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本书以故乡村庄为立足点，考察百年来中国乡村的命运，乡村的沦陷与希望。其中有作者三十年生活的阅历与见证，六十年中国农村建设的荣辱与沉浮，并由此折射反映出近代百年中国历史的若干重要问题与玄机。一部大历史与小历史的结合，大时代与小细节的交织，延续着作者明辨，理性，温暖，悲悯，关乎心灵与真实的写作之路。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些难以割舍的人与事。对于我来说，最能牵动我的故乡之物，便是村边晒场上的那棵老树。它有几十米高，不仅在我孩提时代给了我昂扬挺拔的斗志，同样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几百年历史；而当我有朝一日离开故土、远足他乡，它又是那样温情满满，成为游子望乡之时的归所。就像《乱世佳人》里陶乐庄园里的大树，总会让离乱中的孩子挂念，梦萦魂牵。

没有树，土地会失去灵魂。在我眼里，晒场边上这棵高大挺拔的古树之于这个村庄的价值，无异于方尖碑之于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即使是出于审美或者某种心理层面的需要，它也应该永远留存。记忆中，这棵大树同时支撑起了这个村庄的公共空间。尤其是在耕作季节，劳累的人们多会在这里休息、闲聊，而那些伸出地面的巨大树根也为大家提供了天然的长条板凳。据村里的老人们说，早在几代以前，曾经有人想卖掉这棵树，一位有公益心的老人便自己掏了钱将这棵树买了下来，目的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忙完农活时有个好地方乘凉。

就是这样一棵古树，被树贩子里应外合，名义上以“2000元”（最初是1000元）的价格在光天化日之下连根刨出，然后运走。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在这棵大树旁，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着“双抢”。而现在，虽然表面上我在城市里过得意气风发，掸去了泥土，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心底的家园。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离开乡村的游子写下了“故乡沦陷”的文字。他们站在中国与世界的不同地方发问———为什么我们曾经“热爱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自己不愿回去或回不去的地方？

两种“得罪人”

2008年，我先后回了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春天，年少时的一位好朋友开着车将我送回小堡村。然而，在村里我只待了十几分钟，因为这十几分钟已足够我去看那个大坑了。

好在我终于克服了内心的倦怠与艰难。这年夏天，为了给这个村庄做一些见证与记录，我重新回到了乡下，并且在此居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走访了些村民，发现他们也许更需要安慰。在这里，没有谁不为卖树之事唉声叹气，没有谁不为曾经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大树被人谋夺而“心中辣痛”。这年年底，当我又一次回到村里时，人们还在谈论发生在几年前的这桩令人羞耻的事情。一位外出打工的中年男子，甚至和我谈起自己如何试图呵护余下的树根，只希望它有朝一日能发新枝。而当年花钱救下这棵大树的，正是他的爷爷。

其实谁都知道，那些曾经见证了几代人生命的树，自从被挖走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在当时，村里奋力配合卖树的人知道此举会招来千夫所指，并且成为其一生的污点；如果村民们能够预想到古树被挖走后自己的内心将从此失去安宁，长痛痛于短痛，相信许多人会重新选择自己当时的态度。而在当时，村长就像“中了邪”，村民都像马铃薯一样散落一地，无依无靠、无人组织，三三两两的抗议，也都方生方死，寂寞如烟花。到最后，可怜这一村老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棵大树被人削枝去桠，像个巨型弹弓一样装进长车，“运到江浙一带去”。由于车身过长，临出村时还撞坏了一户村民的屋角。而此前刚铺好的一段石子路，似乎也只是为了方便外贼前来偷运东西。

从此往后，当面的质询也都变成了经年累月背后的耳语———村长何来如此动力与坚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村民或明或暗的反对，以六七百元或一两千元的价格贱卖当地的一棵棵古树？北京一位在环保组织工作的朋友和我说，她有个亲戚在做这种缺德的生意。这种古树被卖到城里，好的能值一二十万元。当然，村民的反对也并不齐心，在我问及此事时，许多人都说自己当时之所以没有挺身而出，是因为“不愿得罪人”，全然忘了村长无视村民的意见与权利，得罪诸位在先。

关于是否“得罪人”这个问题，2009年春节我和一位村民有过交谈，他的逻辑很值得回味：“如果我反对村长卖树，那我就是和村长结了私仇，因为我的反对是针对村长个人的；而村长卖树不会和我结私仇，因为他得罪的是大家，而不是针对我个人。”在他看来，同样是“得罪人”，境界还不一样。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个荒谬的逻辑解释了中国的许多问题。中国人不是公私不分，而是分得太精明了。

这些古树当时之所以能被强行买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随着城市向农村的开放，村里的大多数青壮年农民常年都在外打工，对村里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疏于过问和了解。

二是有恃无恐、内外勾结。据称在卖树之时，先是树贩子“绕村三日”，踏破反对人家的门槛，而后当地若干干部与混混又纷纷到场，名义上是来劝说村民卖树，实为施压，让村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据村里主张卖树的人说，自己当时也是给上级做了个顺水人情。

三是村庄小，本不足20户人家，容易分化瓦解，任何反对卖树的声音都会显得很尖锐、很“得罪人”。

除此之外，同姓、杂姓混居也是一个原因。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村里本姓与浊姓家庭各占一半，虽然平时赌起钱来其乐融融，但具体到“卖祖业”这件事上，浊姓人家基本上没有“话事权”。而且，面对这种“得罪人”的事，他们也“乐得不说话”。

高贵的糟粕

树贩子当时看中了三个地方的古树：一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居于晒场边上的大树，树底是村民集体乘凉与议事的好去处；二是村中旧祠堂后的树；三是村后坟山上的树。最后，尽管遭遇抵抗，前两处的树还是被连根卖掉。当村民们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对卖树时，立即遭到训斥：“现在每家都有电扇了，如何还需要大树乘凉？”

祖坟边上的几棵古树被保留了下来。它们没被卖掉，是因为有留守村中的壮士愿以祖宗之名誓死捍卫。

几处古树的不同命运多少有点耐人寻味。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孤零零的、私有的祖坟，那些曾经被视为封建糟粕的思想与观念，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留得了一点尊严。的确，在今日中国，许多农民仍保留了一点朴素的信念，把关系到家族命运的祖坟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祖坟像私有财产一样，直接对应到每户人家的具体权利，对应了具体的“责任人”，如果谁不去捍卫自己的祖坟，任人挖掘，不仅自己觉得在权利上吃亏，受了没顶的侮辱，同时也会被周围的人笑话，在乡间从此抬不起头来。

如上所述，我曾经因为自己在乡间自由无拘的生长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海角、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一片土地可以还乡。然而，因为这些古树的逝去，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2008年夏天乡居期前，我重上庐山，在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能读破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贩奴船

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里面都有奇珍异宝，都值得保留。然而，类似人文与生态悲剧并非只发生在我所在的村庄。近些年来，这种摧毁他人故乡的罪恶早在江西省乃至全国各地蔓延。2007年7月新华社编发的一篇报道，简要地描述了发生在江西的移栽古树案，追问什么样的古树被盗，那些古树名木被卖到了哪里？农村盗卖古树名木成风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链？城市绿化巨大需求为何引发“大树进城”热？据警方透露，树贩子在一些乡镇偷盗或非法收购香樟树，以每棵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价格买下，贩运到浙江、上海等地牟取暴利。一些古树常常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不翼而飞。有些犯罪嫌疑人甚至开着大卡车和挖掘机公然进村挖树……

人挪活，树挪死。曾经有记者采访非法倒卖大树、古树的树贩子，据称大树的死亡率很高，他们有时候买进十棵树甚至要死六七棵。如此高的死亡率，让我不禁想起了当年连接非洲大陆的贩奴船。事实上，即使侥幸活下来的树，也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干，成了“断头树”或“骨架树”，早已没有了当年枝繁叶茂的万千气象。

与此相关的时代背景是，在中国城市建设和改造过程中，近年来各大中小城市在绿化上都加大了政府投入，努力创建一个所谓生态良好的人居环境。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在建设“森林型生态城市”的口号下，热衷于“大树进城”，将那些在深山老林里生长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树搬进城里。而一些房地产“大盘”，也以百年古树为“卖点”，标榜自己所建为生态小区之典范。据林业专家透露，不少进城的大树成活率很低，为了使移植进城的大树成活，需要为其“吊水”、“打针”，甚至盖起“空调房”，24小时不间断地喷水保持水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70％的大树最后变成了干柴。生活在城里的人为什么要买走乡村的古树，要去破坏当地的文化与生态？是金钱万能吗？在我了解到上述幕幕情景，以及深藏背后的弱肉强食与不择手段之后，如今每当我在城里看到哪个地方突然多了一棵古树，我首先想到的便是———这是谁的故乡被拐卖到了这个角落？而我的故乡又被那些唯利是图的家伙拐卖到了何方？在贩奴船里，它是生是死？许多善良的城里人在一棵棵移栽的古树上看到了风景；而我，只看到了偷窃、抢劫以及杀戮与残酷。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熊培云/著，新星出版社2011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