。”

　　6.“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说文》：“椎，击也，齐谓之终葵。”

　　7.“是故勾兵椑。”郑注：“齐人谓斧柯柄为椑。”

　　8.“今夫茭解中有变焉，故校。”郑注：“茭读如齐人名手足腕为骹之骹。”

　　9.“筋三侔。”陆德明《经典释文》：“齐人呼土釜为牟。”

　　以上列得齐方言九例。当然，亦有别国方言见使用的，如“辀”为楚、卫方言，“[g0hb.jpg]”为蜀语等；亦有不独齐人有此语者，如《楚辞》、《九歌》有“终古”一词。但就《考工记》文中方言的分布和出现频率言，则无可否认齐地方言是占主流地位。

　　《考工记》言及的地理范围，见该书记载：“橘逾淮而北为枳，貉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淮、济、汶系指淮水、济水、汶水，皆在齐鲁间。此引文在《晏子春秋》、《左传》中也有类似出现，两书前者是齐国作品，后者是鲁国作品，大抵“橘生淮南”等句是春秋战国间齐鲁之地极为流行的谚语，《考工记》的地域色彩于此可见一斑。

　　衡量之名多为齐制，这是《考工记》地域色彩的又一体现。典型一例见《考工记·栗氏为量》记载：“量之以鬴。”郑注：“四升为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鬴，鬴十曰钟。”鬴即釜，古同音。参见《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

　　现代工程技术著作由于所用术语的规范、统一，已无从谈及地域色彩（特别就一国之内言）。但在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涉及工程技术的著作反映地方文化，这却是极自然的事。

　　（二）鲜明的官书特征

　　《考工记》不仅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还表现出强烈的官方色彩。郭沫若、贺业钜等人认为，《考工记》是齐国官书。[3]仅说官书，含义似显笼统，故有必要再确切说明其特征，这可从以下方面分析：

　　1.《考工记》所记载的是官府手工业，而非民间手工业

　　(1)《考工记》反映出当时的手工生产已有严密的组织和管理。书中所记六大技术门类三十个专业，各专业具体从事技术劳动的是“百工”（工匠），而其上都有专职官员管理生产，职称有“人”、“氏”、“师”。“人”“氏”属下级工官，“师”为高级工官，后者权限更大，不仅有监督权，也有处罚权。民间手工业是断无设置专业工官的事。

　　(2)《考工记》反映出手工业生产既有细致分工，也有技术协作，这是大型手工作坊或工场的情况。分工有利精湛专业技术，而协作可促使生产效率提高，满足大批量生产。接《考工记》记载，在某些专业分工中，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准，则称之为“国工”，即“国家级”工匠。这显然不是民间手工业的情况。

　　(3)《考工记》所记载的器物多为军品或宫廷用品。军品如兵车、铜兵器（戈、戟、矛、剑）、弓矢、皮甲等。春秋时期，干戈不息，重要的兵器生产皆为国家控制，以保证兵器的数量和质量。而礼器、钟磬多供统治阶级所用，不是百姓生活所需。可见，《考工记》反映的不是民间手工业的生产内容。

　　2.《考工记》述及的多是具有制度性的生产操作规程、技术规范，而非一般的生产技术资料汇编

　　通观《考工记》全文，主要内容涉及：统一产品部件名称用语；确立用料标准及选材方法；制订产品设计标准；确定生产工艺规范；规定产品检验制度、检验标准；建立城邑营建制度及建筑设计制度等。这显然都不是技术资料之类的内容，而是具有国颁标准意味的生产技术制度。

　　《考工记》非一般泛论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官书”，这一点在其编写方式上也有充分体现。书中除必须说明之处稍加叙述性文字外，其他大部分都是条文式的硬性规定文字，用的是条文笔调，各条多冠以“凡”字。即使是那些叙述性文字，也多是围绕条文加以阐述。

　　综上可以定论说，《考工记》是齐国政府制订的一套指导、监督和评价官府手工业生产工作的技术制度。

　　二、五行之说“尚六”意识

　　五行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理论之一，它孕育于中华文明肇始之际，成长于春秋战国学术繁荣之时，在当时的著作《考工记》中有五行学说的明显表现。

　　《考工记·画缋》中有：“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本说五色，而举出的青、赤、白、黑、玄、黄则是六色，这与《周礼》的六官思想是一致的。五色，分东、西、南、北、中之位，亦即木、火、金、水、土的五行；以天地相配，而曰天玄地黄，并属中央之色，以六为五，以符合五行之说。《画缋》文中又说：“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这里暗含着“五德相胜说”的意思，如夏尚青，其德属木，依次相代者为殷之金德；殷尚白，其德属金，依次为周之火德相代；周德属火，故尚赤；周德已衰，自当另有一个水德的王朝出现，以代周室统治天下。[4]

　　“五德相胜”说为战国时期齐人邹衍所倡。刘歆《七略》说：“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高诱注：《淮南子·齐俗训》：“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考工记》系出自齐国学者手笔，文中采五德相胜的观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考工记》中还表现出强烈的尚“六”意识，以往研究《考工记》者对此多未注意，实则对尚“六”意识应作为一重要问题探讨。

　　《考工记》中言“六”处甚多，如开篇就说“国有六职”，即把一国之内的多种职事归为六种：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又如“筑氏为削”说：“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意即削（书刀）长一尺，阔一寸，六把恰好围成一个正圆形。有趣的是，出土实物齐刀币，其形制呈尖锋，凹刃弧背，直柄环首，一般长约18厘米，宽约2.5厘米，六把齐刀币恰可围成一个正圆形！

　　特别如《考工记》中“金有六齐”述文更耐人寻味，原文如下：“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六齐”是指六种青铜合金配方，其“分”的涵义究竟指什么？相应器物检测成份的统计规律又如何？进入本世纪特别是建国以来，先后有不少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综而观之，关于“六齐”铜锡含量比主要有三种解释，[5]如表所示：

　　表：六齐铜锡含量比

　　

　　梁津的解释中，除钟鼎之齐的锡量与殷墟、西周时期的容器及乐器接近外，其它诸齐的含锡量与商周各时期实际情况皆不符。陈梦家、郭宝钧的解释中，钟鼎、斧斤、戈戟三齐，除斧斤之齐的含锡量与殷墟时期相合外，其余与殷墟、西周各时期实际情况皆不符，然三者却与东周实际情况接近或相同。由此，有作者下结论说，《考工记》中“六齐”之说反映了东周时期合金配料的情况。[6]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妥的。近年，苏荣誉等人对979件青铜器的1040组成分进行了统计，考察“六齐”与统计结果的符合程度，结果表明，先秦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相当复杂，绝大多数青铜器都不是铜-锡简单青铜，而是含有铅、铁、硅、硫和锰、镍等多种元素的复杂青铜。在商代早期，中国青铜器就形成了以高锡高铅为主要合金元素的独特系统。先秦青铜器的含锡量集中在6%～17%，含铅量集中在0%～16%。[7]这样，以往不管哪一种铜锡含量比解释与实际情况都不能很好地符合。

　　分析“六齐”述文，可以发现：六种齐型排列整齐，含锡量循序渐进，具有很强的公式化意味，但整齐的数字却对应着比较混乱的器物排列，如兵器就有戈戟、大刃和削杀矢，而《考工记》中却没有涉及在当时社会上起重要作用的青铜货币；“六齐”内容中也没有涉及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起重要作用的铅。因此，苏荣誉等人认为，将“六齐”看作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制作的合金规范是没有根据的，也更不是当时青铜工艺实践的总结。[8]苏荣誉等人基于大量的青铜器物成分检测统计，驳前人之说，难能可贵，只是惜未能进一步揭示“六齐”的文化内涵。

　　我们认为，“六齐”的真正内涵在于尚“六”意识。《考工记》的作者面对工匠积累起的青铜冶铸丰富经验，没有作客观的记录，而是在大致的范围内予以总结整理，其指导思想便是以“六”规范。这样说的依据不仅因为书中有多处事物分类涉及“六”，还因为齐地有尚偶数的习俗渊源。考古发现，临淄齐国故城相当一部分春秋墓中的随葬陶器组合是由4种器物偶数配成，“即以鼎、豆、簋、罐4器，或4或6地组成，组合稳定。”[9]至今在鲁中一带民间习俗中，有“不知四、六”的说法，意谓某人不懂礼数，似可说明“六”字是一个有关标准、和顺、吉利的数字。

　　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言及秦始皇“数以六为纪”，如“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等。这说明“尚六”的影响，秦统一后的某些“数以六为纪”是对历史形成的制度的继承。

　　当然，我们在此仅提出有关尚“六”的观点并作初步探讨，关于尚“六”的历史渊源，尚“六”与尚“五”有何种关系，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三、规格严明 遵礼定制

　　周代礼制繁复，反映在具官书性质的《考工记》中，不同等级所用的器物规格也都给以明确规定，诸如尺寸、重量、弧度、颜色等，打上了鲜明的社会、文化烙印。如《桃氏》规定剑制：“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鋢，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鋢，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鋢，谓之下制，下士服之。”鋢为古代重量单位，合六又三分之二两。剑的尺寸、重量与级制一一对应。又如不同级制的弓其规定是：“弓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长六尺有三寸，谓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长六尺，谓之下制，下士服之。”[10]另外还有角度的规定：“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为诸侯之弓，合士而成规；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规；士之弓，合三而成规。”[11]“成规”即指用几只弓可围成一个整圆，或说每只弓的弧度是一圆周的多少，按天子、诸侯、大夫、士之序排列，其所用弓之弧度分别为：2/9π、2/7π、2/5π、2/3π，分母成等差级数。这是以量的概念来表达各位不同的礼制用器制度。

　　宗周礼制对技术活动的影响在《考工记》中还有许多重要表现。

　　以“匠人建国”为例考察。“匠人建国”讲的是建城邑求水平定方位的测量问题：“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以县，眂以景，为规。识日出为景，与日入为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引文中提到多步细致的操作，这无疑是匠人们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表明至周时城邑布局方位测量已够复杂和严格（一般认为《考工记》记载了周代的都城制度）。细细揣摩这段话，我们分明感到，这背后有着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因为很清楚，建筑布局方向不是人类生存需求的基本要素。人类上古时代“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12]根本不顾及方向，待知“筑土构木，以为宫室”时，古代其基本指导思想也就是要能趋利避害，“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围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13]方向的选择虽有但不严格。进一步发展方位讲究了，再进而有了较复杂的方位测量操作。这当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方位测量技术的产生、发展和中国古代阴阳观念的产生、发展密切关联，与古代宗法封建礼制制度的形成也密切关联。再结合《考工记》中的营建制度对这问题更益了解。

　　在“匠人营国”中提出了依爵位尊卑而定的礼制营建等级制。文中举城隅及道路为例，说明三级城邑（王城、诸侯城、都城——卿大夫采邑）营建制度上的等级差别。具体办法是以王城为基准，按一定的差额依次递减。以城隅高度为例，王宫“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这样，“都”的城隅高度只允许相当王宫的门阿高度，即高五雉。诸侯城的城隅仅相当于王城的宫城城隅高度，即高七雉。而王城城隅高度是九雉。然则三级城邑的城隅高度是据“以高为贵”[14]的礼制要求，按爵位尊卑依次递降两雉。又以道路宽度为例，“匠人营国”规定：“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就是说，诸侯城的经纬涂宽度只相当王城的环涂宽度，而卿大夫采邑——“都”的经纬涂宽度再降一等，仅相当王城野涂的宽度了。这样本“以多为贵”，[15]三级城邑经纬涂宽度是：王城为九轨，诸侯城为七轨，“都”为五轨。

　　由此可知，“匠人建国”规定王城、诸侯城、都这三级城邑的礼制营建制度量的级差，是用一组以二为公差的等差级数来表达。王城为最高等级，用九；诸侯城次之，用七；再次为“都”，用五。这组等差级数便是九、七、五。[16]遵“礼”定制，用心深矣。

　　四、“和合”思想 涉物关人

　　“和合”一词，“和”的意思为和谐，和睦；“合”的意思是结合，联合。“和合”代表着不同质的要素联系构成的整体系统。在中国古代，“和合”的思想观念广泛影响于技术、艺术、国民经济、行为方式、文化心理等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考工记》中，贯穿着“和合”的思想，最明确的表述见《考工记·国有六职》：“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段述文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技术传统中一个深刻的造物2原则或价值标准。

　　所谓“天时”、“地气”，是来自大自然方面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材美”、“工巧”，则是来自主体方面主观因素的作用。这两方面因素的决定性直接体现在器物制作过程中。

　　《考工记》认为天时气候、地理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器物的质量。何谓“天时”？《考工记》指出：“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即说，天有时助万物生长，有时使万物凋零；草木有时欣欣向荣，有时枯萎败落；石有时顺其脉理而解裂；水有时凝固，有时化为雨露；这些都是天时。这里清楚地表明了对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一定认识。何谓“地气”？《考工记》指出：“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从现代科学角度分析，“地气”包括地理、地质、生态环境等多种客观因素。地理环境不同会影响动、植物的变异或生存；各地矿物成份不尽相同，水所含的微量元素有别，皆会造成金属制品的组织和热处理的优劣差异。这也正是造成精良的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的内在原因。

　　在顺应“天时”、“地气”，也即人适应、协调于大自然因素的前提下，《考工记》强调“材美”与“工巧”。所谓“材美”，是肯定人对材料质地品性的选择性，要求工匠根据实际需要去主动地体认材料的美（包括物理、化学性质），具体到某一器物制作，又涉及合理地选材和用材。

　　“材美”的原则多少还包含一些适应于自然的要求，而“工巧”则更多地是对人的创造性的肯定。《考工记》一再提到“三材既具，巧者和之”，[17]“六材既聚，巧者和之”。[18]《轮人》和《庐人》篇中几次出现“国工”，即国家级工匠的提法，认为巧工的最高级是国工。诸如此类，说明《考工记》作者对工巧的重视和对巧工的推崇。

　　“和合”的技术思想不仅体现于《考工记》制作器物的精良上，也体现于器物有效配合的要求上。如论述车辀与驾马的配合，《考工记》强调：制作合度的辀 “欲弧而无折，经而无绝。进则与马谋，退则与人谋。终日驰骋，左不楗；行数千里，马不契需；终岁御，衣衽不敝，此为辀之和也。”即说，辀要弯曲适度而无断纹，顺木理而无裂纹，配合人马进退自如，一天到晚驰骋不息，左边的骖马不会感到疲倦。即使行了数千里路，马不会伤蹄怯行。御者一年到头驾车驰驱，也不会磨破衣裳。这就是辀的曲直调和。

　　总之，从“和合”的理念与目标出发，通过“和合”的方法与手段，以达到“和合”的境界与效果，这正是《考工记》作者所信奉和追求的。

　　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部有影响的著作，《考工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以上我们着重从文化方面对《考工记》作了探讨，期望有利于对《考工记》做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

　　注释：

　　[1]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8页。

　　[2]陈直：“古籍述闻”，《文史》第3辑，1963年10月。

　　[3]郭沫若：“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天地玄黄》，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

　　[4]夏纬瑛：《〈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农业出版社，1979年。

　　[5]梁津：“周代合金成分考”，《科学》1925年第10期；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郭宝钧：《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周始民：“《考工记》六齐成分的研究”，《化学通报》1978年第3期；吴来明：“‘六齐’商周青铜器化学成分及其演变的研究”，《文物》1986年第11期。

　　[6]宣兆琦：“《考工记》的国别和成书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4期。

　　[7][8]苏荣誉、华觉明、李克敏、卢本珊：《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

　　[9]张学海：“关于齐鲁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10][11]《考工记·弓人》。

　　[12]《礼记·礼运》。

　　[13]《墨子·辞过》。

　　[14][15]《礼记·礼器》。

　　[16]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

　　[17]《考工记·轮人》。

　　[18]《考工记·弓人》。

作者介绍：戴吾三 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讲师 高宣 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