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会通:[百年孤独]与中国当代小说(上)

节选自《先锋的魅惑》张立群 著  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章版权所有。转载务请注明来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本文使用“历史的会通”(这里所言的“会通”,主要涉及跨文化的视野,除了可以从中国和拉美之间文学传统和现实环境的相通中得到证明,同时,还在强调“共相”的过程中,避开那种仅仅从1980年代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文本表象、作家言论得出谁对《百年孤独》进行模仿、借鉴甚至相互争论不休,从而对《百年孤独》的“中国化”和当代小说的世界性、现代化进程做出片面、狭隘理解的现象)一词的目的,是期待通过一种“共相”式的把握,读解《百年孤独》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本文的着眼点是要呈现《百年孤独》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独特性及其重要意义,这种独特性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过程,无论就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整体创作,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个人的创作而言,《百年孤独》对于1985年以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影响都可以成为这一世界性过程的典型范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百年孤独》以及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小说的出现,为1980年代中期的“寻根派”“先锋小说”带来了鲜活的“外来文化资源”,并引发了后来所谓“叙事的革命”“形式的实验”以及关于“中国后现代”的种种话题。历史地看,无论是《百年孤独》自1980年代“着陆”于中国之后对“寻根派”“先锋小说”带来的重要启示,还是其具体创作手法在1990年代以后部分小说中仍不断闪现,都表明了《百年孤独》的“魔幻气质”,正在逐步深化、完成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百年孤独》的传播与接受心理

1980年代初期,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随翻译西方现代派创作的热潮来到中国,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的名字便逐渐成为新时期中国翻译界、理论界和创作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在大陆仅有《世界文学》《十月》杂志的《百年孤独》选译本的背景下,1983年5月,“全国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讨论会”在西安召开。由于此时人们对文艺的认识尚不时受到“历史”的影响,所以,此次会议对《百年孤独》的探讨更多集中在社会批判功能、进步性与主题内容方面。1984年,中国大陆相继出现了高长荣和黄锦炎两个《百年孤独》的翻译版本,此后,《百年孤独》以及有关马尔克斯的创作、对话开始大量被翻译成中文。时至今日,粗略地统计,包括北京十月、上海译文、浙江文艺、时代文艺、中国文联、云南人民等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百年孤独》中译本不下十种,而上海译文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翻译的版本更是再版多次。与著作译本如火如荼出版的态势相应,一大批关于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的资料研究、论文研究也相继得以发表、出版,其创作理论和手法也逐步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的实验性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上述“多方合作”、共同推进的态势,使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成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上镜率”最高的当代西方作家、作品之一。

从文学的更深层面来看,《百年孤独》在接受角度的“繁荣”应该直接归因于潜藏其中的巨大的文化心理认同。《百年孤独》在当代中国深受欢迎,甚至大有不读便“落后形势”之势,其原因当然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关。“诺贝尔情结”自现代文学发端就一直困扰着中国文坛,但语言翻译和文化的原因已使中国作家对于汉语写作获此殊荣几乎失去热情,而同是第三世界的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可以获奖,并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爆炸”,这给当代中国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以强大的心灵震撼。《百年孤独》的诞生与中国文学有着极为相似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现实文化语境。首先,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主题内容上多涉及家族和历史,创作手法上呈现出变形、夸张、象征、神秘等特征,这恰与中国丰厚而深远的史传、志异、传奇式的文学传统相应,而且中国大陆幅员辽阔,地域文化复杂多样,这也为《百年孤独》的传播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无论是扎西达娃、马原笔下的西藏,还是“寻根派”姿态各异的地域风情与文化景观,我们都不难从中发现:现实与神话、真实与魔幻其实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距离,它们或许就是人们身边活生生的现实抑或历史记忆。

既然《百年孤独》在文化接受上已经不存在障碍,那么如何完成“中国化”的过程就必然归结为一个创作主体的观念问题。回顾1980年代文学的历史,《百年孤独》获奖及其传播正值中国文学迅速发展、激烈变动的年代:一方面,现代派的讨论以及对“拟现代派”创作的不满,使一批年轻而有抱负的作家急需某种创作方式来超越模仿或照搬西方文学的现状,另一方面,日后成为“寻根派”的作家及其论者并非现代派的反对者,相反他们从未掩饰过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兴趣,在“寻找自我”、重新面对本民族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从“西方”转向“本土”成为一种必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寻根”对于盲目追随西方现代派的反拨也顺应了世界各民族文学向本民族文化传统回归的趋势。

这种顺应首先体现在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倾倒上。正如莫言在谈及自己1985年创作时明确表示其思想与艺术上都受到《百年孤独》的影响,并将马尔克斯视为自己写作资源的“两座灼热的高炉”之一;郑万隆认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运用一种荒诞的手法去反映现实,使‘现实’变成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充满了神话、梦和幻想,时间观念也是相对性的、循环往复的,而它的艺术危机感正是存在于它的‘魔幻’之中”;贾平凹在1986年谈及拉美文学成为热点时则指出:“我特别喜欢拉美文学,喜欢那个马尔克斯,还有略萨……我首先震惊的是拉美作家在玩熟了欧洲的那些现代派的东西后,又回到他们的拉美,创造了他们伟大的艺术。这给我们多么大的启迪呀!”上述作家均成名于这一时期或可以纳入这一潮流之中,从他们的言论可知,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将会对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带来怎样的启示和影响,同样从1980年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我们也确实不难发现这一历史踪迹及其深化的过程。

二?寻根文学的“返回”与“超越”

无论评论者在阐释“寻根派”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之间关系时存在怎样的“误读”,都无法从事实上取消这一“会通”关系,只不过在使用“开放性的眼光进行研究” “对自己的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进行反省”和使用“未曾有关的观念与方法进行创作尝试”的时候,我们作家的“根”在东方,“东方有东方的文化”,这使得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资源在历史化的进程中,必然逐步呈现出“零散”“分散”的辨识状态。

“寻根”,顾名思义,在于“返回”和“反思”,而其现实指向却在于一种超越。无论是1980年代走出简单的“伤痕文学”的“知青文学”模式,还是稍后的“反思文学”模式,从其拓展属于自己“蹉跎岁月”的态势可知:“返回青春”“返回故土”“返回传统”,是这批“乡土派”“流放者”浪漫情怀的真实写照。在那种弥漫着童年美好追忆、情感纠葛以及淳朴浓郁、清新自然的图景中,作家自我的精神力量的外化与强烈的历史困惑感甚至抗拒感的显现,成为其诉说灵魂不安的一条重要途径。显然这些作家不希望自己的创作与政治主题关系过于密切,他们依然在书写现实,但对现实主义固有陈规和“文学与政治”传统命题的超越,却使“返回”既是一种退避,又成为一种历史选择后的“自我接续”。由“返回”审视“寻根文学”这一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的“突发事件”,“寻根”的意识冲动以及创作上的意向汇合或许并非偶然。有着相似的知青身份的“寻根派”作家在有意疏离现实的过程中面向文化求解,并最终以“历史改写”的策略置换创新的焦虑,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潮流的衬托使其走向世界与现代的空间显得更加广阔了。

韩少功在1985年的《文学的“根”》一文中这样写道:“外国优秀作家与某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我们对此缺乏材料以作描述。但至少可以指出,他们是有脉可承的”,“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拉美光怪陆离的神话、寓言、传说、占卜迷信等文化现象是否有关呢?”也有评价说:“加西亚·马尔克斯遵循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经过巧妙的构思和想象,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源于神话、传统的幻想结合起来,形成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图画,使读者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形象中,获得一种似曾相识又觉陌生的感受,从而激起寻根溯源去追索作家创作真谛的愿望。”如果将二者对应来看,那么“寻根派”创作的文化意识、夸张与变形、神秘与象征,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某种现实的隐喻。因此,韩少功的“湘楚文化派”、李杭育的“吴越文化派”、郑义的“太行文化派”、扎西达娃的“西域文化派”、张承志的“回族文化派”、贾平凹的“商州文化派”,以及阿城的“三王”与“遍地风流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等,都以超越现实的笔法对文化传统、地域风俗完成了一次审美的历史建构。当然,从接受《百年孤独》的角度审视“寻根派”的历史回归,无论是韩少功的《爸爸爸》中鸡头寨和鸡尾寨的象征以及相互之间原始部族式的杀伐,还是丙崽这个白痴但却最终被人奉为神明的形象,以及山寨的占卜、祭祀习俗以及各种传说等等,都与《百年孤独》构成了某种契合关系——“魔幻现实主义必须以现实为基础,但这并不妨碍它采取极端夸张的手法”,这一逻辑首先在“寻根派”身上得到较为明确的体现。

无论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夫子自道,还是从阅读之后的切身感受出发,《百年孤独》中的“百年”都可以被理解为长久的年代,而“孤独”则表明了一种精神状态或直接说为布恩地亚家族的生存状态。出于对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长期被排斥于现代文明世界进程之外的“孤独”与愤懑,马尔克斯将独特的生命力和期望寄托在一个名叫“马贡多”的小镇之上。这种充溢着浓郁生命状态的写作在有着“后期寻根派”之称的作家莫言眼中,则被视为:“他之所以能如此潇洒地叙述,与他哲学上的深思密不可分。我认为他在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拉美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而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莫言笔下的《红高粱》中,又何尝不是以“悲怆的心灵”还原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世界?神秘的“红高粱”色彩浓重而又生机勃勃,生活在这里的主人公们无拘无束、匪气十足,但又时刻保留着除暴安良、抵抗外侮的正义之气和坚忍不拔的生命潜能,作品中每一个人物和画面均充满着深刻的寓意。这一颇得魔幻现实主义神髓的“神话模式”,不但以隐喻、象征、暗示、怪诞等手法扩大了作品的时空范围,而且,还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唤起读者心理认同的同时,接续了现代意识中的非理性成分和开放性思维,并因此具有超乎想象的文化感染力和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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