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国学千秋大业守护文明一代宗师

　　7月17日上午,任继愈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是日,北京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降雨,乌云低垂,雨水淅沥。雨或滂沱,或细密,如泣如诉,仿佛天人感应,送任先生最后一程。 　　 　　“中哲西典,解佛喻老,覃思妙理一代宗师风范;金匮石渠,理册修书,继往存绝百世馆员楷模”“老子出关,哲人逝矣,蓬莱柱下五千精妙谁藏守;释迦涅�,宗师生焉,大藏大典四库文明有传人”“论衡三教,传承国学千秋业;出入百家,守护文明一代宗”……一副副挽联,与“任馆长走好”“任先生千古”“先生走好”“敬爱的任老我们怀念您”“沉痛悼念任继愈先生”等横幅,在风雨中相互呼应,寄托了亲朋好友和社会各界对任先生深切的怀念之情。 　　从上午8时30分开始,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国家图书馆员工代表、离退休干部代表、亲戚朋友、社会各界人士来送别任先生。前来送别的人,瞻仰到任继愈先生的遗体,想起大师生前的音容笑貌、高洁品行,有的人不禁失声恸哭,有的人眼含热泪,低声哽咽。 　　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来了。温家宝、李长春、王兆国、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蒋树声、马凯、陈奎元、孙家正、彭�云、罗豪才等同志冒雨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并向任先生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任先生盛年成名,他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奠基人,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人才难得”。晚年寂寞,1987～2005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至此,专心著述,几乎从主流媒体中消失。百年后享受国礼待遇,也算是盖棺定论,达到了一般文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任先生是寂寞和孤独的,与当今的“准大师”于丹、“大师”余秋雨自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与同一天辞世的另一位国学大师季羡林相比,也是冰火两重天。 　　他的著作和编撰书稿文字过10亿,如果以平均20万字一部计算,有5000～6000部之巨。在卷帙浩繁的学术长河中,他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事。他的弟子李申说,“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任老有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读点校,他从不做‘挂名主编’。” 　　1987年,他就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虽已过耄耋之年,依然不遗余力,老骥伏枥,为让尘封已久的古代文献焕发出新的神采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主持下,总字数过1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10余年完成了107卷;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也已影印出版;他主持的《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等工具书填补了新中国宗教研究的空白;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仿真影印了500多种珍稀善本;7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也已走过了10余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作也顺利开展…… 　　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任先生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一生恪守“三不原则”:不做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 　　他说,“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 　　在时下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出书速度快得惊人。一月一部长篇,一年一本文集,稍有名气的作者,选集、文集、全集满天飞,图书完全沦为商品,不再神圣,无需传承。任先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树立了一个标杆,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 　　 　　师从熊十力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县。他本名任又之,年轻时,因为被韩愈忠君爱国之情打动,故改名“继愈”。193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先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奉命迁到湖南长沙,半年后又奉命迁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大。时在北大哲学系读书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在这次历经60余天、1400多公里路的旅行中,他充分接触到了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拼死抗敌,此种精神使他深受震撼。中华民族在危难中不屈的精神从何处来?从那时开始,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追求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 　　西南联大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的研究方向也从西洋哲学转向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他还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潜斋”,意思是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坚信,这其中一定有他要找寻的答案。 　　1942～1964年,任继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任继愈与熊十力相处多年,相知甚深,对熊先生的情感也极切。他刚刚考入北大哲学系时,北大的老师们,只有熊十力是在家里讲课的。因为,熊先生受不了上课和下课时间的约束――“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 　　熊十力这种讲课方式由来已久。据任继愈回忆,熊先生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4个多月,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熊先生开的课是两个学分,也就是两节课。但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个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讲到高兴时,或者认为重要的地方,会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有一次和张东荪谈哲学,张在熊先生面前,也成了学生,一巴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抗战时,郑昕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听熊先生讲课,很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都早一点到场,找一个离老师远一点的位子坐下。听熊先生讲课,会深感到他是教书又教人,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往往大骂蒋介石东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熊先生不止传授知识,他那种不媚俗、疾恶如仇的品格,也感染了听讲的人。 　　任继愈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产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195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治学上,师生二人分道扬镳。为此,他专门给熊十力写了一封信说明,他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十力回了一封信,说任继愈“诚信不欺,有古人风”。以后,书信往来,就不再探讨学问了。可惜,两人的通信,大多毁于“文革”中。 　　任继愈始终记着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任继愈正是如此身体力行。 　　 　　获毛泽东赏识 　　 　　任继愈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这在学术界早已成为定论。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很多人都是当时入的党,任继愈是最年轻的一个。 　　任继愈盛年获毛泽东赏识,一举成名,在当时的学术界被传为佳话。 　　在毛泽东选集里有这样一段话:“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

　　据任继愈弟子李泽厚回忆,这是毛泽东说任继愈是“凤毛麟角”的由来。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时任北大哲学系副教授的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毛泽东就说任继愈的书(文章)他都看过,“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毛泽东复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因为毛泽东的口音浓重,重复了几遍,任继愈才听明白是说“福音书”,答曰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 　　毛泽东再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 　　“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 　　这次谈话给任继愈的人生带来了转机。 　　1963年冬天,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唯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 　　因为有了这个批示,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任继愈任该所所长。 　　任继愈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职期间,陆续创设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科学无神论、儒教等研究室,与北京大学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文革”结束后,他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也恢复了原有的建制,并先后成立了中国宗教学学会和中国无神论学会,他同时兼任两个学会的会长(理事长)。 　　任继愈先后主编了《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词典》《道藏提要》《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和包括《佛教史》《伊斯兰教史》《基督教史》等在内的宗教史丛书,宗教所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成为我国宗教学研究领域的基础性文献。他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国家图书馆馆长 　　 　　1987年起,71岁的任继愈出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至2005年辞去馆长一职,改任名誉馆长,成为迄今任职时间最长的馆长,长达18年。 　　现代学者梁启超、蔡元培、马叙伦、丁西林等文化大家都曾经当过图书馆馆长,应该说,任继愈是建国后最富盛名的一位馆长。 　　1987～1992年,他还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领导学会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号召全国图书馆界加强团结,转变观念,促进合作,注重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同时实现学会自身的进步。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图书馆任期最长的馆长,任继愈有遗憾,也有几多期许:“如果说任期内有什么遗憾,那就是过去受经济条件限制,很多事想做做不了。现在有钱了,能够更新硬件设备了,我们的人才又跟不上了。国图和其他图书馆不同,人们对它的要求很高。图书馆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它跟理发、餐饮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文化服务,而服务行业就要讲究一个服务质量的问题。比如说读者来借书,你告诉他,这本书没有。那没有就没有吧,这也没什么错。但是如果你能告诉他,这本书虽然没有,那本书也能够代替,这两种服务就不一样了,读者的收获也就不一样了。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还需要慢慢解决……” 　　他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期间,牢牢把握国家图书馆的办馆方针和发展方向,积极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基础业务工作和读者服务工作、国家图书馆新馆及数字图书馆建设、国内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文献保护与抢救等工作,使国家图书馆迈入了世界图书馆的先进行列,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任继愈先生还十分关心我国基层图书馆的建设和青年图书馆员的成长,赢得了全国图书馆界同仁的敬仰和爱戴。 　　任继愈的办公室在国图老馆行政楼3层,约20平方米,近20年来摆设都不变。办公桌上堆着书和墨水瓶,没有电脑,书架立在身后。国图新馆落成后曾为他另设新办公室,他不同意。 　　及至去年发现患癌症后,年逾90的任继愈仍坚持每周一、四上午去上班。 　　任继愈与国家图书馆之间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一方面,国家图书馆庞大的文献资源是任继愈治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另一方面,任继愈国学大师的盛名和头衔,为国家图书馆作了很好的宣传,他甚至是中国图书馆界的形象代言人。 　　任继愈逝世后,图书馆界无比震惊,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图书馆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第一时间给国家图书馆发来唁电。其中,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的唁电比较有代表性: 　　国家图书馆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馆长,中国图书馆界失去了一位学贯中西高风亮节的楷模,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人。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全体同仁不胜悲痛之至。 　　任继愈先生的人品学识是图书馆界、学术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唯有勉尽天职,继承先生遗志,以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评价任继愈对图书馆界的贡献时说道:任继愈先生是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这面旗帜和国家图书馆的地位是相称的。把许多专家学者、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关心图书馆事业的人们吸引、聚集到这面旗帜下,大大提高了国家图书馆崇高的学术地位、文化形象。 　　诚如斯言! 　　 　　著书立说 文化传灯 　　 　　坐拥书城,传播知识和文明――任继愈视之为一位严肃的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实现了他的人生目标。 　　他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50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 　　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4卷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40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在学术界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无宗教”时,他提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他认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一理论的提出,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贡献,在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震动。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的理解和赞同。 　　为了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撰写出《从儒家到儒教》《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佛教向儒教靠拢》《重视儒教的研究》《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多篇重要文章,论述儒教的性质和教义、发生和发展,阐明儒教的神灵系统和组织结构,完成了“儒教是教说”的理论创造。 　　他还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他认为,图书不同于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阅读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中华大藏经》的编纂,以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对比参照,集9种佛教典籍于一身,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全书共107册,1.02亿字。《中华大藏经》获得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目前,《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编纂工作也已经启动,全书预计2.6亿字。

　　他主编了规模达150卷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如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50卷册即将告成,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他不仅担任《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还亲自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中华大典》是一部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其编纂工作已进行了20年。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说,“读任先生的著作,深刻感受他的眼界之宽,学问之通,毫不拘泥刻板。”张志清说,“我从四个方面受到他的教益:一是科学严谨的态度。他前后四次注译《老子》,根据研究成果调整观点,不怕改正错误。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他是北大第一个自觉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史的学者。三是辩证和实践的方法。任先生研究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关心国家教育、文化、民生发展,探索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四是扎根本土的研究特点。任先生在著作中多次提到,纯粹的学术研究是不存在的,中国人接受外来思想都是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的,学问一定要扎根本土。” 　　“儒者之风,道家之骨,从来学人本色;中华大典,佛教大藏,毕生文化传灯”――张志清拟挽联表达了对老馆长的深深怀念。 　　任继愈研究哲学史、宗教史,学问淹博通达。他认为,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一生努力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史的主流。他采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事研究,为中国哲学史、宗教史开辟了新路。 　　 　　桃李满天下 　　 　　任继愈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科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哲学、宗教学研究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像欧阳中石、李泽厚、白化文等等都是他的学生。 　　他在母校北大的一次演讲中说,导师最要紧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无私,这种无私很难。中学老师、小学老师对教的学生真是无私的。就算学生超过他,老师也高兴得不得了,这就是无私。大学里有些老师不是这样。他有些新的观念不说,发表之后才公布,才让人知道,这就是怕学生超过他自己。 　　任继愈在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期间,提出了研究所工作的8字方针:“积累资料,培养人才”。“文革”后研究所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共23人,挂在他名下的就有17个。 　　为培养人才,从他在北大的时候起,就经常资助那些困难的同学。著名学者李泽厚,至今还念念不忘先生资助他的那份情谊。 　　李泽厚家境极贫寒,在北大读书时,一个月有3块钱补助,他一块钱都舍不得用。任继愈知道后,就让李泽厚帮他誊抄稿子,每次给他5块或10块钱,到后来没稿子抄了,就直接给了几次钱。李泽厚身体不好,任继愈经常关心他的身体状况。 　　他关怀着自己的学生,甚至亲自为患病的学生家属寻找药方,还曾在电梯停运的情况下登上七八层高楼去探望。他关怀着青少年一代,不止一次向中小学捐献有关的书籍,参加有关的公益活动。 　　7月14日,著名学者、书法家、81岁高龄的欧阳中石老先生,来到国家图书馆任继愈吊唁大厅,为他敬爱敬重的老师送上最后一程。 　　任继愈是欧阳中石在北大求学时的恩师。欧阳先生心情沉痛地说,“早在半年前,我就知道他身体不好,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听到噩耗,我反复在问自己,这是事实吗?感到心情茫然,不敢接受这个事实。”“老师去了,文化重担就落在我们这些后学身上。对于治学,我如履薄冰,唯恐对不起老师,对不起下一代学生。” 　　在他眼中,任先生不仅仅是他50多年前的老师,一直到现在都是他的老师。任先生不仅学术造诣深厚,勤勉治学,还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老者。他不遗余力提携后学,关心学生们的生活细节问题,从点点滴滴渗透着一代宗师对晚辈的关心和爱护。 　　另一个弟子,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白化文教授用“整齐经史百家,权衡三教”和“总持国家大项目”来评价任继愈。“权衡三教在解放后只有任老做到了,像他的老师冯友兰先生也没有把三教联系在一起。此外,现在国家级的大项目,除了清史外,很多都是任老带头的。他并不只是挂个名,每个他参与的项目都具体指导。” 　　其他弟子像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李申、苏州大学教授潘桂明、浙江大学教授李明友等等都是著作等身。潘桂明去年完成《中国佛教思想史稿》,专家认为,该成果“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佛教思想通史著作,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研究空白”,“不仅是佛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成果,也为纠正学术界的浮躁风气,提供了学术典范”。该成果被评为2008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等级。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上编共107卷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续编计划有150余卷,还正在编撰中,而如今任继愈先生却先走了。“我们要完成先生的遗愿,把这部鸿篇巨制完成,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李明友如是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93岁属于高寿,真真正正属于白喜事。先生功德圆满,驾鹤西去,道德文章长留人间。泱泱华夏,后来者一定会继承先生的未竞事业。 　　先生当含笑于九泉。12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