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敦煌石窟艺术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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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闻名中外的敦煌艺术，既是丝绸之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融汇的结晶和载体，又是丝绸之路中外文化艺术交融取得成就的记录，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代表。

敦煌石窟艺术以中国汉晋悠久文化传统为根基，吸纳印度等外来文化艺术营养，中外文化经过不断交融，导致了隋唐佛教艺术的创新、繁荣和发展。绵延一千年的敦煌石窟常建常新，不断产生新的题材内容、新的艺术形式，创造出了与印度佛教艺术和佛教理论不同，而赋有中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气派的佛教艺术和佛教思想。

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与壁画结合的综合艺术。作为建筑艺术，北朝中心塔柱窟虽受到印度支提窟的影响，但改变了原来印度覆钵式圆形塔的形式，成为方形楼阁式的塔形，窟顶改变了印度圆拱顶的形式，成为两面斜坡的人字披形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神。隋唐以后敦煌石窟流行覆斗顶方形窟、佛坛窟，这是以中国传统的斗帐形式和殿堂形式对佛教石窟的改造。

经过北朝和隋代对具有浓厚印度和西域样式雕塑的消化吸收，及与中国本土塑像艺术的长期融合过程，到了唐代，彩塑艺术逐渐创造出了赋有中国审美精神，动态、神韵具有民族化特征的经典性传世之作。

壁画中表现最多的是佛教人物，北朝人物画多模仿外来佛教艺术人物画的形式和技法，隋唐人物画吸取了外来艺术中人物造型准确、比例适度、凹凸法晕染的长处，同时与中国讲究线描和神韵的传统绘画技法相结合，创造出新的佛教人物形像，丰富和提高了佛教人物画的表现力，成为能充分表现中国审美、中国神韵的美仑美奂的佛教人物。

进入隋唐，中国的佛教绘画艺术发展到了高度成熟的时期。在长安、洛阳首先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佛教经变画。由丝绸之路传到敦煌后，成为敦煌石窟唐代及以后各时代长期盛行不衰的绘画样式。经变画是中国艺术家创造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佛教艺术，敦煌石窟共有三十多类经变画，如弥勒经变、阿弥陀经变、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华严经变等等，它们形式多样，各骋奇思妙想，表现了当时人们想象的佛国世界。经变画将已高度成熟的中国传统人物画、山水画、宫观台阁的建筑画、花鸟树木风景画，以及采撷现实生活中各种美好的风情元素，运用中国式的空间构成法，形象地表现了佛经描绘的理想佛国世界的宏伟壮丽、气象万千的意境，展现了大唐的恢宏气象。隋唐敦煌石窟的经变画来源于两京长安、洛阳和中原地区。今天，唐代两京和中原的佛教寺庙及其壁画已不复存在，敦煌石窟保存大量精美的隋唐经变画真迹，可以使我们了解当时的著名画家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张萱、周肪等画家的风格特点。

敦煌石窟艺术从4世纪到14世纪持续不断的营建，留下了四万五千多平方米的壁画和两千多身彩塑，是中国美术史上极其重要的财富。早在七十多年前，画家常书鸿从法国回国之后，看到了敦煌艺术的重要价值，来到沙漠中的敦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其后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发展为今天的敦煌研究院，并在石窟保护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先生等前辈在临摹壁画的基础上，对敦煌艺术展开了深入研究，分析其风格特点，探讨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通过敦煌研究院的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等先生，以及北京等地的学者向达、宿白、金维诺等先生，从历史、考古、艺术等多方面展开研究，敦煌艺术的内涵逐渐为世人所了解，敦煌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意义逐渐为世人所公认。

赵声良有志于研究敦煌艺术，于198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到敦煌参加工作，开始了敦煌艺术的研究事业。1998-2003年他又自费在日本刻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终于取得了美术史学的博士学位。他深刻认识到敦煌艺术研究在学术上的重要意义，放弃了到大城市的大学当教授的机会，毅然回到敦煌从事研究。

赵声良回国后就开始了对敦煌石窟艺术史的系统研究，他用了五年时间完成了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研究，于2014年出版了《敦类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现在又开始了对隋朝石窟美术史的研究。这两项工作分别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按这项计划，敦煌石窟美术史全部分为五个阶段，是一项历时较长又十分艰巨的工程。这本《敦煌石窟艺术简史》则是以简要的形式来展现作者对敦煌石窟艺术史的宏观思考。

赵声良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已有三十多年，长期的调查与思考，使他对敦煌石窟艺术有较深的了解，同时，由于他有较长时间在国外学习，近年又不断到英、法、美、俄、印度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与考察，特别是两次对印度佛教遗迹的实地考察，加深了对印度佛教艺术的认识，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使他的研究能从印度佛教艺术的源头出发来考察佛教艺术的发展演变。比起从前的敦煌艺术研究，他的研究具有视野开阔，注重中外艺术风格、样式的分析比较，与中国美术史上相关画家的比较研究等特点。本书展示了敦煌石窟艺术发展的大体轮廓与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敦煌艺术史研究的新思考与新方法，也可预见作者对敦煌艺术史研究的宏大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