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记_大公报_的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

2004年12月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Dec.2004 第4期         Journal of ILi Teachers College          No.4

 

试析新记《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 

 

曹丽虹 

(伊犁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摘  要:新记《大公报》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独具风格的民营报纸。以张季鸾、胡政之等为杰出代表的新记大公报人所不懈追求的报纸的独立、自由精神以及职业化的办报理念,铸就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营报业的辉煌,开辟了我国新闻界对自由职业报刊探求的道路,而且他们的报刊思想已经包含不少西方现代报刊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因素,其思想的精神内涵对我国当前报业的改革与发展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记《大公报》;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04)04—0102—05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起,至今已经历百年沧桑。作为中国报刊史上历时最久的民营报纸,其办报理念一脉相承,独具特色。而“新记”《大公报》(1926—1949)时期,无疑又是它最富魅力的时期。本文主要对新记《大公报》较具特色的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的渊源及主要内容进行解读分析,并将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的精神内涵与西方现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特征进行比照,寻找其共通之处,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新记《大公报》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的渊源及主要内容 

从思想渊源上看,新记《大公报》的办报理念与《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的办报宗旨一脉相承。早在1902年,英敛之就在《大公报》创刊号上专门对报名作了阐释。其曰:“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并且向社会宣布,这张民间报纸将以“扩大公无私我之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1]为办报宗旨。并在《大公报出版弁言》为该报开宗明义:“本报但循泰西报纸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一;知我罪我,在所不计。”[2]在这里,英敛之是以“大公”精神来阐释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他所强调的是:报纸是社会之公器,报人是社会之公人,有公则兼容并蓄,无私则义无反顾。可以说英敛之的“大公”精神开创了《大公报》自由主义

收稿日期:2004-08-19

作者简介:曹丽虹(1968—  ),女,硕士,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的先河,奠定了新记《大公报》自由主义思想的基

础。 

1926年,张季鸾与其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在天津接办《大公报》,他们继承了英敛之旧《大公报》在言论上的“大公”和独立的民间立场,将“大公”精神传接发展为了“四不主义”。1926年9月1日他们在新《大公报》复刊号一版上同时刊出了《本报启事》、《大公报续刊辞》、《本社同人之志趣》等专题文章,庄严向社会公布其“四不”主义立场。《本社同人之志趣》为张季鸾所亲撰,文中公然宣称其自由主义的“八字箴言”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并在文中加以详述。“四不”主义的立场充分体现了新记大公报人对独立言论的期待和自由精神的向往。对《大公报》及其他民营报刊的自由主义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记《大公报》秉承独立、自由的理念不断在诸种社会张力中寻求平衡,进行了“职业化报刊”的大胆尝试,使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逐渐形成并日趋成熟。其报刊思想的核心内容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报纸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 

报纸是独立的社会舆论机关的思想反映了“新记”大公报人对报纸角色定位的认识。早年就投身新闻事业的张季鸾曾痛感当时中国报界的种种不良现象:“且中国报界之沦落苦矣。自怀党见,而

第4期 曹丽虹:试析新记《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    103  拥护其党者,品犹为上;其次,依资本为转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论独立,

[3] (P3)

并无主张,遑论是非。”在他看来,要改变当时中国报纸丧失独立性,为政治势力、资本势力所左右,以至言论衰微的现状,首要的是厘清报纸的角色定位。1926年,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宜不阿群众”。十年之后,他更明确地概括:“夫报纸者,表现舆论之工具,其本身不得为舆论”。[4](P31)言之下意,就是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而要实现这一角色定位,其处方就是必须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 

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5](P148-149)在这里,张季鸾所着眼的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并非要报纸袖手中立,或敌视各党各派。这种认识摆脱了康梁以来办报者多以报纸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传统,以期使办报不受政争的影响,同时也暗示着办报是公民应有的合法权利,报纸方针如何取决于报人的操守和信念,而不受制于外来压力。1936年,《大公报》在上海印行时,张季鸾更是明确宣布:“同人尊重中华民国开国者孙中山先生之教训,而不隶籍政党,除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5](P148-149)“不党”所阐明的政治独立是由“不卖”所秉持的经济独立加以保障的。张季鸾径直提出:“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新记《大公报》之初,有吴鼎昌的资金做支持,而且做好了本金亏完算数的最坏打算,他更有底气声明,《大公报》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这样,报纸言论可能不免受知识或感情所限,但却不会受到金钱的左右。 

“不党”与“不卖”所确立的报纸独立意识,目的在于将报纸作为社会公器,即“无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5](P148-149)进而言之,全国舆论的养成,必须“收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尤需仰赖作为公众喉舌的报纸。 

“不党”、“不卖”、“不私”,关乎报纸的立场和定位问题,落实具体操作上,要求就是“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视为盲信;

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5](P148-149)

这就要求报人必须做到独立判断、充分考察、冷静探究、忠于事实,概而言之,即要有理性精神。 

“四不主义”勾勒了新记大公报人报刊思想的基本轮廓:政治独立,经济独立,以报纸为社会公器,且秉持理性精神。这使新记大公报人的报纸观念与梁启超时代的报纸观念已有泾渭之别。在梁启超看来,在社会体系层次上报业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在与民众的关系上又是一种教化、宣传的阵地。报纸言论起到“去塞求通”作用,沟通的是封建时代尊卑间隔的君臣关系。而新记大公报人眼中的报业则独立于政治势力,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独立舆论机关,所起到的是沟通社会各界,养成舆论的作用。它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这与传统政论报刊以政党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观念恰成鲜明对比。由此观之,新记大公报人的报刊理念已非传统的政论报刊,而进入了现代报刊领域。 

(二)言论的自由主义立场 

新记《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它的言论态度上,这与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一脉相承。均推崇言论自由,认为报刊是民意的表达者,报刊有代表社会监督政府的权利和责任,个人可以在报刊上发表不同的意见,且政府不应对“自由言论”进行干预。显而易见,这种自由主义的报刊理论是建立在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之上的。 

言论自由是新记《大公报》报刊角色定位确立之后最重要的对外诉求。不过鉴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对新记大公报人而言,呼吁言论自由已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急切的现实问题,它往往通过社评表明自己对现实问题的基本态度。在1930年代,《大公报》同人发表的有关新闻言论自由的社评便有十余篇之多。有代表性的,如:1930年4月26日的《对于言论自由之初步认识》,内称:“望有政权者认识:(1)言论界本为国家应有的一种独立的职业,并非天然之为治者之应声虫;(2)言论界有主张批评之自由,压迫批评,专听歌颂之辞,对于治者来说,在政治上为自杀之道。”1930年5月27日的《极度压迫言论之恶影响》指出:当局滥用宣传,恶化新闻,其恶影响是迫使报界专在社会黑暗面呈其笔锋。1931年3月24日、3月30日、4月5日连续发表《论开放党禁》、《再论开放党禁》、《党治与党禁》,指出:“人心倾向,于政治集会、结社与思想自由之解放,已有不可遏制之形势,苟再横加抑制,逼其横决,不啻奖乱造乱”,1935年2月

104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  18日的《中国不适宜于独裁》,提出:“训政结束之后”,国民党宜本孙中山之“遗教”,“以培养民主宪政为目标。”1937年2月18日《论言论自由》提出:“政府对言论界须持但可放则放之态度,切勿‘但可扣则扣’”。 

而且,从1934年1月起,在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胡适的提议下,张季鸾和胡政之除坚持用社评鲜明体现《大公报》的民间特色和自由主义立场外,还创辟了在读者,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影响相当大的一块自由主义言论阵地,那就是集中了当时国内学界和思想界名流为之撰稿的《大公报》星期论文专栏。在此专栏开办的十五年时间里,《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几乎成了当时国内独树一帜的具有最高知识水准和理性风度的自由主义园地。 

勿庸置疑,新记《大公报》言论自由的思想主要是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的。这一点,张季鸾曾有撰述:“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理想,是自由职业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治,反干涉……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烈的。人不求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6]但在抗战时期这种新闻思想出现了若干重大变化,表现为在最为敏感的言论自由问题上,张季鸾曾于1937年的一篇文章提出:吾人以为言论自由问题之解决,首视言论界本身之努力如何,认为国难当前,凡是有关国家大事的言论都负有重大责任,意见不可能人人一致,但至少在态度上应该保持诚意为国的一致;也就是说,言论自由虽然是“国民必需之武器,但不知用或滥用,则不能取得之”。1939年以后对新闻检查机关的态度上也表现出宽忍的一面:“然抗战以后,在汉在渝,都衷心欢迎检查,因为生怕记载有误,妨碍军机之故。中央宣传部本是指导报界的最高机关,抗战以来,我们是竭诚接受其指导。”[7](151)这些言论表明,抗战时期《大公报》言论的自由主义立场与前期相比的确是发生了游移与转向。很明显,此时对大公报人而言,服从国家利益需要的意识的确是已经盖过了言论自由的诉求。这一点,从张季鸾发表在1939年5月香港大公报的社评中也可得到印证:“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7](P151) 

促使大公报人言论自由思想发生如此变化的

原因是什么?最直接而言,战争爆发改变了报纸的生存环境,报纸的组织利益已经与国家利益密不可分。抗战爆发后,《大公报》津、沪版关闭,迁汉出版,后又被迫入渝,新办港版、桂版,损失可谓惨重,用张季鸾的话说来,“我们向来是营业独立的报纸,但经此国难,已经将多年的经济基础牺牲了。”[8](P1)“本来,任何私人事业,与国家命运不可分,报纸亦然。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更说不到言论自由……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7](P151)另一方面,对张季鸾这一代大公报人而言,多灾多难的中国是其无可闪避的现实情境,而一个有责任感的爱国知识分子是断然无法放弃对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一目标的追寻的。1939年,《大公报》曾在一篇名为《报人宣誓》的社评中表明这样的决心:一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办报宗旨;二是做“国家的忠卒”,“政府的诤民”的言论责任;三是“威武不屈,富贵不移”的报人操节。[9]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大公报》言论的自由主义立场,并不是从强调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固有理念出发,而是时时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基于此,也就不难理解张季鸾“国家中心论”的提出,以及对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的合理让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决定国家命运的选择。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是世界上的两大潮流:一是自由主义,即英美式的民主思想;二是集体主义,即苏联模式。然而,对于中国前途,大公报还是选择了自由主义。1948年1月8日,《大公报》破天荒地公开打出了“自由主义”的旗号,发表了题为《自由主义的信念》的自由主义宣言式的社评,表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存在的现实价值和历史价值。除此之外,社评还对自由主义的内涵作了阐释:“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是一种人生的基本态度: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因为崇信自由的天赋性,也即是反对个性的压迫,它与任何方式的独裁都不相容。”这也是对新记《大公报》自由主义理念的完整解释。 

概而言之,新记《大公报》言论的自由主义立场与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一脉相承,尽管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受到民族主义和政治现实的诸多影响,它的自由主义立场曾一度被“国家中心主义”所代替和转向,但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从总体上言,新记《大公报》向往自由精神恪守言论自由主义立场的信念并没有根

第4期 曹丽虹:试析新记《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    105  本改变。 

(三)职业报刊思想 

新记《大公报》成功的原因,曾被归结为三点,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管理,张季鸾的评论。姑且不论这是否准确,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创立之始即为股份有限公司,体现出作为一个职业组织的基本特征,即报馆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有职业运作发展机制,有职业规范,有从业者的职业认同。经济独立是报纸得以自存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一点,张季鸾在阐发“本社同人之志趣”时,已论述了“不卖”原则对于保持报纸独立的重要性。而《大公报》良好的职业运作机制,包括组织架构、人事制度,现代经营管理手段等也为报纸的良性发展打下了基础。 

再就是它的职业报人的理念比较突出。传统上,新闻从业者并不被认为是“专业人士”。因为最初的新闻从业者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包打听”,社会地位不高,不像其他行业,如教授、医生、律师等受过专门教育,有专门知识,社会地位也较高。到了20世纪,一批民营报人创新了局面,在社会信息传播和舆论的引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开始思索新闻记者这一行业的职业信念和要求。新记《大公报》在这一点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胡政之先生曾对当时还是一位青年的范长江说:“作新闻记者,作报人最重要是的一个‘诚’字,各方面要诚,不能不诚。”[10]他还说:“新闻记者要站在时代的前面,敏于度察时势,抢先报道,要像猎犬一样嗅觉敏锐,行动迅速,要有忠于事业

[11](P272-273)

的献身精神。”《大公报》另一位巨子王芸生对此也颇有见解,他曾对家人说:“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12]张季鸾对报人的职业规范也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新闻记者首先必须客观报道:“本社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故其所采方针,类于外国无党派之普通营业报纸,盖以采访事实,绍介舆情为主,同人自信,不敢存私见,有偏私。”[13](P205)即便是到了战时,张季鸾对报人的社会责任更为强调,但他仍坚持客观报道的原则:“视察战线之纪事,那也要纯采客观的态度,就是一切以新闻价值为标准”[14](P22),不能搀杂自己的主观感受。这几位报人对新闻记者的要求体现了职业报人的理念。在他们看来,报人应形成一种行业,对记者的规范和操守,应有明确的认识。张季鸾对此

的概括是:“我们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自我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

[15](P126)

并且不求名”,以求“言论独立,良心泰然”。 

二、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相通之处及对当今报业的启示 

从上文的解读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新记《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的精神内涵:报纸是独立的社会公共舆论机关,报纸是为公众服务的,它要求言论自由,主张经济独立,并且对报纸实行专业规范,崇尚职业报人理念。它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发表言论。 

而由美国新闻界发展起来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突出特点便是“公共服务”的伦理道德体系。正如郭镇之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所言:“专业化就是新闻业像其他职业一样遵循‘公共服务”的伦理道德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利益团体。其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因此,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16](P33)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来自自由主义的媒介理论,按照这一理念,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是监督政府的第四种权力,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树立的公众“保护者”的 形象,便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因此,客观性和中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特征。将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的精神内涵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特征两相比较,二者间的确有许多同通之处。海外著名华人学者李金铨先生也认为:“20年代,中国报业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新闻理念,与西方报业追求新闻客观、言论、独立的意识相通,其中以天津《大公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等四大原则为翘楚,实则效法《纽约时报》‘无私无惧(without favor, without fear)’的纲领,这正是今天所谓媒介专业主义(media professionalism)的精神。”[1](P38) 

新记《大公报》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民营报纸, 至今在全球华文新闻界仍享有一定的声望,其独具风格的自由主义职业报刊思想,对我国当前报业的改革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06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  [1]社评[N].大公报,1902-06-17. [2]社评[N].大公报,1902-06-18. 

[3]张季鸾.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A].季鸾文存・附录(第二册)[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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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芝芙.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A].文史资料选集(第97辑)[Z].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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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季鸾文存(第二册)[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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