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君山:实事求是厘清党和人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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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欧阳君山：

实事求是厘清党和人民关系

——读《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略感

中共之所以回避“党主党大”的实质，症结在于中共仍然囿于西方似是而非的人民民主概念。“人民”原本“虚词”，唯有先确立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国家政治主体，才能够由虚而实，进而在主客体的互动中转化为国家政治主体的换位主体，乃至高于国家政治主体。这才是民主名正言顺的逻辑起源，借用马克思的话讲，民主原本“对象性存在物”。中共正是在有主有客、有先有后并互动转化的意义上强调人民当家作主的，要不然，“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逻辑上说不通，此诚被中共所高唱却又不曾被中共所辨明的有机、辩证、高度“统一”。

——题记

信仰人民相信党

年初，一本叫《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书不胫而走，据称荣登某图书排行榜并名列前茅。这是极不容易的，政治类图书相对难以畅销，不附会西方普世价值甚至被认为“左”的政治类图书，更近乎边缘化。近些年来，可能因为某关于中共党建的文章不少，常发惊世骇俗之论，不只一位朋友问及：读过《大道之行》没？第一位朋友问时，某回答说：只是在网上注目过。第二位朋友问时，某拆借钱钟书先生一句名言笑着说：某不但品尝了这个蛋，而且晤会过下这个蛋的母鸡。大约两个月前，在清华大学东门附近，某与《大道之行》排名第一的作者鄢一龙先生有一聊。虽不说如晤清风，但的确是一龙先生让某感觉应该就这本书说点什么。

《大道之行》是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五位青年学者的集体创作，但主要围绕一个共同主题，用潘维先生在序言《信仰人民》中的话说：“概括起来，我认为这本书阐述了两个道理：第一，办中国的事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中国共产党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领导人民。因此，这本书在新时代重新诠释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五位作者的确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对这两条根本原理尤其是有关人民的话题作了新的思考，可这两条根本原理之间是什么样的内在关系呢？用中共当前经常提到的话语表达，党的领导地位与人民主体地位之间是什么样的内在结构呢？

模棱两可的“统一”论

中共长期以来重视理论，对相关问题已形成自己的独特答案，这就是中共不时提到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说法，似乎也有“辩证统一”的表达，甚至还有“高度统一”的嘉许，总而言之是“统一”。具体如何有机、辩证、高度统一呢？中共正式的论述一般会包括三点：第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求，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第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与人民民主、党的领导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三点成面，面面俱到，不是一根筋，更非两头堵，而是左右逢源，中共独特的“统一”论堪称游刃有余。

但在一部分人看来，中共的“统一”论其实只是回避甚至掩盖问题的说辞，所谓的有机、辩证、高度统一，客气讲，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不客气讲，就是诡辩。一些人甚至回到方法论甚至逻辑学，认为辩证法在哲学上是有价值的，但中共惯常使用的辩证逻辑只是诡辩的别名，乃逻辑学正宗根本不承认的，以至被戏谑为“中国逻辑”。这种种指责可能有些简单粗暴，但平心而论，中共的“统一”论的确回避了究竟谁是主导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党主还是民主”、“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进而回避了中共一党执政实质上也就是“党主党大”的问题实质；换个角度说，“统一”论究竟统一于何处，是统一于党，还是统一于人民，中共语焉不详。

中共回避“党主党大”的问题实质，这一点应该说毋庸置疑，事实上也是中共所不否认的。据称1985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一外国记者问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在中国，执政党和法律，到底哪一个大？”彭真憨厚笑着说：“这个不好说。”引发哄堂大笑。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对相关问题“明确予以回答”，但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共依旧语焉不详，事实上仍然在回避。可能因为“党大还是法大”的高度敏感，为防止敌对势力就此说事，乃至质疑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共干脆直接给“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贴上“伪命题”甚至“政治陷阱”的封条。

“党主党大”的凿凿事实

但中共“党主党大”的事实凿凿，因为这原本就是中共“一元化”领导地位的自然内涵，甚至可以说，“党主党大”不过是中共一元化领导地位的另一种表达。中共在全国建政后，一方面吸取之前国民党的教训与经验，一方面也因为自己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批判“以党治国”，并不认为自己搞的是一党制，而是所谓“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也在中共领导之下，依旧一个执政党，本质还是一元化领导。事实上，八大参政党派也是历史形成，并非中共许可成立，至今也无迹象显示中共允许成立新的政治党派。这不明摆着“党主党大”吗？如非“党主党大”，中共为什么只允许自己一党执政甚至连成立新的政治党派也不许可呢？

事实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先后排序及相关说法尤其“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也都有力表明“党主党大”的事实，要不是“党主党大”，为什么不倒过来说“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之类呢？实际上，“党主党大”就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中共性质与定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明显就是“党主”加“党大”吗？

“党主党大”甚至也表现在中共一个直接以人民群众命名的根本工作方法上，这就是“群众路线”。长期以来，中共大讲特讲群众路线，但并不奉行被认为最尊重人民群众的全民普选，症结就在于群众路线并不意味着人民在党之上，恰恰意味着党原本在群众的上位，实质属于领导方法，是党站在先锋队、革命党、执政党及领导核心的上位从群众来换位思考与行动，目的在于克服党政官僚系统的自我中心，呼应了现代商业社会的世俗美德——“顾客就是上帝”，印证了现代管理学的响亮说法——“领导就是服务”，也印证了中华民族一种传统美德——先人后己。对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定性，毛主席说得分明：“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人民”该怎样由虚变实

中共为什么不敢直面“党主党大”的凿凿事实呢？显而易见，这就是中共囿于似是而非的人民民主概念！近现代以来，人民民主先是从欧洲兴起，而后席卷全世界，蔚成浩荡潮流，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毛主席说得好：“实践出真知！”由于首先是大风大浪中打出来的革命党，中共颇有实践第一的自觉，已经对人民民主概念有所突破，强调“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之间“有机统一”，甚至还有“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的论证，但中共由于理论未透，还是不敢逆世界潮流而动，公开声称“党主党大”。

殊不知，人民民主及相关概念是值得商榷的。逻辑与经验双双有力显示，一个国家没有政治主体在先，根本不会有人民民主，甚至连“人民”的概念也虚，借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许小年先生的话讲：“勿以抽象的人民替代具体的个人，勿以伟大的人民压制平凡的个人，勿以神圣的人民否定世俗的个人，勿以人民的名义剥夺个人的自由。我只见过张三、李四、王五，从未见过人民。”的确，社会是一个个的个体组成，人民是谁呢？应该正因为此，古之英豪或许“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似乎不太搞“挟人民以令天下”。陈胜、吴广起义被认为中华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算大规模群众运动，但陈胜揭竿而起时，似乎并没有拿人民来慷慨，而是充满个人英雄情结，曰：“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那为什么平常动辄人民呢？无论非民主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人民都属于口头禅。如果人民的概念虚，为什么还被高频率使用呢？因为事情已经起变化，人民的概念由虚变实了，条件不是别的，而就是有了国家政治主体。任何一个人群，必有个体利益，也必有整体利益。个体利益由一个个个体看护，这一点不言而喻；整体利益也不能够“所有者缺位”，这就是一个人群的主体，主体代表一个人群的所有者看护人群整体利益。一旦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国家政治主体确立，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对象，人民自然由虚而实。这就像数学上必须先确定原点，然后才能判断哪里正哪里负；也就像地理上先必须确定海平面，然后才能判断哪里高哪里低。《易经·系辞》上有句话，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似乎也是必须先确定一个基点才能形成秩序的意思。

民主是个“对象性存在物”

这不只是纸上论道，也得到经验的有力印证。史料显示，李自成开始起义的时候，地道土匪一个，“所至焚荡屠夷”，后连打大胜仗，兵马百万，觉得自己可得天下了，“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仿佛仁义君子。李自成为什么前后判若两人呢？之前认为自己不是国家政治主体，唯恐天下不乱，人民在他眼中就是虚的；之后认为自己将是国家政治主体，唯恐天下不治，人民在他心中就是实的。显而易见，让人民实起来，关键是确立国家政治主体。

一旦确立国家政治主体，人民不只是实起来，而且会在主客体的互动中转化为国家政治主体的换位主体，与国家政治主体平起平坐。在特定的语境中，人民甚至高于国家政治主体，就像老板说“顾客就是上帝”一样。古代的孟轲就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现代的毛泽东更是喊出崇拜人民的最强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才是民主名正言顺的逻辑起源，它并不是什么现代社会的专利，古已有之。遗憾的是，在文艺复兴甚至启蒙运动之前，由于欧洲国家普遍存在国家政治主体专制独裁的严重问题，导致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用力过猛，不仅专制独裁被革了命——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背后的国家政治主体也被革了命——这就像孩子被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走向了不承认乃至否定国家政治主体的人民民主，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

不首先确立国家政治主体，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这一点毫无疑问，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逻辑原则。由于不能够循环“自”证，人原本就是“对象性存在物”，有关人的一切都是“对象性存在物”，用马克思的话讲，“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民主的概念没有例外，也属于“对象性存在物”，而且更加显而易见，要是没有国家政治主体在先，一个巨大的疑问号迅即从天而降：谁不让民主了？跟谁讲民主去？无厘头！从历史看，民主正是针对国家政治主体的专制独裁而言的，原本即欧洲国家的人民与君王之间的“对象性存在物”。脱离“对象性”，缺失国家政治主体，民主实际上不知所云，逻辑上根本讲不通。

一山如何“有机”容二虎

常言道：“一山难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逻辑上不可能同时承认两个主导，“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说不通，不管如何对“领导”与“主体”作出自己的解释，都免不了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之间的交叉冲突。但从互动讲，完全允许两个主体，区别是在于：一个属于先在主体，一个通过互动转化而属于换位主体。这才是中共“统一”论的本质，在党和人民、党和法的关系中，有主有客、有先有后并互动转化，这才是被中共所高唱却又不曾被中共所辨明的有机、辩证、高度“统一”，如没有主客先后并互动转化，有机、辩证、高度统一从何谈起？所谓统一，实际上是针对主体而言的，是有主体的统一，是统一于主体。唯有先确立主体，然后在主客体的关系中，因为关系方已是主体，客体通过互动也自动上升为主体的主体，这才是真正的有机、辩证、高度“统一”，才不是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再抽象一点讲，辩证法或辩证逻辑所讲的“统一”与形式逻辑所讲的“同一”并不矛盾，本质上是一回事。

在党和人民的关系中，党主还是民主呢？逻辑一致的答案已经油然而生：党主民也主，但中共作为国家政治主体在先，党主即党的领导在先；人民通过互动转化而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换位主体，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在后，二者有机统一。相应的，党大还是法大呢？同样道理，党大法也大，但党大在先，法大在后，二者有机统一。这并非就是党不需要接受法律约束，也就像在私营企业，老板大还是法大，显然是老板大，因为企业的内部规矩都是老板订的，难道规矩比老板还大？但老板也得带头遵守企业的内部规矩，要不然，企业就难有规矩，何以立身兴业？

“君子坦荡荡”

在政治哲学基本面，西方世界在逻辑上的确似是而非，甚至堪称颠三倒四，不仅陷入虚幻而迷茫的人民崇拜，而且被法治完全独立于人甚至与人无关的假象迷惑，缺失了原本不可或缺的国家政治主体。相比之下，中共反倒更显清明，不仅一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地位不动摇，而且构建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基本框架，并毫不讳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但中共最终还是囿于西方似是而非的人民民主概念，不曾堂堂正正承认党主民也主、党大法也大，更不敢堂堂正正承认党主在民主之前、党大在法大之先。《大学》说得好：“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共当务之急是返本归源，紧扣马克思主义的“对象性”原则，实事求是厘清党和人民关系，知其本末先后，向世人展现“君子坦荡荡”的正大光明，这才是真正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来源：作者来稿，昆仑策研究院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