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是宁静的

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是宁静的

中国文化也罢，中国文学也罢，都应当在中国习得。一些在美国留了学，只学会了德、萨、女，亦即只知道德里达、萨义德、女权主义的半吊子文人，怎么可以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教学呢？

罗蔚年：你认为中国的思想文化资源需要重新整合，不知你有没有具体的整合构想？ 李劼：其实，我的三部中国思想文化的论著，亦即《百年风雨》，《论红楼梦》，《中国文化冷风景》就已经提供了整合的大致框架。首先从先秦诸子入手，重新厘定思想光谱。 罗蔚年：可否具体谈谈？

李劼：大致上由六位思想大家组成，犹如六根支柱一般。杨朱，李耳，墨翟，管仲，公孙龙，庄周。我称之为先秦六柱。详细阐述请参见拙文《先秦诸子的思想光谱》。 罗蔚年：这显然是一幅相当清晰的先秦诸子思想光谱，问题是，在这光谱中，难道没有儒家或者以前说的法家，亦即商鞅、韩非他们的位置么？

李劼：在明白了剥落什么、重生什么的前提之下，世人可以对孔丘的世故会心一笑，亦不妨将孟轲面对君王的滔滔不绝视作义正词严，而并非强词夺理。但荀况的君本立场是必须注意的。需要摒弃的是商鞅的军国主义理念，韩非的权术。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儒家理念的演化史上，曾出现过四个妄人，助儒为虐。狂妄的董仲舒，专横的朱熹，轻浮的韩愈，夸张的康有为。过去被这四个妄人愚弄算是悲剧，如今或者今后继续被这四妄愚弄只能说是喜剧。当然了，同时也必须看到，历史上的儒林之中，亦不乏骨鲠精英，诸如汉末党锢血案中的陈蕃、杜密之辈，以心学自律的王阳明，清季同治中兴的曾国藩等等，皆人中龙凤。 罗蔚年：你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这番重新解读，背后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 李劼：那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我曾写过两篇专论加以阐述。自有宋以降，至《红楼梦》，再至清末民国初期，最后是当今的努力。虽然屡遭挫折，却始终绵绵不断。 罗蔚年：那是什么样的文艺复兴？

李劼：要而言之，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复兴的是被历史掩埋的华夏民族的人文精神。就近而言，是《红楼梦》、王国维、陈寅恪一脉文化香火的承继；上溯先秦，便是由上述六根精神支柱构成的历史文化格局，乃至《山海经》神话中的人文风貌，上古伏羲先民的全息智慧。陈寅恪所倡言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并非空穴来风，也非纯属西化观念，而是中国历史文化精粹之源远流长的承传，尤其是杨朱贵己、庄周逍遥的天然承继。物质文明有消长，精神文化是不死的。杨朱的著述可以被人为地掩埋消失，贵己的思想却不会因此而湮灭。顺便说一句，司马迁的《史记》，也应该被后人不带儒家偏见地重新书写。文化大纲架构出来之后，重写历史并非如何困难。

罗蔚年：你这里所说的人文精神，与你1992年提出的人文精神重建，有什么关系么？ 李劼：这里所说的人文精神，就是我在1992年提出那个人文精神重建。只是那时被人歪曲为与商业文明对立的理念。时隔20多年，他们所说的那个人文精神与我所说的人文精神之迥然有别，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他们不仅以言论文字，更以自己的生存方式证明了他们所说的人文精神其实不过是一种生存策略。他们盘踞学府，取悦官府，以概念唬弄学界，以八卦谄媚大众。而我所说的人文精神，始终处在一种孤寂的状态里。当年我能提出的是没多少人真正读懂的《红楼梦》，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壁立千仞的陈寅恪。如今可以继续补充的则是上述先秦诸子的思想光谱。在当今的文化现象中，木心算一个。木心是清末民初以来的汉语写作家当中非常鲜见的、能够在文化气脉中直接与先秦诸子相接的人物。 罗蔚年：那么，从先秦诸子到《红楼梦》之间，还有什么汉语作者具有你所说的人文精神？

李劼：当然有。从总体数量上说，很少。但就历代可数的人物而言，并非寥寥。其中，

学问家不多，诗人词人不少。

罗蔚年：这是不是你在《唐诗大观》和《宋词纵览》中所论说的话题？

李劼：是的。有关唐诗宋词的阅读，与先秦诸子的解读一样，千年来，误区很多。主要是曹丕、刘勰、韩愈等人的文以载道，形成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主流观念。这就好比中国人在小说上的审美趣味，喜欢《水浒传》那样的造反有理，或者《三国演义》那样的权术。热衷于这种趣味的，要读懂《红楼梦》是很困难的。同样道理，被文以载道观念影响的人们，通常误读李白、杜甫、李煜、苏东坡、柳永之类的诗人词家。

世人都为李白的诗才所折服，殊不知，李白根本不以他自己的诗才为意。李白在《至韩荆州书》中的自白是：“心雄万夫”。李白自道：“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在剑术上的造诣仅次于唐朝首席剑客裴旻。因此他的志向是要成为朱亥、侯嬴那样的侠客，所以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信陵君那样的明主。李白何以跟唐明皇合不来，不是唐明皇太小气，而是那位皇帝再开明，也没有弄懂，李白的志向不在写诗，而在以剑报君。李白最后的悲剧，也是误将庸主当信陵。

杜甫是另一个版本的诗人。杜甫的志向也不是写诗如何如何，而是如他在《五百字咏怀》中表白的那样，要成为契与稷那样的贤臣名相，心气之高，连小官都不肯做的。至于写诗，只是业余爱好而已。假如不明白杜甫的志向，杜诗根本无从读起。李杜之间，杜甫激赏李白的诗歌才华，而李白却并不看重杜甫；因为杜甫没有侠客志向，估计也不懂剑术。

李后主的词作，后人只知赞叹后期的嗟伤，不懂前期宫廷情词的优雅美丽。后主后期词作的特色是悲悯，前期词作的动人在于爱得真切诚挚，仿佛贾宝玉、林黛玉的前世写照一般。没有前期刻骨铭心的爱恋，哪有后期痛彻心扉的哀诉呀？

东坡词的成就，不在于“大江东去”那样的空泛之作，而在于“一蓑风雨任平生”那样的潇洒，更在于“十年生死两茫茫”那样的悲切。东坡亦儒亦道，却又非儒非道；于政治权谋于庙堂世故，全然懵懂；观察历史有如小孩子看万花筒，完全茫然。就算他想豪放，都不知从哪里豪放。有宋豪放词的真正先驱，不是苏轼，而是贺铸。贺梅子的《六洲歌头·少年侠气》，才真正是宋词豪放风格的开山之作。

柳永是最被诟病的一位词家，不要说一般词话家，即便是王国维都没有真正读懂。诸如“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那样的逍遥自在，乃是苏轼求之不得的潇洒。但这在柳永却是已然在其中的自得。苏词再努力，也写不到柳词的境地。柳子乃宋词首席大家。柳子以降，词风犹在，诸如周邦彥，吴文英，然巨子已逝，余音渐微。

罗蔚年：那你如何看当今中国的人文状况？

李劼：1992年我提出重建人文精神，就是担心只开放欲望，不构建人文，不把思想文化当回事。20多年过去，现状似乎仍然没有改善。

中国文化也罢，中国文学也罢，都应当在中国习得。在中国学了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文学，可以到美国学府执教。相反，在美国学的，不可以在中国学府执教。一些在美国留了学，只学会了德、萨、女，亦即只知道德里达、萨义德、女权主义的半吊子文人，怎么可以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教学呢？不要以为在美国学府、尤其是名牌学府读过书，就都是有文化的人。 在当今的网络时代，文化越来越远离学府，越来越成为学府学界边缘人的自由选择和创造对象。即便是美国高科技文化，也并不是美国学府的骄傲。许多高科技巨子，诸如比尔·盖茨、扎克伯格、埃里森等等，都是美国一流学府的辍学生。日前，网上都在谈论钱钟书，那些谈论者可能都没有提及钱钟书有关真正的学问在哪里的说法，不在学府，不在名校，而在荒江野老屋里的二、三素心人。文明的进步，也许需要热热闹闹的，但文化的恪守，却是孤寂的，宁静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就是孤寂的，宁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