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的传承与更新

小时候，家在穷乡僻壤，父亲上过几年私塾，母亲不识字，我们家没有成文的家规家训，没有高悬的格言警句。纯朴的家风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儿女们表现优秀时母亲赞许的微笑，是儿女们淘气犯错时父亲纠正的斥责，又是儿女们出行时父母的谆谆叮咛。父母所传导的家国情怀、诚实守信、勤俭持家、崇尚知识、孝敬老人、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等优良家风，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内，流淌在血液里，渗透在骨髓中，成为我终身工作学习、立身处事、教化子女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我和无数天下儿女一样，视父母为终生依靠，持孝道为自然天性。从1982年大学毕业来北京工作到父母相继辞世，30多年时光里，没有在北京度过一个节假日，无论是冰天雪地的春节，还是风雨交加的假日，我都会起早贪黑、拖家带口，肩背手提装满父母喜欢物品的行囊，坐火车、倒长途汽车，就是为了回家陪伴父母过节，让他们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那时交通不便，乘车没有座位是常有的事。记得多少次，到家后携带的水果、点心已经由于人多路远被挤压变形破损，父母不时地嘱咐下次回来千万别再带东西。父母年老多病时，每有大病就接他们来北京治疗，年迈行动不便时，就不时地请医生到家上门诊疗。由此，我和爱人便成为父母终身信赖的依靠，也成为当地有名的孝子。

2013年7月，敬爱的父亲去世了。围绕后事如何办理，民风与党纪、旧俗与文明，在兄弟姐妹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思想冲撞。大家认为，我们窦家是当地的大家族，父亲又是家族中为数不多的高辈分的老人，亲朋好友多，不告诉谁都不合适；父亲一辈子勤劳善良，历经无数艰难困苦依然宽厚仁慈；父亲平生喜欢热闹，92岁仙逝，也算是“老丧为喜”。按照家乡传统习俗和家族遗风，就要好好操办，搭设灵棚、大宴宾客、设立账房、邀请乐队、披麻戴孝、鸣放鞭炮。这无疑有悖于文明节俭办丧事的新风尚。经过慎重思考，我提出丧事一切从简：不搭设灵棚扰民，只在家中设灵堂供亲人悼念；不惊动家人所在单位的领导同事，只通知直系亲属；不摆设筵席，远道而来的亲戚在家边的小饭店就餐；不设账房，不收受任何人的礼金；不用任何单位的公车，私车尽可能拼用；不请乐队、不披麻戴孝、只佩戴黑纱白花。这样的主张自然受到兄弟姐妹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样过于简单，对不起父亲，也担心街坊四邻笑话。尤其在不收礼金方面，家人甚至说：你在外边感受不到这方面的压力，就别管了。但是我觉得农村红白喜事收“份子钱”与借机敛财虽有区别但很难区分，宁可吃亏也不能给一些另有所图的人可乘之机。在我反复耐心地说服下，兄弟姐妹们最终勉强同意。

出殡的那天，我们静静地把父亲的遗体送往殡仪馆，亲戚们佩戴着肃穆的黑纱和洁白的小花，在低徊的哀乐中，用鞠躬默哀的简洁方式送父亲离开人间。这与那些在三伏天里披麻戴孝、吹吹打打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也会无比欣慰。回到北京后，我收到许多家乡亲朋好友包括党政机关干部的短信，他们在表达哀悼和埋怨的同时，都认为这样简洁文明办丧事好。

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2012年底，中央发布了八项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我必须严格遵循。另一方面，自1996年担任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以来，我曾长期负责殡葬工作，致力于推进殡葬改革，破除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俗。当时，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部里正在调研起草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作为这个文件的牵头组织起草者，我理应率先遵守。同时，父母在世时，我尽忠尽孝，于己问心无愧，于人不惧闲言碎语。

这件事使我感到，良好的家风要传承，而附着在家风中的陈规陋俗一定要更新。有些家庭，老人在世时不能好好赡养、甚至虐待，老人去世后却大操大办、铺张浪费，正可谓“活着不孝，死了胡闹”。要改变这种借孝敬之名行愚昧迷信之实的陋俗，就要以“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用文明的、先进的理念去更新、去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