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社区对干旱灾害的回应及人类学分析

　　本文以云南省元谋县姜驿乡为例，对傈僳族社区的干旱灾害回应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该地区的干旱灾害回应以当地群众为基础，以当地政府为主导，并与当地的环境特点相结合，其成功经验对其他地区的抗灾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对灾害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也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干旱灾害 傈僳族社区 人类学分析　　作者李永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昆明市环城西路577号，邮编650034。　　一、干旱灾害回应的人类学研究现状　　干旱是四大自然灾害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干旱灾害曾被定义为一个时期，即当庄稼需要正常生长的时候，这个季节的土壤无法提供足够的水分确保庄稼生长。干旱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包括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赞比亚、坦桑尼亚、博茨瓦纳等，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国、中国等也在被关注之列。　　在干旱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中，灾害回应方式是其重要内容。托瑞（David Turton）对埃塞俄比亚西南莫西地区的干旱灾害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该地区的回应方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提高生计方式的多样化，依靠农耕、放牧、狩猎等多种生产经营方式来对付干旱；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如通过男主人与妻子兄弟之间的合作，来拓展社会网络关系，以抵御更大的风险和粮食短缺问题；控制人口和牲畜数量。木克凯布（J.Terrence McCabe）对肯尼亚图卡纳地区的干旱灾害进行了考察，认为该地区的干旱应对方法主要有：将依赖他人生活的人从较贫困的家庭转移到较富裕的家庭；从朋友和亲戚那里借牲畜；把大牲畜换成小牲畜；让女儿结婚。同时，他还指出，干旱灾害的回应方式应考虑到其他自然灾害，因为非洲干旱灾害能够导致很多次生灾害的发生。其一，饥荒灾害。非洲干旱中经常出现饥荒，因食品供给不足而导致很多人挨饿，因此，人们在处理干旱灾害时还要处理饥荒问题。其二，流行病。干旱灾害造成水资源不足，而水资源不足又使卫生条件受到影响，为疾病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其三，社会动乱。干旱灾害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乱，处理社会动乱的难度甚至超过了处理干旱自身的难度。其四，难民问题。干旱导致粮食减产，加上疾病和社会动乱，造成了很多难民逃向邻国。莫斯利（Michael E.Moseley）的研究，集中在美洲安第斯民间应对干旱的方法上，他认为安第斯的民间应对方法主要有：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开发新耕地；增加粮食储备；加快迁移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及信息；搬迁到高产量地区等。欧布里恩（Geoff O，Brien）等人认为，干旱灾害的抗灾方式主要是能力建设，而布拉梅（Hugh Brammer）则通过盂加拉国的例子，强调了重视当地的传统文化在抗旱工作中的重要性，认为农民管理土壤和庄稼的能力会减少干旱造成的影响，农民也能够通过阵雨来保护他们耕地的湿润性。针对原住民的干旱灾害回应方式，弗拉利特（Anne Fleuret）则指出，抗击干旱灾害除了强调原住民的传统社会制度和文化，还要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木克凯布在对干旱灾害的回应方式进行深入探讨之后，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干旱是气候学制度下的一个共同特征；第二，原住民处理环境压力的方式取决于社会网络的保持，如富裕者可能会将剩余物品分配给较为贫困的人；第三，目光短浅的发展努力加重了环境和社会负担，导致了与干旱灾害有关的压力；第四，很多发展项目的关注焦点已经从增加生产转变到减灾和灾后恢复之上。　　中国是干旱灾害严重的国家，干旱灾害的回应方式成为我国自然科学者和社会科学者的关注焦点。自然科学者提出了加大水利投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提高用水效率的建议，培育耐旱品种，保护农业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建议。社会科学者则提出了重视传统知识，合理利用水资源，发展节水农业，尊重自然理念和规律等措施。目前，有关干旱灾害回应方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通过人类学理论和方法针对少数民族社区就此展开的深入研究还不多见。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应用方面，人类学对于中国四大自然灾害之一的干旱灾害研究都应该得到加强和重视。云南是中国干旱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从2009年秋季开始至2012年春季，该省经历了罕见的干旱灾害，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云南同时是中国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方，各民族都有独特的干旱灾害回应方式。通过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少数民族的干旱回应方式，对于防灾减灾和灾害人类学的理论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在云南，笔者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傈僳族社区进行研究。2012年2—5月间，曾两次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姜驿乡的白果中村及其周围地区调查，揭示了傈僳族社区的干旱灾害回应方式，初步阐明了其实践价值及在人类学理论建构中的意义。文中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调查。　　二、傈僳族社区对干旱灾害的回应方式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姜驿乡位于元谋县北部，川滇交界处。全乡总面积247.2平方公里，最高海拔2398米，最低海拔898米，平均海拔1641米，平均气温18.5℃，年平均降雨量724—900毫米。姜驿乡辖8个村委会56个村民小组3840户14，335人，其中少数民族（主要为傈僳族）人口11，926人，占总人口的83.2%。全乡信教（信仰基督教）群众2643人，均为傈僳族，占总人口的18%。全乡耕地面积17，714亩，人均耕地面积1.23亩，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烤烟、小麦、高粱、薯类、花生等作物。2011年，人均纯收入3875元，比全县平均水平低1800元，是一个贫困的少数民族山区乡镇。　　从2008年底开始，姜驿乡发生了严重的连续干旱，由此给全乡各族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其干旱灾害有以下特点：第一是干旱时间长。姜驿乡从2008年开始出现大旱，并且逐年严重。自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15日止，全乡降雨量为443.5毫米，同比减少311.8毫米。最为严重的是，2011年9月29日至2012年4月30日期间的降雨量仅为31毫米，比往年同期减少158.5毫米。第二是受灾面积广，缺粮严重。姜驿乡全境受灾，所有农作物都受到损失，造成1.9万亩大春作物和1.7万亩小春作物的70 9，6绝收，全乡1925户7995人出现不同程度的缺粮，缺粮总额达75万多公斤。第三是干旱灾害造成蓄水量严重不足，人畜饮水困难。干旱导致的降雨量锐减造成全乡12座小二型水库、126个小坝塘干涸，库塘蓄水总量不足33万立方米。全乡65个可供人畜饮水的水源点干涸32个，其余出水量也大幅度减少。全乡22个村民小组1486户5515人出现饮水缺乏问题，日缺水量达到65立方米。第四是干旱灾害与其他自然灾害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严重的环境脆弱性问题。姜驿乡在旱季时发生干旱灾害，在雨季时发生泥石流灾害。此外，姜驿乡还处在地震带上，2008年8月30日发生在四川省攀枝花的6.1级地震使姜驿乡受到了很大影响。上述情况说明，姜驿乡的干旱灾害有自身特点，在干旱灾害的回应方式上与其他旱灾地区不尽一致。姜驿乡傈僳族社区的干旱灾害回应，以社区群众和当地政府为主体力量，依靠的是多种措施并举。 　　（一）寻找自然水源点，保护原有蓄水　　干旱灾害发生后，姜驿乡傈僳族社区的河流多数干涸，水源点日渐枯竭，人们开始寻找新的自然水源点。第一，寻找苦水点。傈僳族地区有较多的苦水资源，虽然苦水质量达不到饮用标准，但是经过大型净水器过滤和消毒之后仍然可以饮用。白果村委会马腊村饮用的就是苦水。他们在乡政府的帮助下，由元谋县蔬菜协会倡导，向社会各界筹资5万元，购买了净水设备，村民投工投劳建盖净水房，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解决了马腊村的饮水问题。第二，寻找远距离的水源点。村寨附近的水源点枯竭之后，远距离的水源点成为寻找目标，最远者到达金沙江边。一旦找到新的水源点，就开始进行引水工程。如果无法将水引到村中，就在水源点建设水池，成为新的供水点。第三，打机井取水。机井分为大小两种：小机井都是村民自己请人来打，最深可以打200米，一般到150米即可出水，每天出水1～3立方米；而大机井则由政府负责费用，一般深度为400米，每天出水10立方米左右，可解决一个村子的饮水问题，还可供种植烤烟等生产用水。与此同时，姜驿乡还对水库和坝塘中36.81万立方米的蓄水及小水池、水窖中200立方米的蓄水进行保护，对所有的自然水源点进行消毒杀菌，以保证水源卫生。消毒杀菌工作由乡村卫生员进行，全乡79个水源点每月消毒杀菌一次。　　（二）人背马驮保饮水　　在严重的干旱灾害中，姜驿乡政府本着“先生活、后生产”的原则制定了三种不同的供水方式：第一是对交通方便的地方（包括学校、海子边村等）实行政府集中供水；第二是对运水难度不大的地方（包括席草地村和三家村）实行市场化供水；第三是对运水难度较大的地方（阿古租老村等13个组村）实行政府补助供水。三种供水方式多针对饮水极度困难的村寨。在大多数情况下，姜驿乡各村寨都是自己解决饮水问题。这里，笔者将以姜驿乡白果中村为例来说明。　　白果中村位于姜驿乡东南部，距姜驿乡政府15公里，全村总人口72户233人，全部为傈僳族，母语为傈僳语，有20%的人信仰基督教。村民的住房为土掌房，比较简陋。全村有耕地面积484亩，均为旱地，主要种植玉米，高梁、花生、白薯、小麦、苦荞等。白果中村由于山高坡陡，村子附近没有水库，也没有水池，因此没有蓄水。村民的饮用水主要靠村子后面的两个水井供应，虽然家家户户都安装了自来水管，但这些水管没有多大用处。由于3年连续干旱，村中的一个水源点基本上是干涸的，另一个水源点在2012年2月初的时候每天出水300公斤。不幸的是，到了2012年3月，这个水源点也干涸了，不出任何水，所有的村民必须到村下较远的水源点去驮水，来回需要2个小时。起初，村下水源点也不够理想，多个水源点出水很小又不干净，后来政府拨了资金，村民投工投劳，将所有水源点的水量集中起来，用水管导入一个水池中，由此保证了足够的供水量。正是因为白果中村的水源点有足够的水量，村民避免了打井或者到金沙江中去驮水，与邻近的阿谷租村相比，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很多村民去驮水的同时，还在水源点洗衣服。在水源点，笔者看到一个姓普的女子。当她洗好衣服之后，把骡子拖下来，把装满水的塑料桶抱过去，旁边洗衣服的中年妇女来帮助她，她们慢慢将水桶抬到马驮子上。小普说，在没有人帮助的时候，她就将马驮子的一方拴在石头上固定下来，然后在另一方装上水桶，之后又把栓石头的一方换成水桶，最后把洗好的衣服放在两个水桶之间，用绳子固定下来，然后赶骡子回家。　　当然，村中还有一部分人是相约驮水的，这样可以相互帮助和照应。笔者第一天到白果中村调查，就看到3个妇女赶着5匹骡子驮水回来，每匹骡子驮着2个塑料水桶，她们把水倒入水缸中储存起来，又赶着骡子出去了，据说还是去驮水。有的人家人少，牲畜也少，每天只要驮一次水；有的人家牲畜较多，要多次驮水；还有的人家要帮助亲戚朋友驮水，也会出现多次驮水的情况。相约驮水者有时会先给一个家庭驮水，然后再给另一个家庭驮水。　　（三）学校和家中节约用水　　乡党委、政府在群众大会上号召群众节约用水，倡导循环用水，先保人畜饮水，再供菜园子等其他生产用水。在长期劳动实践中，傈僳族人自创了一种低度高粱酒和饮料，并把它们当作主要的解渴之源。他们自制的高粱酒别具特色，酒精度在5—10度之间，颜色为棕色；自制的饮料与高梁酒的颜色相似，只是无酒味。不信教者喝高粱酒，信教者喝饮料，两者都很可口。　　姜驿乡的生活用水按照每人每天25公斤计算，全乡每天的人口需水量为12.9万立方米；牲备用水按照每头每天20公斤计算，全乡牲畜日需水量为7万立方米。那些靠政府集中送水的地方，包括海子边村、学校等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数字。海子边村每户每周得到50公斤水，每户每天只有7公斤，远远无法达到人均25公斤的目标，而学生用水则更困难。　　学校制定了严格的节水措施，如在课堂上教育学生节约用水；在每个宿舍中安排一个“分水员”，实行严格的分水制度；学生实行循环用水，早上的洗脸水中午用来洗手，晚上还用来洗脚，最后用来浇花草；所有的学生不在学校洗衣服，衣服要带回家洗。在家中，傈僳族村民合理使用和分配家中的生活用水，在人畜饮用、洗菜、做饭、洗衣等方面尽可能做到节约用水。村委会副主任李爱权家就在白果中村，家里有4头猪、3只羊、2头牛、1匹骡子，每天最少需要6桶水（相当于150公斤），每天需要驮水3次。水驮回来之后，储存在水缸中。他家的水是这样分配的：人吃和日用需要2桶，包括煮饭、洗菜、酿酒、洗脸、洗脚等；猪需要2桶；牛和羊需要2桶；骡子都是到水源点喝饱，不需要家中供水。当然，上述用水量只适用于普通情况，如果有客人到来，用水量就会增加。有小孩上学的人家，因为小孩不能在学校洗澡和洗衣服，因此放学回来之后也会增加用水量。另外，村民的用水量又因家中牲畜量的不同而不同，有较多牛和猪的人家需要的水也较多。牛和羊是白果中村傈僳族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村民非常重视牲畜用水。即使在于旱困难时期，也会保证牲畜的饮用水，以保证经济上的稳定。　　节水措施同样包括乡政府干部，所有干部和工作人员不得在姜驿乡洗澡、洗衣服。可以说，干旱期间，供水节水措施是实现“人人有水喝，人人有饭吃”的根本保证。 　　（四）建立抗旱先锋队和“三包”责任制，帮助弱势群体　　为了抗击干旱灾害，姜驿乡建立了抗旱应急先锋队和“三包”责任制。应急先锋队是在全乡范围内组建多个抗旱行动队，由党委副书记任队长，各村委会支书、主任、副主任、小组长等担任成员，而“三包”（即包村、包组和包户）责任制则是针对村委会、小组和特困户而设立的抗旱包水负责人，全乡有7个包村负责人，56个包组负责人和93个包户负责人，被包特困户132户。“三包”责任制的火键是包户责任人，他们要为特困户送水，保证特困户有水喝。　　“三包”制度被贯彻到各个村委会。笔者在姜驿乡调查时多次看到，白果村委会的李支书（一个60多岁的傈僳族老人），戴着草帽，扛着一壶饮用水，赶着2匹骡子从5公里之外的马腊村给白果中村的贫困户送水。李支书这样讲述了他执行“三包”责任制的情况：　　我每个月都要给白果中村的两家贫困户送一次水，这是“三包”责任制中的任务，我承包了这两个贫困家庭的供水任务。我的骡子每匹可以驮2桶水，2匹骡子驮4桶水。每只桶装水25公斤，4只桶共100公斤，分别供给两个家庭，一家是残疾人，一家是贫困户。我有时候骑摩托车送水，有时候用骡子驮水。但是，用骡子驮水的时候并不多，因为用骡子送水来回需要4个多小时，而摩托车则只需要1个多小时。　　抗旱先锋队和“三包”责任制的接受者都是一些贫困者。对于很多贫困者来说，一个“三包”责任人送来的水是不够的。“三包”责任人同时在给多家贫困户送水，而贫困户也在接受多个“三包”责任人送来的水。李支书的“受包者”叫普正秀，她这样对笔者说：　　我丈夫已经瘫痪8年，两个女儿已出嫁。家里只有我和老倌，我们没有骡子，水是李支书送来的，村里另一个老党员和我家的邻居也会给我们送水。他们送来的水不够用，我自己就去背水。我家有一头猪，10多只羊。我早上做家务活，下午去放羊，中午和晚上要照顾老倌，他不会下床，吃饭都要喂，生活很苦。　　村民说普正秀的情况与守寡差不多，但比守寡还辛苦，因为丈夫瘫痪，她要承担起家里的所有事务。普正秀被列为抗旱先锋队和“三包”责任人的帮助对象。像她这样的困难人家，全乡有132户，由村支书、主任、村干部、小组长、副组长或者村委会委员负责供水。　　帮助弱势群体也在村中进行。白果村委会白果中村在此方面做得很突出。据调查，白果中村存在着群体脆弱性的特点：首先是寡妇多，据村民讲，白果中村被认为是典型的寡妇村，村中妇女丈夫死后就不再婚，30岁—50岁之间的寡妇有20多人，如果加上50岁以上的守寡者，寡妇就有30多人，她们是村中的困难群体之一；其次，村中有很多留守儿童，白果村委会没有小学，必须到7公里外的另一个村上学，接送孩子成为妇女的任务；再次，白果中村有很多老弱病残者，数量超过25人，有的老人在家中没有人照顾，所以，关照老人的日常用水和健康也成为妇女的任务。克服这些困难得益于傈僳族良好的互助传统。傈僳族婚姻自由，村民普继凤自由恋爱结婚，她的丈夫在元谋县城打工，农忙时回来帮忙。普继凤的妈妈和姑姑都是寡妇，家中全部是妇女。她们不仅做完所有的劳动，还经常帮助村中的其他妇女、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普继凤不仅要负责一个残疾人的生活用水，帮助他家种地，还要到各自然村寨给村民看病，进行水源点消毒，照顾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她说，前段时间有一个老人好几天都没有出门，她去敲门也没有回应，后来从房子上进入老人家中，发现老人已经生病好几天了，她立即打电话把老人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叫回来，才避免了不幸的发生。傈僳族妇女的互助方式有的是集体行动，有的属于个人行为，但它却是战胜干旱灾害的重要保证。　　（五）提前春耕备耕，调整种植结构　　在傈僳族社区干旱灾害的回应方式中，有一项是提前进行春耕备耕工作。姜驿乡的春耕备耕情况因不同民族而不尽一致。傈僳族村寨基本上不种烤烟和水稻，他们主要种玉米、红薯、花生、高梁等粮食作物；而汉族和彝族村寨则种植烤烟和水稻，同时种植玉米、红薯等作物。春耕备耕工作包括几个方面：先将旱地犁起来，为进一步备耕做准备。再按照玉米种植计划，打好玉米塘，为播种做好准备。玉米塘打好之后不能立即下种的原因是土壤太干，玉米种子种下之后不会发芽。接着则是将农家肥驮到田地中，等待雨水的到来，只要雨季一到，人们会立即播下种子，施上肥料。然后就是种植水稻的村寨要千方百计寻找保苗水。姜驿乡有一些苦水水源，虽然达不到饮用标准，但可以用来保苗，一旦发现苦水就设法引到田中保苗。而种植烤烟的村子，要提前打井备水，以便在节令到来时种植烤烟。上述工作在往年雨水好的时候都是同时进行的，但是，由于干旱之年雨水来得晚，人们必须将所有的春耕备耕工作提前，目的是在雨水到来的时候不浪费时间，保证将作物在节令期间种完。　　与此同时，村民们还根据干旱的情况调整种植结构。那些在干旱条件下不易成活的农作物种得少，而耐旱的作物种得多。在傈僳族的传统农作物中，高梁和白薯耐旱，所以，村民种植得较多；花生虽然不算耐旱，但种植的季节性不强，可以在其他作物种植完成之后，雨水到来之时下种。这些调整，都是针对干旱灾害进行的。　　（六）外出打工　　外出打工也是傈僳族社区回应干旱灾害的重要举措之一。打工者多为男性，他们认为干旱严重的乡村没有多少希望，而外出打工则可以获得经济收入。姜驿乡共有3840户14，335人，外出务工人员总数为948户3540人，占总户数的24.68%，占总人口的24.69%。其中，长期打工者为223户724人，占总户数的6%，占总人口的5%；季节性外出务工的有725户2816人，占总户数的19%，占总人口的20%。在白果中村，有45户93人外出务工，常年外出务工者7户20人，季节性外出务工者38户73人。季节性外出务工一般在农闲时期，但干旱的时候会明显增加。笔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村里静悄悄的，这是因为村中大多数男性都去打工了，剩下的人大都是妇女和老人。外出打工不是把困难丢给妇女，而是针对干旱而制定出来的保证经济收入的方法。由于3年连续干旱，很多人选择打工。村民们说，干旱太严重了，没有多少农活可做，即使种植也没有多少收入，不如外出打工。因此，外出打工成为男子们“干旱之年要增收”的首选方式。 　　（七）针对脆弱环境，申请生态移民　　傈僳族村民在脆弱性环境中回应干旱灾害的最终诉求是生态移民。在白果中村，附近方圆近10公里的土地上都没有植被，整座山都是光秃秃的，除了村子旁边的一小部分桉树之外，很少有其他树木。但是，这些桉树并没有什么好名声，它们的绰号是“吸水器”或者“抽水机”。村子后面的竹子全部被晒干了，半山腰地区还有一些晒干了的野草。村民往年这个时候都会到山上割草，用来喂养牛羊和骡子。村委会副主任李爱权指着光秃秃的大山说：　　这些地方曾经有过森林，我们小的时候还见过几棵松树，但现在一棵松树也没有了，山上的树林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消失了。早些年前，白果上村、白果中村和白果下村的人口加起来达700多人，人口的增加使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时候连草都是抢着割的，因为不抢着割的话，就被别人割完了。土地过分开荒到达了惊人的地步，那时候没有人去打工，所有的人都把希望放在旱地上，而旱地种植完全靠天完成，种得多收获却少，可以说是种了一皮坡，收获一箩锅。　　李爱权副主任的话说明了环境变得恶劣不是近几年形成的，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过度耕作使环境达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在大山上，笔者看到了曾经开垦种植过农作物的地方。如今这些土地已经没有人耕种了，因为人们都打工去了。土地虽然没有继续种植，但植被却无法恢复，山上长满了野草。　　白果中村村民认为，避免干旱灾害的最好方法是生态移民。他们认为这里环境特殊，生态脆弱，要求上级政府给予异地搬迁或者移民。白果中村不仅是干旱灾害的重灾区，还是泥石流灾害的危险地带。村寨后面是陡峭的大山，土质松软，又没有植被，山顶几乎是垂直的，到了半山地段才有种植作物和建盖房屋的可能。村子左边和后边有很多从高山上滚下来的大石头，说明村子曾多次发生过泥石流。如此的脆弱性环境表明，白果中村处在泥石流滑坡的极度危险地带。另外，白果中村还处在地震带上，2008年8月30日发生在四川省攀枝花的6.1级地震使姜驿乡受到了重大损失，白果中村震感强烈，导致山体滑坡和崩塌。在村委会副主任李爱权家中的房子上，安装着3个大喇叭。李爱权说，他家同时是泥石流灾害和地震灾害的监测点。村中的某个地方埋着地震和泥石流的监测器，将线连到李爱权家中的显示器上，并与3个大喇叭连接在一起，一旦出现地震和地质灾害状况，村民就可以从喇叭广播中得到信息。　　如果将白果中村的干旱、地震和地质灾害放在一起的话，可以发现，这个村一年四季都处在灾害风险中，三种风险相互交错，加上村中落后的经济和教育，使这个贫困的傈僳族村寨在防灾减灾上愈加困难。姜驿乡党委、政府在2012年3月16日的《抗旱工作汇报》中写道：“受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我乡在金沙江沿岸的6个村委会14个（太平上村、太平下村、以平、白果中村、白果上村、石榴地、马腊村、阿古组新村、阿古组老村、疙瘩、杆香、田房、大箐底、十格拉）村民小组共485户1772人的生产生活条件较为恶劣，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极易发生地质滑坡等重大自然灾害，且缺水较为严重，村民搬迁愿望强烈，这些村组近年来年轻人大部已长年外出务工，在家人员吃饭问题基本靠政府救助，恳请给予考虑对485户1772人进行异地搬迁。”可见，村民的生态移民要求得到了乡政府的支持。　　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无论是村民还是当地政府都认为，只有永久性搬迁才能解决该地区包括干旱在内的多种灾害风险并存的危机状况。　　三、傈僳族社区干旱灾害回应的人类学思考　　通过对傈僳族社区干旱灾害回应方式的人类学考察，笔者认为，其灾害回应方式对其他地区干旱灾害的抗击，对于灾害人类学的理论研究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一，以政府为主导是傈僳族社区回应干旱灾害的主要特点，也是云南民族地区在于旱灾害回应上的重要特色。尽管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等非洲国家的干旱灾害回应方式也都是建立在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上的，但很少能够看到国家的身影。在中国云南民族地区，抗击干旱灾害建立在政府、社会各界和当地群众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强大的政府力量是战胜干旱灾害的重要保证。从灾害发生之初，姜驿乡党委、政府就将抗旱救灾定为中心工作，并将抗旱救灾放在一个整体的系统之内，如通过媒体发布信息，制定各种抗灾措施等，体现出以政府为中心的抗灾特点。可以说，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是实现抗灾方式“长期短期相结合”，用水方式须有“轻重缓急”，以及受灾地区“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水喝”的必要条件。　　第二，傈僳族社区干旱灾害的回应方式是以水为中心进行的，换言之，水在干旱灾害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姜驿乡傈僳族地区，无论是寻找水源，制定供水节水措施，还是建立“三包”责任制，提前春耕备耕，申请生态移民等，都说明了水在干旱灾害中的重要意义，而回应和抗击干旱灾害就是应对生产生活中的水短缺问题。非洲干旱灾害的回应，主要围绕饥荒中的食品和牲畜进行，即食品和牲畜成为抗击干旱灾害的核心问题。在非洲，干旱和饥荒密不可分，两者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干旱是发展中国家发生饥荒的主要原因，而非洲抗击干旱灾害就有回应饥荒的性质，其核心问题是食品和牲畜，因为只有获得足够的食品，人们才能生存下去。食品的获得方式主要有三种，即牲畜产品、农业产品和外来援助。三种方式中又以牲畜产品最为重要，因为人们不仅可以直接从牲畜那里得到牛奶，购买粮食等日常用品的花费也主要是通过出售牲畜来实现。因此，干旱灾害的恢复过程也以牲畜数量的增加为标志。上述情况说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对于相同灾害的回应方式是不同的，但总的目标一致，即减少灾害对于当地社群的影响，并使他们的生产生活尽快得到恢复。　　第三，干旱灾害与妇女的关系在傈僳族地区十分突出。妇女是受干旱灾害影响最大的群体，但同时也是战胜干旱灾害的主力军。很多灾害研究者对灾区的社会性别等问题较为关注，所得到的结论也很多，观点主要包括：首先，妇女和低收入群体是被救助的主要对象，但往往受到不平等待遇，即使是那些专供妇女的救助物资有时也得不到保证；其次，少女出嫁时的彩礼会被当成灾后快速恢复的主要资源之一。例如，肯尼亚图卡纳地区干旱灾害最有效的恢复方式是女儿出嫁，因为该地区的聘礼是最高的，包括10—30头牛、10—30头骆驼和100—200头小牲畜，而一个家庭在干旱灾害中所受到的损失可能因为女儿的婚嫁而得到迅速恢复。就笔者上述的傈僳族地区的有关研究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的确，灾害对人类群体的影响是非均衡的，妇女、老人、儿童等在灾害中受到了更大的影响。但是，妇女们在干旱灾害中还承担起了主要的抗灾责任，可以说，她们既是是干旱灾害的主要受害者，也是抗灾工作的主要奉献者。白果中村有30多个寡妇，村中绝大部分的男子都外出打工，留在村中的人基本上是妇女和儿童。妇女们在背水驮水，春耕备耕，帮助老弱病残者，接送儿童上学等方面，克服了多种困难。另外，如前文所说，非洲干旱多伴随着一些次生灾害，包括动乱、饥荒、难民、疾病等，使妇女的受灾程度更加深重，这些情况在傈僳族地区并不存在。傈僳族妇女团结友爱，相互关心和帮助，这种建立在当地傈僳族传统文化之上的互助方式是战胜灾害的重要基础。　　第四，傈僳族社区对干旱灾害的回应方式始终与当地环境状况相联系。人类学家莫斯利（Michael E.Moseley）指出，如果一个健康的群体受到单一灾害或者单一疾病的影响，那么，该群体能够正常恢复。但是，如果一个健康的群体受到一个灾害冲击之后，又受到第二个、第三个灾害的影响，灾后恢复将变得非常困难，社会系统倒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莫斯利甚至将多种灾害影响的现象称为“交汇型巨灾”（convergent catastrophes）。姜驿乡傈僳族社区同时存在着干旱、地震和滑坡泥石流三种灾害风险。贫困的傈僳族群众明显处在脆弱的环境之中，处在“交汇型巨灾”的风险之中，加上相对落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条件，使他们在抗击干旱灾害中面临很多困难。学者们认为，居民的物质基础越雄厚、越多样性，则抵御干旱的能力越强，应对干旱时选择谋生方式的机会也就越多。越贫穷的地区，往往是干旱面前越脆弱的地区。③针对因当地环境脆弱性所呈现出的“交汇型巨灾”的特点，傈僳族村民和当地政府普遍认为，生态移民是其抗击灾害的最好诉求。傈僳族社区的环境脆弱性和干旱灾害的回应方式说明，抗击包括干旱在内的多种灾害危机的最好方式就是永久性搬迁。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姜驿乡的干旱灾害回应方式具有鲜明的社区和民族文化特点，这些特点是他们在长期的适应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人类学家德萨杂（Frances D’Souza）曾经指出，生活在灾害易发生地区的社会都有传统的应对灾害的方法，傈僳族社区对干旱灾害的回应就是这种传统方法的具体体现，其成功经验对于不同地区的干旱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灾害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也有启发作用。　　[责任编辑 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