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生活在鲁迅的影子之外

　　鲁迅，中国的文化巨人，有“民族魂”之誉，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诗句更是广为人知。然而，在儿子周海婴的心目中，父亲鲁迅并不“横眉冷对”，而是那么的慈爱。 　　周海婴面容清癯，两鬓微斑，颧骨凸出，特别是那嫡传的“周氏”之眉浓且黑，颇有其父神韵。他一出生就注定要因为父亲而受人关注。然而，周海婴一直试图走出自己的路，不希望被父辈的光环照射，也从不向外人炫耀自己是谁的后代。他做着远离文学的工作，周海婴说：“别人就把我放在一个框框里，觉得周海婴就应该在某一个框框中生活。我们要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绩，去赢得社会的承认。” 　　如今，周海婴走了，带着“鲁迅之子”的标签走了。他的离去，让笔者忆起与他的数次近距离交流时，所感受到的那份儒雅、谦和、低调、真诚，温馨至今。 　　 　　一代文豪十分珍爱“上天赐予的礼物” 　　 　　1929年9月，周海婴出生于上海，这一年鲁迅48岁。鲁迅曾说：“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 　　周海婴说，自己的出生是一场意外。“母亲告诉我，当时他们觉得生存环境非常危险、恶劣，朝不保夕，有个孩子是拖累。但是后来他们避孕失败，我就意外降临了”。“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是30多岁了，算是高龄产妇，是顺产，不是剖腹产。但是我是被钳子夹出来的”。 　　周海婴回忆说，父亲有时也把他称为“小红象”。“现在咱们知道‘白象’是非常名贵的，非常稀有的，我母亲曾经爱称我父亲为‘白象’。那么既然是‘象’，‘象’的后代自然是‘小象’；那么小孩生下来皮肤很红，那么红皮肤的‘象’不是‘小红象’嘛，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爱称”。 　　鲁迅很喜欢这个儿子，他把周海婴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在往后的7年多时间里，鲁迅在自己的日记里、在和友人的通信里，常常事无巨细地提及自己的这个儿子。 　　鲁迅做事十分认真，书房总是整理得很整齐。可周海婴常常在书房玩耍，弄得乱七八糟，鲁迅也不生气，只待儿子出去了自己再收拾房间。根据周海婴回忆，他曾问过父亲：“爸爸能吃吗？”鲁迅当时的回答也童趣盎然：“按理说是可以的，但爸爸只有一个，吃了就没了，所以还是不要吃的好。” 　　在周海婴的印象中，父亲是个一直趴在书桌前写作的长者：“他早上醒得比较晚，因此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蹑手蹑脚的，大家都让我别吵爸爸。在濮存昕主演的电影《鲁迅》里，有一个镜头就是小海婴给鲁迅装烟，当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应该孝顺父亲，装支烟也是孝顺。” 　　也许，正因周海婴是意外出生的“多余人”，所以反而得到了加倍的父爱。周海婴童年时就患有哮喘病，最费鲁迅心神。鲁迅在日记中至少有上百次带儿子到医院就诊的记录。鲁迅曾笑言，扯大这个儿子，自己都要成“二十五孝”父亲了。 　　每当换季时节，周海婴的病发作尤为厉害，呼吸困难，彻夜难眠。学过医的鲁迅即便平日谨慎，一般不替人看病或开处方，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充当起家庭医生的角色。他为儿子设计了至少4种缓解病症的方法，每当周海婴发病时，便会亲自动手为儿子治疗。 　　周海婴记得，儿时他家住在上海大陆新村，楼下的房间用装有玻璃的门隔开。有一天，一个邻居小朋友来他家玩，不慎把周海婴关在里间。由于门太紧，周海婴一时打不开，他心里非常焦急，用力一掌推过去，打破了一块门玻璃，手也被碎玻璃划出一道口子，鲜血直流。周海婴一时慌了，在楼下放声大哭。正在楼上书房中写作的鲁迅听见哭声，三步并作两步奔下楼梯，马上用云南白药和纱布将周海婴手上的伤口包扎起来，并安慰周海婴说：“孩子别慌、别慌，过几天就好啦。”事后，鲁迅也没有责骂过周海婴，只是请师傅将门玻璃重新装好。 　　事后，鲁迅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件里也提及此事：“前天玻璃割破了手，鲜血淋漓……”信是1936年9月22日写的，“距父亲去世仅23天，有一张母亲和我在万国殡仪馆站在一起的照片，可以看到我右手腕包扎着纱布”。周海婴还记得，当年“父亲弯下身，细心地给我膝盖上出脓流血的伤口敷药的情景。每年闷热的夏天，晚饭后长着满身痱子的我，总可以跑到二楼，由父亲将痱子药水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这是我最快活的时刻，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有机会亲近父亲，心里感到无比温暖”。 　　鲁迅曾在1919年写下《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他在文中谈及对后代的教育：“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地）度日，合理的（地）做人。”10年后，周海婴的出现，让鲁迅真正地实践了“怎样做父亲”。 　　作为一个男孩，周海婴也偶然因顽皮挨打骂。“其实那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而已。”他这样回忆。在鲁迅给自己母亲的信中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又说，“有时是肯听话的，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周海婴回忆说：“我在家里，感觉父亲对我，跟普通家庭一样，而且更和蔼，没有大声喝斥，或者是训斥。当然也有他看我不乖的时候，拿一个纸卷起来，轻轻地在屁股上打打，这完全是一个威慑作用吧。” 　　“父亲从不逼我学这学那，让我自然成长。”周海婴说，“当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叔叔周建人曾送我两套《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丛书，父亲就把书放在我的专用书柜里，任由我读，他从不过问我读了哪些，或指定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 　　“我的父母从未要求我子承父业，只是在我快长大成人的时候，母亲才要我‘学一门本事，自食其力’。”相对于现在很多被父母强迫着学这学那的孩子，周海婴一直很庆幸也很感激父母给了他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虽然远未达到父亲的高度，但周海婴表示：“我尽自己的力量，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无愧于我父亲。” 　　 　　被贴上“鲁迅之子”标签的率性之人 　　 　　终其一生，周海婴都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常常被贴上“鲁迅之子”的标签。“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父亲一直在鞭策着我，也在给我压力”。 　　有人调侃，现在正处于一个“拼爹”的时代。与有些人公开叫嚣“我爸是某某”相比，周海婴一生更多的时候是想跳出鲁迅的圈子，自食其力，过一个平民化的生活。“你看，我60岁时还被人这样介绍――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儿子……每次我听了以后心里非常不舒服：没错，我是鲁迅的儿子，但不等于说没有我的工作、没有我的事业；我就是我，我就是周海婴”！ 　　身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坦言常年为声名所累。他接受采访时说：“我小时候，一直到中学，都尽量不用周海婴这个名字，用的是‘周渊’。因为觉得大家总是把我想成他们所希望的一个周海婴形象。在众人眼中，周海婴应该文笔很好，或者认为周海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受的。”做人难，做名人之子更难。从小到大，周海婴反对靠父母的余荫生活，虚度人生；强调靠自己的工作成绩，去赢得社会的承认。“当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时，我就想，要不是鲁迅的儿子就好了……”他不想因为自己而“连累父亲”，曾感叹“鲁迅的儿子不好当”，需要“经常戴着防毒面具”，甚至还要“戴着生化保护武器”！ 　　长期以来，鲁迅被塑造成横眉冷对的斗士，殊不知他是一位多性情的文学家。在孩提时代的周海婴眼里，父亲是爱开玩笑、非常幽默的。正如周海婴所称：“我问过我母亲、叔叔，甚至于和我父亲见过面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没有看见过我父亲生气的样子，更不要说什么拍案、横眉冷对。由于受当时的环境影响，父亲见的人比较少，所以大家都是从字里行间去推论他的性格。其实，现实中他如果和人家谈不拢，往往就不响了，不和别人多讲，最多到这一步为止。”

　　作为鲁迅的独子，周海婴7岁时就用稚嫩的笔为父亲书写了墓碑碑文，此后长达70余年中他被认为是“鲁迅精神的传播者”，做了不少纪念、研究鲁迅的工作。 2002年，周海婴和儿子周令飞投资创办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监制了电影《鲁迅》，筹划了40集电视剧《中国大文豪》，尽到了伟人后代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还曾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 　　“鲁迅是世界的，我希望大家研究他的思想、文学价值，更希望大家看到凡人鲁迅、生活中的鲁迅、完整的鲁迅。”周海婴曾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让被极“左”意识形态遮蔽和诠释了近60年的鲁迅和他的文化精神，得到“还原”和“解放”。“假如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要一直存在下去的话，就必须给青年人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从他的外貌和生活上进行还原”。可以说，周海婴为“鲁学”研究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把鲁迅从现代文坛之圣人的高位还原到现实中来。 　　周海婴很注意对鲁迅著作权、肖像权的保护。早在1986年，周海婴就因为日文版《鲁迅全集》的稿酬问题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打过官司。周海婴生前也多次对街头出现的“祥林嫂洗脚房”、“阿Q服装”等商铺感到心痛。他很反对将鲁迅笔下的文学形象商业化，曾多次为父亲打官司，维护父亲的形象。 　　周海婴平时与人相处耿直、率真，而且同父亲鲁迅一样，敢说真话，从不怕得罪人。周海婴的长子周令飞说：“父亲最值得人怀念的就是一生求真的精神，虽然他曾经有一度对顶着伟人之子的巨大头衔倍感压力，但他一生坚持处事认真，待人宽厚，真正做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有一年，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界别联组会议上，在几位委员相继发言后，周海婴开始发言。让大家惊诧的是，他诚恳地向在场的政协委员“检讨”：“有关部门花了很大力气反盗版，并且要大家提高觉悟，不要去买盗版书。但是我检讨一下，我也买盗版书。一本书五六块钱，想了解一下，就买一本翻翻，看完再当废纸卖掉。”周海婴质问：“书价为什么总是定得这么高？”而在一次鲁迅青少年文学奖的活动上，周海婴也毫无敷衍之辞，直言不讳地批评当下青少年写作真心话太少，“假、大、空太多，匠气太重”。 　　 　　老“火腿”不老的真情故事 　　 　　鲁迅离世时，周海婴年仅7岁，鲁迅留下的遗嘱中叮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周海婴尊重父亲遗愿，报考南洋无线电夜校，最终成为一名跟文学不搭界的无线电专家，用他的话说，这是“靠自己的努力穿衣吃饭，既没给父亲丢脸，也没硬要去沾他老人家的光”。 　　抗战胜利之后，周海婴在家中搞过收发报试验。他后来回忆说：“为了提高发射效果，我买了两支长毛竹，从自己的屋顶向北边邻居的屋顶架起一根天线，它横跨东西向弄堂，支在28号朋友的屋顶上。这支天线称为‘齐柏林’式，中心下降两条并行的馈线，每隔一段有小竹棍支撑着，远看像杂技高空飞人的梯子，十分耀眼。”结果，周海婴的兴趣之举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三天两头来到周家监看，在他家附近游荡的特务更不在少数。 　　出于保护鲁迅后代安全考虑，中共上海秘密组织决定把周海婴送去香港读书，他便随母亲许广平赴港，就读于培侨中学。 　　到了香港，在当时的形势下，许广平一方面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另一方面还要参与新政协的筹建。不久，为响应中共关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倡议，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以及在欧美诸国的知名人士都纷纷前往解放区，参与新政协的筹建。 　　1948年11月底，周海婴跟着母亲乘坐悬挂有葡萄牙国旗的“华中轮”离港北上。同船的还有郭沫若、马叙伦、陈其尤、沙千里、许宝驹、侯外庐、翦伯赞、冯裕芳等知名人士。12月3日一早，船在安东（今丹东）附近抛锚下人，一行人员改乘小船上岸。中共中央东北局派负责人前往迎接，并将他们护送到哈尔滨。正在这时候，得知沈阳已解放，于是大家又改乘火车抵达沈阳。 　　解放区的一切，特别是新政协组建前的环境以及人与事，都令青年周海婴感到振奋与新奇。周海婴曾回忆说：“按照上面的意思，这一大批民主人士，原打算请他们到哈尔滨住上一阵，待平津解放，大军渡江后再图南下。可是形势发展很快，只不过两个月时间，解放战争已势如破竹，四平一战，又解放了长春，平津已是指日可得，也许开春便可以去北平……” 　　1949年2月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2月25日，民主人士乘的专列抵达北平。“列车将要抵达前门车站时，只见铁路两旁的屋顶，每隔10米都有持枪战士守卫，可见安全保卫工作之严密。进站后，大家被直接送到北京饭店，也就是现在夹在新造的北京饭店中间的老楼。母亲和我被安排住在3楼。几天后，叔叔周建人全家也到了北平，与我们住在一起”。 　　“母亲被选为全国妇联筹委会常委，3月24日代表国统区任正团长，参加第一届全国妇联代表大会，任主席团成员。后被选为妇联执行委员。到9月又参加了政协会议，任政协委员。10月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从此定居北京。我呢，只在北京饭店住了几天，就到河北正定去，进了当时为革命青年开办的华北大学，编入政训第31班，参加为期3个多月的学习。我全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在华北大学政训班学习结束后，周海婴又进入辅仁大学社会系就读。后来，党和政府考虑他从小喜欢无线电，又把他送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就读，毕业之后安排留校。 　　生活在鲁迅光环下的周海婴一直牢记着父母的教诲，从不沾父母亲的光，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在社会上立足。1956年，他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后，正赶上我国搞核武器研制，他便被分配到北大核物理系，从事筹建实验室工作。1960年以后，他又到国家广电总局技术部搞无线电规划工作，曾担任过原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直至1994年离休。他还是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至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提建议，特别是在《著作权法》和反盗版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明确意见，在参政议政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周海婴从事无线电事业长达55年，曾出版过《电子爱好者的金桥――业余无线电通信》。他曾长期兼任中国电子学会科普部副主任，为培养后备人才，他与多位科技界人大代表联名提案，使得中国内地个人业余电台在1992年12月22日重新开放。周海婴是国内首批注册的22名老“火腿（对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称号）之一，呼号为BA1CY，频率是14.180MC。 　　如今，再也听不到周海婴的声音了，按照惯例，一个无线电呼号停止使用5年后，将被重新分配给他人。周海婴作为“火腿”名人，他的呼号BA1CY将被永久保存，以作为对他的纪念。 　　 　　永远的镜匣人生 　　 　　周海婴一出生仿佛就注定要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第100天，小海婴就被鲁迅抱到上海的照相馆拍了照片。“1936年秋末，父亲过世之后，悲痛的母亲健康状况很不好，于是一位蔡姓阿姨建议母亲去杭州异地休养，她认为至少有助于减轻失去亲人的哀伤。母亲自然不能丢下方才8岁的我，让我随去做‘跟屁虫’。蔡阿姨有一支黑色小型相机，不时地拍些风景。很快她看出了我对相机的好奇，经不起我左缠右磨，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这一年算是我摄影的开端。”周海婴回忆说那只照相机是德国蔡司厂的康太时Contax。 　　“1943年的一天，母亲有一位比较富裕的朋友借给我一只小方木匣镜箱，由此我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1944年，我把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合在一起，走进曾在橱窗前流连‘观察’了多少次的二手相机店。那些德国高档机种是初学者不可企及的，有几只日本产仿制品，羞涩的口袋尚能承当，记得它是一只最便宜的翻盖皮腔式相机，日本f4.5镜头，康搬快门1-1/200秒，使用127底片，拍16张。我用过几个月之后，为了缴无线电夜校的学费，只好把它卖掉……”1948年11月在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前，由于气候的因素，周海婴曾和母亲商量购置冬衣的事，最终决定去价格低廉的旧货市场购买二手衣服。就这样，周海婴省下了800多块港币。于是，酷爱摄影的他马上货比三家，买下一台低价的“禄莱”Rolleiflex相机，又买了20多个胶卷。周海婴说：“我很感谢母亲支持我的兴趣，宁可穿旧衣服也要满足我的心愿。”

　　为了安全，这次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是完全保密的，没有摄影记者跟随报道。周海婴在路上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无疑弥补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影像空缺。其中有一张《民主人士讨论新政府的召开》，反映是在沈阳市的铁路宾馆大会议室内民主党派讨论学习的会场情况，“冬季下午室内光线不足，勉强用慢速拍了两帧，虽然清晰度差，又非广角镜头，能够留下这历史的瞬间，于国于民我心足矣”！ 　　周海婴一辈子酷爱摄影，共拍摄2万余张照片。他把镜头对准社会底层的劳苦平民，尤以反映上海难民、上海“二六”轰炸、民主人士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园生活等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和北京的社会生活、市井风貌的系列照片弥足珍贵，记录下的茅盾、巴金、萧军、季羡林等著名作家学者的图像都已成为珍贵史料。他在回忆拍摄“二六”轰炸情形时说：“1949年初夏，我从华北大学短期学习结束，廖承志建议我们几个‘孩子’，各自补习所缺的高中文化课程后，第二年去苏联求学。这样，我返回上海旧址霞飞坊寻师回炉。不久，抗美援朝开始，我在三楼阳台听到飞机投弹轰炸声，看到窜天的浓烟，这便是‘二六’轰炸上海卢湾区。冲天黑烟被我拍了下来。隔天，我又和表兄马永庆赶去现场拍摄残存废墟，进入现场时，我们被警卫所阻，亏得那时候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自己印了名片，叫作‘海马摄影社’，凭这枚小片子，才得到许可进入警卫圈内。进去后我拍到了一批炸毁的废墟，还有伤亡家属悲痛欲绝的镜头。” 　　老年的周海婴虽然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到处去拍照了，但摄影依然是他的最大爱好。数码时代来临，摄影技术发生革命，他也努力地跟随时代，平时用数码相机拍照。他总是称自己是“准摄影家”。 　　 　　2011年4月7日凌晨5时36分，周海婴在北京医院走完了81岁的人生旅程。周海婴的长子周令飞说，父亲的遗嘱共有6条，第一就是希望作为鲁迅的后代，要承担起弘扬其思想、传播其精神的使命和责任；第二是办好鲁迅文化中心，将来成立鲁迅基金会。 　　在周海婴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头枕鲜花，身覆党旗。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他作最后的告别。与大多数告别仪式不同的是，礼堂内回响的不是凄婉的哀乐，而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是周海婴生前最喜欢的音乐。 　　7岁时父亲去世，81岁时终于与父亲天堂相见。儒雅、温和的周海婴追随伟大的父亲去了，他之所以被人记忆并不因为他的伟大，而是因为他的平凡！ 　　（责任编辑：徐 嘉）